一　学科发展概况

西方哲学史研究属于哲学(一级学科)外国哲学(二级学科)的一部分。总体来看，2010—2012年本学科发展态势良好，学术质量稳步提升，呈现不断进步的趋向。

1978年以来，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西方哲学曾经非常热闹，一方面，在多年封闭后大家急于了解国际研究动向，赶上世界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学术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曾经纠缠在一起，这妨碍了本学科的健康发展。9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逐步回归自己的学术定位，作为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它有自己的对象和规律，有自己的学术特点，它应该立足于西方哲学的全面研究。从中国文化全球化战略这个角度看，它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对西方文化和哲学，包括政治、社会、宗教和价值观诸领域的全面了解是不可能的。近二十年来，本学科一直在正常发展，学科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与国际研究水准接轨的同时，开始努力朝“中国问题和视野下的西方哲学研究”这个方向发展。这一特征在2010—2012年的发展中尤为明显。近三年本学科基本状况可概括如下:

1.学术开放，力争达到国际研究水平。因为西方哲学的特殊性，所以与外界进行交流决定着本学科的成败。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有了全方位的对外交流。我们能看到各种古典典籍文本，也能查到最新研究资料。我们不断有学生在海外读博士学位和进修，他们谙熟国际最新研究动态。我们与海外有较频繁的学术交流，我们人员出访，在国际会议发表论文，很多学术会议都有中国人参加;我们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来访，他们不再是一般介绍性地讲某个流派或人物，而是就某个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作报告并深入讨论;各大学也常举办一些国际学术会议。(我们慢慢从学生变成同行)交流方面的基本无障碍带来了学科水平的提高。

2.队伍基本稳定并逐步扩大，人员专业素质明显提高。本专业研究队伍在缓慢但不断稳定地扩大。各高校研究人员增加，表现在教育部重点高校基本都设有西方哲学研究室，地方高校都开设有西方哲学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也在增加一些这方面研究的专业人才，由于人事制度的改革，求职人数的增多，严格考试录用等，研究人员的专业水平也有提高。外语能力明显增强。

3.科研选题更加有学术价值，细化，学术成果不落俗套，年年有新意。从研究成果看，每年有几本有创新内容的专著问世，它们对整体研究有推动作用，起到本领域领军的作用。从数量看，各专业杂志发表的文章有明显增多，研究面拓宽，讨论问题细化与深化。尽可能填补国内的学术空白，是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前几年课题申报制度的推行，使科研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提升。

4.翻译作品更加严谨，质量提高。翻译工作是西方哲学研究的重头戏，自有西方哲学研究以来，就一直是研究与翻译并举，相互促进。尽管翻译成果在职称评定中不占太大分量，但大家对这件事一直是极为重视的，近年来有不少优秀作品问世:一是一些大师的经典作品全集正在出版中;二是旧有译本有令人不满意之处，于是开始被重新翻译;三是不断推出新译本，填补学术空白。

5.基本能跟踪国际最新研究动态，逐步做到与国际研究同步发展。随着现代互联网的普及，我们现在基本能及时跟踪国际哲坛研究动态，看到较新的研究资料和专业杂志，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会议，这有利于我们选择有学术价值的科研专题，在相同的平台上开展国际交流。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前沿动态

近三年来国内哲学界最重大的事情之一，应该是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海南省委省政府共同举办的“中国哲学论坛”，这是我国哲学界的第一次跨学科盛会，谢地坤作了“再论西学东渐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大会发言，肯定了西方哲学研究的成绩，概括了如下三个特点:第一，以中国人眼光看世界，也以世界的眼光研究西方哲学，为中西文化融会贯通和中国走向世界打基础;第二，西方哲学担当着与马克思主义沟通的任务;第三，西方哲学研究离不开对原著名著的汉译，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不可小觑。整个大会在“哲学创新与当代中国发展”的主题下，设有12个分议题。我们学科的议题是“理性、非理性、反理性——西方哲学的传统与现实”。这一议题反映了西方哲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点:一是传统的学术研究;二是寻求与现实性接轨。

概括来看，近年来西方哲学研究集中在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实践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方面。中世纪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哲学、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研究也有涉及。在一些传统课题继续受到重视的同时，大家都在努力发掘一些空白研究领域。

希腊哲学研究近年较热门，形成自己的研究圈。他们强调文本考证、概念释义与哲学义理梳理相结合的方法，先正文，再谈义，也就是说，要在文献可靠、理解准确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几次大的学术活动有: 2010年《希腊哲学史》第四卷举行首发式，值此这部耗时30年的大作品终于完成。2010年4月在哲学所召开“北京古希腊哲学论坛”第3次会议。在此基础上，201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和《世界哲学》编辑部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古希腊哲学研讨会”，正式代表42人，论文34篇，会议有四大主题:早期希腊研究，柏拉图研究，亚里士多德研究，晚期希腊研究。会议论文水准高，讨论规范严格。与之相配合，2011年《世界哲学》第2期推出“希腊哲学研究专号”，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产生一定学术影响。翻译方面，继王晓朝的《柏拉图全集》出版后，亚里士多德中文全集也在酝酿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有: 1.王晓朝、陈越晔等人对“地中海泛文化圈”的研究，这是要把希腊哲学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考察。2.聂明理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他在《存在与实体》一书中对亚氏的《形而上学》Z卷作了逐章解析，他坚持“实体是其所是”的论点，论证了“实体即个体”的观点。3.詹文杰对柏拉图晚期知识论的研究，他借《智者篇》分析“知识”与“信念”的问题。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一直是本专业的重头戏，其中尤以康德哲学研究热门，集中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天知识问题、直观与时空问题，《实践理性批判》中的绝对道德命令、责任、义务问题，《判断力批判》中的想象力、审美共通感、目的论问题，政治哲学中的正义与自由、世界公民、永久和平等问题。叶秀山多年做康德哲学研究，近年侧重康德的自由、目的论问题。王建军指出，想象力一直是康德哲学未解决的难题，在认识领域它代表认识在对象不在场时直观对象的能力;在审美领域，想象力代表审美的自由，能从直观的表象进展到概念的表象中;它虽然是自由的，但在道德实践领域必须接受理性法则的制约。2012年《世界哲学》第1、4期推出两次“康德哲学研究”专栏。

近年来，西方哲学研究努力跳出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等传统研究范围，积极参与国内目前热门的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跨学科的讨论，选择一些有现实性的课题。

政治哲学研究升温显示了哲学理论对现实的关切和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政治哲学领域，古希腊公民与民主政治、马基雅弗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的古典政治理论受到特别的重视，他们代表了民主政治、专制主义、自由主义、道德至上等不同的传统。由此，随着伯林、威廉姆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流行，对霍布斯和洛克政治理论的研究就很重要。

陈建洪《论霍布斯的恐怖概念》一文注重霍布斯赋予恐怖概念的生存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讨论了自然状态下的死亡恐惧和政治状态下对主权权利的恐惧。刘科的专著《霍布斯道德哲学中的权利》试图对其权利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康德正义论问题也被重新提出。在当代政治学中，何谓正义及如何实现正义是一个基本问题。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明确把康德实践哲学原理当作自己的理论来源之一，而当代康德主义对康德正义论则持批评态度。陈晓旭翻译发表了英国学者奥尼尔的文章《康德的正义与康德主义的正义》，认为当代康德主义使用了大量理性化假设，并且不能得到充分论证，所以他们改造康德正义论是不成功的，最好办法是回到康德。舒远招探讨了康德伦理学中的正义观，徐弢探讨了康德政治哲学中的正义观。

2012年《世界哲学》连续三期连载洛克《自然法论文集》译文，这是洛克生前未发表的手稿，250年无人问津，却是其政治哲学的思想源泉之一。近年被整理出版，现在首次介绍到中国。它对理解洛克政治观有所裨益。

2012年纪念卢梭诞辰300周年，中山大学和法、瑞使领馆联合召开“中国人的卢梭与法国人的卢梭”国际学术研讨会。卢梭的契约论和主权在民的思想一直为学界重视，他的道德、情感思想也得到充分讨论，大家力图避免将卢梭简单化。同年发表的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曾誉铭《哲学与政治之间:卢梭政治哲学研究》，梅谦立《卢梭和政治参与》，黄裕生《社会契约的公式与主权的限度——卢梭的主权理论》。

2012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与《世界哲学》编辑部共同举办了“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史”讨论会，与会者20余人，提交论文17篇。报告涉及从马基雅维利到黑格尔的近代主要政治哲学思想。

文化哲学热也吸引西方哲学的参与，它主要是从事文化哲学中基础理论的研究，实际是在过去实践哲学和美学研究的基础上，把过去较被忽视的宗教、文学、人类学、语言、各种社会思潮等东西都纳入哲学的考量中。因为西方哲学从来就不是就哲学讲哲学，而是与当时各种社会—文化思潮裹在一起，具有强烈的实践倾向。如黑龙江大学丁立群等人近年对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武汉大学赵林对欧洲近代历史尤其是加尔文教的研究，复旦大学佘碧平对赫尔德语言和历史思想的研究，武汉大学何卫平对20世纪初神学—解释学传统的研究等，都较有特色。

(二)理论热点与创新

近年来理论热点较分散，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引起轰动效应的争辩。学者们倾向于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就一些切实的问题展开讨论。比较有影响的有:

1.关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对“普遍性”的追求是哲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普遍性与特殊性始终是哲学的一对矛盾，它们的问题可上溯到古希腊的“混沌与秩序”、“共相与殊相”、“一与多”，在康德那里，普遍必然性是知识的唯一标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与统一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高峰。现代哲学更重特殊性和多元性，普遍性遭到排斥，同时普遍性问题从纯哲学的“共相”这个逻辑问题延伸到数学、道德、政治、文化等领域。今天，当中国“硬”实力得到迅猛发展，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冲突就凸显出来，因而如何看待“中国特色”就成为当前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哲学界主要从学理上讨论什么是普遍主义，普遍主义的类型与思想源流，如何为普遍主义辩护，相对主义是否具有合理性等问题。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不约而同地召开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讨论会。倪梁康认为，追求普遍性不等于一定要成为“普遍主义”。在现象学中，主体通过各种“直观”认识到普遍性。陈嘉映从语言分析角度，提出“理性的普遍性”和“经验的普遍性”，前者指数学领域的真理，后者指道德政治领域，它与相对主义、经验更相关。《世界哲学》刊发意大利学者费雷拉文章:第一，强调普遍主义在类型上的多样性，反对将其还原成为以数学、逻辑或自然科学模式的普遍主义;第二，强调典范或者范例在解决普遍主义困局时的重要性，要“共通”而非“共同”。类似我们中国人说，“君子和而不同”。

本讨论源起2007年5月《学术月刊》曾发表赵敦华和上海童世骏的文章，就为“普遍主义辩护”展开争鸣。

2.being，“存在”还是“是”

Being如何翻译由王太庆先生在1993年提出，2002年出版《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一书，上下两册，收有国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文章共50多篇，足见它是当时的焦点问题之一。201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BEING问题研讨会”，就王路的新书《读不懂的西方哲学》中关于“是”或“存在”如何翻译的老问题再次展开争鸣，有30多位学者与会。《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为此专门刊发一组文章，介绍相关各方的最新观点。王路坚持“being”只能译为“是”，赵敦华认为，它的哲学意义要看具体语境，“是”、“在”、“有”三种译法各有其合理性，这种观点比较受大家认可。宋继杰认为，“翻译”本身就是哲学问题，两种语言间完全、彻底地翻译是不可能的。这里应该注意两点:一是西方人如何理解“being”一词;二是中国人如何翻译西语的“being”。一般认为，除非有更新的资料或更宽阔的视野，否则在这一问题上如果大家坚持己见，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也许哲学发展的动因就在意见不一致。

3.康德与形而上学

2010年借《康德全集》(9卷本)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研讨会。2011年前后，不同杂志刊发一些文章，讨论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这也是西方哲学研究的经典话题之一。叶秀山认为，过去总说康德引起了古典哲学中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倾向向认识论的转向，他的“批判哲学”与“形而上学”针锋相对，但就康德著作本身看，此说法值得怀疑。“纯批”第1版到第2版之间的几年，康德工作一直集中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他的“批判哲学”或许要在“哲学”方面改造“形而上学”，使之成为“科学”。张志伟提出，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包含着“本体论”和“超越论”两个方面，本体论关乎世界的逻辑结构，超越论关乎世界的终极原因和存在根据。但在康德之前，这两者都和认识论问题纠缠在一起。康德的工作就是区分两者，把本体论安置在合理位置，把超越论转移到伦理学领域，这就是“先验”与“超验”的区分。陈晓平认为，康德对先验范畴和先验理念做了严格区分，前者是知识层次的形而上学，后者是理性层次的形而上学。康德的自在之物、自由意志、灵魂和上帝这四个理念，每一个都对照一条范导原则。

(三)最新学术交流动态

西方哲学界最近几年的学术交流活动比较频繁，它在提高科研水平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表现为两方面:

第一，近年来创办了不少哲学专业杂志，如北京大学的《哲学门》，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办的《哲学分析》，还有老刊物湖北大学的《德国哲学》(近年更换主编)，等等，它们的学术专业水准在不断提高。其他一些地方理论刊物，如《浙江学刊》、《江苏社会科学》、《云南大学学报》、《黑龙江大学学报》等，都增加了刊发西方哲学研究文章的比重，它们刊登的有关论文不仅在数量上有显著增长，而且质量上也有明显提高，更加向国际学坛研究水平靠拢。专业哲学杂志的优势在于每期有一定篇幅可以集中讨论一个哲学重点或热点问题，从而推进研究。如《世界哲学》近年来坚持每期集中一个专题刊发专栏文章，较有影响的有“康德哲学研究”，“古希腊哲学研究”，“哲学与宗教”，“德国古典哲学”等，学术性很强。再如《哲学分析》(双月刊)自2010年创刊以来，以“哲学专题讨论”为专栏，刊登举办历届《哲学分析》论坛时的发言稿，为思想的直接交锋提供阵地。他们的特点是按专题而不是学科设专栏，“中西马”和其他学科共同就一个问题发言，许多西方哲学同仁都积极参与其中。本院宗教所2012年创办杂志《宗教与哲学》，游走在宗教、哲学、社会学之间，对西方哲学史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二，近年来各类学术会议的召开明显增多。有这样三个层次:

1.代表专业学术水平的全国大型会议每年召开，这是由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联合召开的，2010年会议议题为“面向实践的古今哲学:西方应用哲学”。2011年是“政治哲学”，2012年是“生活世界和政治哲学”。大型会议参加人数多，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较好的平台，一直深受欢迎。据观察，这类会议的学术水平逐年提高，国外研究动向和热点问题在此很快得到反应，学者们之间的思想交锋是比较不留情面的。

2.各机构借各类纪念活动召开小范围的学术会议。其特点是专题集中，会期短，层次高(多邀请一些国内外著名学者参加)，对某个专题的研究有推动作用，且产生一定学术影响。如2010年本院哲学所借所庆55周年举办的高级学术论坛，西哲方面由叶秀山作报告:《哲学的“同”与“异”》。201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借系庆100周年召开的会议研讨会，邀请一批著名学者来访，德国洪堡大学霍斯特曼作了题为《德国唯心论的哲学意义》的报告，力图揭示德国唯心主义在今天的意义和价值。英国斯特恩作了《确定即否定——从斯宾诺莎到黑格尔再到英国唯心主义者》的讲座。2010年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50周年也举行丰富的学术活动。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国际莱布尼茨学术研讨会”，2012年召开“启蒙的时代及其当代遗产”的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黑格尔和孔子”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举办“伽达默尔与解释学”的国际研讨会，这都是有一定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

3.专业方向相同或观点相近的学者自发召开的小型专题研讨会。这是纯专业的聚会，大家提供的基本是自己近期的研究成果，没有任何“面子”的东西。这方面较活跃的当推前面曾提及的一些中青年学者组织的希腊哲学研讨会，从2009年开始举办，以及2011年的“第一届古希腊哲学研讨会”，2010年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举办关于“普遍性”的讨论会，同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政治哲学论坛，议题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四)国内外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

此处介绍的前沿人物与作品限制在国内的出版物。海外动态请参考《中国哲学年鉴》，他们提供了一些海外哲学热点问题，鉴于国外哲学的多样化，几篇文章难于全面介绍国外热点，难免以偏概全，此处故放弃。

段德智:《莱布尼茨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段德智师从陈修斋，陈受贺麟影响研究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哲学。段在中世纪、近代哲学方面有独到研究。本书共六章，第一章从历史、生平角度展示莱布尼茨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第二章阐述莱布尼茨哲学的三原则:矛盾原则、充足理由原则、圆满性原则。第三、四、五章分别考察莱布尼茨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道德学。第六章从多元角度讨论了莱布尼茨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本书史料扎实，论述也较深刻，有自家之言，是目前一部较全面和深刻的关于莱布尼茨的专著，有学术参考价值。

詹文杰:《真假之辨——柏拉图〈智者〉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参考了国内外柏拉图研究的现有成果，把语文学研究和哲学义理分析结合起来，对柏拉图晚期重要作品《智者》篇进行了文本学分析，揭示了它深层所蕴含的哲学主题，并厘清了它的论证结构，认为该篇可看作一个整体，基本围绕“真”与“假”的划分这个主题展开。另外，作者提供了全新的《智者》汉译本作为该书附录，体现了研究与翻译互促的意图。

叶秀山:《启蒙与自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是叶秀山近60年研究康德哲学的论文集，按时间倒序排列。第一部分“康德哲学专论”，有论文15篇;第二部分“哲学史上的康德”，有论文9篇。该书主要围绕康德的“自由意志”、“启蒙”、“理性批判”、“判断力”、“目的论”等核心问题展开。与以往研究相比，最近的三个新观点在于:过去康德的一些短文不太受人重视，这次被放入其思想整体中加以考察，得到了更深入的解释;对康德第一批判中的“先验方法论”作了分析，凸显出康德哲学的重要特点。在分析康德第三批判的系列论文中，重在揭示康德哲学体系的结构问题。既注意文本原意，又不拘泥于文献，重视哲学史问题的融会贯通，侧重对古人思想作深度阐释，这是叶秀山一贯的研究特点。将不同时期论文结集出版，可以看到作者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吴天岳:《意愿与自由:奥古斯丁意愿概念的道德心理学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奥古斯丁对意愿与自由决断的反思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前此研究多讨论必然性与自由、恩典与自由意志、罪与自由选择等问题，本书则注重意愿概念的心理维度和伦理学后果。力图解释为什么是意愿而不是其他心理活动在奥古斯丁那里成为道德责任的根基。本书第一部分剖析意愿作为心理能力的特征与功能。第二部分论证意愿如何能成为道德能力并决定我们行为的自由、主体性和责任。

张荣:《自由心灵与时间:奥古斯丁心灵转向问题的文本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本文作者多年研究中世纪哲学，该书以奥古斯丁《论自由决断》和《忏悔录》(卷11)两文本为基础，以心灵转向为主题，集中分析他的自由之思与时间之问。本书上篇讨论“神正论”，重点是恶的起源、人的自由和上帝的正义问题。意志自由对于人的存在具有形而上的本源地位。下篇全面考察他的时间之问，“时间是心灵的伸展”这句话使奥古斯丁走向“存在论”之途，与现象学产生交集。

李守利:《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从友爱与正义这两个视点出发，以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为核心问题，分析诠释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民主社会的个人主义及其克服等问题。

吴增定:《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认为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批判神学家的偏见，清除通往哲学的主要障碍。《神学政治论》是批判宗教神学的迷信和蒙昧，《伦理学》是教导人如何在理性指导下认识神，获得真正的自由。

在译著方面也有一些优秀成果:

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九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翻译工程历时10年，以公认的康德“科学院版”为底本，包括康德生前公开发表的所有文献，全部直接从德文或拉丁文译出。译者对某些术语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梁志学主编:《黑格尔全集》第10卷《纽伦堡高级中学教程和讲话》，第17卷《讲演手稿Ⅰ1808—1816》，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这是本院重点课题《黑格尔全集》翻译的阶段性成果，其他作品将陆续问世。该译作翻译严谨，多次校稿，再加以学术注释，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薛华译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17年版、1827年版、1831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这是黑格尔生前亲自定稿和出版的四大著作之一，是他唯一出过三个版本的著作，以纲要形式全面阐发了他的思想体系。国内首次译出。

《托马斯·阿奎那全集》中译本已经完成大部分工作，由武汉大学段德智主持。

三　学科建设状况

本室的研究人员都熟悉外语，一直注意跟踪国际研究进展，所以他们的研究方向基本与国外接轨，选题注重科学性与学术价值。在国内，他们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在本领域的依然处在优势地位。至今，我们在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英国近代哲学、法国近现代哲学、德国哲学方面仍有较强影响力。但是，我们的研究范围在整个学科来看覆盖面较小，在专人、专题的细化研究方面缺乏优势。另外，由于年龄问题造成的人员缩减，过去各小学科结构合理、人才济济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

叶秀山:承担多个研究课题，近年研究康德形而上学问题、自由问题、目的论问题、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等，著述丰富，成果优秀，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是国内西方哲学研究领军人物。仅2012年就发表论文5篇，专著《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

周晓亮:多年从事英国哲学研究，包括苏格兰常识哲学尤其是休谟哲学，2012年发表专著《莫尔》，云南教育出版社。书末附有莫尔年谱。

张慎:多年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近年研究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解读，并校订了本院重点项目《黑格尔全集》“历史哲学讲演录”的大部分译稿，本卷将于2013年出版。2010年有论文“以黑格尔哲学为例看文本、翻译与研究”。

杨深:多年从事法国哲学研究，并参加院重点《西方文明史》项目的工作，一直在翻译怀特海的《过程哲学》。

王齐:多年从事基督教哲学、存在主义，尤其是克尔凯郭尔的研究，2010年出版《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目前正在从事丹麦文翻译《克尔凯郭尔全集》，第一卷已经出版。

刘素民:多年从事中世纪哲学研究，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神学思想，2012年发表论文《解读基督教“人是上帝的肖像”》。

詹文杰:近年集中研究柏拉图的知识论，翻译了柏拉图的《智者篇》，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2年在此基础上发表《真假之辨——柏拉图〈智者〉研究》。

本室准时和高质量完成了所交办的“领导干部理论读本”共10位大师的写作任务，受到好评。

四　学科发展前景

我们觉得本学科发展的不足之处有: 1.学术争鸣开展得不够，对明显的学术“伤”尚不能公开指出，不利于学术的提高与进步。2.中世纪哲学和晚期希腊哲学研究还留有一些学术空白。3.对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比如一些重要的文本考订成果没有及时注意并吸收到自己的研究中来。4.对一些重要哲学家还是介绍多，学理方面的深入评述不够，有分量的批判性意见比较少见。5.政治哲学研究过于热门，纯理论哲学方面的研究有所减弱。

北京大学赵敦华在2012年“北京论坛”的发言中认为，西方哲学要注重“文本”解读的作用，没有文本依据的空疏之论，既无助于经典的新生，也未促成文本的创新。在新旧学术断裂之际，回顾证实有据的经学传统，借鉴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建立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学术范式，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任务。

我们认为，在重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使西方哲学研究向深度(提高学术质量)和广度(扩大研究视野)发展，将是未来几年应该走的路。

具体来说，本学科发展应该向两个大方向努力: 1.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准。高质量是硬道理。2.扩大西方哲学的影响力。包括与中哲和马哲的对话，参与中国改革实践问题和社会发展相关问题的讨论等。

就我们研究室而言，我们今后的发展规划有: 1.尽快增加人员，增加新人，稳定研究队伍，完善学科。2.利用参加院创新工程的大好机会，抓紧时间，争取多出成果，保持学科领先地位。3.增加国际交流方面的活动，盯准国际哲坛发展动向，促进并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我们期待有更多优秀学术成果问世。

(哲学所　张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