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面对快速变革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全球范围内的广播电视业界和学界议题不断创新，中国广播电视学科在深化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本报告以2010—2012年为主要范围，关注国内外广播电视学科前沿动态，分析面临的理论和现实热点问题，同时总结本所广播电视学科的发展状况，对学科未来发展提出思考建议。

一 学科发展概况

（一）2010—2012年的广播电视学科设置总体描述

世界范围来看，当前广播电视专业及院系多分布在新闻、传播、人文、艺术、信息技术及媒介等学院中；广播电视学科研究与社会学、艺术学、文化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关系密切，注重将广播电视与其他媒体、其他学科整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形成了若干跨学科研究领域，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研究是这三年的主体研究领域；国内来看，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学科体系建设日臻完善，在覆盖全国高校的800多个新闻教学点中，其中有300多个专业与广播电视有关。有专业广播电视院校开设的广播电视学科，有综合性大学从文学、信息技术延伸而来的广播电视相关学科，有新闻传播专业下划分出的广播电视学科，也有农业、军事、体育、政法等各类专业院校与广播电视交叉出现的广电学科。2011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部，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十二五”战略规划研究报告课题组发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十二五”战略发展方向及目标》（以下简称《目标》），其中对广播电视学科的学科定位、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提出了深化要求。这三年间，中国的广播电视研究媒介融合环境下的广播电视转型和新媒体研究比重和议题深度显著提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目标》中对广播电视学的要求，“立足于原有学科基础及优势的基础上，根据环境的变动，加强新媒体研究和媒介融合研究，努力创建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新的大众传播理论体系”[※注]。此外，除了初步实现与国外广电研究基本同步以外，也逐渐形成以对本土广播电视实践的关注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研究体系。

（二）研究领域分布

当前广播电视研究主要分布在几个方面：一是广播电视的传播学研究。这类研究注重广播电视的传播者、传播媒介、接受者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研究课题涉及广播电视传播内容与方式、媒介特点、接受者的主动与被动、接受者文化与环境影响、受众的反馈等。研究视野覆盖广电传播全过程，运用行为主义、建构主义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重新反思、建立广播电视传播学研究方法。二是广播电视社会学研究。议题涉及广播电视与社会发展、儿童成长、女性发展、第三世界发展、全球化、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这类研究一方面借助社会实证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运用现代化理论，分析广播电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三是广播电视的文化研究。广播电视对传统的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等级、独立的民族文化界限等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跨文化传播、全球化与本土化等一系列理论都围绕着广播电视的传播而展开并得到深化。研究者运用多学科理论，通过文化研究、文本阐释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的方式，分析广播电视对文化的深刻影响。四是广播电视节目研究。既包括广播电视的语言、声音、摄像、叙事、音乐、剪辑、播出方式、策划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广播电视各类节目的传播形态、社会和文化影响研究。五是广播电视产业和规制研究。产业方面研究议题涉及宏观的产业政策、格局及发展等，以及微观的频道整合、品牌建构、营销等。规制方面涉及不同国别的法规研究。六是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研究，包括媒介融合、广播电视转型以及各类广播电视新媒体形态，在线广播电视内容及传播，社交媒体与广播电视的交互影响，新媒介环境下的媒介规制等研究。

二 学科前沿动态

2010—2012年度国外广播电视学科发展处于一个转型期，媒介融合视野下的广播电视及新媒体研究是其整体趋向，结合三年间A&HCI与SSCI收录的广播电视和传播学学术期刊中的主要相关论文和欧美图书市场的主要相关专著[※注]来看，欧美广播电视学科的前沿动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字时代的新闻学讨论和媒体创新实验室的尝试

如何适应数字时代的媒体和社会变革，是近年来广播电视学科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前沿议题主要涉及广播电视新闻业的变化与延续，包括在线新闻的发展、新闻形式的变化及发展前景，当代新闻产业中面临的问题，包括对于集体新闻学作为集体思考的理论及定性研究，突发重大事件的信息来源使用分析，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的关系，从书面伦理到实践伦理，等等，有研究者关注社会环境变化对新闻的影响，如有研究者对“9·11”之后的英美新闻学变化进行了观察和反思[※注]，亦有很多学者投入了新闻学未来的讨论，2010—2012年欧美新闻业界和学界举办了多次关于新闻学未来的论坛，从媒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跨媒体新闻、社交媒体新闻等视角进行探讨。《新闻学研究》在2010年第4期推出了以“新闻学未来”为主题的专辑，有研究者分析了转型中的跨媒体新闻场景，指出这是对新闻制作人的挑战[※注]。

在新闻学的大框架中，许多学者将新闻学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开放新闻学（Open Journalism），这一概念始于英国《卫报》，《卫报》是自2006年开始并在2012年全线实施的一系列全媒体新闻实验，2006年推出开放编辑，2009年开放新闻资料：成立数据商店和数据博客，2010年开放技术平台，2012年3月实行“开放周末”活动并以对格林经典童话《三只小猪》的当代视频演绎正式推出开放新闻学理念和实践[※注]，实验在业界和学界均引发巨大反响，南加州公共广播电台执行编辑、南加州大学安纳堡创新媒体实验室执行委员Melanie Sill 在2011年12月发文指出：新闻学，包括开放性新闻学首先应该关注新闻服务，以受众为最终服务目标，其次才是新闻平台和新闻产品[※注]，这种服务理念的结果是，如果新闻机构能够对所要报道的内容及如何报道这一内容、对于公众的问题和建议都无限开放的话，公众会因为媒体成为他们的利益代表者而增加对其的信任度。

不少学者认为开放新闻学是保持新闻业和新闻学价值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将为新闻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在新闻与媒体的实践和研究持续性发展框架中，呼应诸多学者提出的新闻教育改革要走多远？新闻教育如何改革才能跟上数字时代等发人深省的问题，近年开启的媒体创新实验室建设再次成为热点议题。如南加州大学安纳堡创新媒体实验室 、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文化创新系列实验室、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克朗凯特新闻学院开设的新媒体创新实验室等都已成为联系传媒学术界与业界的紧密纽带，引领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研究的前沿阵地。目前有些媒体实验室已经展现出这种合作的积极成果。

（二）融合媒介环境下的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研究

有针对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全景扫描，Michael J. Saylor分析了移动科技在各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声称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移动终端成为人类的附属品和现代生活的必需品，在个人化广播电视系统、即时娱乐、新闻筛选体系等方面均有论述，提出移动媒体潮是移动智慧带来的变革[※注]。有对不同领域和案例的细化研究，Maria Michalis以BBC的数字化发展为案例，详尽分析了数字媒体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注]，亦有研究者分析了好莱坞、电视和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变化。还有广播电视数字化转换、新媒体视音频及用户生产内容（UGC）研究。UGC领域是近年国外广播电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2012年主要期刊发表的50多篇UGC相关论文中，就有20余篇涉及视音频UGC，YouTube乃至中国的土豆和优酷都成为案例分析的对象，研究内容涵盖UGC使用技巧及公民新闻、参与式新闻、民主、娱乐、媒体多重性等多方面。此外还有新媒体环境下的广播电视法规研究，如Christian Potschka的《广播电视面向：英德传播法规研究》等。

（三）广播电视与政治传播研究

广播电视的政治传播研究本来就是欧美广播电视研究的重要传统之一，2010年的美国传播学年会上关于电视与政治传播的论题就有：政治电视反讽消费，《每日秀》和《科佩尔秀》分析，2008年明尼苏达州参议院选举中的娱乐与政治传播分析，深夜电视喜剧观看对政治谈话的影响，对《每日秀》的蔑视性幽默的内容分析，等等，加之2010—2012年各类选事不断，中期选举乃至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年，这期间政治传播相关的研究较为集中。学者关注信息源选择、内容设置、传播效果、媒体手段选择、民主与性别等多个领域，如Geri Alumit Zeldes等的《2008总统大选：广播网、有线电视和公共电视台在使用女性和非白人信息源的区别》（《大众传播与社会》2012年第4期）、E.Huls，J.Varwijk的《电视访谈中的政治偏见》（《话语与社会》2011年）、R. Lance Holbert的《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驱动下的有线电视新闻应用的区别》（《传播学研究》2012年第4期）等。Ivan B. Dylko等人着眼于YouTube在总统选举中如何过滤内容，将把相关理论延伸到解决专业媒体应用UGC可能产生的各种法律问题上[※注]。

（四）电视模式及全球传播研究

电视模式研究涉及产业、文化、内容、法律等多方面。英国伯恩茅斯大学从2008年开始了电视模式的专题研究项目，在其《电视模式开发》项目中从法律保护、市场开发、案例研究、广告应用等方面对电视模式进行了详尽探讨；该领域相关研究近年逐渐增多，有学者关注各国案例，如Doris Baltruschat的《真实电视模式：加拿大偶像案例研究》等，有学者关注产业研究，涉及英美的模式交易传统和全球媒体产业的发展等，如Jean K. Chalaby的《全球工业的源头：作为英美发明物的电视模式交易》（《媒体、文化和社会》2012年第1期）等。有学者关注特定领域的电视模式，如ML Carriger从历史视角关注真实电视[※注]。有学者关注名人在大型模式中的角色[※注]，Tasha Oren 于2012年编辑出版的专著《全球电视模式：理解跨国界的电视》则从产业、文本、对话系统等考察了全球电视模式。全球传播研究方面，在传媒帝国的关注之余，有学者也关注小国家的电视传播[※注]，进行不同国别的传播体系比较，还有研究者从电视批评角度关注类型融合，电视与认同，电视受众的变化，肥皂剧、经典小说的电视改编，黑色电影等全球电视议题[※注]。

其他前沿议题还有媒介转型和公众舆论，数字时代的议程设置、框架理论的建设性视角，跨文化传播中的全球化与广电媒介研究，透明化、媒介合并和媒介使用研究，公共广播电视体系、移动广播、广播电视与文化变迁，等等。

三 学科前沿动态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的哲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领域中，2010—2012年以“广播电视”为主题的各类文章有2700余篇，以“电视”为主题的各类文章高达1万余篇，而以“广播”为主题的各类文章也有4300余篇[※注]，而且文章数量上呈现出鲜明的逐年递增态势，在研究领域上也日益开阔，实证性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研究已被广泛采用，理论研究成果呈现出多样化态势。

从五个方面来看2010年以来广播电视学科的研究进展。

（一）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研究

广电“十二五”规划明确了传统电视媒体要向现代传媒转型发展，以融合为方向，统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发展。新技术环境中的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研究是2010—2012年度广电研究的核心领域，议题呈现出前沿化细分化特征。

1. 媒介融合及广播电视转型研究

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在中国始自近5年，初始集中于对国外新闻传播领域中媒介融合理论研究及实践的介绍和分析，对融合媒介环境的分析及对广播电视转型研究是2011年广播电视研究的焦点所在，如《知行并进的“媒介融合年”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1年第3期）、《中国媒介融合的问题及未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年第8期）、《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广播媒体战略转型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1年第5期）、《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的发展趋势》（《传媒 》2011年第6期）、《“三网融合”迷局与地方电视台的出路》（《南方电视学刊》 2011年第1期），等等，从多角度探讨广播电视的发展转型。2012年是三网融合试点工作的最后一年，研究者持续关注媒体产业格局的巨变。《数字时代的中国电视产业研究》、《全媒体时代广播电视面临的挑战》等著作从新媒体技术、全球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交叉视角分析了中国广播电视在新技术、全球化环境中的产业化发展问题。其他有对数字电视产业的观察，认为从“三网融合”到媒介融合，管理机制亟待创新[※注]，有对中国广电集团资本运作发展现状的回顾和分析[※注]，亦有论者提出“十二五”时期广播电视产业战略转型的方向是向融合化发展、全产业链竞争、国际化发展转型[※注]。有研究者从全国广播网、有线电视和地方电视三个层次分析当前美国电视竞争格局[※注]；广播电视本体研究方面，在媒介融合下广播电视的性质与内涵也在变化，此广播电视是否还是彼广播电视引发诸多讨论，有论者提出电视的未来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其发展取决于是否能深刻理解互动和参与[※注]。广播方面有对于全媒体环境下的广播发展及台网融合的研究等[※注]。

2. 3D电视研究

2012年元旦起中国首个3D电视试验频道播出，标志着中国电视紧跟世界发展潮流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0年SKY开通首个3D频道以来，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开播 了3D电视。对此，学界反应迅速，2012年6月底，中国传媒大学成立“立体影像研究中心”，并召开3D影像发展论坛，从立体影像发展趋势与未来演变到立体影像人才需求与专业培养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探讨。3D电视的相关论著堪称是2012年的一个新兴关注点，当年研究尚集中在技术及现有3D电视的国内外案例分析层面。有研究者关注全球3D电视的发展状况，认为3D电视在引领中国电视腾飞的同时也存在着技术和内容的双重问题[※注]，有研究者认为节目源不足是制约中国3D频道发展的重要原因[※注]。整体来看，3D电视 内容方面的研究亟待深化。

3.“社交电视”研究

社交电视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为技术和终端层面，意指兼备电视和社交功能的媒介终端，可以是电视亦可以是移动应用；二为传播和文化层面，意指社交媒体和电视的交互传播形态。运用多终端观看电视并进行多维互动正成为全球新态势，社交媒体应用也在不断开发中，2010年以来，陆续出现对于技术和终端层面的社交电视研究。2012年社交电视研究的数量虽不为多，但突破单一技术层面分析而进入初步传播文化分析阶段。有研究者将人们在观看电视时，同时使用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终端的行为，称为“双屏现象”[※注]，有论者认为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注重观众与观众以及电视内容间互动的“社交电视”，或许将是未来传统电视的转型方向[※注]，亦有论者提出中国社交电视发展有个性化不足，用户体验差；社交网络和电视没有形成足够的融合；盈利等问题[※注]。2012年社交媒体研究应该说只是个开端，未来在产业、传播和文化层面可开拓的空间还很大。

关注较深入的领域还有视听新媒体和融合文化研究，有研究者认为在欧美电视媒体兴起的跨媒体叙事的内容生产模式，正使传统电视媒体在数字化时代呈现出新的生机[※注]；还有新媒体环境下的互动研究，有研究者分析了新媒体语境下的广播传受互动理念[※注]，UGC网站的内容生产[※注]，电视节目的网络传播及评价[※注]，网络视频研究[※注]，等等。总体而言，对新媒体视音频及广播电视社交媒体发展的相关研究是广电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其研究深度和广度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广电研究的全球地位。

（二）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传播和消费研究

近年来新媒体形态不断涌现，内容生产和消费渠道急遽扩张，节目创新成为广电实践和研究的关注焦点。2010—2012年节目研究成果丰富，在保持了和媒体实践及民众紧密关联的同时也强化了学理性和前沿性，注重对传播形态与社会影响的多视阈跨学科观照。新闻、电视剧、纪录片和娱乐节目为三年间节目研究的重点所在。

1.广播电视新闻研究

2010年以来关于“新闻立台”的研究走向深化，如关于“新闻立台”的市场补偿机制的研究[※注]、电视新闻节目播出收视现状与“新闻立台”研究[※注]等，探讨了新闻立台的理论性和现实性；2012年上星综合频道的新闻竞争加剧，“新闻立台”的实践和研究走向深化，有研究者提出“2012重提新闻立台”[※注]，亦有研究者提出新闻本位、新闻立台观念一直主导着广播的发展[※注]。

对于新媒体环境下的广电新闻新发展，有研究者认为广播新闻秉承全新的发展理念，在历经语态、传播方式的革命后，微电台的加入迎来第三次革命[※注]。有文章把微博对电视新闻传播渠道和传播理念的创新凸显等几个方面列为电视新闻的重大变化[※注]。此外，如何增强广播电视舆论引导能力也是广播电视新闻研究的关注点[※注]，而对于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采制变革，有对电视新闻语态的追溯和分析[※注]，也有对电视新闻生产流程再造的方向和路径研究[※注]。

自21世纪初出现以来的民生新闻依然是中国电视新闻的主要传播形态和热门研究对象。经过十年发展民生新闻正处于转型期，2012年的民生新闻研究在论著数量上达到了一个新高点，内容大体指向三个层面：一是业务探讨，各地方台的民生节目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案例；二是历时总结梳理，该年度有数十篇文章从各角度梳理总结民生新闻的发展历程[※注]，亦有研究者从融合媒介视野关注民生新闻的未来发展[※注]；三是对转折期民生新闻的学理分析。其中被频频对照提及的一个西方新闻学概念为“公共新闻/公众新闻”（public news），有研究者将民生新闻发展分为社会新闻、生活服务类新闻和公共新闻三个阶段[※注]。有研究者再度比较了民生新闻和公众新闻，认为中国电视“民生新闻”与美国媒体的“公众新闻”具有某种表象联系，但两者有诸多不同之处[※注]。

2.电视剧 、娱乐节目、纪录片研究

无论播出量、收视率还是收益率，电视剧都是中国电视的主力军，电视剧研究也一直是节目研究的主体领域。在《现代传播》2012年发表论文中，关于广播电视研究的有59篇，而其中关于电视剧的研究有13篇，这还仅是该年度电视剧研究的冰山一角。就研究主题而言，有电视剧审美、创作、叙事、语言符号、意识形态和电视批评等领域的研究[※注]，也有年代剧、合拍剧、穿越剧、历史剧、青春剧等多视阈中的形态研究[※注]，还有电视剧批评及理论研究[※注]。2012年值得一提的是涌现了一批新媒介环境下的电视剧产业、传播接受研究[※注]。娱乐节目方面，2010年以来的娱乐节目研究是广播电视研究中最具争议的话题，及至2011年年底“限娱令”及插播广告的规制出台，再度引发了对电视娱乐化现象和娱乐传播的深化研究，在迅即关注规制效力，分析“限娱令”对泛娱乐化趋势的影响[※注]及政府规制边界[※注]，以及探讨电视娱乐的新媒体传播[※注]之余，研究者从公益、亚文化、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公共性等角度分析娱乐节目泛化现象及其影响，有文章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观照电视娱乐[※注]，有另辟蹊径探讨电视娱乐节目的对抗性，探析电视娱乐节目对收视目标人群抗逆力的影响[※注]，有研究者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探讨电视节目低俗化的诸多争议，多视角重审“低俗”并重新发掘电视传播场域中青少年受众的主体性[※注]。

纪录片也是中国电视研究的一个保留领域，长期保持了恒定的研究热度。2010年国家强调扶持纪录片发展，央视2011年初成立纪录片频道，不少电视台也开始重视纪录片制作，关于纪录片的学术论文出现近年来的一次爆发，如《中国电视》2011年第1期刊发了25篇、第2期刊发了14篇、第3期与第4期共刊发了70余篇、第5期刊发了35篇、第6期刊发了21篇、第7期刊发了22篇、第8期集中刊发了19篇纪录片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在讨论纪录片艺术和发展的基础上，注重突出主流纪录片的文化引领和传播价值。2012年5月《舌尖上的中国》的播出掀起了纪录片话题的社会热潮[※注]。在纪录片的制作、叙事及文化研究之余，该年度还聚焦纪录片的传播效果和运作模式[※注]、市场研究[※注]、新媒体传播研究[※注]等。专著方面，《电视娱乐：传播形态与社会影响研究》、《广播电视艺术学通论》、《海外华语电视研究》、《中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关系研究》、《21世纪中国电视文化建构》等诸著作，在深化广播电视传播形态、文化艺术研究同时，也开拓了广播电视研究的新领域。

（三）数字环境下的广播电视法规研究

2010—2012年广播电视法律规制研究在质和量上持续推进，社会责任、公共利益等概念被反复提及并在历时共时语境中加以解析。当年中德广播影视法治论坛的主题即为“法治环境下广播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包括广播电视媒体社会责任的定位及内涵、实施法律规制的主要原则和制度，公共服务方面的法律规范和从业人员的法定权利和义务等六个子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2012年第7期也开辟专题讨论广播影视法治议题。总体来看，广电法治研究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为对国内外既有广播电视法规及影响的分析；二为对数字时代媒体规制变化的前沿把握和思考。该年度的研究在延续了现实性的同时强化了学理性和国际视野。

数字时代的广播电视政策法规方面，有著作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新媒介环境下广播电视政策和管理方法的必要性、管理政策和方法的变化等[※注]，有从宏观层面分析数字化时代的广电媒体与法律规制[※注]。有研究者连续撰文探讨媒介融合时代传媒管制问题，认为在媒介融合时代，管制面临的挑战仍然是“公共利益”在新的形势下应该如何保障的问题[※注]。同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西方国家广播电视法的“公共利益”原则与中国传媒管控中的“两为”方针，认为差异体现在广播电视机构承担义务、权利关系和政治文化功能意涵等方面[※注]，其他还有对国外细分广播电视规制的分析和思考，如对英国庸俗节目内容的规制[※注]，法国视听传媒政策的变迁[※注]等，有研究者即从分析以德国和美国“广播电视自由”保障与限制的宪法经验出发，提出中国《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立法目的，并非基于广播电视机构节目制播权利的保障，而是以便于广播电视的行政管理为主要目标，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和播出进行规制与监管[※注]。较之往年的经验借鉴类论著，该年度的国际法规状况分析更为专业深入。

（四）广播电视全球传播研究

广播电视的全球传播经验研究、中国国际传播的路径效果与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研究是2010—2012年广播电视与全球传播研究比较集中的三个领域。

国外经验研究方面，多为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视听国际传播状况的解读，对海外媒体的新动态及成熟举措的介绍分析，以为中国媒体创新，争夺国际视频话语权助力。针对中国的视频发稿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有研究关注路透社的视频发稿业务，分析其采集方法、发稿系统和营销方式[※注]。也有以BBC环球公司为个案，从其国际电视发展战略来分析国际一流电视媒体的主要特征[※注]。有论者在对中美电视的比较研究提出，内容生产层面，美国电视处于“中年”危机，中国电视处于“青春期”危机；产业化程度，美国电视形成了高度成熟的市场运作规则，中国电视的产业化发展才刚起步[※注]。另有论著以美国之音国际广播2002—2008年的新闻和社论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美国之音塑造了何种美国形象以及如何塑造之，如何借助媒体的力量推行其“普世价值”及其深层的原因[※注]。

传播效果方面，2011年是中国实施文化产业“走出去工程”的第一个10年，有学者对中国10年影视的“走出去”工程进行反思[※注]。还有一些文章研究了国家形象传播中的策略问题，等等。针对央视国际频道的海外传播效果研究，有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CCTV—4在美国南加州收视情况[※注]；有研究者提出在美国电视市场中中国对外中文电视频道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部分频道市场竞争力较弱、整体频道构成同质化严重、港台地区电视频道优势明显，建议中国中文电视对外传播应从“宣传导向”转入“市场导向”[※注]。另有研究结合公共外交效用评估模式，评估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推出一年来的实际效用，认为未来中国在开展国家形象建构时应当注意主题、内容、体系等五个方面[※注]。

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建构方面，有研究者提出增强中国电视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注]，有研究者以本土化理论为依据，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海外传播格局，实现从“信号落地”向“影响力落地”的实质性转变[※注]。

（五）电视模式研究

电视模式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媒介和社会、文化现象，模式输出正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之一。在中国目前引发重大社会关注的节目，如《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等，基本为模式节目。作为电视模式研发和输出的主体，欧美相关研究正在推进中，而国内在此领域的研究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脉络。2005年有研究者率先提出了模式全球售卖是全球节目流通、娱乐产业发展的重要形式[※注]，其后数年间零星有文论及电视模式，伴随着2011年中国引进模式的数量的剧增，模式研究也迅速成为当年的热门领域。从数量来看，2012年的电视模式研究进入了一个爆发期，议题集中于业务探讨和法规研究两个层面。

模式引进和制作的业务探讨方面，如何本土化是焦点议题之一，有研究者认为“全球本地化”是将节目的共通价值元素，通过内容、节目参与者选择、后期制作、结构编排、受众参与等各个环节，进行本地适应性调适和再造，更有效地呈现出来[※注]。有观点认为“本土化”策略包括三个层面：直接引进节目运作形态，节目本质内核的吸收再创新，由引入电视节目促使本土电视节目的原始创新和扩展[※注]，有研究者梳理了近年来各大卫视模式引进路径和版权合作历程，探讨如何“引进”以及海外版权模式的“走进”策略，提出本土化角色制造的方法及必要性[※注]，亦有研究者认为本土化调整应顺应社会文化语境的要求，在形式创新、内容创新、价值观导向上作出积极的调整[※注]。其他还有一些对于模式节目在中国发展的文化和价值分析和反思等。

模式法规研究方面，模式保护一直是流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和难题，模式节目的版权纠纷也不断出现，且纠纷均未得到很好的解决。2012年模式版权研究以对欧美案例和法规的解读为主体，有研究者从源头出发，认为电视节目模式概念的界定在学术上呈现出了“框架说”和“元素说”的分野。把各国对电视节目模式的著作权保护分为直接保护模式和间接保护模式[※注]。有研究者比较并介绍了英美对电视节目模式保护的相关法规和案例，认为电视节目模式几乎都得不到版权法的保护，但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商标法获得保护[※注]。也有研究者将视野投向本土，以《我们约会吧》和《非诚勿扰》的版权纷争案为例，分析了电视节目模板受到版权法保护的可行性以及存在的问题[※注]。

应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还处于量的积累阶段。模式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深远，尤其是模式流通带来的产业繁荣、文化隐患和法律问题值得深思和进一步深入研究。

（六）广播电视公信力研究

对媒介公信力的探讨是近年来媒体研究的热点，媒介环境的变化，重大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的频发都对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公信力产生了影响。2010年有针对不同媒介的公信力调查，如新媒介的公信力考察[※注]，有研究者进行了概念辨析，认为中国的“媒介公信力”与“媒介可信度”概念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合[※注]。有研究采用CATI系统对京沪广居民有关甲型H1N1信息的媒介信任情况进行调查，发现中国媒介公信力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呈现一种“双峰”现象——要么信任官方媒体，要么什么都不信，中国城市居民对官方渠道的怀疑和信任已经构成一定的对等规模。而对于非官方渠道的信任比例很低，同时官方渠道的相对公信力在地域和人口特征上都存在差异。另外大众对传播信息源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官方媒介公信力[※注]。

此外，有研究从媒体属性、信息渠道和信息内容三个方面的媒体可信度情况，对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媒体公信力的受众认知进行分析和研究，勾勒出一幅当前中国广播电视受众对广播电视媒体公信力的认知图像。文中使用了“媒介可信度”作为受众认知广播电视媒体公信力的核心概念，将媒体可信度和媒介公信力的关系界定为：媒体可信度是媒体公信力的量化和具体表现，以媒体可信度调查数据统计结果作为评判媒体公信力的量化指标。提出了“硬可信度”、“软可信度”和“涉外可信度”的概念[※注]。另有研究者个人层面探析中国受众的媒介公信力评价，以及公信力评价对公民政治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比较媒介可信度与媒介表现这两个媒介公信力指标对四个因变量的预测效度。数据分析发现，电视仍然是公信力最高的媒介形式，互联网的可信度仅高于杂志，媒介公信力评价与社会问题感知、政治犬儒主义情绪、对新闻深度处理策略和个人意见表达均有显著关系，媒介表现评价对四个因变量的解释力度大于媒介可信度评价[※注]。

四 学科建设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广播电视学科，是中国社科院重点建设的学科之一，学科建设依托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研究室展开，现有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2人，同时邀请一些本领域专家作为学科建设的支持力量。本所广播电视学科具有研究历史久远、学科背景丰富、业界联系紧密、研究视野开阔等优势，在国内外同领域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本学科的研究人员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良好的外语能力，承担并参与了多个国家、院、所多级课题，广播电视学科研究取得相当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广播电视理论、电视批评、电视文化以及电视节目形态及社会影响研究，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等方面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

（一）2010年来的学科建设主要工作

1.搭建跨学科创新平台，合作共建“全球影视与文化软实力实验室”

2012年本学科贯彻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精神，把握学科前沿需求，主动搭建跨学科创新平台，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合作共建了“全球影视与文化软实力实验室”并推出实验室的官方微博，引领广播电视学研究。作为国内首个影视与文化软实力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打破学科壁垒，结合了本所在新闻传播、广播影视媒介研究方面的优势，与第二外国语大学在多语种和文化研究方面的长处，发挥合力，既是一个从事媒介与文化集成研究和创新实践的学术机构，同时，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建设和科研教学平台。11月16日召开了“全球影视与文化软实力实验室的揭牌暨研讨会”，来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各大媒体的专家学者共计5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后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30余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或转载相关内容。实验室的成立，将促进媒介、传播和文化研究的相互融合，扩大本所在学界和业界的影响力，打造本所本学科在本领域的领先地位，为影视的创新、科研与教学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2.积极展开国内外学术活动

三年间本学科研究人员主持及参与各类国内外学术活动40余次，如中国电视艺术创新年会，第十一届中国传播学大会，全球电视节目创新与运营管理论坛，2010年中国传播学论坛“全球传播，本土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96届美国传播学年会，影视与跨文化传播系列研讨，“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一届五次理事会暨2012中国新闻学学术年会”等，积极展开各类学术交流，努力扩大社科院新闻所广播电视学科的影响力，同时努力拓展国际学术交流空间，与美国普渡大学传播学院、韩国首尔大学持续进行学术交流。

3.扎实推进数据库建设

在既有学术资料和现代化研究手段的基础上，本学科进一步进行了学术数据库的前期资料收集和技术架构工作，并于2012年11月在新闻所召开数据库研讨会。目前技术平台已基本完成设计，力求追踪全球最新学术成果，从文本起步力求逐步扩展到视音频结合的本领域最具专业性的数据集成平台，以此弥补广播电视学科建设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欠缺。正在跟踪国内外广播影视发展及研究前沿动态，收集广播影视专业资料，现已搜集自2000年以来广播电视国内外发展及研究资料数万条，并对海外广播电视数据库进行相关比较研究。

4.围绕热点问题展开培训及研讨

学科研究人员积极参与中央及地方广播电视机构、新媒体的节目制作、评估、培训及研讨活动，如山东电视台全台培训，中央电视台全台培训，同时及时进行专业课题研究及课程讲解。

（二）2010年以来的主要科研项目和学术成果

2010年来，本年度各科研人员主持及参与的科研项目有10余项，现已完成院重点课题“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电视娱乐传播与社会影响研究”、“国际节目传播模式研究”，所课题“欧美受众研究范式转换研究”、“政治传播研究”等，院课题“融合媒介环境下的国际传播体系架构”、重点课题“电视与新媒体研究”、“亚洲电视模式影响”、“境外媒体在华新媒体布局”等项目正在进行中。

学术成果方面，三年间本学科出版专著4部：《电视知识分子研究》、《冷眼向洋看传媒》、《电视娱乐：传播形态及社会影响研究》、《全球电影产业与文化格局研究》。在国家核心期刊及其他报刊发表论文50余篇，如《媒介融合环境下欧美受众研究的范式转换》（殷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6期），《加强监管是上星综合频道健康发展的质量保证》（时统宇，《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年第3期），《电视产业结构亟需升级》（张建珍，《中国广播影视》2012年第7期）等，被广为转载引用，社会反响良好；论文《八卦新闻之流变及传播解析》2012年获首届新闻学青年学者学术成果奖。

五 学科发展的思考和规划

总体而言，2010—2012年度是广播电视学科的大发展时期，从全球来看，视野开阔创新程度高，就中国而言，整体研究成果数量可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为深化，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广播电视学科建设和研究与广播电视的媒体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未成正比，广播电视学科亟待形成规范的学科研究体系，理论研究与现实发展匹配层次有待进一步提升，广播电视研究及学科建设的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展。

广播电视学科建设不仅有学理价值，还有产业发展、文化软实力建构和国民基本素质教育的价值。因此，广播电视学科既要有学术责任，也有社会责任的承担。在新媒介环境下，广播电视学科的发展规划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其一，确立广义的广播电视研究领域，明确当代媒介环境下广播电视学科的任务和目标，在延续既有研究领域的同时保持开放视野，敏锐应对技术和社会大变革中的学科变革，在融合媒介研究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其二，注重广播电视学科的实践性，广播电视学科建设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也要以创新、实践精神，重视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唯其如此，学科建设才能走向前沿。中国广播电视学科未来发展需要立足中国媒体发展实践，研究中国媒体问题，为中国广播电视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引导，同时很多中国媒体问题的解决也具有世界性的样本意义；其三，推进产学研结合的实验室建设，加强国际合作。本所广播电视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强化全球影视与文化软实力实验室建设；其四，加强广播电视学科数据库建设，以数据库为平台追踪国际国内学科发展前沿动态，及时了解媒体行业发展情况，同时与国内外广电及媒体相关系所建立定期联系的制度，为广播电视学科的发展建立良好的大环境；其五，推进人才队伍的建设，一方面通过横向联合等方式多渠道为本学科会聚人才，另一方面提高现有研究队伍的素质，包括学术造诣、研究能力、思想学风等，力争通过重点课题和创新项目培养一批学科骨干人才。

（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殷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