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IP是52.23.219.12,欢迎访问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 !

当前位置: 首页 >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文献详情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二篇 专题论述
作 者
余振 周冰惠 谢旭斌 王梓楠
浏览次数
86
摘 要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成为全球遭遇贸易摩擦最严重的经济体,并且电子设备、机械与设备制造业等制造业部门是遭受反倾销措施的“重灾区”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便是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典型代表。因此,本文有必要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对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新局面进行全面分析,从而为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探索新思路。考虑到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中遭遇的贸易摩擦,本文意图研究全球价值链与反倾销等贸易摩擦措施的动态博弈过程,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分析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参与度的变化对其遭遇的反倾销调查频率和持续时间的影响。
关键词

贸易摩擦

全球

地位指数

反倾销调查

影响

美国

研究视角

贸易伙伴国

制造业

假说

贸易

注释
收藏

在线阅读

余振 周冰惠 谢旭斌 王梓楠 : 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

字体:

一 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以及中美经贸关系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2017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授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发起“301调查”,拉开了中美新一轮贸易摩擦的序幕。随后,中美贸易摩擦越演越烈,涉及面也越来越大。2018年6月15日,美国白宫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含重要工业技术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包含1102种商品的征税清单,其中包括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器人技术、工业设备、新材料和汽车等。中国方面立即做出回应,宣布对美国出口至中国的695项、价值约500亿美元商品加收关税,主要包括农产品、汽车、水产品、化工品、医疗设备、能源产品等。双方宣布的拟征税清单让人有一种“美国是农业国而中国是工业国”的感觉。很显然这个感觉与客观事实相去甚远,但也由此引出了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是否已经发生变化?中美贸易摩擦跟这个变化是否有关联?

事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迷,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原有的以“消费国—产国—资源国”为核心链条的全球贸易“大循环”变得愈发不可持续。在此背景下,一些处于全球价值链低中端的新兴经济体和企业,通过创新驱动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发展,推动整个全球价值链重构。以中国为例,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存在两种趋势,一是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二是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这些趋势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成为全球遭遇贸易摩擦最严重的经济体,并且电子设备、机械与设备制造业等制造业部门是遭受反倾销措施的“重灾区”。本轮中美贸易摩擦便是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典型代表。此外,近期WTO发布《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指出,有迹象显示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可能正在影响商业信心和投资决策。因此,本文有必要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对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新局面进行全面分析,从而为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探索新思路。

考虑到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中遭遇的贸易摩擦,本文意图研究全球价值链与反倾销等贸易摩擦措施的动态博弈过程,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分析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参与度的变化对其遭遇的反倾销调查频率和持续时间的影响,以此从新视角探索全球价值链与贸易摩擦的关系。

二 全球价值链重构对贸易摩擦影响的理论解释

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不仅包含该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不断攀升,而且包含该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不断加强,但两者会对贸易摩擦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前者将挤压他国利润空间引发摩擦;后者将提高他国对该国的依赖度,从而加快结束摩擦。本部分将建立三国模型对行业收益进行分解,从行业收益角度分析全球价值链重构对贸易摩擦的影响。

(一)基本假设

假定存在三个国家,包括主要分析国C、贸易伙伴国A与第三国O,每个制造业行业都存在其对应的上游行业与下游行业(以x行业为例,存在对应的上游行业w与下游行业s),对x行业的需求分为两部分——最终品和中间品。

在王直等(2015)出口增加值16项分解的基础上,依据Erbahar和Yuan(2017)对C国x行业的收益进行计算,结果如(1)式所示:

其中,ΠCX是C国x行业的收益,为C国国内下游s行业吸收后的产出出口到第三国的增加值,剩余项以此类推。

由于C国x行业产品作为中间品供给A国下游s行业的国内增加值等于A国下游s行业中间品投入中来自C国x行业中间品的国外增加值部分,因此,可以基于后向产业关联将C国x行业的收益进行分解,如(2)式所示:

其中,(为A国下游s行业生产中间品所需的投入中来自C国x行业的国外增加值,剩余项以此类推。

(二)全球价值链地位相对上升对贸易摩擦的“催化剂效应”

1.C国x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为分析C国x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假设A国与O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相对不变,C国x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意味着C国x行业每单位出口中包含的国内中间品间接增加值(DVAREX/E)的增长速度要快于每单位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FVA/E)的增长速度。如果C国x行业总出口增长为正,那么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最直观的影响是(将同比例上升。

2.A国x行业市场利益受损。由于下游s行业依据产出需求决定中间品投入,短期内A国下游s行业产出受C国x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影响较为有限,因此,假定A国s行业对x行业的中间品总需求保持不变。

当C国x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相对上升时,)的上升,将挤占A国x行业的中间品市场,对A国x行业中间品产生挤出效应。依据Erbahar和Yuan(2017)中间品投入需求公式,A国s行业对x行业中间品投入总需求的结构如(3)式所示:

其中,ΠAS为A国s行业收益,σs为s行业替代弹性,(σs-1)依据s行业的成本最小化原则即为收益投入中间品中的比例,βxs为中间品总投入中x行业的占比。

以此类推,的上升同样对A国x行业对O国的中间品出口产生挤出效应。最终C国x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对A国x行业收益的影响分解如(4)式:

结合A国x行业在A国与O国中间品市场遭受的挤出效应可知,ΔΠAx<0,即A国x行业总收益受到了损害,A国x行业有动机提出反倾销调查。

3.A国x行业提出反倾销调查获利。当A国对C国x行业内某类商品实施反倾销措施时,A国对C国实施的关税税率τACx大幅增加会使C国x行业产品进入A国市场的价格被迫提升,进而导致A国市场原本对C国x行业产品的需求转由A国x行业与O国x行业供给,因此,在A国与O国两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相对不变的情况下,A国x行业对国内的最终品供给与A国x行业对其下游s行业中间品供给会随之增加,导致A国x行业的增加值受益。由此,本文提出:

假说1:当一国某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在追赶别国时,该国在该行业相对别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差距越小,两国在该行业上发生摩擦的频率越高。换言之,参与全球价值链对该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具有“催化剂效应”。

(三)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对贸易摩擦的“润滑剂效应”

1.反倾销调查导致国家A行业w利益受损。A国对C国x行业实施的摩擦措施在提升A国x行业利益的同时,将损害A国w行业的利益。首先当A国对C国x行业反倾销成立时,C国x行业总收益受到了损害,即ΔΠCx<0,由于C国x行业依据产出决定上游w行业中间品投入,那么C国x行业对w行业的总需求)将萎缩。

与(4)式类似,可得到基于后项产业关联的A国w行业收益如(5)式所示:

由于(5)式等号右端第四项下降,可以得到ΔΠAw<0,即A国上游w行业利益受损。

当A国对C国x行业实施摩擦后,假定A国上游w行业收益将降低为:

其中,τACx为A国对C国x行业实施的摩擦关税,且f(τACx)<1。

2.C国x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A国上游w行业越受C国x行业影响。当C国x行业被实施摩擦措施时,()增加,即C国x行业中间品中由A国与O国上游w行业供给的增加值部分提升,那么C国x行业对A国与O国上游w行业的影响就越大。

3.C国x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A国上游w行业在摩擦中受损越大。继续对实施摩擦后的A国上游w行业收益进行分析,当C国x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A国上游w行业在摩擦中受损越大。

因此,可以认为,在A国对C国x行业反倾销成立后,若此时C国x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相对越高,则C国x行业对A国上游w行业的影响越大,反倾销对A国上游w行业的损害越深,A国从全产业链收益出发,就会越快结束反倾销调查。由此,本文提出:

假说2:在一国某行业被别国执行反倾销后,该国该行业相对别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反倾销调查对别国对应上游行业的损害会越大,反倾销持续时间越短。换言之,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对该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具有“润滑剂效应”。

三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贸易摩擦的变量以及数据

(一)核心变量测算

1.贸易摩擦状态的判定标准。本文主要的被解释变量有两类:①行业贸易摩擦频率NUMBERijt,表示j行业中国与贸易伙伴国i在t年正在生效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②行业贸易摩擦持久度DURATIONijtm,表示贸易伙伴国i在t年j行业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措施m所持续的时长。

在测算上述变量之前需要明确何时才是贸易摩擦真正开始的年份。本文将贸易伙伴国对中国某行业开始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年份定义为贸易摩擦开始的年份,记为INI TDATE。同时,本文额外选取了其他三类标准来定义贸易摩擦的起始年份,作为稳健性检验:①贸易伙伴国对中国某行业发起反倾销调查后,初步判定中国该行业对其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年份,记为

2.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及参与度指标的测算。本文基于Koopman等(2010)的方法,利用贸易增加值计算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Position)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GVC-Participation),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越大,表示该国倾向于从事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的生产,主要通过出口中间品来参与该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反之,若地位指数数值越小,该国倾向于从事全球价值链下游环节的生产,主要通过使用外国的中间品进行加工再出口来参与该行业的全球价值链。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越大,则表示该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越深,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越高;反之,则代表该国较少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更多情况下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行业对外开放水平较低。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分别用表示:

其中,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越大,表示t年中国j行业相对贸易伙伴国i国j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越高,行业对外越开放。

(二)控制变量选取

由于贸易摩擦产生的影响机制纷繁复杂,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及参与度只是众多影响因素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在回归模型中纳入控制变量,保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和现实意义,从四类主要的行业特征入手:第一类指标反映行业相对规模,使用行业总名义股本进行控制,用Kijt进行表示,总股本是行业规模的重要体现,名义股本的多少象征着该行业的经济体量以及发展潜力;第二类指标反映行业要素密集度,使用行业劳动报酬、员工薪酬和资本报酬率进行控制,分别用LABijt、COMPijt和CAPijt来表示,劳动报酬越高,说明该行业具有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征,而资本报酬越高,则说明该行业具有资本密集型行业特征;第三类指标反映行业价格水平,使用总产出价格水平进行控制,用来表示,总产出品价格水平是导致贸易摩擦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多数制裁国都以产成品价格相关的原因对被制裁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第四类指标反映行业开放程度,使用行业进口渗透率(Import Penetration Ratio)进行控制,用IPRijt表示,进口渗透率是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共同作用的结果,能够更好地刻画企业行为。此外,考虑到一国当期贸易政策的实施可能受到上一期国内相关行业进口渗透率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加入进口渗透率的变化率(IPRCRijt)进行控制。

在实际回归方程中,除进口渗透率及其变化率之外的控制变量都是在j行业上中国对贸易伙伴国i国的相对值,均取比值形式。综上所述,本文实证部分涉及的所有变量详细说明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美国、欧盟、日本等16个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18个制造业行业在2000—201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中关于贸易摩擦事件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以及涉及行业等相关信息的原始数据均来自Bown创立的“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TTBD)。

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参与度的测算主要基于跨国投入产出表。现有的跨国投入产出表主要包括WIOD、OECD-ICIO、GTAP-ICIO、ADB-ICIO等,其中,WIOD基于投入产出表编制,其优势在于国家行业层面数据具有完备性和可比性,最适合分析单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特征,缺点是包含的国家数量尤其是亚洲国家数量偏少,并且未区分贸易中的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使得以此为基础的计算存在一定误差。张杰(2013)与Dean等(2011)指出可利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对其进行重新计算,海关贸易数据的优势在于微观层面数据翔实,且对中国出口商品的贸易方式有明确划分,因此可以基于贸易方式的划分,有效计算中国价值链地位和参与度,但缺点在于仅有中国微观层面的数据,其他国家的微观层面数据较难获得,因此,无法计算国外其他国家相应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参与度指数。

表1 变量说明

由于TTBD中统计的是产品层面的贸易摩擦事件,以HS编码进行编撰,而WIOD则是在行业层面,以ISIC编码进行编撰。为了解决两个数据库的行业匹配问题,本文将TTBD的HS编码按照WTO海关编码统一编码(HS Combined)统一,随后将HS编码与对应的ISIC行业编码进行匹配,再将ISIC行业编码归入经济活动系统命名方法(NACE)中,最后将NACE归入WIOD的相应行业中,完成全球价值链数据和贸易摩擦数据的匹配。其他变量的数据来源分别为WIOD及UNCTAD贸易数据库。

本文在数据处理上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说明:①WIOD中共有包括服务业在内的56个行业,考虑到制造业是当前中国遭到贸易摩擦最严重的行业,因此本文仅选取了c5—c22共18个制造业行业2000—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②由于本文理论部分与研究主题主要围绕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追赶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因此除去2000—2014年中国相对于贸易伙伴国始终保持优势地位的行业,即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_DIFFijt在这15年间始终为正的行业。③在计算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时,使用比值来表示相对指标,但由于价值链地位指数存在负数,不适用于比值,因此在计算相对价值链地位指数时用的是差值来表示相对值。

四 全球价值链重构对贸易摩擦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相对价值链地位变化对贸易摩擦频率的影响实证

根据假说1,在中国j行业价值链地位指数相对于贸易伙伴国i国落后的情况下,随着中国j行业相对i国价值链地位不断攀升,i国会为了维持自己在该行业中的既得利益与领先地位,针对中国j行业发起更多反倾销措施,两国在该行业上的摩擦频率则会越大。因此该部分实证检验方程表示为:

在式(9)中,NUMBERijt表示贸易伙伴国i国在t年对中国在j行业正在生效中的贸易摩擦案件数,NUMBERijt越大,则生效中的贸易摩擦案件越多,表明该行业贸易摩擦越激烈;的系数β为正。考虑到数据结构中,贸易伙伴国对中国所实施贸易摩擦事件中有较多为0值,采用传统面板数据会造成估计偏误,因此(9)采用使用PPML(泊松伪最大似然方法)进行回归分析。

表2 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影响贸易摩擦频率的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在回归(a)中,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假说1。

鉴于贸易摩擦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影响行业未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被解释变量NUMBERijt与主要解释变量之间易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从而对回归结果造成干扰。为了消除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9)式的基础上引入被解释变量NUMBERijt的滞后项,进而消除内生性。考虑到贸易反倾销法案从开始立案调查到正式生效一般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因此,本文取NUMBERijt的四期滞后引入方程,用以控制可能的影响。本部分使用系统GMM法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详见表3。

表3 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影响贸易摩擦频率的稳健性检验

由表3可以看到,在消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依然显著,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由此可得出结论:中国某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相对于特定贸易伙伴国落后的情况下,中国该行业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上升会加剧双方在该行业领域的贸易摩擦,假说1成立。

考虑到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中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贸易摩擦频率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还借鉴余东华等(2018)区分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并分别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分类标准参照周念利(2014)。两类行业的回归中,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见表4),说明无论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还是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相对攀升都将引致贸易伙伴国发起贸易摩擦。

表4 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影响贸易摩擦频率的实证结果(分行业)

进一步,考虑到Koopman等(2010)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参与度指数未能对贸易方式加以区分,本文参考Dean等(2011)与张杰等(2013)提出的方法,运用中国海关数据,将中国出口产品贸易方式区分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重新计算了中国的出口附加值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Newdiff),并对(9)式进行重新估计,结果显示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依然显著为正(见表5),表明假说1依然成立。

表5 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影响贸易摩擦频率的实证结果()

(二)中国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贸易摩擦持续时间的影响实证

本文根据理论推导得出的假说2认为:在中国与特定贸易伙伴国在某行业已经处于贸易摩擦状态的前提下,中国该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越高,则越有利于贸易摩擦问题的解决,贸易摩擦状态所持续的时间就越短。回归方程表示为:

在式(10)中,DURATIONijtm表示j行业i国在t年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事件m从开始到结束所持续的时长;Relat_GVC_Pijt表示中国与摩擦发起国i国在摩擦行业j行业上的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选取贸易摩擦事件结束当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进行计算,Relat_GVC_Pijt越大,则中国j行业相对于贸易制裁发起国j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大,预期系数β显著为负;Xijt表示主要控制变量的集合;δf表示可能存在的固定效应;εm表示残差项。实证首先采用OLS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影响贸易摩擦持续时间的实证结果

从表6中可以看出,贸易摩擦事件持续时长DURATIONijtm与中国行业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Relat_GVC_Pijt呈现显著负相关,意味着中国该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参与度越高,则该行业领域贸易摩擦事件的持续时间就会越短,贸易摩擦问题将会越快得到解决,这与假说2一致。而将贸易摩擦开始的时间从该行业开始被反倾销调查的年份更换为该行业初步被裁定贸易损害的年份、初步被裁定存在贸易倾销的年份以及最终被裁定存在贸易倾销的年份时,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检验了“中国某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参与度越高,则该行业被实施贸易摩擦措施的持续时间就会越短”这一假说。由此可见,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积极推动自身更深度加入全球价值链对于自身遭遇的贸易摩擦具有“润滑剂效应”。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DURATIONijtm衡量的是时间长度,样本量均为非负整数,且样本均值与样本方差近似相等,符合泊松回归的使用条件。为了进一步证明假说的稳健性,使用泊松回归替代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对截面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下表7所示。可以看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表7 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影响贸易摩擦持续时间的稳健性检验

续表

同样,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中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对贸易摩擦持续时间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见表8,可以看到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回归结果显著,表明不同行业中,假说2依然成立。

与上文类似,本文借鉴Dean等(2011)和张杰等(2013)的方法,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对中国行业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进行了重新计算(Newrelativep),并对式(10)进行重新回归,相关回归结果中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均显著为负(见表9),表明假说2成立。

表8 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影响贸易摩擦持续时间的实证结果(分行业)

表9 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影响贸易摩擦持续时间的实证结果()

续表

五 全球价值链重构对贸易摩擦影响:以中美为例

以上部分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于自身遭遇的贸易摩擦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在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总体状况的基础上,对中美贸易摩擦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典型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纠纷主要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下得以解决,但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却屡见不鲜。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得到了较快发展,中美贸易关系快速发展,两国的贸易摩擦也从无到有,摩擦的领域从纺织服装、鞋帽等初级手工品蔓延至钢铁、汽车等工业制品,甚至服务业贸易领域。争议范围也从简单的行业产品贸易纠纷蔓延至知识产权问题、人权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实际GDP与贸易额增长显著,除2009年、2015年、2016年外,中美贸易额均为正增长。中美贸易顺差随着中美贸易合作深入而有所扩大,目前已显著高于中欧顺差的规模。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纺织品、钢铁、汽车、化工、轻工等领域的贸易摩擦时有发生。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出以下特点:①摩擦频率明显加快。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新增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呈齐头并进势头。2012年后,反补贴调查的新增数量超过反倾销调查的新增数量。不过总体看,反倾销调查仍是美国对华贸易摩擦措施的主要方式。②摩擦集中在制造业部门。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双反”调查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其中,基础金属制品业、化学与化学制品业以及机械设备外的金属制品业是中国遭受美国“双反”调查较为严重的前三位部门。③美国对华贸易摩擦持续时间一般较长并存在部门差异性。在煤炭与石油制品业、汽车类制造业、造纸业、基础金属制品业,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持续时间为4—6年。在家具与其他制造业、机械设备外的金属制品业以及计算机与电子光学产品业,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时间则相对较短。

(二)相对价值链地位变化对中美贸易摩擦频率的影响

依照之前的“催化剂”理论分析,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背后存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因素。通过计算中美两国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本文筛选出了11个2000—2014年中国相对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开始处于劣势而后呈现出明显追赶趋势的制造业行业。然后将中美两国在这些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差额与美国在该行业对中国发起的、正在生效的贸易制裁法案数量绘制于同一张图上(见图1),本文发现随着中国相关行业价值链地位的不断攀升,中美全球价值链地位差距逐渐缩小,美国对华的贸易摩擦数量逐渐增多。值得一提的是,自2009年后,美国对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贸易摩擦逐渐增多,且在化学制品业、医药业、计算机与电子光学产品业、电子设备业、机械设备制造业以及汽车制造业这些高端制造业领域尤为明显。这些都与上文分析的结论一致。

图1 中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差额与美国在该行业对中国贸易制裁法案数

注:圆点曲线表示美国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中国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差额,该差额越小代表中国相关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越高,与美国相关行业地位越接近;箭头曲线表示的是美国对中国在该行业领域发起的、处于生效状态中的贸易制裁法案数量。

(三)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变化对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时间的影响

依照之前的“润滑剂理论”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果也需要考虑相对价值链参与度因素。根据TTBD中存在截止日期数据的47件中美贸易摩擦事件,本文发现中美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与摩擦持续时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反向趋势(如图2所示)。换言之,中国受反倾销调查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该行业对外越开放,美国就会有越多的上游行业受到该调查的影响。因此,在这些美国上游行业的作用下,该反倾销调查持续的时间较短。这些都与上文分析的结论一致。

(四)对中美贸易摩擦趋势的分析

从历史看,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一直在发生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苏联的存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开放、中美经贸关系都曾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尤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美国作为高端制造业、知识行业和服务业的输出大国,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两端;中国以产品加工、组装和低端制造等行业为主,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优势,生产、组装、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在此生产分工格局之下,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明显,两国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不断深化发展。

图2 中美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美国在该行业对中国贸易措施持续时间

注:横坐标为以ISIC行业排序的摩擦事件,其中,c11为化学与化学制品业,c15为基础金属制品业,c16为机械设备外的金属制品业,c19为机械与设备制造业,c20为汽车类制造业。具体的ISIC行业分类可见https://unstats.un.org/unsd/classifications/。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美国将本国低附加值的、存在比较劣势的传统制造业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逐渐转移给生产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而本国则集中资源发展服务业,大量劳动人口向第三产业移动,服务业开始替代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但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工业化”进程使得美国本土制造业逐渐萎缩,制造业水平不断下降,呈现出经济“空心化”的状态。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制造业正在逐渐兴起。2010年中国以19.8%的全球制造业比重超越美国的19.4%,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正在不断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一方面,向着“微笑曲线”的左侧,扩大研发,发展创新型社会;另一方面,向着“微笑曲线”的右侧,提高质量和服务,应对人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中美之间的企业竞争和对抗也开始增强,中美经贸关系将向着更加对抗、更加不利的方向变化。

面对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美国为了维持自身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地位,尤其是在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中的地位,除了采取如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税收、提升成本优势等措施吸引资本回流外,美国同时也对中国大有超越之势的行业进行打压,以确保美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主要话语权,从而加剧了中美之间行业的贸易摩擦。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具有长期性,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主要目的在于希望通过贸易摩擦措施减缓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步伐。这也从侧面揭示,各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为了争取自我利益最大化,必然力争进入上游更有利位置,而原本处于上游的国家为维持自我利益不被侵害必然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可以说对于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争取和利益的争夺正是导致贸易摩擦发生和发展的主要诱因。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在某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越接近,则中国与该贸易伙伴国发生贸易摩擦的频率越高,体现在相关行业的贸易摩擦数量越多;中国某行业的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则该行业的相关贸易摩擦越容易得到解决,体现在贸易摩擦的持续时间越短。将以上结论放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中也同样适用。因此,随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的加剧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并且这个摩擦将呈现常态化、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其他经贸摩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1)冷静对待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催化剂效应”。按照以往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制造业中参与中间品加工与最终品组装的企业较多,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关价值链企业主要参与产品设计研发和市场营销形成较好的互补关系。然而,当中国制造业试图提升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事实上进入全球价值链上游或较高地位时,以往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秩序势必受到冲击,产生改变并影响其他国家。当美国等国家受价值链分工变化影响的利益集团诉诸游说政府,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摩擦便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中国的必由之路,那么冷静面对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催化剂效应”也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2)重视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润滑剂效应”。随着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贸易摩擦将呈现一种常态化、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这些都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所必然面对的局面。然而,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也存在对贸易摩擦的“润滑剂”效应。换言之,中国在不断提升自身价值链地位的同时,也需要不断提升价值链参与度,让自身的发展与贸易伙伴更为密切地融为一体,形成更为深入的互利共赢的分工关系,让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润滑剂”效应发挥更大作用。

(3)借助外力倒逼国内改革,通过进一步开放更深层融入世界经济。在进一步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中,中国应该树立国际化观念,尽可能采用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技术标准。在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在增长与发展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跟中国的对外开放有着密切关系。然而近年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表明,中国经济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需要通过进一步内部改革、对外开放加以解决。在目前的时点,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存在一些新的约束条件,具体包括劳动力优势日益丧失,技术升级的上升空间被发达国家压制,国内垄断性企业的经营也存在僵化等,这些都使得中国非常有必要借助外力倒逼国内改革,并以此深化中国的对外开放。

(4)主动防范中美贸易战可能引发的风险。中美贸易战已经打响第一枪,并且贸易战的爆发并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贸易战在短期内会给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力市场带来直接负面冲击,并且还可能给中国带来通货膨胀以及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在长期内,甚至给中国发展的战略空间和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因此,中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主动防范由中美贸易战可能引致的各种风险。

总的来讲,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发,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继续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对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因此,中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客观的认识,对于自身的改革与开放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建立、完善政府的应对机制,同时构建国际贸易摩擦的企业应对体系,积极、主动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

显示更多

相似文献

注释

导出格式: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备案号:京ICP备05032912号-3

地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Yearbook Database

售前咨询:010-84083679 刘老师,张老师

售后服务:010-84083679 林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