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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最新理论进展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三篇 学科综述
作 者
干春晖 李伟 余典范
浏览次数
65
摘 要
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关注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和产业部门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研究其对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产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政策等研究领域。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的产业结构基准理论,赤松要的雁行形态产业发展理论,青木昌彦的产业模块化理论等,工业化发展实践推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不断深入,对国家工业化战略和政策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许多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选择,产业政策一直是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对产业政策的内涵边界以及产业政策有效性等问题的深度分析,为制定和实施有效产业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

产业结构

产业政策

产业

产业发展

工业化

制造业

影响

服务业

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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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晖 李伟 余典范 : 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最新理论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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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科概述

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关注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和产业部门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研究其对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产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政策等研究领域。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研究起步于20世纪30—50年代,18世纪中后期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一些学者开始从产业部门间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角度,对工业化发展规律进行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最早从劳动力要素角度,研究了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罗斯托研究了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主导产业和结构特征变化;霍夫曼研究了工业部门结构特征的变化;库兹涅茨研究了工业化先行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后的结构特征变化;钱纳里对工业化先行国家和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结构特征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人均收入水平提升过程中,产业结构特征阶段性变化的标准型式;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的产业结构基准理论,赤松要的雁行形态产业发展理论,青木昌彦的产业模块化理论等,工业化发展实践推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不断深入,对国家工业化战略和政策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和发展特征,结构变化推动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提升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中包含着从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的阶段性变化,表现为从以制造业为主导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结构性转变,在制造业内部表现为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初级产业到高加工度产业,再到以技术知识密集产业为主导的发展过程。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关注从技术进步、要素禀赋特征变化、需求结构升级和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变化等方面,研究结构特征变化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二战后一批新兴国家开启了工业化进程,如何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推动新兴国家工业化成为新的研究重点,进口替代、出口导向、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等成为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的战略和政策导向,在战后20多年的工业化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先行国家在经历了近20年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之后,开始把握信息技术革命机遇,推动形成以产品链环节分工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全球产业链体系中基于产品链环节分工的产业升级,成为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快速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开启了以全球产业链升级为导向的新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第一大国,中国的产业升级经验,为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许多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选择,产业政策一直是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对产业政策的内涵边界以及产业政策有效性等问题的深度分析,为制定和实施有效产业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研究强调运用规范的定量实证方法研究工业化经验过程,综合运用跨产业计量分析、投入产出分析、多元统计分析等方法,提出基于经验事实的结构特征变化规律,同时也注重与经济增长理论、创新发展理论等结合,包括运用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理论模型,对基于经验事实的规律特征进行理论分析。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与相关理论的融合进一步深化,研究方法进一步规范,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已经成为产业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学科理论前沿发展

长期以来,产业结构的理论与方法均聚焦于中观以及宏观领域,主要关注其最终结果的表现,如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等。相关的理论也主要集中于具体三次产业以及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以及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传统的配第—克拉克定律、库兹涅茨法则、霍夫曼定理、主导产业论等,较少涉及产业结构变动的微观基础,产业的空间结构、网络结构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对于产业结构表现的长期性、动态性和内生性特点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也完全展开。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新技术的涌现,产业的分类、结构变化的内涵与表现形式、产业政策的实践与分析方法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产业结构和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微观企业技术进步、生产率等方面的差异导致资源在企业间、产业间、跨国间的流动与重新配置,最后在产业层面形成了动态的绩效表现,对中国而言,产业政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围绕上述产业结构方面的核心问题,许多研究在此方面进行创新型研究。

(一)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极大地丰富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

以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提高了微观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为传统产业赋能,也催生了新的业态和模式,拓展了现有的产业体系。

1.新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

在微观层面,新经济可以促进企业实现自我正向反馈。一是新经济的发展会对企业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新经济所催生的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等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数据与信息的智能交互,节约沟通与管理成本,通过变革管理模式,充分提升企业管理质量。二是新经济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经济的发展能够充分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匹配效率,不仅能有效提供个性化服务,还能提高用户反馈效率,从而提高企业服务的精准性和敏捷性。三是新经济能在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下持续提高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促使企业产生需求端的范围经济,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钞小静,2020)。因此,新经济通过管理质量、服务质量与生产质量提升共同提高企业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中观层面,新经济可以推动产业间实现自我良性循环。一是新经济通过创新工业或科技的生产范式,来影响生产要素的配置与转换效率,增强生产体系的灵活性,不断塑造产品的内生比较优势,并对相关产业产生技术扩散效应,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任保平、宋文月,2019),从而产生较大的社会剩余与资本积累,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张申、张华勇,2015)。二是新经济促进要素流动,不断突破产业的要素禀赋局限,打破传统产业“中心—外围”的空间秩序,细化产业分工,延长产业链条,进而培育产业间的内生比较优势,充分提高各产业的竞争力。因此,新经济通过产业效率改进和促进要素流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在宏观层面,新经济可以推动经济运行实现有效循环累积。一是新经济能够通过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扩散来形成规模经济,促使经济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新经济会通过深化分工体系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职业分工,进而产生行业分工。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得积累体制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新经济通过技术扩散和分工深化形成网络溢出效应,从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激励作用(钞小静,2020)。

2.新经济促进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政策实践的创新发展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存在不完全信息的困扰,但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出现,人类可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多,使得产业组织面临新的挑战(何大安,2019)。何大安(2009)认为供求机制确定产量和价格的理论不是准确的数量分析,只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资源配置理论的分析延伸。新技术的出现,企业可通过大数据来甄别、加工、处理和匹配准确反映供给和需求的数据,而这种转变改变了过去依赖价格机制和供求关系来确定产量和价格的方式,从而可以通过“数据驱动法”获得供求均衡数据(吴军,2016),还会导致市场结构理论出现短板,亟须创新和发展。朱乾龙等(2009)发现与过去相对合理的市场结构能够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不同。现在网络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日益凸显,需要新产业组织理论做出解释。并且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行为范式、组织结构及生产模式等产业组织要素都将发生显著变化,并对产业效率和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杜传忠和宁朝山,2016)。而且传统市场下相关市场特征及其支配地位的认定方法适用性遭到挑战,如网络经济下市场呈现双边形态,市场结构呈现动态竞争。因此,相关市场支配地位的确定需在认定相关市场的基础上,强化对市场进入壁垒的考察(陈兵,2015)。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市场在形成机理上出现较大变化,表现出如竞争性垄断市场特征、合作性垄断市场特征和易变性垄断市场特征等(王庆功,2009)。不仅如此,尚新颖(2009)发现在网络经济背景下垄断的形成机理也区别于传统垄断,表现出暂时性、动态竞争性、动态效率及跨国垄断的特征。甚至在平台之间的市场竞争中出现了“一枝独秀”和“赢者通吃”的市场竞争格局,出现损害市场效率的垄断现象(邱毅,2014)。

产业政策的存在是要解决市场机制不能够解决的问题,通过产业政策手段对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基础要素进行合理分配,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伴随着新技术出现和新经济发展,现实中出现的“市场失灵”问题等要更加复杂,这也成为产业政策应该关注的重点(王雯,2017)。中国要在新一轮技术浪潮和产业革命中把握机遇,就不应当放弃产业政策这个本可以发挥更大积极作用的工具(贺俊,2017)。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产业政策的体系、重点和实施方式必须适时进行调整(黄群慧等,2019)。张海丰(2020)提出我国具有大市场和大数据的优势,但存在基础科研投入不足和核心技术受限等问题。因此,离不开促进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基因池”多样化和互补式创新的“水平式”产业政策,以及旨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垂直式”产业政策的共同推进。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为工具和基础,对竞争、垄断和政府规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Fudenberg and Tirole,1984;Rey and Tirole,1986;Hart and Tirole,1990)。但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的快速发展,给行业的竞争和垄断问题带来新的挑战。吴汉洪和刘雅甜(2018)研究认为互联网作为“通用技术的推动者”,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但互联网具有的外部性等特征,使大企业获得整个市场,容易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朱理(2018)认为网络经济环境下的竞争具有平台竞争、创新竞争、跨界竞争等特点。存在相关市场界定、市场份额确定以及市场支配力判断等问题。因此,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根据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规律,通过多项举措完善反垄断规制体系,提升监管能力(熊鸿儒,2019)。

3.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在针对某些具体的新技术对产业结构影响方面,诸多学者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影响力比较广的新兴技术,其对传统的生产要素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Sachs和Kotlikoff(2012),Nordhaus(2015)以及Graetz和Michaels(2018)的研究将人工智能视作资本扩展型技术。Bessen(2018)的研究将人工智能视作劳动扩展型技术。Brynjolfsson等(2018)以及Agrawal等(2019a)的研究还发现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沈赏(2020)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产业进行应用,通过提升各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水平,优化各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企业研发和提升产品质量方面投资,从而实现各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具有三个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属性(郭凯明,2019):一是人工智能是一种通用技术,具有基础设施的外溢性特征;二是人工智能将深刻改变传统生产方式,但本质上对劳动或资本都可能产生偏向的替代性,进而影响就业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在不同产业的应用前景并不相同,所催生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将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郭凯明(2019)发现人工智能服务或人工智能扩展型技术提高都会促使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流动,流动方向取决于产业部门间在人工智能产出弹性和人工智能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替代弹性上的差别。这一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也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蔡啸(2019)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挤出效应会随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而发生反转,促进制造业劳动力回流的机理。吴旺延(2020)认为智能制造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核心驱动力,也是我国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智能制造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效应包括产业效率提升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以及产业生态环境改善效应三个方面。

此外,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也得到了不少研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就业替代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方面。Autor和Dorn(2013)构建任务模型,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就业和工资极化现象给出理论解释,其认为极化现象源于消费者偏好多样化和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利用美国1980—2005年就业和工资数据,应用空间面板模型验证了信息技术对劳动力向低技能服务业转移的促进作用。Acemoglu和Restrepo(2017)就美国工业机器人技术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美国1993—2007年制造业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抑制了产业内就业和工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主要表现为破坏效应,根据估计结果,美国样本时间内因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产生的失业至少为36万人次。

4.互联网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也打破了传统的生产、交易方式,对产业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也带来了较大的重塑。大多数研究表明,互联网通信技术通过改变产业的技术效率、劳动生产率和行业竞争力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Hofmann and Orr,2015;Angeles,2009;Ceccobelli et al.,2012;Xie et al.,2016)。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新兴物联网技术的作用,发现物联网技术在价值创造、技术重振和对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作用是其在制造业应用的关键(Gaputo et al.,2016;Giudice,2016)。国内研究起步较晚,大多通过对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三大产业的融合程度,以及对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耦合质量进行研究,发现互联网技术会对产业的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和价值链等产生深刻影响,进而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谢康等,2012;肖静华等,2015)。工业结构升级受工业研发活动、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驱动或影响(刘伟等,2008;李俊青和刘帅光,2016;郭凯明等,2017)。许家云(2019)认为互联网主要通过生产率提升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第一,生产率提升效应。互联网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Basu和Fernald(2010)以及Ceccobelli等(2012)指出这一技术溢出效应最早发生于信息技术生产部门内部,接着由信息技术生产部门向信息技术使用部门扩散,类似于规模经济的作用。Dunnewijk和Hultén(2007)发现随着使用互联网的企业数量的增加,互联网可以促进信息和技术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和扩散,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水平进步。韩先锋等(2014)将工业部门划分为信息技术研发生产部门和信息技术应用部门,认为信息化对信息技术应用部门的创新溢出(信息技术前向关联溢出)、对信息技术研发生产部门的创新溢出(信息技术后向关联溢出)以及信息技术在两个部门间的互动溢出共同促进了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是推动工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动力(陈佳贵,2004),而互联网的应用使得不同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出现差异,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进一步导致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工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转移,从而推动工业结构升级,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引致高技术产业的份额不断上升,也会促进工业结构的升级。不过上述机制能否有效发挥取决于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通过提高创新技术专有性的方式,为企业创新的预期经济回报提供保障,因此,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激发企业通过互联网传播技术成果的积极性和动力,使互联网对工业结构升级的生产率效应得以有效发挥(Kanwar and Evenson,2003)。另外,资源配置效应的发挥建立在良好的市场秩序基础之上,即统一、整合的市场能够促进市场竞争充分开展,使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并最终流向最有效率的部门(踪家峰和周亮,2013)。

第二,资源配置效应。互联网主要从两个方面改善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互联网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Rauch and Trindade,2003),极大地提升了企业所需信息的质量,提升了信息透明度,使高效率资源更多流向高效率行业,通过有序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工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透明化使传统行业的垄断优势难以长期维持,因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企业极易颠覆强势在位企业的市场地位(韩先锋等,2014)。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新兴企业的学习和模仿能力进一步加强,这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程度,企业唯有不间断地更新技术和管理模式才能保持长久不衰的竞争力,因而互联网强化了市场环境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

(二)传统制造—服务此消彼长的结构关系被智能、网络和数字经济所重构

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认为制造业比重的逐年下降和服务经济比重上升是长期趋势,且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生产率的下降。简单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产值或者就业结构只是统计意义上的相对概念,实际上,制造生产的“迂回性”导致本属于制造生产的中间产出归类到了服务业。瑞典经济学家詹森(Jan Owen Jansson)从产品和服务的角度对经济产出进行了分类,按此分类发现瑞典经济结构中服务和产品长期保持着“50%—50%”的结构,即实体经济和服务经济各占50%的比例。同时,服务价格上涨高于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也被认为是服务业产值比重过快上升的原因之一。在这一方面也存在服务业生产率低于制造业、服务业生产率绝对水平低等争论,如著名的“鲍莫尔-福克斯假说”,其认为由于“成本病”的原因,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速度将会降低。针对这一影响深远的假说,也有不少研究从测度方法的科学性、高质量服务产品投入、服务业内部生产率的差异等方面进行了反驳。实际上,简单地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进行生产率的比较并不具有科学性,也不是很恰当。因为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特征存在较大的差异,通常并不处于同一前沿面上,不具有可比性。制造业因为产品的可贸易性强、拥有强度更高的蕴含技术的资本投入、全球市场的开放度更高等特点而更容易在生产率方面实现技术进步、提高技术效率、享受规模经济的好处。相对而言,服务业跨区域的贸易性较差、面临的壁垒较多、主要满足个性化的需求、轻资产投入等,这些都会导致服务业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受限,但服务业更多地表现为对制造业提供高质量服务中间产品的角色,响应社会多元化的需求,数量测度上的生产率亦不能完全体现服务业对整个经济体系生产率提升的作用。同时,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等在服务业中的投资增加、人力资本的升级、管制的放松等,制约服务业生产率提升的一些瓶颈因素将会打破,其生产效率将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最新的相关研究(江小涓,2018,2019)表明,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服务贸易(服务全球化)成为必然趋势,并且进入以服务经济为主的时代并不必然导致增长速度下降。现代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服务业的基本性质,引起了广泛的资源重组与聚合,对传统服务经济理论提出根本挑战,如服务业生产率低的假设不再成立,新古典价格理论很难解释服务价格形成,人们的消费理性发生了变化。在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同样会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经济等优势,服务业低效率和不可贸易的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服务技术和联通技术能够解决服务业的低效率问题。在以体育服务业和文化服务业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表明,这两个长期具有低效率特征的行业近些年借助网络技术,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更多服务行业也发生着同样变化。因此,在网络技术发达的当今,进入服务经济时期并不一定意味着低速增长。在网络时代服务业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在发展阶段、市场规模、商业模式、网络和数字技术应用、开放程度等方面具有优势,将形成较强竞争力。

(三)大国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相比于小国经济,大国经济体、超大规模经济体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具有诸多的不同,其调整的理论与机制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一般认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规模优势、研发成本的分摊优势、产业体系完整性与多样性优势等,这些为产业机构的调整提供了更大的腾挪空间。欧阳峣(2012)认为大国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中具有以下主要的优势:国内需求的规模性与稳定性、大国要素禀赋的异质性与适应性、大国产业部门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大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大国经济结构的多元性与层次性、大国制度创新的实验性与渐进性。干春晖等(2020)建立了一个动态非对称多国市场局部均衡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定义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和生产者的技术,推导出企业和消费者的最优解,并以此为基础,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视角系统研究了超大规模经济体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认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专业化分工优势、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可持续研发优势等,这些能够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纪玉俊等(2018)认为雁阵模式产业升级是推进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立足于大国效应,以制造业为例,通过构建基于企业—消费者—政府三方的数理模型,认为大国效应决定了中国可以通过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动态循环推进雁阵模式产业升级进程,而地区间分工经济的实现提高了雁阵模式产业升级的经济效率与质量。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依据不同的决策区间,科学选择扶持与调控模式,合理定位其不同角色,从而推进大国效应下的雁阵模式产业升级。

总体而言,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的潜在优势,本身存在多层级的央地关系,地方竞争也在中国经济与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能够容纳多种战略的存在,这些也是大国产业升级过程中并行不悖的路径,包括自主创新战略、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自主可控产业体系的构建战略等。

三 产业结构与发展的研究方法前沿

(一)产业分类方法的细化和拓展

随着分工的分化、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的融合等,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方法已无法完全满足产业经济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需求。近年来,相关领域学者根据研究需要,对传统的产业分类方法进行了拓展和改进。当前,产业分类方法研究领域存在两大主要方向:一是对传统产业分类方法的细化和完善;二是提出新的产业分类视角。

1.传统产业分类方法的细化和完善

汪涛和叶元煦(2000)在三次产业分类的基础上,引入了自然资源产业作为零次产业和由环境产业、高技术产业(包括信息产业)等组成的高次产业的两类新独立产业,并创新性地提出了产业结构立体层级理论,该理论从可持续发展需要出发,拓展了产业结构分析和产业政策实践。廉同辉和袁勤俭(2011)在深入剖析了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中采矿和采石业的分类演化后,对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对应产业的修改和调整提供了改进方向,提出了把“采矿业”修改为“采矿与采石业”、调整“其他煤炭采选”到“非金属矿采选业”、增设“开采辅助活动”大类、重新划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产业分类建议。董明芳和袁永科(2014)在北美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应用美国投入产出表,提出了基于直接分配系数的产业分类方法,并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例对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以直接分配系数最大值为导向形成的产业分类方法能够从产品需求角度对产业部门进行划分。相比原始的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这种改进能更好地体现新兴产业的作用和价值,同时通过产业部门之间对应直接分配系数的变化,能够更精准地预测产业部门的发展趋势。李贤彬和李后强(2017)根据产业诞生规律和产业链、价值链传导原理,提出了九次产业分类方法,该方法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之外考虑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深度交叉、融合等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杨德钦等(2017)对建筑相关产业的分类研究中,从工程生命周期理念出发,改进了传统分类方法。还有些学者的研究(姜长云,2015;张来武等,2016)从农业的基础地位出发,提出了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农业产业提档升级的六次产业理论,为农村农业产业结构的丰富与产业布局的多元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产业分类的新视角

Mccollum(1991)、OECD(2007)的研究分别从产业衍生、信息通信产业细化视角提出了创新的产业分类尝试,为特定的产业研究目的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张树清(2009)的研究认为针对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分时程度的不同来设定产品及产业分类标准,然后依此分类标准形成的分时程度产业分类方法可以消除三次产业分类法社会再生产过程被描述得过于笼统与简单、第三产业过于繁杂等先天局限性。按照分时程度产业分类法,国民经济的各产业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即完全分时产品产业、完全不分时产品产业、不完全分时产品产业(也可叫混合产品产业)。杜曙光(2009)对三次产业分类法、标准产业分类法、资源集约度产业分类法、工业结构产业分类法等传统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研究商品的形成环节及相应的企业组织形式,提出对传统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融合并横向切断,进一步归纳出了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营销服务三个核心元素的横向产业分类模式。朱亚东和张东生(2013)的研究基于战略分析视角,从产业发展周期、产业发展空间性、产业价值链的位置、产业组织解构、产业行为、政府管制、资源密集程度、产业关键成功因素等维度出发,把具有相同战略要素的产业进行归类。这种分类方法把具有相同战略要素的产业进行归类,有助于对战略规律的总结、研究和探索以及通用型战略的分析研究和制定。此外,针对三次产业划分的局限,许多研究提出了四次产业、五次产业等的划分。如波拉特(1977)提出了产业划分的四分法,即把数字业从服务业中独立出来,整个国民经济由工业、农业、服务业和数字业组成,数字业即人们所说的第四产业;也有研究提出了将文化创意产业列为第五产业,将智慧产业单列的提法。这些分类总体上还是基于人类生产生活需求的变化,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以及创造新的产业业态、模式的角度对产业分类进行的深化,以适应产业经济分析的需要。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企业的全要素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产业以及宏观的生产率提升也是经济结构的重要表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也从宏观到微观,经历了逐渐完善的过程。

1.宏观层面测算方法

全要素生产率一开始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索洛提出,又被称为索洛残差。比较传统的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可以归结为两大类:经济计量法、增长会计法。其中,经济计量法分为隐性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两种,增长会计法包括代数指数法和索罗残差法两种(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近年来,在相关研究中,SFA(随机前沿法)(谌莹和张捷,2016;张乐和曹静,2013;张天华和张少华,2016;李瑞杰和郑超愚,2019)和DEA(数据包络法)(冯杰和张世秋,2017;李健等,2015;田友春等,2017;孙亚男和杨名彦,2020)方法被广泛使用。在随机前沿法基础上,Gong(2018)将随机前沿方法(SFA)和变系数模型(VCM)相结合,提出了估计宏观生产率的随机前沿变系数模型(SFA—VCM)。在该模型条件下,同一时间不同个体的生产前沿不同,改进了随机前沿模型不变系数的缺陷,进一步提高了估算的精度。这也是当前研究产业生产率比较前沿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比较准确地捕捉产业的异质性所带来的生产率估测偏差。殷红等(2020)采用有向无环图(DAG)方法和带有时变参数的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全要素生产率(TFP)间的动态因果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结构技术化及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对TFP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且产业结构高级化与TFP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从时变效应来看,不同经济时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对TFP均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TFP提高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冲击效应存在时变性,近年来TFP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带动作用开始凸显。另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工业结构技术化调整更有利于TFP提高,而服务业结构生产化对TFP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说明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仍有待提升。

2.微观层面测算方法

当前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正逐步由宏观层面转向微观企业层面,但是估计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时会出现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性偏差。Olley和Pakes(1996)发展了基于一致半参数估计值方法估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该方法假定企业根据当前企业生产率状况,据此作出投资决策,因此,用企业的当期投资作为不可观测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从而解决了同时性偏差问题。在估算中该方法还考虑了企业进入退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缺陷在于,OP方法假定代理变量(投资)与总产出始终保持单调关系,这就意味着投资额为零的样本并不能被估计。在OP方法的基础上,Levinsohn和Petrin(2003)以中间品投入代替投资额为代理变量,降低了数据获取难度。另外,该方法还提供了几种检验代理变量合意度的方法,大大扩展了代理变量的遴选范围,允许研究者根据可获得数据的特点灵活选择代理变量(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然而,Ackerberg等(2006,2007)指出企业中间投入依赖于资本、劳动和生产率,这意味着OP和LP方法在估计上存在不可识别以及内生性问题。Ackerberg等(2006,2007)放松了OP法和LP法的假设条件,比如资本投入的决策先于其他生产要素,将劳动投入引入中间投入函数,完善了OP和LP方法,ACF方法进一步提升了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实际应用中,杨汝岱(2015)、简泽等(2014)、盖庆恩等(2014)以及肖文和薛天航(2019)等学者的研究中使用了OP、LP方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

(三)产业关联与结构分解方法

随着相关理论与实际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理论对于分析区域间和产业间等问题的局限性开始凸显,学者们开始追溯产业结构变动的本源。产业关联水平被看作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驱动力(原嫄等,2016)。并且产业关联分析通过投入产出表来构建各种关联度指标,进而对产业间的关联效应等进行研究分析。从国家层面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周振华,1991),研究我国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及溢出效应(彭连清,2008),以及研究我国各产业部门的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波及效应(刘佳和朱桂龙,2012)。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联动对与区域经济的影响和重要作用(Se-Hark Park,1994;纪春礼等,2010;余典范等,2015)。Leontief(1941)建立了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结构分解方法(SDA),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近年来,结构分解方法(SDA)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重要分析工具,广泛应用于研究经济增长、劳动力和环保等经济学热点问题(Chen and Guo,2000;Han,1995;De Haan,2001)。国内也有学者利用SDA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夏明(2006)利用SDA方法定量测算了需求结构、增加值率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对行业增加值离差结构转变因素的影响幅度;宋瑞礼(2012)利用SDA,将中国经济增长分解为基于产业角度的需求扩张效应、增加值率变动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并测算出不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以来,影响结构转型的最主要因素被认为是鲍莫尔效应和恩格尔效应。鲍莫尔效应强调不同产业部门产品相对价格的影响。恩格尔效应强调不同产业部门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的影响。郭凯明(2018,2019)对其进行了拓展,通过引入多部门的Eaton和Kortum(2002)国际贸易模型、完整的投入产出结构、非位似偏好和劳动力市场摩擦等重要特征,将中国产业结构分解为鲍莫尔效应、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国际贸易效应、要素密集度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并通过分解核算和反事实模拟定量评估发现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分别是影响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需求收入弹性低、劳动密集度高和存在转移成本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的原因。

Wang等(2017)提出了价值链的生产分解模型,以全球价值链上各产业的所有生产阶段为研究对象,从产出供给端(前向联系)和投入需求端(后向联系)双重视角对产业链进行分解,测算了44个国家56个产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张会清和翟孝强(2018)利用生产分解模型对中国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力进行了分析。魏如青等(2018)利用生产分解模型重新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整体以及细分56个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情况。

(四)价值网络和生产网络

产业间存在极其复杂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联系,使得全部产业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网络系统,每个产业都是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只有在与其他节点联结时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王铜安(2014)认为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产业结构分析恰恰忽略了产业总体结构对各个产业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有必要转换研究视角,从关注产业间宏观结构(基于产值的产业,结构研究)和单纯数量关系(基于投入产出的产业结构研究),转换到关注整个产业网络的关系和结构上。通过网络与投入产出表的有机结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基于“关系”和“结构”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方法。

生产网络则作为连接微观冲击与宏观波动的桥梁,可以让学者们更好地从微观结构层面理解宏观波动的内生来源(叶初升和任兆柯,2019)。一大批学者在此基础上将网络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从生产关联结构层面来分析宏观经济波动来源(Acemoglu et al,2012,2016a,2017;Ghironi,2018)。齐鹰飞和Li(2020)将生产网络引入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的部门配置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影响是如何依赖于生产网络的,也是将生产网络引入具体政策分析的一种尝试。一些文献探讨生产网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Jones(2011)以及Acemoglu和Azar(2017)都研究了生产网络对工业化和经济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Hartmann等(2017)将生产网络引入发展经济学,用来测度经济体比较优势演化和产品结构升级路径,并用产品密度和经济复杂度解释国家间的发展路径差异和贫富差距问题。另外一些文献研究要素错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试图解释生产网络在其中的放大机制(Munshi and Rosenzweig,2016)。生产网络会使得经济中各部门之间产生联系,因此,还有学者利用生产网络来研究补贴、税收等产业政策的传播效应以及生产网络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Liu,2017)。

四 学科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一)中国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研究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总体上从工业化初期阶段快速地进入工业化后期(黄群慧,2018)。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国际产业价值链重组和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大背景下,中国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迅速崛起,开辟了中国独特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金碚,2012)。立足于本国国情,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验,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蓬勃开展,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改革开放最初十年,国内外学界致力于工业化理论在国内的引进、传播和应用,将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进行梳理,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厉以宁,1978;范家骧,1980)。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开始对我国工业化实践进行总结,分析讨论了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工业化模式的反思、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并借鉴东亚、拉美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加速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化转型和工业化战略进行探索(胡长顺,1996;魏后凯,1999)。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共进,扭转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观点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来,并引起重视(高波,1994;杨明洪,1997)。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推动开放发展进入新阶段,发挥要素比较优势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国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规模第一大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产业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从工业经济大国向工业经济强国转变、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新阶段的核心任务(陈佳贵和黄群慧,2005)。增强工业国际竞争力,实现技术、知识、管理、体制和观念的创新是实现我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的根本动力(金碚,2000)。实现工业强国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必由之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要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国内学者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内在机制、特征和建设路径等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刘世锦,2005)。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观点为学界普遍认同(郭祥才,2003;简新华和向琳,2003)。近年来,学者们还对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生态经济效率和区域经济增长绩效开展实证检验(朱南和刘一,2009;庞瑞芝和李鹏,2011),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践和探索提供方向性支持。

在工业化后期,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此时出现的制造业下滑过快、服务业占比上升过快的“过早去工业化”倾向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围绕“过快去工业化”的成因和预防,学术界从理论、经验和现实三个维度展开讨论,并提出下一步的工业化战略导向,即紧抓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深入融合,同时要注重提升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加快经济动能的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黄群慧等,2017;魏后凯和王颂吉,2019)。

(二)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

产业结构变化是工业化演进的重要特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反映产业部门间比例关系的协调优化与产业结构水平不断升级的演进态势,依托产业经济学理论,借鉴国际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经验过程,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特征、影响因素和经济绩效的研究,成为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的重要领域。

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度方面,国内学者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提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判别标准,应用多种方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测度。杨公朴教授提出标准结构、适应需求变化、产业间协调发展、资源充分利用四个判别标准。干春晖等(2011)用泰尔指数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资源要素在产业部门间优化配置的程度;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这种方法成为较为常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度量方法。周昌林等(2007)提出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还有学者超越了主导产业更替的视角,分别从劳动生产率提高、要素密集度变迁、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变化来衡量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制造业结构升级(刘伟,2008;张其仔,2014;周茂等,2018)。

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一是从需求侧看,消费结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都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其中,一国居民消费与该国产业结构演进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李玲玲,2016);消费结构的升级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刘慧、王海南,2015;张忠根、何凌霄、南永清,2016),且这种影响存在城乡差别,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更为显著(查道中、吉文惠,2011)。对外投资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长期内影响更明显(潘颖、刘辉煌,2010)。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由“初级”到“高级”的叠进式升级,母国产业也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结构升级(赵伟、江东,2010),大量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显著(王英、周蕾,2013)。进出口贸易方式和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不同机制,进出口结构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孙晓华、王昀,2013)。二是从供给侧看,劳动力、资本、技术供给亦会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研究表明,人才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典型的双向耦合关系,二者演化以及相关作用形成了复杂的反馈机制(张延平、李明生,2011)。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相互耦合(吴爱东、刘东阁,2017)。金融集聚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受产业发展阶段和城市规模的限制,对城市和东、中、西部地区三大产业结构升级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孙晶、李涵硕,2012;于斌斌,2017);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特殊作用机制,只有当金融结构和制造业规模结构相匹配时,金融资源配置才能有效满足各种规模制造企业的融资需求,进而促进制造业增长(林毅夫、章奇、刘明兴,2003);政府金融抑制政策会阻碍产业结构转型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攀升的动力引擎(洪银兴,2015),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存在多种作用路径。颠覆性创新或突破性创新能加速提升生产率,诱导新兴产业出现,对主导产业更迭具有重要影响(林春艳、孔凡超,2016);通过技术创新、技术变革等技术进步对原有产业部门的改造和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是导致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陶长琪、齐亚伟,2014)。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使工业的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是保持工业的竞争力的关键(江飞涛等,2014)。加大创新投入,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帮助中等收入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付宏等,2013;丁一兵等,2014)。中国县域技术进步偏向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有利于推动中国县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孙学涛,2017)。

此外,学者们还考察了环境规制、产业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演进升级的影响。梅国平等(2016)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规范研究了环境规制通过进入壁垒、技术创新、国际贸易而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提出了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外延式和内涵式发展路径。对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正式环境规制能有效驱动产业结构调整,非正式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在中国已初步显现(原毅军、谢荣辉,2014;钟茂初等,2015)。韩永辉等(2017)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进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结构优化升级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能力。财政体制变迁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联系机制,使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财政分权对产业转型优化存在非对称效应、非线性效应和门槛效应。在经济繁荣与衰退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财政操作组合,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陈志勇、陈莉莉,2011;刘建民等,2014;崔志坤、李菁菁,2015;任爱华、郭净,2017)。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通过对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功能发生作用,影响其产出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郑若谷、干春晖、余典范,2010)。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具有动态影响,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产业结构合理化冲击表现出弱逆周期性,对经济波动具有“熨平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冲击则呈强顺周期性,且短期影响更为显著;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干春晖等,2011;彭冲等,2013)。

学者们还针对近年来出现的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和结构性减速问题开展探讨,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红利”因产业结构变迁而减弱,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减速”现象,但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仍存在;产业服务化是结构性减速出现的主要原因(杨博等,2018;李翔和邓峰,2018),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消费生产结构互动升级,实现产城联动,发挥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协同效应”,对于缓解“结构性减速”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欧阳博强,2018;徐秋艳等,2019)。

(三)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1.制造业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从制造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核心技术拥有、关键零部件生产、高端价值链环节占有、高端产业占比、产品质量和著名品牌等各方面衡量,中国制造业还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黄群慧,2018),推动制造转型升级、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成为产业发展研究的重要方向。

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周长富和杜宇玮(2012)认为,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因素很多并且非常复杂,不仅包括经济环境、产业政策、国际贸易等宏观因素,还包括技术、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微观因素。马珩和李东(2012)利用企业微观的样本数据,实证探索了企业规模、技术创新强度和工资水平等因素对制造业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人力资源素质,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很有限。

近期的研究则强调从制造业服务化、产业集群、智能制造等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升级路径认为,由于装置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的效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入融合将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刘志彪,2005)。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高度化的影响在初期并不显著,但在长期则具有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张宗斌、郝静,2011)。外源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主张,在引进模仿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再次创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最后形成自我的品牌(李金华等,2010)。不同类型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应通过重点工程和基地建设来升级;轻工业则通过技术创新来升级,最终打造具有世界著名品牌的企业(曲玥,2010)。还有学者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制造业行业间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结构化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贾妮莎,2016)。

2.现代服务业发展与服务创新

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出和就业份额超过制造业,服务开始表现出生产性,服务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重点领域。由于构成庞杂、性质差异、目标多元,增大了服务业的复杂性和研究难度(江小涓,2011)。学界对服务业比重上升含义进行解释,研究表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取决于各类新增服务消费引起的真实增长以及服务相对价格上升、服务专业化和外移、自我服务转为市场化服务引起的名义增长。名义增长带来生产效率增长、提高服务水平提高和劳动报酬增加等三个积极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在生产消费全过程中相互渗透,深度融合,到21世纪初,产业融合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体现在生产消费过程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过程中的融合、企业性质的融合和消费过程的融合。产业融合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备受关注。一方面,现代服务业发展被认为有利于克服我国面临的消费不足、就业和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对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需求快速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日益成为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围绕服务的特性、服务业统计分类、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等基础问题以及服务全球化、服务外包等前沿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李辉,2014;江小涓,2013;陈宪,2014;姜荣春,2014;江小涓和罗立彬,2019)。荆林波和冯永晟(2010)全面综述了信息通讯技术、生产率悖论和各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国外文献,梳理了ICT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研究框架。李蕊(2014)系统梳理了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考察了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比较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生产率差异。王朝阳(2014)分析了服务创新理论演进,将服务创新理论研究划分为三阶段:早期以基于信息技术应用实现服务业效率和质量提升的逆向产品周期模型(RPC)为代表,关注技术影响,将服务创新划分为改善服务效率的渐进式过程创新阶段、提高服务质量的根部向过程创新阶段、形成新服务的产品创新阶段,每一阶段都对应着特定信息技术系统的应用(Barras,1986;Gallouj,1998);后来学界将对技术应用的关注转移到服务内部创新类型和各类创新模式上来,以关注生产和交付环节的四维度模型为代表(Hertog,2000);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关注创新网络和创新系统对服务创新的影响,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KIBS)成为研究焦点(Gadrey and Gallouj,2002),Gallouj(2002)提出了由KIBS支持的创新模型。

3.中国产业升级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全球进行产业链的嵌入与融合。探讨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问题时,许多学者尝试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进行研究。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换挡、动力转换、结构优化的新常态,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成为新时代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刘志彪,2015)。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间凭借低廉的成本要素和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所取得的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GVC)的地位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桎梏。中国制造业采取垂直专业化分工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取了一定的利润,以及获取产业集聚动力、技术扩散途径、国际影响力提高等诸多有利因素,但也形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角色瓶颈,垂直专业化分工极可能导致中国制造业“有产业而无技术”的局面(文东伟、冼国明,2010;杨蕙馨、高新焱,2019)。这种“低端锁定”局面将会面临路径依赖风险、价值贫困化风险、战略边缘化风险、竞争恶性化风险、产业空洞化风险等战略风险(胡大立,2016)。

对此,学者们探讨了多种提升GVC增值能力,实现产业升级的路径模式:一是根据所处GVC的驱动模式(生产者驱动、购买者驱动),基于产业属性、价值链类型、企业能力、产品特点等因素,选择个性化升级路径(胡大立,2016);二是重点培育中间产品隐性冠军企业、降低GVC外部供应链依赖、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技术路径;三是功能整合路径,即整合国内产业要素优势、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基于产业发展实际,实现从OEM-ODM-OBM的路径攀升。四是区域发展路径。要注重区域间上下游配套产生的显著的区域间技术溢出效应。五是注重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功能上的循环和联动效用,提升我国产业结构中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的整体水平(蔡昉、王德文、曲玥,2009)。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并行的产业升级联动效应(赵放、曾国屏,2014)。有学者具体分析了不同类型产业和产业集群的GVC中高端升级路径(刘光东、丁洁、武博,2011;侯茂章、朱玉林,2012)。还有学者探讨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GVC升级的战略思路(刘志彪,2018)。

在中国全球价值链战略方面,刘志彪等(2007,2011)提出,即要重视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被“俘获”与“压榨”地位以及如何及时突围等问题。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体系和治理结构,实现国民消费需求支撑下的、由本土企业作为“链主”地位主导下的发展,是新一轮全球化条件下我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机遇中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最重要的微观经济战略选择。在GVC的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NVC,可能是后进国家破解“增长与升级”两难选择问题的微观层面上的突破口,也可能是实现以价值链攀升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并最终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必要路径。产业集群中的专业化市场、产品链分工网络中的领导型企业是构建NVC的重要途径。

(四)现代产业体系研究

产业体系是所有产业相互关联衔接的系统,它既是全社会所有产品投入产出相互关联的体系,也是所有产品供给、流通与消费的一体化体系,是经济体系的核心。芮明杰(2018)认为现代产业体系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型产业体系。关于现代产业体系研究,一种是探索如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通过对现行产业体系的“结构性陷阱”分析,提出产业创新是唯一突破口,在当前消费需求变化和科技发展两大因素影响下,要从禀赋升级、价值链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方面着手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路径是对现行产业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转变为建立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运行逻辑、注重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式和完善市场运行机制等(芮明杰,2009,2018)。或者发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王博雅和蔡翼飞,2020),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强化要素协同、夯实企业主体和提升产业链水平等四个方面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盛朝迅,2019)。

现行产业体系的优化,从要素结构变化视角入手,要素结构优化促进地区信息化发展,而信息化发展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韩自然和芮明杰,2019)。有学者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对接角度,认为通过信息消费构建信息化能力体系、推动产业双元发展以及进行跨界融合来进行产业体系升级,而多层次信息消费要主动对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邓少军和芮明杰,2017)。有学者从价值网络分工视角,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组建立自主发展型的价值网络来冲破“瀑布效应”,优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体系(刘明宇和芮明杰,2012)。还有学者归纳我国产业体系的阶段变化和演变趋势,并分析“十四五”时期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徐建伟和杨光,2019;付宝宗,2020)。

(五)产业政策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争论

产业政策是为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目标,政府对产业活动的干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国家经济快速平稳增长。产业政策被普遍采用在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发展进程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产业政策被频繁运用到经济各个领域中,并逐渐建立了一个较为细致、全面和系统的产业政策体系,以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政策理论体系(江飞涛和李晓萍,2010)。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看,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伴随本国的历史条件与经济发展阶段不断调整。我国的产业政策也在世界经济环境波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学界对产业政策转型的研究不断丰富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争论。

一是从探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到探索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围绕着产业政策实施对微观主体发展、产业发展、区域发展和资源配置的影响,学术界结合产业政策类型、特征、具体措施考察了中国产业政策实施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有效提升了经济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经济增长。

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日韩等东亚工业化国家成功的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对我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进入90年代以后,推行传统产业政策的东亚国家开始转向现代产业政策,欧美发达国家也通过不断进行政策创新来进一步发展现代产业政策体系。我国便积极调整研究方向,综合借鉴东亚和欧美的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向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建设迈进,这一阶段,选择建设怎么样的现代产业政策体系成为我国产业政策研究的一大重点,也是一大难点。

三是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功能性产业政策之争。拉尔(1994)将产业政策分为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其中选择性产业政策指的是日本式的产业政策,后发展国家可以借助“赶超理论”,通过政策扶持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缩短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功能性产业政策则是强调政府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和促进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创造公平有效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功能得到发挥的产业政策。国内外学者纷纷就政府应实行选择性产业政策还是功能性产业政策展开了争论。有学者认为,以直接干预市场为特征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但在为产业创新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这一方面,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主张应转为采用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或横向的产业政策、协调主义的产业政策。在功能性产业政策框架下,市场及市场机制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仍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总体上,中国正确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业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在产业政策操作层面努力做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资源配置但又尽量避免直接介入资源配置,这个“度”总体把握得相对合理(黄群慧,2019)。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发展具有两个重要趋势:一是产业政策体系中越来越多地引入功能性产业政策;二是促进产业创新政策在整个政策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产业政策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更加强调政府应将政策重点放在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及外部环境方面,并开始注重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应用,同时也更为重视产业创新政策的制定实施(江飞涛和李晓萍,2018)。

四是产业政策中市场与政府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市场与政府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是产业政策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林毅夫(2012)提出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观点,得到学术界响应。在选择性产业政策中,政府居于主导地位,政府“驾驭”市场、干预市场与替代市场。在功能型产业政策中,市场居于主导地位,政府的作用是增进市场机能、扩展市场作用范围并在公共领域补充市场的不足,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在产业政策中,政府应扮演有限政府的角色,产业政策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产业政策中的市场与政府是互补与协同的关系。市场及市场机制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仍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五 学科展望

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研究是以工业化发展实践为导向的应用经济学领域,全球化发展新趋势、新产业革命和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开创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新的实践过程,为学科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事实支撑,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需要提供理论研究支撑的重大现实问题,学科发展将进入实践与理论互动创新的新阶段。

(一)理论创新引领学科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钱纳里等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工业化理论,主要是基于机械化和电气化主导的工业化经验过程形成的,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发展,已经开启了新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新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特征,推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领域的理论创新和研究范式突破。一是产业分类体系的创新突破。产业经济分析是从产业分类开始的,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形成的产业发展形态模式创新,对原有的产业分类体系形成重要挑战,需要根据制造业服务化、网络平台经济等新的跨界融合型产业发展特征,形成新的产业分类体系,为新的产业分析范式形成提供基础支撑。二是产业结构特征阶段性变化理论创新与提升。以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关系为标志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理论已经不适应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新特征,随着更多国家进入服务型经济发展阶段,制造业的地位不是反映在规模数量方面,而是体现在技术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支撑方面,不同国家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制造业比重变化不大,制造业能力反映发展水平提升和发展阶段演变,需要探索体现制造业能力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理论,对制造业振兴、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等现象从发展阶段演变角度做出新的解释。三是在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分析方面,新古典模型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卡尔多事实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在解释结构变化的库兹涅茨事实方面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强调均衡分析的新古典模型如何与关注非均衡结构变化的产业结构分析结合,需要在理论层面创新突破,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形成的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新特征,需要在新古典理论、产业创新理论和产业演化理论等的结合中构型新的结构变化与增长关系理论模型。

(二)产业实践的新发展为理论创新提出了新课题

一是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对产业升级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发展出现新变化,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开始显现,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发展趋势,全球产业链离岸布局向近岸和在岸布局转变,将成为新的趋势特征,对新兴国家产业升级形成重要影响,需要关注新的全球产业链格局下的产业升级战略方向、实施路径和政策支持。二是中国推动中高端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问题研究。包括:中国如何摆脱对外技术依赖,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如何在新的制高点竞争中率先突破,形成话语权和影响力,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网络化改造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等。三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从技术突破、产业组织变革和各国产业政策部署的最新趋势看,人工智能的加快突破及其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制高点竞争的主要领域;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网络化赋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中国实现中高端升级重要方向。需要通过政府顶层战略设计及政策引领、市场优化配置和智能网络创新等多种模式驱动产业升级,从数字基础建设、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技术创新等角度,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产业政策的体系、重点和实施方式必须适时进行调整。四是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研究,智能网络时代的消费特点改变了服务经济的性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长尾效应极为显著,优化了服务供给。高速的数据和信息传播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资源配置成本,引起需求资源、市场资源、生产资源、质量信号等广泛资源重组与聚合,甚至碎片资源也可以通过共享经济得到利用和发挥。依托大数据建立起来的市场反馈机制,促进了模式创新,提高了服务效率、管理效率。

(三)研究方法创新为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撑

早期产业结构研究主要应用经验实证方法,包括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其他经济计量模型,对大量统计资料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国家间的对比分析,面对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背景下产业发展和结构变化的新特征和新趋势,需要根据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推动产业结构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提升。一是投入产出和经济计量方法的创新提升,新的发展经验过程中可获得的数据规模和类型进步扩大,为新的经验事实分析创造了更好的基础条件,同时也对经验实证方法提出新的要求,从国家投入产出分析到跨国投入产出分析,从经典的回归分析到空间计量分析,从参数分析到非参数分析,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大规模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形成更加稳健有效的经验实证分析结果,为理论分析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撑;二是不断引入新的数据分析方法,云计算快速发展、互联网广泛应用以及新型社交网络和先进的移动设备迅速地普及,出现超大规模海量数据,推动大数据分析方法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应用,需要从传统的小样本统计推断走向大数据量的挖掘,需要在产业结构研究领域实现统计方法与大数据思维的结合,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经验分析中,积极探索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相关的算法研究,包括在产业结构分析中探索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与人工智能、数据库技术的结合,比如运用基于机器学习聚类分析进行新的产业分类研究等。

(四)跨学科融合将成为提升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方向

一是产业结构分析和新古典分析的融合发展,随着新古典分析和产业结构分析是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研究范式形成不同的发展过程,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过关于现代经济增长是结构过程还是新古典总量过程的争论,但两方面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工业化发展过程的研究,近年来产业结构分析和新古典分析的结合已经成为关注重点,例如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强调在新古典分析框架下研究结构变化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把新古典的均衡分析和关注非均衡结构变化的产业结构分析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的内生增长理论与产业结构演变理论有效融合,将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二是产业结构分析与创新理论的结合,库兹涅茨等早期学者都非常关注技术创新对非均衡产业结构特征的形成和演变的影响,把技术创新作为产业结构变化影响因素和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同,从发展态势看,新产业革命是结构新特征和新变化的重要推动因素,所以需要积极探索经济学分析范式下融入创新理论,实现创新理论与产业结构理论的整合。三是演化经济学理论与产业结构分析的融合,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特征及其变化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各种产业结构影响因素都需要从动态演化角度分析,在演化经济学框架和理论模型下,研究产业结构变化的库兹涅茨事实和新库兹涅茨事实,将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五)以现代产业体系为导向的学科创新与发展

在新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宏观整体性特征进一步增强,现代产业体系的提出充分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特征,推动学科发展实现更大范围的融合发展。从产品市场结构变化到要素市场结构变化,特别是新的技术要素和数据要素市场,成为产业结构分析需要关注的新方向;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成为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经济体制机制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中国改革进程中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充分体现了其重要性;从国家工业化到全球产业链分工及其形成的全球工业化互动,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与新兴国家的中高端工业化之间的互动发展特征进一步凸显,需要从国际视角研究分析国家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已经成为重要的政策导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越来越强调结构性特征和针对性的实施效果,中长期功能性产业政策目标也越来越重视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新发展理念下产业发展目标进一步拓展,生态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等新的发展理念,使产业发展超越了经济效率的发展目标,生态绿色型和共享型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成为新的发展目标,需要从发展方向相和路径及政策支持方面做出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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