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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产业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研究新进展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三篇 学科综述
作 者
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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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摘 要
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分类至今仍然比较陈旧混乱。不同于国内的经济学分类,在国际公认的经济学学科分类体系( JEL Classification Code )中,产业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是异名同科(第L学科) ,只是习惯上美国学者多称产业组织(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 ,欧洲学者多称产业经济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 。其中,法律经济学下属的两个分支:反垄断经济学( Anti-monopoly Economics )和规制经济学( Regulation Economics )又都以产业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或者说二者是产业经济学在政策研究(主要是竞争政策)领域的延伸。
关键词

学科

产业经济学

竞争政策

经济学

产业

垄断

发展经济学

产业政策

反垄断法

国有企业

indus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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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立 : 产业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研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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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科概述与定位

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分类至今仍然比较陈旧混乱。比如,现有书刊的权威分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就太过于陈旧,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专业划分标准前些年虽有修订但并不统一,影响较大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要是管理科学部[※注])的学科分类也并不一致。很多年前,有学者概括的“管理学无根,经济学混乱”的局面似乎并没有根本改观。产业经济学学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不同于国内的经济学分类,在国际公认的经济学学科分类体系(JEL Classification Code)中,产业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是异名同科(第L学科),只是习惯上美国学者多称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欧洲学者多称产业经济学(Industrial Economics)。与产业经济学关联较多的是第K学科——法律经济学(Law & Economics),第M学科——工商管理经济学(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Business Economics;Marketing;Accounting),第O学科——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产业经济学与工商管理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虽然关联较多,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其中,法律经济学下属的两个分支:反垄断经济学(Anti-monopoly Economics)和规制经济学(Regulation Economics)又都以产业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或者说二者是产业经济学在政策研究(主要是竞争政策)领域的延伸。

产业经济学的四大主题是企业行为、市场结构、产业绩效和政府政策。[※注]该学科国际主要刊物之一的《产业经济学》(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的选稿方向和特点可供参考。该刊简介中强调,刊物的目标是促进产业分析,特别是企业行为和市场运行的研究,涵盖的经济学领域主要是产业组织状况、寡头垄断理论、产品差异化与技术进步、厂商理论与内部组织以及竞争政策,相关的主要交叉学科包括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法学。该刊对理论与证据的要求也很有借鉴意义,即理论文章需要有明确的政策和应用含义,实证文章需要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使用新的经济计量方法时需要清晰解释,并鼓励契合产业经济学理论的案例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济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教训集中在如何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而这正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中央多次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并以此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更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主业。圈内学者大多公认,作为市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的立法和执法都要依赖产业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要更好发挥重要作用也需要产业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撑。近年来更是发现,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和应对竞争政策国际冲突还需要产业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的融合。基于数字革命的数字经济和数字平台的兴起更需要产业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如此种种都表明产业经济学者责无旁贷,任重道远。过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内部曾有过产业经济学“宽派”与“窄派”的说法。其实,如果“偏离主题”而“丢掉主业”,何谈“宽派”?相反,“不忘初心”而又“扩展领域”,又何谈“窄派”?另外,那种主张产业经济学属于“中观经济学”的说法也须慎重,因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划分并不是依据地域大小,而是看研究方法上是从“个体角度”还是“总体角度”区分。并不是企业问题属于微观,产业问题属于中观,国家问题属于宏观。如果按此思路,那就永远不能懂得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国际金融理论属于宏观经济学的道理了。

二 产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认识及其与竞争政策的关系一直争议较多。追根溯源,这些争议其实正是产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关系的体现。

发展经济学是比较研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的学科,基本特征是以产业政策为导向,一段时期曾经热闹非凡,而后声势渐微。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前期的发展经济学强调实物资本、经济计划和工业化的重要性,而后转向更重视人力资本、市场机制和均衡发展。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家为改变理论偏向,也有从激进经济学回归主流经济学的趋势。

产业经济学(或产业组织理论)是侧重研究企业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学科,属于微观经济学的应用,基本特征是以竞争政策为导向。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并以竞争政策为主导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所以产业经济学也被公认为是市场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或《竞争法》)的经济学基础。这一点虽为常识,但有时就连产业经济学出身的某些学者都曾感到意外。

虽然发展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在某些方面(如重视市场作用)有日益趋同的趋势,但如表1所示,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概念是产业结构(Industrial Structure),包括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比例关系及其演变趋势。这种产业结构,或称行业结构,对应的是国家统计机构制定的标准行业分类代码,还可细分为门类、大类、中类和小类,观测重点是产业间关系。而产业经济学中的主要概念是市场结构(Market Structure),即市场中行为主体间的竞争—垄断关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市场,也包括生产要素市场,而且这里所谓的市场,严格意义上是指《反垄断法》语境下的“相关市场”(Relevant Market),观测重点是市场内部企业间关系。其中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作为供给方的各种工商企业,也包括作为需求方的客户(最终产品消费者和企业客户)。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产业或行业都是Industry,与市场(Market)概念通常是可以互换的,因此产业供求曲线也就等同于市场供求曲线。但在现实经济中,通常的情况是“产业≠市场”,所以产业结构与市场结构就不可同语。

表1 发展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的差异

第二,研究方法不同。发展经济学侧重条件类似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共性的经验性实证研究,以及条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比较研究。简单情况下,发展经济学主要是从整体经济的产业构成变化寻找规律。其次是较多地使用投入—产出表及其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方法,研究在很强的假定条件下对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进行经验性描述和分析预测。再进一步,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还曾试图利用大型电子计算机和复杂的数学模型(如线性与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模拟制定经济发展规划,进行经济发展预测。而产业经济学早期主要利用SCP范式(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Paradigm)研究特定市场内部结构—行为—绩效的特征与相互关系,后来则更多地利用博弈论(Game Theory)和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s)方法,对同一产业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和行为影响进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产业经济学虽然有时也需要关注产业间关系,但这并不是研究重点,除非出现产业间(横向或纵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问题。

第三,核心问题不同。发展经济学重点研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该如何优化,然而由于缺少学理支撑,也就难免争议不止。产业经济学则质疑产业结构有无合理标准和优化目标,因为产业之间如果不存在严重的进入和退出障碍(Barriers to Entry or Exit),资源或生产要素可以自由转移,是不会较长时期存在“产能过剩”或“产能不足”,更不会出现“僵尸企业”的问题。有的学者隐含承认产业结构存在合理标准,但在学理上又说不清楚,难免陷入自我矛盾之中。

第四,价格工具不同。发展经济学多使用不变价格研究产业结构变化,试图排除价格因素影响,但经济学研究又离不开价格,因此经常陷入两难困境。加之发展中国家价格体系经常是扭曲的,因而又提倡人为地计算出各种“核算价格”(Accounting Prices)或“影子价格”(Shadow Prices)。产业经济学则重视现行价格和市场价格,而且是充分竞争条件下的价格体系。[※注]这方面,发展经济学(其实也是计划经济实验必然失败的基本原因)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真正的市场经济怎能排除掉价格因素影响?而没有合理的价格体系,又怎能进行科学的经济预测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第五,政策导向不同。发展经济学的政策导向是产业政策,强调政府配置资源。产业经济学的政策导向是竞争政策,强调市场配置资源。虽然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有时不完全是替代关系,也可以互补,但更多时候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这也已经被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所证明。当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也不排斥市场的作用,也接受竞争政策处于基础性地位的提法。但有些人似乎并不懂得,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首选工具便是竞争政策,而不是其他。当然,这种情况下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也就有了融合趋势。

三 学科理论前沿发展

(一)学科理论国际前沿

最近十年来,国际上产业经济学界的理论前沿重点集中在“网络与平台经济学”(Economics of Network and Platform)和“行为产业组织”(Behavior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两大领域。本文主要侧重于国内的学科发展情况,因此对国际学科理论前沿发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如下的综述性文献。

1.网络与平台经济学领域

[1]Shy,Oz.2011.“A Short Survey of Network Economics.”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38:119-149.

[2]Evans,David S.2013.“Economics of Vertical Restraints for Multi-Sided Platforms”Coase-Sandor Institute for Law & Economics Working Paper,No.626.

[3]Greenstein,Shane,Martin Peitz,and Tommaso Valletti.2016.“Net Neutrality:A Fast Lane to Understanding the Trade-off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0(2):127-150.

[4]Jullien,Bruno,and Wilfried Sand-Zantman.2019.“The Economics of Platforms:A Theory Guide for Competition Policy.”TSE DIGITAL CENTER POLICY PAPER SERIES.

[5]Goldfarb,Avi,and Catherine Tucker.2019“Digit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57(1),3-43.

2.行为产业组织领域

[1]Grubb,Michael D.2015.“Behavioral Consumer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n Overview.”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47:247-258(行为产业组织论文专集).

[2]Heidhues,Paul,and Botond Koszegi.2018.“Behavior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hapter 6 of Handbook of Behavioral Economics,Volume 1.

[3]Schroeder,Elizabeth,Carol Horton Tremblay and Victor J.Tremblay.2018.“Behavior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 Synthesis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hapter 1 of Handbook of Behavior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二)学科理论国内前沿

科学研究提倡“问题导向”,但需要在更完整的意义下来理解。其道理可以简单地表示为这样的“上升螺旋”:问题(Question)→难题(Problem)→悖论(Paradox)→两难(Dilemma)→取舍(Trade-off)→解决(Solution)→评估(Evaluation)→新问题……好的研究项目和高水平论文至少完成一个螺旋,一个学科则需要涉及多个螺旋。这里提出一组科学研究和学科评估的有关“悖论”,与大家共勉。

一是“诺奖悖论”:“学者一旦获得诺贝尔奖或其他大奖,就表明其代表性成果不再处于学术前沿;反之,仍处于学术前沿的研究则不可能获奖。”简单说就是,前沿的不能获奖,获奖的不属前沿。那么,可否以此观点看待院士或教育部长江学者的研究成果?获奖成果还能进行跟踪研究吗?科研经验和探索精神可以基业长青,有的诺奖得主和院士终生探索或不断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则另当别论。

二是“挖人悖论”:“人才出名后身价必高,而又不再处于学术前沿;人才未出名前身价较低,但如何伯乐识马又是难题。”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大学原校长杨祖佑在任期间成功引入几位潜在的诺奖得主,一时传为佳话,可惜经验失传。

三是“新教师悖论”:“很多著名大学对新入职教师实行‘非升即走’(多以6年为期)的考核办法,导致科研工作‘短平快’,不利于重大突破性创新;而考核宽松,又无科研压力”。没有科研压力难有创新的道理简单易懂,但名校考核严反而不利于真正创新研究的道理,似乎懂得的人还不多。国内一些大学的现有科研成果考核制度是否需要反思一下?

四是“老教授悖论”:“不搞终身制人才不稳定;搞了终身制又可能不思进取。”国内一些大学僵硬的职称评审、教授退休、科研项目申请和经费管理制度世上罕见,问题更多。

五是“项目评审悖论”:“真正的高水平创新项目难以评审过关;容易评审通过的项目创新性又不会太高。”徐匡迪院士说过,中国颠覆性技术创新是被专家“投”没的。基础性研究不一定有直接效益,应用性研究也不应靠政府资助。国内比较规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的“实名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匿名制”,也是各有利弊,其他的项目评审可想而知。

六是“成果发表悖论”:“真正的创新性成果难以发表或通过鉴定,容易发表和鉴定的成果创新性则不会太高。”诺奖得主的成名之作多不在名刊发表就是明证!学术刊物普遍实行的“匿名审稿制度”(Peer Review)表面上似乎完美,其实也充满悖论。

理解了以上的有关悖论,也就容易正确看待以下的学科理论前沿问题。

1.产业竞争度与产业利润率成反比悖论

“产业竞争度与产业利润率成反比悖论”是说明个体产业效率与整体经济效率关系的新的产业经济学理论。一般而言,竞争与效率正相关,但就某一产业来说并不一定总是如此。此悖论要点如下:①单个产业竞争度(或效率)越高,该产业的利润率会趋近甚至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注]如果该产业中的企业退出障碍较大或者属于夕阳产业,得不到正常利润甚至出现亏损是正常现象,而且可能对社会是有利的;②某个或某些产业利润率较高或过高,甚至长期如此,可能是坏事。如果主要是垄断因素所造成的,那么很可能对社会有害或弊大于利;③某些产业短期内利润率较高,如果主要是创新因素(包括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造成的,则应受到社会鼓励;④如果有些产业竞争比较充分,而同时另一些产业存在垄断,这种情况下整体经济价格体系必然扭曲,那么从福利经济学角度看,则很难正确评价整体经济效率;⑤只有当产业内部不存在“X-非效率”(X-inefficiency),并且产业之间资源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形成社会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社会整体效率(或社会福利)才会最高。[※注]

这一理论成果的政策含义是,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当产业竞争度较高而产业利润率较低时,应放松反垄断执法;反之,当产业竞争度较低而产业利润率却较高时,则应加强反垄断执法。因此,不讲条件地强调“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不是科学的执法理念。[※注]

根据这一定律来观察经济现实,可能会揭穿许多奥秘。比如,中国加入WTO之前国内有的产业利润率较高,加入WTO之后产业效益下降,有人则认为参与国际竞争吃了大亏,他们不了解这是因为面对国际竞争,原来虚假的高效率“露底还原”。再如国内烟草业表面上“利税率”一直极高,而实际上真实效率并不一定高,国际竞争力更低。香烟属于容易上瘾的特殊商品(Demerit Goods),加之存在严重的行政垄断,如何正确评价烟草产业绩效是一大难题。有学者甚至研究发现,考虑到烟草生产的投入和吸烟造成的疾病损害和社会医疗费用,整个烟草产业不仅每年万亿元利税是假象,而且其净福利可能为负数。中国历史久远的“盐业专营”制度也是如此,因其属于典型的行政垄断。

2.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悖论

国内近年来围绕产业政策的争论似乎很热闹,其实有时并不是基于产业经济学基本原理。如前提述,评价产业政策的功过不能脱离竞争政策的作用,而正确理解二者间关系首先需要理解发展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的关系。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有三种关系:第一种是“替代型关系”。长期来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间主要是替代关系。大体上说,计划经济中产业政策居主导或基础性地位,市场经济中竞争政策居于基础性地位。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自然也就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这其实也是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长期协同关系。第二种是“互补型关系”。在特定时期内和特定条件下,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也有可能形成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互补型关系”,这时二者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成为主流关系。第三种是“转化型关系”。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有时是可以相互转变的,这种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政策含义。例如,产业政策研究领域影响较大并曾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阿吉翁(Aghion)等学者,利用中国的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产业政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政策对效率起促进作用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对产业内所有企业普惠;二是产业间扶持竞争激烈的产业。其实,第一个条件对应的是“普惠化”,强调竞争中立,第二个条件对应的是“功能性”。这就又构成一种政策悖论:“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产业政策,本质上已经转变成竞争政策,不再属于产业政策;而不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产业政策又没有功效。”例如,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有关产业政策,教训就极为深刻。这种关系也与前述的经济学对联悖论——“没有竞争,不知成本为何物;有了竞争,不知成本有何用”的道理高度相通。

3.“产业≠市场”公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从2008年实施至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及其下设的执法机构,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唯独第九条中的“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发布评估报告”落实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尽管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曾经对汽车、电力、农药、互联网等多个行业立项招标,组织研究机构进行竞争状况评估,但十年多没有正式公开发布一项竞争状况评估报告,更谈不上像欧盟竞争委员会和多个国家那样用多种文字定期或不定期对外公布。

其根本原因在于,《反垄断法》立法之初就忽视了“产业≠市场”的反垄断经济学公理。产业经济学基础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产业=市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产业(行业)标准分类是统计机构定期发布统计数据的基本依据,但统计工作中的产业通常并不对应具体的市场。反垄断意义上的“相关市场”,因时因势而变,不能事先预定,所以统计数据不能直接使用。而且,统计数字多用不变价格,与市场的本意相去甚远。数字经济下,平台企业对应的是双边市场,那种依靠统计数据事先界定市场的思路就更行不通了。但愿已经开启的《反垄断法》修订工作会注意到这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的一次年会上,曾有学者声称准备计算全国房地产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指数,这些学者显然忽略了“产业≠市场”的公理,因为房地产市场区域性特别明显,全国不可能是一个市场。又如,国家反垄断机构曾招标研究中国电力产业的市场竞争状况。研究发现,整个电力产业中的发电环节高度竞争,输电环节高度垄断,售电环节可以高度竞争。总体来说,两端存在多个市场,中间也是可以竞争的,整个电力产业不可能计算出一个统一的市场集中度指数。而在具体的电力产业反垄断案件中必须首先界定相关市场。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普及产业经济学知识有多么重要。

4.跳单与RPM互克理论

跳单问题(Deal-Switching)[※注]在许多产业中广泛存在,只不过以往学者们较少关注。跳单行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促进竞争降低价格,另一方面引起搭便车问题,或者说跳单具有促进效率和不利公平的二重属性。而反跳单行为的纵向限制行为,例如维持转售价格(RPM)则相反,其一般作用是抑制“搭便车”行为,但同时又可能限制竞争,也具有二重性。

跳单行为和反跳单行为都具有二重性,但它们的动力机制和实施效果正好相反。如果不明了其机制原理,反垄断执法和竞争政策机构则往往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跳单与RPM互克理论”(The Offsetting Theory)则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利用二者天生具有的互克作用,能够达到利弊权衡的目的,有些情况下只需顺其自然,静观其变。理想状态下,跳单的负效应被反跳单的正效应所抵消,反跳单的负效应被跳单的正效应所克服,结果是既没有明显的限制竞争,也没有明显的“搭便车”问题。从竞争政策实施角度看,互克作用发挥得好,既可以大幅度节约监管成本,提高行政监管和法院执法效率,也有利于实现公平竞争。近年来,互克理论及其政策建议在反垄断执法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多次得以应用,也在多次与美国和加拿大学者和法律界就此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得以改进和完善。

四 学科研究方法进展

产业经济学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因此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原则上都可以采用。同时,产业经济学也有该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

(一)S-C-P范式的兴衰

产业经济学最早的公认研究方法或标准分析范式是S-C-P范式,或结构—行为—绩效研究范式。早期的“结构主义”(20世纪50—70年代)重视市场结构(Market Structure),强调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Firm Conduct),进而企业行为决定产业绩效(Industrial Performance)。相应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是经济计量学方法。后来的“行为主义”(20世纪80年代之后)重视企业行为,认为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更强调企业行为的作用。随着产业经济学研究重点转到企业的策略性行为,博弈论方法在产业经济学中便广为应用。经济计量学和博弈论方法虽然不是产业经济学的特有研究方法,但在产业经济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国际上“新实证产业组织”(New 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NEIO)学派的兴起,有效地克服了旧S-C-P范式的不足。与我国很多学者采用产业(行业)或地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同,这个学派强调收集微观数据,特别是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决策数据,然后进行实证检验。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案例分析和经济计量模型检验方法的结合,有助于更深刻认识微观产业组织的内在机制,因而带来了不少理论创新。

可惜的是,国内经济学和管理学界至今对S-C-P范式的基本概念仍然存在诸多误解。[※注]这里有几点需要澄清:

(1)S指的是市场结构,而不是产业结构,当“产业≠市场”时,首先需要界定相关市场(Relevant Market),官方统计数据不能直接使用。如同“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假定一样,“产业=市场”是很强的经济学假设,现实中很少能够满足。

(2)C指的是企业行为,而且多指排除、限制竞争的策略性行为,特别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这些行为与市场进入或退出的障碍(Entry/Exit Barrier)有关,如果没有进退障碍或者障碍比较小,从竞争政策的角度看则无须过于关注企业行为,因为那主要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学问题。

(3)P所指的产业绩效主要是该产业的社会效率(Social Efficiency),不能单看产业(或主导企业)的利润率情况。因为当产业处于垄断状态时,产业绩效便会失真。如前面的“产业竞争度与产业利润率成反比悖论”所说,这时需要利用福利经济学的概念,从社会视角评价产业绩效。[※注]

另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平台成为产业主导的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其所特有的“双边市场”或多边市场特征给产业经济学研究和竞争政策实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相关市场界定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都极为困难,至今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一些竞争政策研究者一直试图绕开相关市场界定的困难,而探寻其他替代办法。

(二)B-T-C范式的提出

为分析研究平台经济日益广泛而特有的“跳单问题”,B-T-C范式应运而生。如果说S-C-P范式主要是横向产业组织的分析框架,B-T-C范式则主要是纵向产业组织的分析框架,是对S-C-P范式的补充和完善。

B-T-C范式或“原商—中介—客户”范式是以渠道价差为分析工具,研究原商(B)、中介(T)与客户(C)“三方主体”的角色定位及其相互关系。跳单行为一般指在至少三方主体中,其中两方“合谋”搭便车,利用第三方提供的相关信息和服务,再“跳过”(无补偿)第三方而直接交易的行为。具体说,跳单行为包括三个构成要素:①至少存在三方主体——原商、中介和客户,其中每方主体可有多个个体;②其中两方“合谋”无补偿地跳过第三方;③第三方被搭便车,“出力”而无利。其中,有无“搭便车”是判定跳单行为的决定因素,无此则不属跳单。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的渠道价差可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信息成本、店面成本、租金成本、专利费等。衡量渠道价差有两个角度:一是价差总体程度,包括价差绝对量和相对价差率;二是价差构成结构,即构成价差的各种因素及其相对比重。

从渠道价差总体程度看,当渠道价差达到一定程度时,就难免产生跳单行为,而且渠道价差越大跳单会越严重。例如,“海外代购”跳单中专利药与仿制药间的渠道价差达到数倍甚至上百倍。可以想象,面临生死抉择,而且渠道价差又达百倍时,患者怎能不跳单?

从渠道价差构成结构看,不同跳单行为中价差的主要构成因素有所不同,它们是跳单行为产生的深层原因。例如,构成“中介选弃”跳单渠道价差的主要因素是信息成本,构成“店选网购”跳单的主要因素是店面成本,构成“租少售多”跳单的主要因素是租金成本及其租金结构,构成“海外代购”跳单的因素则是知识产权中的专利费用和药品流通中的制度成本。

(三)E-B-C范式的前景

国有企业是一种重要的企业组织,在中国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理所当然应该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在竞争政策领域,近年来美国和欧盟等国已经并还将提出一些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法律和政策措施,涉及政府补贴的非国有企业也经常遇到此类问题,而中国的商务与外交部门还没有充分认识并掌握产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政策工具进行有理有据的应对,经常陷入理不清道不明的被动处境。

在这方面,新构建的E-B-C范式(Enterprise—Business—Conduct Paradigm)应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该范式的核心问题在于《反垄断法》(或竞争政策)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企业集团)的适用性。具体包括三个方面:①把国有企业分成三种类型,即政府企业(Government Undertaking)、特殊法人(Special Legal Entity)和普通公司;②把法律适用分成三种方式,即适用(Application)、除外(Exception)和豁免(Exemption);③再把企业活动分成三种形态,即企业(Enterprise)、业务(Business)和行为(Conduct)。

在对国内国有企业和涉外企业进行具体的《反垄断法》执法,或应对境外反垄断机构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可按“三步走”:第一步审查企业主体是否适用;第二步审查业务类型是否除外;第三步审查经营行为是否豁免。其中,企业可以形式复杂,业务可以包罗万象,行为可以多种多样。E-B-C范式的内容十分丰富,基本内容见表2和图1。

表2 《反垄断法》对国有企业适用性(类型×方式×形态)

运用E-B-C范式,可以对此提出法理清晰的法律修订具体建议,可以有效克服反垄断执法涉及的“单一经济体”和企业集团(及集团公司)引发的混乱和困惑,可以具体细化并增强《反垄断法》对国有企业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E-B-C范式可以综合借鉴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和欧盟的《竞争法》的优点,又可突出中国《反垄断法》后来居上的特点。这样,对内对外都更加有理有据。

图1 E-B-C执法程序“三步走”示意图

五 学科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产业经济学研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有很多,但应力戒两种误区:一是大而空,二是专而偏。

(一)重点产业的竞争政策研究

自2016年起,由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下设的竞争政策专业委员会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共同策划,经教育部批准,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组织招标,立项了三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构成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系列:

1.高铁行业竞争政策的适用性及难点问题(天津财经大学于立教授主持)。

2.高速公路行业竞争政策的适用性及难点问题(上海财经大学蒋传海教授主持)。

3.电力行业竞争政策的适用性及难点问题(长沙理工大学叶泽教授主持)。

铁路、电力和高速公路等行业有很多共性,也都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行业,比如都有一些性质上属于特殊法人的国有企业,不能按普通企业对其实施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执法。这几项研究可望取得一些重点突破。

(二)关于国际竞争组织ICO的研究

当今大势,世界贸易组织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功能日益弱化,目前几乎陷于停顿,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也未获主要国家认可。而与此同时,组建国际竞争组织ICO(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rganization)的时机日渐成熟。ICO的前身是国际竞争网络IC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是一个专门研究反垄断法律和竞争政策的国际性学术组织,但受某种因素影响,中国至今还不是其正式成员,非常不利于发挥中国的国际影响。

笔者早就意识到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是件大事,并于2005年立项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机理、机构与法律”。从最早提出建立ICO的设想已过去十五年,目前特别是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出现之后,中国主动倡导成立国际竞争组织ICO的意义更加明显,时机和条件也已渐成熟。非常有必要尽快成为一个新的国际机构,并用ICO部分替代并扩展WTO的相应职能,甚至考虑总部就设在北京。

2018年在《反垄断法》实施十周年之际,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组织各位成员写文章纪念,以便进一步推进竞争政策的更好实施。笔者以《法制日报》内参的渠道,写了《关于推动建立国际竞争组织(ICO)的建议》,报送国务院有关领导,后又在《竞争政策研究》刊物正式发表。

当然,这项建议只是一个起点,还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例如,如何借鉴多年来ICN的丰富成果和政策建议,如何处理各司法辖区竞争法律或政策之间的冲突,并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等等。

(三)《反垄断法》处罚结构的研究

一般来说,经济学更重视效率,法学更重视公平或正义。但在反垄断领域,效率和公平应该统一。反垄断经济学是产业经济学学科的自然延伸。《反垄断法》对违法行为规定了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行政罚款和法律赔偿等多种处罚措施,构成相应的“处罚结构”。但在现实《反垄断法》执法实践中,明显存在“处罚结构”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几乎没有没收违法所得的情况;二是行政执法只罚款不赔偿,而法院执法只赔偿不罚款。

2017年在“中国法律经济学年会”上,笔者曾作了《垄断侵害与垄断损失辨析及最适处罚结构》的主旨报告。随后,又多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香港岭南大学等学术机构会议上报告其理论和发现。主要观点可以归结为三个基本公式:

1.总垄断损害=垄断侵害+垄断损失,分别对应“垄断损害理论”图形分析中的长方形和三角形。

2.总损害处罚=损害赔偿+垄断罚款,执法中需要同时兼顾效率原则(数倍威慑)和赔偿原则(多年累计),绝不能顾此失彼“单打一”。

3.综合目标=维持公平+追求效率=还原收益转移+消除效率损失,要达到这个要求,现有的法理学理论和机构设置都需要相应提升或改变。

《反垄断法》的处罚结构是反垄断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而产业经济学是其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

(四)竞争政策对国有企业的适用性研究

主要就是运用E-B-C范式,解决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疑惑,切实改进国有企业的国内外政策环境。这方面近期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有:

1.“特殊法人”国有企业的性质特征与产业分布;

2.“特殊法人”国有企业的法律依据;

3.“国有独资公司”有关法律的修订;

4.“集团公司”的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

5.“单一经济体”的法律含义与法律责任;

6.“竞争中性”原则的含义及对不同国有企业的适用性;

7.“竞争执法”与“竞争倡导”的协同与配合机制;

8.国有企业主导产业绩效评估的原则与案例;等等。

这些问题与管理学和法学关系较大,但理论支撑还是要依赖产业经济学。

六 学科发展展望

当前,产业经济学或产业组织学科研究的重点方向应该有所调整,或者说要有进有退。这实际也是中国工业经济学会面临的转型机会。

第一,属于发展经济学的领域要适当退出,而对法律经济学,特别是与竞争政策密切相关的反垄断经济学和规制经济学的领域要继续扩展进入。第二,传统工业经济领域的研究优势应该保持,并且争取有一些重点突破,但对数字经济(包括互联网和平台经济)领域要加大进入。第三,学会的同行不要把自己封闭于制造业及其细分产业,应大力推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研究,比如互联网产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必须切记,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适合各个产业,绝不仅仅限于制造业领域。

具体说,产业经济学可大有用武之地的具体学科方向或相关新兴学科。

1.《互联网经济学》学科

这个领域本来就是工业经济学会的用武之地,理所当然需要加大进入力度。2001年经济学家奥兹·谢伊(Oz.Shy)写的《网络产业经济学》[※注]是个很好的开篇之作。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竞争政策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互联网经济学与竞争政策》历时三年,也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已经发生的三次“产业革命”(机械革命、电力革命、数字革命)中,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数字经济还方兴未艾。如果说农业经济的第一生产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的第一生产要素是资本,那么数字经济的第一生产要素则是数据。网络外部性、双边与多边市场、数据的产权与交易等许多经济学问题,目前还尚无定论。

2.《平台经济学》学科

《平台经济学》学科亟须正式确立,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也应大举进入并有所贡献,尽快列入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的学科发展规划。主要研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平台产业组织问题;平台的相关市场界定难题;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平台企业的行为特征;平台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测定与防范滥用;数据要素的性质与特征;产业导向的平台分类与市场导向的平台分类;平台经济中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

3.《法理经济学》学科

目前还没有《法理经济学》(Jurisprudential Economics)这个学科,但其前景极好,属于法律经济学的哲学层次,也应列入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的学科发展规划。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和未来发展依赖于这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我们需要跳出传统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与Political Economics)的局限,吸纳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精华。学科重点问题如“成本最小规避原则”(The Least-Cost Avoider Doctrine);“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与“法律失灵”(Law Failure)“三位一体”问题;最优处罚结构原理;举证责任配置理论;行政执法与法院执法协调与机构设置原则;私人诉讼、集体诉讼与公益诉讼的体系设计原理与原则。

4.《公地喜剧理论》

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研究已经有较多,但对公地喜剧(Comedy of the Commons)的研究却很少。数字经济的兴起在很多方面具有公地喜剧的因素和萌芽。重点研究问题如:数字经济的特征;数字产品的“共享品”(Club Goods)属性与特征;数字产品与知识产权(“保反兼顾”政策悖论);“右版权”(Copyright)与“左版权”(Copyleft)问题;“准公地悲剧”(Tragedy of Quasi-commons)与“反公地悲剧”(Tragedy of Anti-commons)问题;等等。公地悲剧针对的是具有“争用性”而无“限用性”的“公用品”(Common Goods)。而数字经济中,很多物品是不具“争用性”而有“限用性”的“共享品”(Club Goods),零边际成本的特点非常明显。

数字经济中大量的“共享品”,如百科全书、知网等,政策机制设计得好,完全可以使“共享品”向既不“争用”也不“限用”的“共用品”(Public Goods)转化,从而出现日益增多的“公地喜剧”(Comedy of the Commons)成分。这是新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反垄断机构和知识产权法院面临的挑战,也是产业经济学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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