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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绿色低碳发展的最新理论进展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三篇 学科综述
作 者
陈诗一 李志青
浏览次数
65
摘 要
绿色发展的提出离不开可持续发展的铺垫和延伸。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理论体系, “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学者指出, “在绿色发展的系统中,内含着绿色环境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政治发展、绿色文化发展等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诸多子系统” ,其中, “绿色经济发展是绿色发展的物质基础” ,同时,基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不同解读。
关键词

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

低碳

绿色经济

循环经济

学科

低碳经济

绿色金融

生态产品

影响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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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诗一 李志青 : 绿色低碳发展的最新理论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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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绿色发展的学科概述

绿色发展的提出离不开可持续发展的铺垫和延伸。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关系,大部分学者认为,绿色发展属于可持续发展的深化和更高级的表现模式,是新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许宪春等,2019;魏琦等,2018;何爱平等,2018;黄茂新和叶琪,2017;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已经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1987年联合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妥善对待环境问题,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正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召开,确立了涵盖经济、社会、环境的三维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发布了宣言《我们希望的未来》。2015年,联合国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关键维度设立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来指导全球社会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转型。

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入,绿色发展的概念逐渐兴起并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的重要发展理念之一。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理论体系,“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既要确保“绿色”,也要坚持“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等,进一步阐明了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有学者指出,“在绿色发展的系统中,内含着绿色环境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政治发展、绿色文化发展等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诸多子系统”,其中,“绿色经济发展是绿色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基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不同解读,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多种经济发展方式(王玲玲和张艳国,2012)。基于对绿色发展概念的分解,本节将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三个方面梳理相关理论及最新研究问题,并就三种概念进行对比总结。

二 绿色发展构成的学科理论前沿

(一)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的概念出自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的《绿色经济蓝图》,即自然环境和社会可承受的经济发展模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将绿色经济定义为“能够改善人类福祉和建立社会公平,同时减少环境风险和资源短缺的经济”[※注]。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绿色经济的核心内涵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平衡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高红贵,2012;诸大建,2012;田江海,2010)。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环境与发展关系认识的深入,特别是环境治理的政策与实践逐渐深化,我国学者对绿色经济领域所研究的议题也越来越广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基于绿色经济内涵探讨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研究。有众多学者尝试构建了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陈同峰等,2019;朱海玲,2017;曾贤刚和毕瑞亨,2014;向书坚和郑瑞坤,2013;刘西明,2013)。②利用绿色经济效率的经济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分析。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使用了DEA效率模型,研究了经济水平、自然禀赋、区位特征等不同要素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关系(林伯强和谭睿鹏,2019;聂玉立和温湖炜,2015;王仁文和宋伟,2014;钱争鸣和刘晓晨,2013)。③政策研究与发展战略研究。部分学者基于我国现有政策的评估分析提出了建议(任相伟和孙丽文,2020;王军和李萍,2018;李奎,2018;李忠,2012),也有部分学者进一步细化并提出了区域、企业绿色经济的路线规划(刘秀红,2019;王丽霞等,2018;于成学和葛仁东,2016;余佶,2015;范丽娜,2013)。

(二)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的概念由2003年英国政府的《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报告首先提出,将低碳经济定义为用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产生更多的社会福利,即为了降低生产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通过建立低碳能源体系、研发和利用低碳技术与产品等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模式。厉以宁等(2017)认为,低碳发展的特征是“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有利于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治理、能源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文献的梳理,当前低碳经济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包括:①低碳经济概念辨识与理论分析。陈端计和杭丽(2010)通过文献资料梳理低碳经济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潘家华等(2010)认为,低碳经济发展虽然已成为共识,但是概念的界定并不统一,要推进低碳实践需要消除概念上的误区。厉以宁等(2017)分析与论证低碳发展的作用与影响、衡量与测度、规律与路径、目标与方向、政策与工具,提出低碳发展应作为宏观经济目标。②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估。周泽炯和胡建辉(2013)运用Super-SBM模型对部分城市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吕学都等(2013)通过研究国内外低碳经济指标体系,构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监测和评估低碳经济的发展。李沙浪和雷明(2014)采用TPOSIS模型对中国分省低碳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雷明和虞晓雯(2015)利用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算我国低碳经济增长,并利用面板VAR模型分析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地方财政支出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对低碳经济的影响。③低碳政策评估分析。王晓莉等(2011)、张兆国等(2013)、莫建雷等(2018)分别研究了税收补贴和非化石能源价格补贴等财政补贴政策对低碳发展的影响。胡曲应(2012)、李玲(2012)研究了排污收费制度与企业低碳发展的影响机制。大量学者围绕碳税政策与减排和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展开了预测研究(钟帅等,2017;王书平等,2016;赵文会等,2016;时佳瑞等,2015;郭正权等,2014)。

(三)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出自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Boulding的《未来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文中提出经济发展方式应该从传统的资源依赖和消耗型增长的经济转向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生态型经济。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①区别于资源线性流动的传统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属于闭环经济(Bilitewski,2012);②循环经济的核心是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tion)、再循环(recycle)和再利用(reuse)(Ghisellini et al.,2016)。

循环经济的研究主要围绕区域和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测度以及影响因素分析展开。贾国柱等(2014)、陈翔和肖序(2015)、邵留国等(2016)利用DEA模型,分别对建筑业、造纸及纸制品行业、火电行业的产业循环经济效率进行评价研究,并分析了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董锁成等(2016)利用工业节能作为衡量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分析中国工业结构变动的节能效果以及工业节能和工业利润总额的关系。韩瑞玲等(2011)、黄和平(2015)、马晓君等(2018)运用多种模型组合,基于生态效率的测算和影响因素分析,分别度量辽宁省、江西省以及我国整体的循环经济发展情况。李斌和曹万林(2017)通过循环经济绩效理论模型衡量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绩效,并分析环境规制、地区差别对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

(四)三者的关系辨析

针对三种经济发展理念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有学者认为绿色经济发展包括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后两者是从经济活动的不同角度与层面来认识问题(王新玉,2014;方时姣,2010;吴晓青,2009)。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既有联系也有差异,三者都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并追求可持续发展,同时研究的侧重点与解决的问题又有所区别(伍国勇和段豫川,2014;杨运星,2011;潘家华等,2010)。

由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提出的时代背景不同,其内涵也各有侧重。总体而言,绿色经济更多地针对环境问题,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低碳经济针对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强调节能减排;循环经济针对资源问题,强调资源循环利用。

三 绿色转型的最新理论

绿色发展作为当前核心的发展理念,指导我国经济向可持续路径发展,同时为各部门提出了绿色化发展要求。要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离不开绿色转型的全面深化发展,尤其是经济各部门供给与需求两侧的绿色化。绿色的理念和目标应该覆盖全产业生态链,即“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营销—绿色包装—绿色物流—绿色消费—资源回收”的闭环(陈诗一和李志青,2019)。

绿色生产的主旨是对生产过程中进行污染控制和管理,以节能、减排为目标推进生产方式绿色化(王瑛,2019;杨博和赵建军,2016)。有学者指出,生产方式绿色化包括生产源头绿色化、生产过程绿色化和生产废弃物绿色化三个层面,即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增加绿色科技的应用,实现废弃物的再利用和资源化(冯之浚等,2015)。

绿色消费的概念出现于1987年英国学者Elkington和Hailes的《绿色消费者指南》。中国消费者协会把绿色消费概括为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二是倡导消费过程中要注重对垃圾的处理;三是倡导形成环保、节约的消费观念。

基于绿色转型的生产与消费内涵,本节将进一步梳理产业、区域和要素层面绿色转型发展模式的概念与最新理论进展。

(一)产业绿色化

1.农业绿色发展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由此可见,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是统筹协调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即实现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魏琦等,2018)。

现阶段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生态效益等的评估方面。有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全国和区域不同层级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和测算(龙冬平等,2014;李丽纯,2013;辛岭等,2010)。在生态农业评价方面,潘丹等(2013)、牛敏杰等(2016)分别从综合指数、货币价值评估等视角对农业产业的生态价值和效益进行测算。

2.工业绿色发展

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中指出,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要按照“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推动工业发展。规划提出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包括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开展绿色制造工程。工业绿色发展是一种绿色低碳、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工业发展模式(苏利阳等,201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进行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投入的绿色化、生产过程的绿色化、产品与服务绿色化(史丹,2018;傅志寰等,2015)。

基于文献的梳理,工业绿色发展研究主要围绕工业绿色发展绩效与影响因素分析展开(李宁等,2020;王建民等,2019;杨仁发和李娜娜,2019;涂正革和王秋皓,2018;傅为忠和徐丽君,2018;吴传清和黄磊,2018a;徐成龙和庄贵阳,2018;傅为忠和边之灵,2018)。其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驱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研究命题。袁宝龙(2018)利用CDM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创新过程的影响。吴传清和黄磊(2018b)利用多种研究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从绿色创新、绿色技术和绿色制度等维度分析长江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陈瑶(2018)基于R&D研发驱动理论,利用包括R&D投入的DEA-DDF模型测算我国区域工业绿色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及全要素增长率,并利用GLS模型分析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丁显有等(2019)采用SBM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长三角城市群重要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创新发展效率和绿色创新协同程度。

(二)区域绿色化

1.农村绿色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针对乡村振兴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农村绿色发展可以理解成,为解决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等问题,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建设生态宜居的新农村为主旨,通过组织新业态、发展新产业、激发新动能,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陈润羊,2018)。

当前我国农村绿色发展研究主要围绕农村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三方面展开。在农村生态环境质量评价领域,高奇等(2014)、孙勤芳等(2015)、王晓君等(2017)利用PSR模型构建农村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分别基于各自的指标体系对典型县域、村镇进行实证研究;部分学者则采用AHP法对整体和区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李妍,2017;徐光宇,2015)。在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房宇(2016)、闵继胜(2016)研究政府的影响;侯俊东等(2012)、沈费伟和刘祖云(2016)、于法稳(2017)则从发展方式对中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展开研究。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中,李咏梅(2015)认为生态环境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治理过程必然依赖于公众参与,应建立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机制。杜焱强等(2016)认为让增加的社会资本存量在环境治理领域发挥长效的积极作用是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李虹和熊振兴(2017)将自然生态空间占用的价值进行量化,提出生态赤字价值补偿的环境税方案,研究表明环境税将引导经济增长从生态占用转向劳动力和资本,有利于区域经济的绿色转型。

2.城市绿色发展

城市绿色发展意味着引导城市相关利益主体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以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经济高效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运行模式(郭鹏飞和周英男,2018;赵峥和张亮亮,2013;朱远,2011)。

现阶段城市绿色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估和影响因素分析方面。岳书敬等(2015)采用SBM模型测度我国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并分析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综合效应。袁文华等(2017)构建城市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山东省各地市的绿色发展绩效与空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张治栋和秦淑悦(2018)、李爽等(2019)运用SBM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绿色效率进行测算,并分析绿色效率的影响因素。周亮等(2019)在梳理绿色发展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采用多种模型方法,对我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测度与刻画。

(三)要素绿色化

1.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是一个广义的术语,包括为各种能够产生环境效益或减少环境损害的项目提供资金的投融资活动。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认为,绿色金融是指能产生环境效益从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活动。2016年我国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基于文献分析,目前绿色金融领域的研究主要从绿色金融政策制度(赵军和刘春艳,2020;魏丽莉和杨颖,2020;中国工商银行与清华大学“绿色带路”项目联合课题组,2019;邵光学,2019;杜莉和郑立纯,2019)、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曹倩,2019;杨庆虹,2017)、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刘庆富等,2020;杨望和李一鸣,2020;鲁政委等,2020;王波和董振南,2020)、环境信息披露与风险管理(胡宗义和李毅,2020;张爱美等,2020;于连超等,2020;徐枫和马佳伟,2019;史贝贝等,2019)等方面展开,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2.能源转型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关于能源转型,从能源的供给与消费结构出发,是从传统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从一次能源向二次能源的转型;从能源系统出发,是向清洁、低碳、智能、高效、安全方向的转型(林伯强,2018;马丽梅等,2018;童光毅,2018)。

关于能源转型的研究,学者展开了大量分析与讨论,特别是集中在量化研究上,研究侧重于三个问题:一是能源转型中能源结构与需求总量的变化;二是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三是能源转型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何铮和李瑞忠(2016)通过数据模型分析与修正、现象与特点的研究、要素间发展的逻辑推断等,分部门、分品种对我国一次能源消费进行情景设计与预测,提出中国2035年的能源发展前景。谢和平等(2019)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3个阶段,采用弹性系数法,对我国2025年能源消费总需求进行预测。齐绍洲和李杨(2018)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能源转型和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相互影响机理。魏巍等(2020)利用DSGE模型研究能源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以及相关政策效应。姜克隽等(2009)利用中国能源环境综合政策评价模型(IPAC)对我国未来中长期的能源与温室气体排放情景进行分析。戴彦德等(2010)利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在实现既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下,不同的政策选择对能源需求的影响,进而梳理出未来中国可能的碳排放之路。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国内对中国能源转型预测研究的方法主要有投入产出法(罗向龙等,2003)、LEAP模型(陈睿等,2017)、时间序列法(徐明德等,2003)、能源弹性系数(谢和平等,2019)、灰色预测GM(1,1)模型(花玲等,2014)以及多种预测模型的组合应用等。

3.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生态产品”是我国提出的一个概念,最早在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被提出,该规划指出,“人类需求既包括对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需求,也包括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等生态产品的需求”,将生态产品与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产品并列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可消费的产品。生态产品生产是基于生态资源价值的认识、开发、利用、投资、运营的过程,遵循“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生态产品”的演化路径(张文明和张孝德,2019)。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将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看作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生态产品”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核心理念。2016年《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要求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将生态补偿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深化对生态产品的认识,将生态产品短缺看作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提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

由于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概念发展时间较短,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产品的内涵探讨及价值转化路径分析(李忠,2020;李军洋和郝吉明,2020;刘峥延等,2019;张林波等,2019;黄宝荣等,2018)。

四 绿色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一)中国绿色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绿色低碳发展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保护环境作为我国基本国策,“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包括了生态文明建设,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包括“绿色”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些体现了环境问题在我国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我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已经提出,到2025年,要建立健全环境治理的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信用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落实各类主体责任,提高市场主体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学者在研究中努力回应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绿色发展制度建设、环境治理的政府内部权责界定等三个方面。

环境污染问题攸关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对环境污染做出合适的收益成本评估,才能制定有效率的减排政策。在污染对健康的影响逐渐明晰的背景下(Chen et al.,2013),污染对经济效率、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逐渐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李明和张亦然,2019;孙伟增等,2019;张海峰等,2019)。

在明确污染影响的基础上,需要评估不同环境政策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涉及绿色发展的政策工具在近年来得到大量更新,2016年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体制开始试点推进,2018年开始实施的环境保护税,落后产能淘汰持续进行。这些政策的影响评估,在近年形成一股研究浪潮(沈坤荣等,2017;范庆泉,2018;范庆泉等,2018;范子英等,2019;李虹等,2018;刘悦等,2018;齐绍洲等,2018;盛丹等,2018,2019;石光等,2016;宋弘等,2019;王林辉等,2020;王勇等,2019;俞雅乖等,2016;张琦等,2019)。资本市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伴随环保信息披露等制度的落实而成为重大现实问题(李维安等,2019;李哲,2018;刘锡良等,2019;潘爱玲等,2019;吴红军等,2017)。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今天,还需要注意绿色和发展的协同关系,对创新、效率、资源禀赋等关键因素展开讨论,这与“波特假说”“污染天堂假说”等传统产业与环境经济学议题相吻合。考察这些模型与假说在不同行业和部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适用性,对制定合理的绿色发展政策,因地制宜做出符合行业发展实际与绿色发展目标的决策,有重要的意义(王勇等,2019;王林辉等,2020;李虹等,2018)。

环境治理的主要权力和责任均在政府身上,除了良好的政策设计,政策出台时机的选择和政策执行过程同样重要。政府需要把握好政府内部的权责划分,为不同的层级、不同的职能部门提供参与和配合环境治理的正向激励。不同层级之间环境领域财权和事权的分配仍然需要讨论(黄寿峰,2017),调动地方在环境治理中的积极性,需要考虑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横向竞争等因素(沈坤荣等,2020;郭峰等,2017;黄溶冰等,2019;邓慧慧等,2019),制定合理的目标用于考核官员的环境绩效(王芳等,2019)。

(二)绿色发展政策实践与评估

绿色发展政策涉及环境规制、产业政策等传统产业与环境经济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政策对环境污染、收入分配、创新和生产率等方面的影响始终是研究的热点(沈坤荣等,2017;刘悦等,2018;盛丹等,2018;王勇等,2019;He et al.,2020)。近年来,相关政策研究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主题精细化,从广义的环境规制理论转向特定环境政策的研究;二是范围扩大化,从传统的碳税、绿色补贴向各种新型环境政策工具延伸;三是与实际结合趋于密切,能够迅速回应政策制定的需要。

在我国,排污权交易、环保法庭、两控区、“低碳城市”、中央环保督察等环境领域的政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素材(范子英等,2019;齐绍洲等,2018;盛丹等,2019;宋弘等,2019;Jia et al.,2019;Zhang et al.,2019)。Zhang等(2019)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环保法庭的影响,发现其改善了企业环保投资和城市空气质量,加速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来临。宋弘等(2019)发现低碳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空气污染,效果主要来自企业行为的改变与产业升级与创新。

我国资本市场在健全完善的过程中将环境信息披露作为重要的改革来推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此过程中,环境信息披露结构会对企业的融资造成影响,绿色并购等问题也受到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李维安等,2019;李哲,2018;刘锡良等,2019;潘爱玲等,2019;吴红军等,2017)。李维安等(2019)梳理了绿色治理的相关研究和标准,创造性地构建了上市公司绿色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李哲(2018)发现多言寡行的环境披露结构反映了上市公司高管自我包装的倾向,会遭到投资者的摒弃。潘爱玲等(2019)发现媒体压力会推动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但并购后企业为减少外界关注,会计信息质量显著下降。刘锡良和文书洋(2019)试图证明信贷资源向污染部门倾斜会降低经济增长质量。

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相关研究呈现紧跟政策需要的特征。2018年初环境保护税出台,与此同时,排污费废止,在这一时间点前后出现了大量探讨环境保护税的文献(范庆泉等,2018;郭俊杰等,2019;李虹等,2017;李霁友,2017;叶金珍等,2017)。其中,叶金珍等(2017)使用跨国数据讨论开征环保税对空气污染改善作用的国家异质性。李虹等(2017)提出了基于生态赤字价值补偿的环境税方案,并用CGE模型分析征收环境税和降低个人及企业所得税的政策效应。环境保护税的前身排污费的征收标准改革是良好的准实验,借此可以评估税费提高的诸多影响,郭俊杰等(2019)发现这次征收标准改革促进了企业污染的前端预防和末端处理,且并未引起污染转移效应。针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中央环保督察等政策的研究同样与政策制定过程相伴,对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政府内部激励结构对政策实际效果的影响。地方政府间竞争导致两省交界附近的排污更加严重,水质监测点上游的企业面临更加严格的水污染规制等,都是在官员晋升和财政税收双重竞争框架下出现的独特现象(He et al.,2020;Kahn et al.,2015)。考虑到官员晋升激励在中国的特殊作用,一些独属于中国的制度设计能够有效改善政府的环境绩效。沈坤荣等(2020)基于七大流域干流的县级数据,验证了污染产业向流域经济带上游转移的现象,而“国控点”环境监测制度可对这种“污染回流”的现象起到一定抑制作用;王芳等(2019)发现上级官员的环境视察会提高政府的环境保护支出。

五 绿色发展的学科展望

目前,文献在对环保法庭、两控区、中央环保督察等绿色政策工具作评估时较多采用简约式模型,机制分析也以抓住几个中间因素为主要任务,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还不明确,尚不能总结为系统的理论模型。在大量实证研究铺垫的基础上,随着政策实践的发展和学界认识的加深,更多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将有可能在这些领域诞生。

在各种绿色发展政策中,自愿型和信息型政策工具的相关研究占比较少,但近年来相关政策的出台较为密集,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的分析工具,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望出现突破(Barwick et al.,2019;Tu et al.,2020)。《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建立健全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目前公众参与的主要渠道仍然是环境举报和信访,如何健全这一制度让公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加通畅、环境执法效率更高,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增进社会团体与政府在环境议题上的合作,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在此前的文献中也缺少综合性讨论,这些议题势必将在日后得到更多关注。

就理论进步而言,环境领域的传统研究主题在随着数据变量的精细化而不断深入,而中国环境政策丰富的实践将为学术研究提供巨大的空间,例如,在考虑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反应时,Cui和Moschini(2020)将企业内部网络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中,利用企业内部车间数据,发现多车间的企业能更加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生产。计量工具方面,因果推断方法在环境经济学中的应用方兴未艾(Greenstone and Gayer,2009),随机森林等算法在构建反事实等方面的运用也让计量工具更加可靠(Cicala,2017)。未来,传统研究主题中新元素的发掘将用到更多的“中国故事”,开发“中国故事”的潜力,需要中国学者在计量工具、理论构建方面紧跟国际趋势,提高自身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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