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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全球价值链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四篇 论文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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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政策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转型升级?针对这一问题,已有研究做出了诸多贡献,但存在如下不足:第一,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制度和资源是制约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他们在制度和资源方面的相对优势。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提高促进了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结构洞位置改善也显著提升了国际分工地位,但中心位置与结构洞位置对分工地位有交互影响,高中心度、高限制度特征的网络位置不利于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关系控制能力对于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作用,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制造业网络中心位置虽不断提高而分工地位却处于低端。
关键词

影响

贸易

全球

原文

政策

国际分工

国际贸易

技术含量

中国企业

海外并购

贸易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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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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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转型升级?】张健、鲁晓东《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5期,原文16千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已经不再单纯追求量的增长,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已经踏上了出口产品结构转型升级之路。从政策视角探讨出口转型升级无疑是一个重要而且具有现实启示意义的研究话题,因为这正是政策制定和实施所期望达到的目标之一。产业政策促进出口转型升级的机制主要在于政策优待能够缓解出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企业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最终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向上调整。

本文利用海关出口数据以及企业财务数据,从政策视角探讨了影响我国出口企业产品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具体而言,本文从政府补贴的强度、信贷利率以及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高低三个方面对产业政策进行了量化,对出口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分别从产品质量、技术复杂度以及产品差异度三个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刻画。本文的主要结论表明产业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转型升级,但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于政策力度同时还应考虑政策公平性问题,而且各项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的出口企业而言效果也不尽相同。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主要包含以下两点:第一,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考虑各产权类型企业之间存在的异质性,既要给予足够的政策性支持又要尽量避免无效率的资源浪费;第二,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格局和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的经济目标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可以存在偏向性的政策差异,但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区域内部,例如同一个省份或同一个城市的同一行业内则应该注重政策实施的公平性,让市场去实现竞争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解决了现有文献缺乏对于产业政策较为全面量化分析的问题,从而有利于了解政策效果的全貌。第二,本文不仅考察了产业政策的力度本身对企业出口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而且首次提出并证实了政策公平性对于出口转型的意义,丰富了现有文献的研究视角,同时也对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第三,在衡量出口转型升级方面,创造性地基于出口产品编码量化了出口企业的产品差异度,用来刻画企业的出口产品创新程度。该指标与现有相关研究广泛使用的两个度量指标(即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区别,因为该指标可以直接从新产品研发能力方面反映出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力。

(供稿人:鲁晓东)

【国际贸易网络枢纽地位的决定机制研究】洪俊杰、商辉《国际贸易问题》2019年第10期,原文14千字

各国凭借劳动力、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等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同生产环节,全球产品生产的分散化以及产生的中间品或最终品贸易组成了国际分工网络。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从国际分工网络中的“边缘国”逐步成长为重要的“枢纽国”。当今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给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只有厘清国际贸易网络中国家枢纽地位演变的背后驱动因素,才能对当前经济格局的形成和未来发展有较为准确的认知和判断。

本文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国家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探讨国际贸易网络中国家枢纽地位演变的背后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在横向维度,一国比较优势的改善有利于提升其枢纽地位,但母国市场、技术进步、制度支持等新的优势要素对其枢纽地位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开放程度等传统优势要素,且国家异质性及产品贸易网络异质性存在一定的影响差异。在纵向维度,通过考察国家特征在枢纽地位决定机制中重要程度的演变发现,制度质量、技术进步、母国市场等优势要素的重要性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结论的政策启示:巩固中国在国际分工网络中的枢纽地位,需要积极构建新的综合优势,而改善制度质量、提升技术水平、统一母国市场是关键。“抓改革、补短板、通市场”:第一,加强市场化改革,改善内部制度环境;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升外部制度环境;第二,通过创新克服核心技术瓶颈,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补齐核心技术短板,提升技术水平;第三,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发挥巨大母国市场优势。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本文引用Google用以展现网页相关性和重要性的PageRank算法,来测算一国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并依照“Google网络排名遵循马尔可夫链”的思路,在国际贸易网络框架下对PageRank指标进行了简单的推导和解释。第二,本文对国家枢纽地位演变背后驱动因素的研究,证明了国内市场、技术创新以及制度质量对巩固中国在国际分工网络中枢纽地位的重要性,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构建新的综合优势,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

(供稿人:商辉)

【海外并购为何降低了中国企业投资效率?】任曙明、陈强、王倩、韩月琪《财经研究》2019年第6期,原文12千字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实现企业快速成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经济效应成为各方日益关注的问题。相比于国内并购,海外并购双方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制度差异和地理距离,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海外并购后业务整合的不确定性会从业务目标达成和经营业务开展两个方面导致中国企业投资效率下降,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另一方面,企业组织重构的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内部治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率,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

文章采用2012—2016年实施了海外并购的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海外并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海外并购对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了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从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在短期内都受到了负面影响,长期内国有企业仍然受到了海外并购的负面影响,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却受到了海外并购的正面影响;从东道国来看,目标方在发达国家(地区)的海外并购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率,而在非发达国家(地区)的海外并购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没有产生影响。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应该继续鼓励企业开展海外并购,提醒企业做好海外并购公司的内部管理调整的预案。第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能搞“一刀切”的方式,应该根据海外并购的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的政策。第三,关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针对性措施。在政策上应该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并购与业务相关的企业,推动民营企业的品牌高端化和国际化;对于国有企业,应该深化体制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海外并购不确定性的角度,提出了海外并购影响投资效率的分析框架,丰富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经济效应研究。第二,匹配了Zephyr全球并购数据库与CSMAR数据库,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不仅检验了海外并购对投资效率的负向效应,还探讨了这一效应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和不同并购东道国间的差异。第三,在结论上,尽管海外并购对投资效率整体上产生负向影响,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影响程度显著地强于非国有企业,这对高质量发展战略和现行海外并购政策的调整,具有明显的政策启示意义。

(供稿人:任曙明)

【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进口企业创新的影响】佟家栋、杨俊《国际贸易问题》2019年第11期,原文20千字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然而,在关税成本下调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外部技术获取难度增大的情况下,我国进口制造业企业面临新的创新困境。目前不断趋于成熟的互联网和由此衍生的物流网、人工智能以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为企业创新迎来了新的契机。互联网日益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对传统产业的价值创造方式、产业组织形态和产业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互联网的使用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制造业进口企业的搜寻成本、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其作为知识和技术的有效载体以及其构造的巨大的网络效应带来的技术溢出空间更是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便利条件。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及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利用双重以及三重倍差法考察了互联网的使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进口企业的创新水平,且该作用效果在大规模、高效率、民营、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东部企业中更为显著。互联网主要通过提升进口制造业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来促进企业创新,进口产品种类和进口规模的作用效果并不突出。此外,互联网在促进进口制造业企业独立创新的同时,也显著促进了企业协同创新水平的提高。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加强、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和5G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欠发达地区互联网和5G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二,加快互联网技术、5G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降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通信设备的使用成本,提高用户体验;第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打破要素流动壁垒;第四,鼓励企业运用互联网进行经营模式创新,鼓励新形态商业模式的开展;第五,鼓励创新主体开展协同创新,提升创新主体的网络创新能力,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六,加强网络安全监督,监控互联网可能带来的外贸风险。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利用PSM-DID的方法考察互联网对进口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用三重倍差法从进口产品质量、产品种类和进口规模三个视角考察互联网影响进口制造业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丰富了互联网相关领域的研究。第二,考察了互联网对制造业进口企业独立创新、协同创新的作用效果。所得结论既是对互联网及企业创新模式既有研究的补充,也对制造业进口企业经营、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供稿人:佟家栋)

【贸易便利化与价值链参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分析】刘斌、王乃嘉、李川川《财经研究》2019年第10期,原文14千字

在经济“逆全球化”和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持续推进贸易便利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贸易便利化的“硬环境”主要是指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其建设可以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交易周期的不确定性,大大缩短出口方与东道国最终需求的距离。贸易便利化“软环境”主要是指海关管理效率、商业环境等制度建设,贸易程序中的“繁文缛节”对产品价值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不论是贸易便利化“硬环境”的改善,还是“软环境”的优化,均可以有效降低国际贸易中的合规性成本,促进贸易增长。

文章运用熵值法和KWW扩展方法分别测算了贸易便利化与价值链参与程度,深入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了一国价值链参与;从国家异质性视角看,不论是贸易便利化的“硬环境”还是“软环境”,其对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参与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发达国家;从行业异质性视角看,贸易便利化对资产专用性行业的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更为显著;从价值链区域参与和全球参与的视角看,贸易便利化提高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有效防止了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碎片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贸易便利化不仅是当前国际贸易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是重塑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途径。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提高边境管理水平,建立“单一窗口”,推进货物通关的无纸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第二,规范制度环境,完善信息公布制度,加快通关便利化。第三,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推进服务贸易便利化,加速服务要素全球流动。第四,加快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贸易便利化“硬环境”建设。第五,加快全球经济体的互联互通,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韧性。第六,提高政策透明度,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与以往文献更多关注以关税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及贸易增长效应不同,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贸易便利化的价值链参与效应;第二,在贸易便利化指标构建方面,综合考虑贸易便利化的“软环境”建设和“硬环境”建设两个方面,基于贸易便利化的4个一级指标和9个二级指标,运用熵值法构建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第三,在研究深度方面,从国家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区域链和全球链的视角进行异质性检验。

(供稿人:刘斌)

【全球价值链、企业异质性与企业的成本加成】盛斌、陈帅《产业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原文21千字

企业自身的生产与成本状况、差异化的行业市场结构以及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企业的成本加成。近年来,全球价值链(以下简称GVC)的兴起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微观生产与贸易模式,使其进一步在交易层面和组织层面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研究表明,世界各国在GVC中的平均参与率已超过50%,GVC的生产与地理配置已成为当前国际生产最重要的组织形式。生产的可分性、全球化与分散化特点给予了发展中经济体参与新型国际分工和实现贸易利得的新机遇,它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融入GVC中,获得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产业与技术升级、资源与生产率再配置的巨大收益。

本文利用细化的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研究了嵌入GVC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企业嵌入GVC生产对提高成本加成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高技术一般贸易企业以及行业集中程度较高的企业能够从参与GVC中实现更显著的成本加成提高;从作用机制上看,嵌入GVC的成本节约效应普遍存在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技术外溢效应仅对技术密集型企业有正影响;质量外溢效应同样得到经验支持,不过它依赖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充分利用GVC网络的溢出效应,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准确评估价值链分工地位和竞争力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企业融入GVC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内外贸易一体化,使“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尤其重视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普遍合作,拓展在高技术行业中与发达国家的经验交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培育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的国际竞争新优势。第二,转变出口贸易模式,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提高企业的成本加成,需要加快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步伐,提升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第三,鼓励企业从事研发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促进企业在嵌入GVC进程中对于高技术和高质量投入品的消化、吸收与模仿能力,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生产率和出口产品质量,最终促进企业竞争新优势的形成。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通过计量方法对企业嵌入GVC生产网络与企业成本加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第二,对企业GVC嵌入影响成本加成率的传导作用机制进行了剖析与检验,包括成本节约效应、技术外溢效应、质量效应。第三,比较科学与准确地测算了微观企业层面的GVC嵌入度,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海关数据整合与对接测算中国企业层面的GVC嵌入度尚属首次。

(供稿人:陈帅)

【全球价值链变化新趋势及中国对策】荆林波、袁平红《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原文11千字

时至今日,全球价值链成为左右世界贸易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嵌入全球价值链成为许多国家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方式。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一举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并在简单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继续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率,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举措。

然而,国际环境瞬息万变,全球价值链发展举步维艰。中国能否顺利实现从简单全球价值链网络向复杂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攀升,正受到多重挑战。比如,美国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遇到多重障碍。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能否应对突如其来的全球价值链断裂危机,巩固简单全球价值链网络核心地位,逐步培养向复杂全球价值链网络迁移能力,这是关系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文章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当下,展望未来,对全球价值链变化新趋势进行描述。这些新趋势具体包括:驱动机制发生变化,全球价值链升级出现了新方向;突破物理空间局限,太空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发达国家主导区域贸易协定新规则,全球价值链重构内生化;全球价值链逐步分层,附加值获取日益固化。

面对全球价值链变化的新趋势,中国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一,以新旧驱动力融合为着眼点,培育数字经济的中国优势。第二,以中国空间站建设为契机,抢占太空经济的制高点。第三,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加速全球贸易网络构建。第四,以复杂全球价值链打造为核心,提高贸易利益获取能力。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明确提出中国要充分利用中国庞大的产能、日益增长的内需市场,实现新旧驱动力的有效融合,在数字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升级中,培育中国优势。第二,攀爬太空科技阶梯,做大做强中国太空产业,迫切需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人才梯队的培养。第三,突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构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抓手作用。在全球贸易网络构建中,中国要高度重视区域贸易协定条款的质量,尤其是区域贸易协定的条款覆盖率和法定承诺率。第四,明确指出,复杂全球价值链打造要围绕改变全球经济格局的主要驱动力,即能源、运输、通信、粮食、医药等领域来展开。

(供稿人:袁平红)

【全球生产链嵌入位置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陈琳、房超、田素华、俞小燕《财经研究》2019年第10期,原文15千字

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主要通过制造业的加工组装环节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国际分工。21世纪以来,以加工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面临生产成本上升的挑战,中国企业亟须从“微笑曲线”最底端的组装装配向两端攀升。向上游的扩展可以获取原材料和资源、掌握核心技术,向下游的扩展是为了建立销售和配送网络,这种扩展在现阶段主要以对外投资的方式进行。一方面,全球化的深化与全球生产链形成,有效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往往与其在生产链分工中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

文章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IOD),借鉴Antràs等(2012)、Chor等(2014)上游度指数的计算方法,测算得到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链的嵌入位置,并考察嵌入位置如何决定其对外投资决策。研究发现,处于生产链两端的企业对外投资可能性较高。具体而言:进口嵌入位置越上游,企业越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嵌入位置越下游,企业越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在考虑生产长度作为嵌入位置的替代指标、内生性问题和稀有事件影响后,结果仍然稳健。此外,企业的全球生产链嵌入位置对其投资的动机、区位、频次均存在异质性影响。

结论的政策启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然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特征,新时期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必然是全球价值链“走出去”,通过在全球布局价值链,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培育竞争新优势并逐步成长为中国自己的新型跨国公司。文章从全球生产链的视角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政府部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更有针对性地制定“走出去”政策措施,为处于不同生产链分工位置的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差异化的政策支持。

文章在以下三个方面有边际贡献:第一,探讨了全球生产链分工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理论机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拓展了前期有关中国对外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第二,有别于已有的价值链研究侧重于计算国家或行业层面的出口附加值,测算了企业层面的全球生产链位置。第三,运用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不同生产链嵌入位置的企业在对外投资决策中呈现的不同特征,并根据企业对外投资的异质性特征,探讨价值链分工对不同动机OFDI、OFDI区位选择等全球生产网络布局的影响,以揭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内在逻辑。

(供稿人:房超)

【上游垄断会阻碍“中国制造”的价值链跃升吗?——基于价值链关联的视角】吕云龙、吕越《经济科学》2018年第6期,原文10千字

加入WTO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伴随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了第一大贸易国。然而,巨大贸易额的背后,关于中国出口低附加值率甚至陷入“低端锁定”的争论不绝于耳。同时,经过长期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下游行业已基本实现自由竞争。然而,上游行业垄断程度依然较高,并逐渐成为掣肘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实现价值链升级的关键。因此,探讨上游行业中的垄断现象是否导致了中国出口的低附加值率,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解读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现状,更将有助于寻求加快实现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以及有效发挥改革和开放联动机制的有效路径。

本文构建了可用于分析上游垄断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2000—2006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上游垄断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并基于2003年国资委成立这一外生冲击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首先,上游垄断程度会显著降低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进一步地,上游垄断会通过抑制研发创新、促进中间品进口和抑制投资降低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其次,上游垄断对加工贸易企业、资本密集型和价值链分工位于相对上游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相对较小。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上游国有垄断会降低下游民营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结论的政策启示:只有通过促进上游行业更高水平的竞争,发挥市场在上游行业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降低上游中间投入品的价格,才能充分释放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联动机制的效能,提升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最终实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目标。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第一,本文构建可用以分析上游垄断如何影响下游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框架,基于此提出了相应的影响机制,并通过翔实的实证分析对理论假说和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二,在测算上游垄断时,使用的是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可以避免国内投入和进口投入等比例假设带来的测算偏差,更准确衡量我国的上游垄断程度;第三,考虑了不同所有制下的中国特色价值链分工格局,并且基于2003年国资委成立的外生政策冲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供稿人:吕云龙、吕越)

【中国OFDI与东道国环境质量: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刘玉博、吴万宗《财贸经济》2017年第1期,原文14千字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环境问题逐渐表现出全球化的趋势。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6》,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为0.128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0.300万亿美元)和日本(0.12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3(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9》,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2)。那么,开放条件下中国OFDI如何影响了东道国环境质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关系中国负责任大国国际形象的树立,也是对国际上不断增强的“中国焦虑情绪”的积极回应。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文章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对外投资、产能合作以及制造业向外转移的环境效应。

文章借助Copeland-Taylor模型,建立中国OFDI通过影响东道国单位产出污染密度继而影响东道国环境质量的理论机制,其后利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以及168个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考虑到中国OFDI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存在差异化投资,文章参照世界银行标准,根据人均GNP水平对东道国划分子样本,进一步考察中国OFDI对东道国环境质量存在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规模的增长总体上促使了东道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但从人均排放的角度,中国OFDI显著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进一步地,分样本回归的结果显示,无论在污染排放总量还是在人均污染排放量方面,中国OFDI改善东道国环境质量的效果在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中更为明显。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合理制定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合作框架,为改善沿线国家环境质量做出贡献。第二,利用中国OFDI对不同组别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异质性影响,制定差异化对外投资政策:对中低收入国家形成技术溢出,并寻求与高收入国家的紧密合作机会,借此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第三,投资与引资并行,注重分析外资对国内污染排放的差异化影响,探索进一步改善本国环境质量的方案。

文章主要创新:第一,不同于以往文献从“溢出”角度研究FDI总量对当地产生的环境效应,文章从母国角度切入,研究中国OFDI对东道国污染排放的影响;第二,弥补现有文献以实证检验为主的研究方法上的缺憾,文章首先建立中国OFDI影响东道国单位排放密度,继而影响环境质量的理论模型,然后利用全样本和分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回答以上现实问题。

(供稿人:刘玉博)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基于新兴经济体企业的视角】汪涛、贾煜、王康、崔楠《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5期,原文22千字

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逐步走上世界经济的舞台,从而助推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相比,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跨国企业不仅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制度环境,而且在企业资源和能力方面缺乏优势。在此情境下,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到底该如何走呢?针对这一问题,已有研究做出了诸多贡献,但存在如下不足:第一,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制度和资源是制约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他们在制度和资源方面的相对优势。第二,以往研究大多聚焦在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走出去”和“走进去”两个阶段,鲜有研究探讨其在进入东道国市场之后如何“活下去”的问题。

文章整合了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构建了“国际化情境—战略选择—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三家典型跨国企业的探索性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当企业拥有商业资源的相对优势,在进入比母国制度质量更好的东道国时,企业应该选择高资源承诺的进入模式和基于东道国形象的品牌战略;当企业拥有商业资源的相对优势,在进入比母国制度质量更差的东道国时,企业应该选择中等资源承诺的进入模式和基于企业形象的品牌战略;当企业拥有政治资源的相对优势,在进入比母国制度质量更差的东道国时,企业应该选择低资源承诺的进入模式和基于母国形象的品牌战略。

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在国际化进程中,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不仅需要考虑母国—东道国制度距离的差异性,而且还需要关注制度距离的方向性问题。第二,在国际化进程中,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不仅要充分利用制度差异以获得外部合理性,更需要积极培育与国际化制度环境相适应的资源优势。第三,在国际化进程中,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应根据不同的制度—资源二元情境,选择恰当的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并匹配相应的东道国品牌战略,以期获得持续合理性和国际化绩效。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揭示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制度距离方向性差异问题以及拥有的相对优势。第二,开拓性地提出了针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国际化的“制度—资源”二元分析框架,并找到了解释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绩效的新机制。第三,从制度理论的视角丰富了国际化营销战略的研究文献,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供了战略指导。

(供稿人:汪涛)

【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樊海潮、张丽娜《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原文18千字

2018年4月4日,美国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多类总价值达500亿美元的产品加收25%的关税,并公布加征关税产品清单;当日下午,作为反击,中国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同样涉及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开启。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逐步提高,有关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研究也越发受到各界的密切关注。特别地,中国进口产品中,中间品进口占了极大比重,并且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促进中国更主动有效地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中间品贸易的角度来探究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对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对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评估。文章首先对中美两国有关中间品贸易的典型事实进行了梳理;之后在Melitz和Ottaviano(2008)模型的基础上融入企业进口中间品行为,进一步探讨了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变化对一国福利水平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一国进口最终品关税下降,该国福利水平发生恶化;进口中间品关税降低,该国福利水平则有所改善。量化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支撑了理论预期:美国单方面提高进口中间品关税会恶化其福利水平,提高进口最终品关税,其福利水平则会提高;同时,受中间品贸易的影响,此次贸易摩擦爆发后,两国福利水平均会恶化,并且与美国相比,中国福利水平的恶化程度更为严重。

本文的研究结果启示:第一,在制定关税政策时,有关部门应注意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策略,应继续降低中间品(包括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关税水平,并对最终品实施一定的关税限制。第二,各方应积极沟通,以协作的方式解决双边或多边贸易问题,而非通过单边的解决途径。贸易封闭及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各国应继续坚持贸易自由化,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较以往有关研究,本文应该是国内首篇从中间品贸易的角度入手,利用量化分析方法研究并评估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福利效应的文章,从而进一步提供了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研究的新视角。同时,鉴于当前有关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均大多从传统实证分析方法入手,鲜有从量化分析的角度进行探析,故而本文的研究也进一步从量化分析的视角支撑并论证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性,进而做出了一定的边际贡献。

(供稿人:樊海潮)

【FDI如何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视角】张鹏杨、唐宜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原文17千字

中国产业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水平较低,因此提高我国出口附加值和贸易利益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FDI在提高一国出口国内附加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FDI究竟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能否可以通过影响全球价值链升级从而实现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本文旨在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提出一条如何提高我国出口贸易收益的路径具有重要作用,也对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在测算中国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DVAR)的基础上,依靠系统GMM等方法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视角研究了FDI对DVAR的影响效果及路径,研究结果表明:FDI对出口企业DVAR存在积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FDI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带来的,在系统GMM方法的估计下,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贡献率约为11.11%;FDI在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中存在“天花板”效应,然而目前中国仍未达到“天花板”效应的拐点;来自发达国家的FDI是促使企业DVAR上升的主要原因,而在加工贸易企业和重工业企业中,FDI对企业DVAR的作用也相对明显。

结论的政策启示:一方面要鼓励发达国家外资和具有技术优势的FDI流入,而对资源导向型、生产成本、环境管制成本导向型的外资进行适当管制。另一方面,要通过外资流入加快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并不断引导外资流入轻工业和文化产业,注重提高消费品的国内附加值。然而,FDI对价值链升级的“天花板”效应也表明,企业更要摒弃依靠外资可以“一劳永逸”的思想,还应当更加注重自身的创新能力提高和技术水平提升以实现全球价值链的跃升。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测算方法上,进一步拓展到了微观企业层面,特别是对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进行了明确;第二,研究视角上,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视角深入分析FDI对出口企业DVAR的影响效果;第三,应用实证方法,在明确FDI对出口DVA存在影响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刻画了全球价值链升级视角下FDI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路径,并发现了FDI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天花板”效应。

(供稿人:张鹏杨、唐宜红)

【产品复杂性水平对中日产业升级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实证分析】张亭、刘林青《经济管理》2017年第5期,原文16千字

在全球经济发展低迷的背景下,中国也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面临着“三期叠加”带来的挑战。不能否认,我国前期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遇到瓶颈,而新阶段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还在形成,从而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改革”国家战略指出,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进行供给结构的调整,防止过剩产业带来“挤出效应”,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成为了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

本文从产品空间理论出发,以全球产品贸易数据库中的1962—2013年的数据为依据,实证对比分析了产品复杂性水平对中国和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产业结构中的优势产业数量增长十分迅速,但是在产品空间连接紧密的核心区域的优势产业数量有限,产品复杂度指数(PCI)与日本相差较远。第二,中国全产业的产品复杂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的升级发展,同时也抑制了相关产业产品失势和市场退出,而日本全产业的产品复杂度则推动了日本产业进一步升级发展,并且有利于相关产业产品失势与市场退出。第三,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着产品复杂度水平低,与日本差距较大带来的挑战;同时我们又看到制造业的产品复杂度对制造业升级发展影响相比于全产业抑制作用的弱化,以及对制造业相关产品失势与市场退出的推动作用带来的发展机遇。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在中国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努力促进产品复杂度指数更高的产业与相关产品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第二,有限的引导低效率、高能耗等传统产业的有效市场退出,建立合理的市场退出机制,防止市场的“挤出效应”。第三,就制造业的发展而言,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国作为“制造大国”,优势产业数量迅速增长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制造业本身发展形式的粗放,相比于日本制造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的差距所带来的挑战。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不仅实现了中日“产品空间”和“制造业竞争力空间”的可视化研究,而且实证对比分析了产品复杂度指数对中日两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第二,政策上,研究指出,为了防止更多的资源被传统的效率低下的产业占据,应该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引导相关产业与产品退出市场,从而更好地聚集资源发展技术复杂性更高、效率更好的产业发展。

(供稿人:张亭)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影响与机制分析】吕越、黄艳希、陈勇兵《世界经济》2017年第7期,原文24千字

生产率不等于一切,但是长期来看它几乎意味着一切(Krugman,1991)。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增长动力逐渐式微,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需要探寻新的增长动力,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中国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嵌入日渐加深,2008年在GVC中的参与程度已接近50%,相比1995年增长了近一倍,是近十五年价值链参与程度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WTO,2014)。探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机制可以从微观层面回答中国如何在拥抱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开放红利,进一步可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宏观政策制定提供微观基础。

文章采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以及2001—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2001—2011《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改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GVC嵌入与企业的生产效率改进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倒U形关系;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会通过中间品效应、大市场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等三种路径改善生产率。但当企业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距离缩短时,上述三个机制的改善效应会消失或减弱,从而可能面临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此外,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中不明显。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进一步增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嵌入红利——中间品市场多样性、更大的出口目标市场以及良性竞争机制——来改善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第二,警惕由于技术差距缩小引致的发达国家对我国价值链升级的掣肘风险。第三,全方位构建中国外贸竞争新优势,形成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联动机制。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企业层面深入分析参与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检验了GVC嵌入与企业生产率在的“倒U形”关系,深度剖析了其影响的内在机制和原因,考察了企业的异质性因素,验证了金融危机冲击下结论的一致性,采用LP、OP和ACF三种当前主流的测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而且弥补了现有文献中缺乏中国微观企业证据的不足。第二,政策上,为全面解读国际贸易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为中国如何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供稿人:吕越、黄艳希、陈勇兵)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再评估】程大中、郑乐凯、魏如青《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原文13千字

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阶段,但服务业在一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地位却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出现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大量企业将自身核心环节从制造工序向服务环节过渡,即全球经济呈现“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新趋势。为此,大量生产性服务要素价值以中间投入的形式嵌入制成品中,并以制造业服务化的模式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上述全球价值链分工现象对经济统计带来了新的挑战,造成传统统计结果可能无法如实反映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问题。

文章基于贸易增加值前向分解法并利用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状况及其竞争力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新算法测得2000—2014年中国服务占贸易总出口比重基本维持在35%左右的水平,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明显,更多的服务价值是通过制成品出口而随之出口。虽然2014年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市场占有率为12.71%,贸易规模位居全球第2,但通过跨国对比多项竞争力指标发现,无论是整体还是细分部门我国服务贸易均是规模上的“大”国,并非竞争力上的“强”国,国际竞争力仍有待提高。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正确认识现阶段中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优化对外服务贸易结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大力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服务业,推动中国服务业全面转型升级。第二,提高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逐步消除不必要的贸易壁垒,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和国外企业参与其中,以此带动服务产业发展。第三,为克服“贸易统计”假象,服务贸易统计方式和方法需进行较大的改进、细化和拓展,从而为学术研究与政府决策提供较为准确、完善的数据支撑。

文章主要贡献:本文重新对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及细分行业的直接和间接出口规模进行了测度,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全面评估。本研究为中国进一步推进服务乃至整体贸易结构转型、提升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供稿人:郑乐凯)

【外商投资开放政策、出口加工区与企业出口生存】孙浦阳、张龑《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18卷第2期,原文19千字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包含贸易自由化政策和投资自由化政策两个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深,中国的外资进入数量不断增加,以外资开放为代表的投资自由化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增强,并且成为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途径。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以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特区的设立,对外商投资开放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着重要影响,并最终作用到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质量上来。

文章以中国2000—2013年海关统计数据库为基础,基于产业关联视角,从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探讨了当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内外产业关联度和上下游行业相似度不同时,上游外商投资开放政策对下游企业出口生存差异化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区域产业关联度影响外商投资开放政策对企业出口贸易关系生存的作用效果。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内较强的产业关联效应,显著提升了上游的综合外商投资开放政策对下游企业出口生存的促进作用;上游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开放政策对下游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存在差异;技术溢出和劳动力竞争是产业关联效应发挥作用的两个渠道,其相对强弱决定着上游外商投资开放政策对下游企业出口生存的作用方向。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实施更为开放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有助于中国全面推进双向开放,提升出口贸易关系质量。第二,应区分不同上下游行业的传导机制中,技术溢出和劳动力竞争渠道的相对强弱,有针对性地在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内实施招商引资。第三,在服务业外商投资开放政策的实施上,应控制好开放步伐,确保对本土服务业的冲击可控,并注重提升本土服务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第四,鉴于对外开放会提升通用要素市场竞争,可通过技术进步缓解通用要素供给限制,通过完善要素市场促进自由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产业关联差异的视角入手,系统构建外商投资开放政策对不同区域的企业出口生存特征存在不均衡影响的理论模型;第二,以中国外商投资开放政策为切入点,讨论其对中国出口贸易关系生存的影响,在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之间搭建桥梁;第三,基于中国2000—2013年海关统计数据库,在HS六分位产品层面上构建“企业—产品—目的地”出口贸易关系样本,从更长时间和更细分维度刻画企业行为,提升实证分析的可信度和准确性。

(供稿人:张龑)

【舆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美国进口贸易为例】李钢、孟丽君《世界经济》2019年第8期,原文18千字

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和政治的博弈主要体现在软实力上,特别是舆论的引导力和传播力。在国际贸易方面,舆论作为一种新型非关税壁垒,在近几年成为国家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以美国为例,自2008年美国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后,国内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失业率的节节攀升,为转移民众对政府的注意力以缓解国内压力,美国政府各党派要员不约而同地将责任外推,宣称美国贸易赤字与失业问题是由于美国在贸易等方面受到了不公平待遇。那些与美国产生巨大贸易逆差的国家,例如中国,常遭到美国媒体与政府的指责。

具体情况可以参考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在美国境内的舆论值变化:2008—2012年美国舆论对各国报道的内容褒贬度指数在+5以上,而在2013—2014年这一数值迅速降低到+2以下,再到2015—2017年该数值已经下降到-1以下,目前这种下降趋势仍在继续。与此同时,美国境内对这些国家的负面新闻报道数量却在逐年上升。巧合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总额的增长速度也在逐年降低。2008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达881.97亿美元;到2016年,这一数额下降到797.75亿美元。虽然2017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又有所上升,变为862.33亿美元,但是相比2008年的贸易逆差总额仍有所下降。这种情况下,我们推测舆论与美国的进口贸易之间可能存在密切关系,从而可以有效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增长速度。

文章利用全球事件、语言和音调数据库(GDELT)提供的新闻数据构建舆论指标,基于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内生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从三个不同时间阶段定量估计美国境内发布的舆论在多大程度上会对美国进口贸易造成影响。并在验证了舆论与美国进口贸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和方差分解法,分别检验正面舆论冲击和负面舆论冲击对美国进口贸易影响的持续时间。检验结果显示,舆论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美国对某些国家的进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负面舆论可以起到非关税壁垒的作用,有效抑制国外进口贸易额的上升。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与已有文献主要考察影响国际贸易的理论因素不同,本文构建了舆论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理论框架,考察了舆论环境变化对美国进口贸易额的影响效应,扩展了现有国际贸易影响因素的边界。第二,与已有文献采用案例分析法研究舆论壁垒(负面舆论)对一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同,本文基于进口国角度,采用经验分析方法分别检验了正面舆论和负面舆论对一国进口贸易额的影响力及影响持续时间。第三,在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愈演愈烈,国际舆论环境急转而下的背景下,研究舆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供稿人:孟丽君)

【增加值贸易与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文东伟《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原文18千字

加入WTO后,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在中国对外贸易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逆比较优势”或“反比较优势”现象(Reverse Comparative Advantage):即作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规模却超过了技术先进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并与技术先进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如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巨额的贸易顺差。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规模的急剧扩张,饱受诟病,特别是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不断指责和批评,他们认为正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导致了全球贸易失衡。基于这一认识,全球以中国为目标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不断加剧。这使中国在中美和中欧等贸易谈判中处于十分被动和不利的地位。

本文采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和OECD最新开发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库(ICIO,2015),估计了1995年至2011年中国的增加值出口比率,并进一步讨论了增加值贸易对中国比较优势动态演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考虑企业销售目的地和贸易方式的异质性将会高估中国的增加值出口比率,高估幅度达到15%左右。第二,中国的增加值出口比率呈现出先迅速下降后缓慢回升的演变趋势。第三,与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相比,增加值贸易更准确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格局和比较优势。通过与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方法的比较分析发现,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纠正了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法所导致的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的逆转问题。

结论的政策启示: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增加值贸易的角度揭示中国真实的出口能力和比较优势,克服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的逆转问题,对于中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为中国的国际贸易谈判、反击针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倾销调查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由于高估了中国的出口规模,特别是高估了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规模,因此会夸大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工资和就业增长以及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方法上,论文构建了新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第二,政策上,论文研究结论为中国的国际贸易谈判、反击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倾销调查等,提供了经验证据。

(供稿人:文东伟)

【知识产权保护是否影响了中国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李勃昕、韩先锋、李宁《中国软科学》2019年第3期,原文18千字

新时代下,中国企业加大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力度,引致国外向国内的技术回流和创新虹吸,反哺企业国内研发能力。由此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更早建立OFDI逆向创新优势的企业,在海外市场培育了技术创新竞争力,反过来寄希望于提高国内知识产权保护(IPR)强度,转化形成国内技术壁垒优势;而国内更多的上下游企业和技术跟进企业出于技术学习和创新模仿需要,希望能够保持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这一矛盾引发的思考是,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会影响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在什么样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下更有利于系统释放中国OFDI的创新溢出红利?

文章基于对外开放过程中内外技术势差传导机制,揭示OFDI创新溢出的衍生逻辑,并推演知识产权保护对OFDI创新溢出的双向调节影响。采用2006—2016年中国30个省级数据以及面板门槛回归技术的实证研究发现:一是低水平的OFDI(<0.001)抑制了区域技术创新,提高OFDI水平则有利于驱动区域技术创新提升;二是低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IPR<0.006)会抑制OFDI创新溢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则有利于激发OFDI正向创新溢出,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超过0.029时,OFDI的正向创新溢出效果最为明显;三是在知识产权保护调节下,中国OFDI创新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省域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研究启示在于:一是OFDI要注重“量”“质”齐升,主动寻求外部技术势差,引领国内企业技术学习和创新进步;二是要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向调节作用,规范技术竞争,鼓励OFDI跨国企业借助对外投资加快逆向创新虹吸;三是要实施动态优化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保持OFDI跨国企业逆向创新虹吸积极性的同时,逐步脉冲释放创新溢出红利,惠及国内上下游企业,双向螺旋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四是针对东、中、西部传统地理经济区域,要实施差异性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协调释放OFDI的创新溢出红利;五是要继续强化“一带一路”地区对外投资力度,加快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注重外部技术吸收和创新合作,有效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

创新贡献在于:一是基于OFDI跨国企业和国内技术跟进企业对内外技术势差的双层传导机制,揭示中国OFDI创新溢出较为复杂的根本原因,进一步推演知识产权保护对OFDI创新溢出的双向影响机制,构建了一个从内生到外生的解释框架;二是通过实证研究,刻画知识产权保护对OFDI创新溢出的动态影响轨迹,找出撬动拐点,为实施动态有效的知识产权策略,放大对外投资的创新溢出红利,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

(供稿人:李勃昕、韩先锋、李宁)

【中国出口低加成率之谜:竞争效应还是选择效应】许明、李逸飞《世界经济》2018年第8期,原文18千字

企业加成率(markups)是衡量市场势力及企业定价能力的关键指标,中国出口却长期以来被贴上低价格、低质量、低利润的“三低”标签,而“中国制造”低价出口之谜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出口企业的加成率过低。这一方面压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水平,导致企业缺乏产业转型升级动力,产生了国外反倾销、资源环境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导致部分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对外贸易中的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供需错位”问题可能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未来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利用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度和验证了选择效应和竞争效应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选择效应和竞争效应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出口企业实际加成率高于基准加成率7.11%;出口企业的实际加成率虽然不同程度的高于基准加成率;从选择效应分解看,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选择效应的28.05%,而非生产率因素可以解释71.95%。通过控制企业出口贸易类型,“出口—生产率悖论”仅在纯加工贸易企业存在,这表明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策上鼓励企业“走出去”是形成中国出口企业低加成率之谜的重要原因。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着力提高企业生产率,实现由单纯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生产贸易活动转变。第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出口市场进入门槛,逐步加快加工贸易类企业转型,积极引导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增强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第三,着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重点培育本土出口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和技术优势,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以质量促进企业加成率提升。第四,积极落实“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积极促进中西部地区出口企业的加成率的提升。第五,减少地区贸易壁垒,降低地区贸易成本。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利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竞争效应和选择效应共同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的统一框架,定量测度竞争效应和选择效应对企业实际加成率的影响程度,不仅克服两种效应难以准确衡量的问题,而且弥补了现有文献只对单一方面进行研究的不足。第二,政策上,定量测算选择效应中全要素生产率部分和非生产率因素对企业的影响。通过控制企业出口贸易类型发现,“出口—生产率悖论”仅在纯加工贸易企业存在,这表明随着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程度的提高。

(供稿人:许明)

【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动态变迁及国际比较】倪红福《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原文20千字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中国“技术威胁论”的新论调。例如在2017年1月,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名为《确保美国半导体的领导地位》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半导体的崛起,对美国已经构成了“威胁”。从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数据来看,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不断提高,这种统计提供了一种假象: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升级明显,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大幅提高,出口的技术复杂度超过其收入水平。然而,这些总值统计数据能否说明:中国出口产品实现了技术含量的提升和升级,是否在技术方面存在“中国威胁论”。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深入发展,生产过程日益分散化和碎片化,从而带来了大规模的产品内贸易,这由此导致了一个明显的现象:一国(地区)出口的产品并非全部是由本国生产的。从技术含量来看,一国贸易出口品包含的全部技术含量并不等于出口国实际贡献的技术含量,还包含国外中间投入的技术贡献。因此,基于产业间贸易理论和产品同质性的假设条件下,根据要素(技术)密集度的产品(产业)分类和技术复杂度的两种测度方法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容易造成一种幻觉。Lall等(2006)还指出:“衡量出口技术含量需要生产过程的数据,而非产品的数据,但是有关生产过程的数据难于获得。”基于此,本文将尝试提出一种基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新测度方法。

主要结论和启示:①自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自身技术水平升级和优化。中国整体和各行业的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都呈现增长态势,表现出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弱收敛趋势。②中国各行业都呈现相对技术升级,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相对技术升级的速度加快。但是,中国各行业的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及其指数仍处于世界的最低水平层次,与美日法等国家的差距较大,根本无法构成对这些发达国家的技术威胁。

主要边际贡献:①本文首次从生产工序的角度来测度产品的技术含量。产品的全部技术含量是由产品最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和消耗中间投入品内含的技术含量加权构成。②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角度测度产品的技术含量。③考虑了各国各行业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异质性。本文利用各国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来替代最后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各国各行业的产品的技术含量,不同国家的同一类产品的技术含量是存在差异的。④新测度方法对统计实践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可以在保持现有投入产出核算框架下,扩展到产品技术含量水平和结构的统计和核算研究,该方法可能成为继“贸易增加值核算”后的另一种新的反映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创造效率的测度方法。

(供稿人:倪红福)

【中国与欧美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比较研究】赖伟娟、钟姿华《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原文11千字

在全球生产一体化趋势下,产品生产加工链逐渐由一国生产转变为多国共同生产加工,各国在全球价值链(GVC)上贡献不同的价值增值,传统贸易核算方法下以总出口和总进口衡量的统计高估各国真实加工价值增值,扭曲贸易的真实情况,进而影响各国对本国真实分工地位的准确判断以及相关贸易政策的制定。因此,如何从已有的贸易数据中成功剥离出真实贸易部分,对重新审视各国贸易地位有重要作用。

文章通过构建中国、欧盟、美国、日本与世界其余国家投入产出五国模型,借鉴Koopman等(2014)的方法,将一国总出口完全分解成九部分,根据各部分价值增值含义,用真实国内贸易增加值以及GVC地位指数对中国及其他三大经济体不同行业在GVC链上的分工地位及竞争力进行深入分析,剖析四大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发现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和不足。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GVC链上多国以不同的参与方式分工:中国主要在GVC末端生产出口最终产品;日本主要在GVC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参与同一条GVC链;美国同时在上游与中上游两个环节参与GVC链上的分工合作;欧盟主要以两头参与为主,同时生产出口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各国在GVC链上的生产是不连续地“多环节”的,贸易不再是单向的,而是“迂回的”,特别是欧美迂回贸易的比重比较大。第二,GVC地位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对其他国家中间产品部件的依赖要大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在中间关键零部件生产上中国的竞争力比较弱,在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行业均如此,且与其余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在短时间内不易缩小。虽然美国在部分行业对其他国家的中间部件进口也有依赖,但其贸易迂回的比重要远远大于中国,即将进口的中间产品加工增值后再出口。

结论的政策启示:中国需要改变参与国际价值链的分工形式以实现产业升级,从简单装配加工的下游攀升到生产中间核心部件的上游,要在中间产品的技术研发上加大投入强度,加强中间产品生产的竞争力,摆脱对外国核心高技术零部件的进口依赖,让中间产品的直接出口成为中国国内增加值增长的重要力量。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国内增加值测算与GVC地位指数测算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更准确地衡量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方法和计算步骤,克服了贸易增加值测算单一方法的不足,并得以判断一国是通过单环节还是多环节参与分工,将国际分工和贸易方向有机结合起来。

(供稿人:赖伟娟)

【中国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位置如何影响国际分工地位?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效应】毛海欧、刘海云《世界经济研究》2019年第3期,原文15千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不断提升,全球生产网络中心位置也不断提高。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却处于较低水平,黄先海和杨高举(2010)、周升起等(2014)的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且被锁定在低端分工环节。为什么在中国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中心位置不断提升的同时其国际分工地位没有改善?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战略是否需要调整?这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突破低端锁定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文章构建了包含全球生产网络位置的产品内分工模型,采用WIOD数据测算中国制造业17个细分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全球生产网络位置指标,并运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展开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提高促进了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结构洞位置改善也显著提升了国际分工地位,但中心位置与结构洞位置对分工地位有交互影响,高中心度、高限制度特征的网络位置不利于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生产网络位置影响国际分工地位的中介渠道。进一步拓展分析表明,相较点出网络中心位置,点入网络中心位置改善对国际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弱于非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作用;中国制造业的亚太和欧洲生产网络位置对国际分工地位具有差异化影响,欧洲生产网络中心度提升更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结论的政策启示:(1)增强生产网络关系控制能力以提升分工地位。首先,应采取“破洞策略”,即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增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国家多样性、减少对主要国家的依赖。其次,采取“寻洞策略”,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区域贸易投资合作协定,推动区域性生产子网络的形成,并成为该子网络与外部网络联系的关键节点。最后,主动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形成以中国行业和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2)调整贸易政策导向,发挥中间品进口的重要作用,鼓励技术密集型中间品进口。(3)调整全球生产网络嵌入战略,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战略产业合作等方式更深层次地参与欧洲生产网络。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1)从全球生产网络位置角度研究国际分工地位提升问题,形成了新的视角。(2)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作用是全球生产网络位置影响国际分工地位的机制。(3)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关系控制能力对于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作用,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制造业网络中心位置虽不断提高而分工地位却处于低端。

(供稿人:毛海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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