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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国际产能合作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四篇 论文荟萃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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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恕立、吴楚豪《财经研究》2018年第8期,原文14千字。研究发现:中国OFDI整体上推动了沿线东道国产业升级,从数量上说, 2003 — 2015年13年间中国OFDI累计促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年均增长6.64个单位,且沿线国家与中国领导层密切互访有助于强化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目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势必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全方位的深远影响。第三,从增强溢出效应和提高农业生产率两方面,给出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倡议

贸易

投资

影响

原文

产业

中国企业

基础设施

产业政策

合作

国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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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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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基于价值链视角的投入产出分析】王恕立、吴楚豪《财经研究》2018年第8期,原文14千字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趋势凸显,区域体制和美国新政府推行的双边体制逐步盛行,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特征更加明显。面对持续严峻的开放环境,加之经济下行的压力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阵痛”,中国经济面临重构开放经济新格局的紧迫战略任务。2013年9月,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为中国打破这个局面提供了新的经济机遇。那么,中国能否借助“一带一路”开放体系,推动区域性分工地位的提升,从而实现其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提升呢?

文章通过对比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14国所处的国际分工位置,深入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和沿线国家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及其趋势。研究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14国的产业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且各产业的关联度较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能够帮助双方实现价值链的优化和升级;(2)“一带一路”合作平台能够帮助中国实现价值链的中高端化和产业升级;(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完成自身价值链优化的同时,也推动了“一带一路”区域性分工地位的跃升。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积极构筑中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继续健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消除贸易壁垒,实现“一带一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第二,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打造自身“高精尖”优势产业,完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转变制造业的发展方式,推动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第三,加大对技术研发、创新等高端环节的投入,培育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的竞争新优势,依靠科技创新、资本、劳动力和组织等要素共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对高新技术行业的政策补贴,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国门,以寻找最优的国际分工地位跃升路径。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主体,对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进行分析,并拓展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分工地位的研究;第二,基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关联度和互补性,补充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分工角色转变的理论依据;第三,以往研究在衡量一国国际分工地位时大多采用GVC参与指数和GVC地位指数,而本文采用非等间距出口上游度这一指标来衡量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这种方法从产业层面出发,考虑了贸易结构和附加值的影响,其测算结果更具说服力。

(供稿人:王恕立)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债务风险:效应及作用机制】邱煜、潘攀《财贸经济》2019年第12期,原文15千字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主权债务危机反复冲击市场信心之际,为提振全球经济、彰显大国责任,中国持续向世界贡献了一系列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然而,中国阴谋论的声音却不时出现,其中时下最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制造债务陷阱,这与中国方案合作共赢的核心主张截然相反。因此,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其他国家债务风险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文章同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能有效降低沿线国家债务风险;并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缩减债务规模和增强财政可持续性这两条路径影响沿线国债务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即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沿线国家债务风险更低。这表明,当前国外媒体宣扬的“中国方案”阴谋论有悖事实,中国非但没有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施行债务外交,反而能够有效降低沿线国家的债务风险。同时,本文的研究也为鼓励沿线各国积极且深入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了更多经验证据。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使“一带一路”倡导的合作共赢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第二,用数据说话,鼓励科研、统计机构加强“中国方案”相关研究,为“中国方案”的持续推进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第三,继续深化应对债务风险的制度建设,帮助沿线国加强债务管理能力,这既有利于彰显中国在沿线国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上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也有助于体现中国对沿线国家实际国情和发展需求的重视。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古典国内生产总值框架下,引入政府跨期预算约束模型,侧重从偿债压力和偿付能力两个维度,构建数理模型框架,探究“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沿线国家债务风险及其内在机理,相较于以往研究仅采用实证方法进行考察,论证过程更加科学严谨;第三,以沿线各国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文件的时间为衡量指标,不仅使指标刻画更为准确、与实际情况相符,更为观察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积极性对该国债务风险的影响提供了条件,弥补了现有研究多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间为沿线国家是否受到“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衡量指标的不足。

(供稿人:邱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的竞争互补关系及动态变化】李敬、陈旎、万广华、陈澍《管理世界》2017年第4期,原文19千字

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促进沿线各国的持续发展与加强区域合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构想将我国巨大的生产供给能力与沿线国家的巨大需求联系起来,为互利双赢创造了美好前景。贸易发展取决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及其之间的贸易竞争与互补关系。如果两个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相似度高,贸易竞争激烈,则贸易合作的空间就小。反之,如果两个国家产业结构不同,且各自具有专业化优势,则两国贸易合作的空间就较大。厘清这些关系,对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本文着重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与现有文献有三点不同:一是本文不局限在少数几个国家之间,而是全面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及其动态变化。二是数据方面,本研究采用基于《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2012)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数据,涉及商品90多类、5000多种,可以避免此前大多数文献采用加总数据带来的种种问题。三是本文采用网络分析法来刻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进出口关系、竞争和互补关系。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揭示多个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全局性和整体性特征以及各经济体在网络中的功能特征。

主要研究发现:近十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关系日趋增强,贸易网络密度增加,贸易集中化趋势明显,贸易竞争加剧,但贸易互补大于贸易竞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两个重要贸易板块:一是由俄罗斯、中东欧等国家组成的内部型板块;二是由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组成的内部与外部贸易关系都比较密切的兼顾型板块。有一个主要由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组成的贸易互补板块,这一板块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呈现“三足鼎立”的贸易竞争局面:第一竞争群体是以俄罗斯为首的石油资源国家;第二群体以印度、新加坡为首;第三群体以中国为首,由部分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组成。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大力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较大潜力,但也存在一些障碍。中国需要在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下与沿线国家做好策略互动:一是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互补板块中的凝聚作用,积极推动建立中国、俄罗斯、中东欧自由贸易区;二是要根据国际形势,积极调整中国对外投资策略,加大与具有较强互补关系国家的产业投资;三是要协调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竞争关系,处理好三大贸易竞争群体的内部和外部关系。

(供稿人:李敬)

【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齐绍洲、徐佳《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4期,原文16千字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贸易开放则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身处不同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其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的水平也各不相同。在这些因素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对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TFP)的影响可能不同。

文章用SBM模型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TFP,以衡量沿线国家的绿色技术进步,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个角度考察了沿线国家贸易开放的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四个变量对“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贸易开放的绿色技术溢出都存在显著门槛效应。进口贸易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随着经济发展门槛的跨越而由负转正并逐步增强;在跨越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门槛前后,进口贸易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都为正,但在跨越门槛之后进一步增强。出口贸易在样本期内对绿色TFP呈负向影响,但负向影响随四个变量门槛的跨越而逐渐降低。(2)沿线国家基于四个门槛变量的通过情况有所不同。跨越基础设施水平门槛和金融发展水平门槛的样本国家较多,跨越制度质量水平门槛的国家次之,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的样本国家还较少。(3)贸易开放整体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TFP的提高,相比出口贸易,进口贸易更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技术进步。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贸易开放整体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TFP的提升,表明中国提出的贸易畅通有助于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第二,通过落实中国提出的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倡议,可以逐步诱发出口贸易中绿色技术溢出,以改善沿线国家污染避风港和向底线赛跑的现象;第三,需进一步提高沿线国家在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和腐败等方面的制度质量,尤其是处于“一带一路”中段的沿线国家,以促使其尽快跨越经济发展和制度质量门槛,引导贸易开放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充分显现。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考察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弥补对“一带一路”绿色贸易研究的不足;第二,探索性地选取能够反映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变量,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对贸易开放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可以为“一带一路”的绿色建设提供量化的科学依据。

(供稿人:徐佳)

【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国际产能合作】李晓华《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5期,原文20千字

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合称“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响应,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快速增长,成为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

无论从理论还是时间看,对外直接投资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作为一个后发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由中国所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作为其重要内容的国际产能合作,表现出与早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不同的特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工业、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大国,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作为其重要内容的国际产能合作,与历史上发达国家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在参与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母国产业体系和产业地位、制造业规模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政府推动和中国企业参与的国际产能合作是“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在参与主体、投资领域、后果等方面都呈现出与以往国际直接投资显著不同的新特征,其合作机制包括增强自生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出口和完善产业生态建设。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获得经济增长的能力比由短期投资拉动实现的经济增长更加重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提升劳动力素质、增强创新能力等关系到经济增长能力的重要举措,对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影响更为深远。“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推动国家间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完善基础设施、推动产业发展,促进了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自生能力的提升,实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

文章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提出“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的概念,这是“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区别于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显著差异;第二,提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发展中国家自生能力,通过自生能力增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出口加快经济发展,通过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推动发展中国家产业生态完善等四种“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的机制。

(供稿人:李晓华)

【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贾妮莎、雷宏振《经济科学》2019年第1期,原文12千字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积极参与国家分工、改变当今由欧美等发达国家引领的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战略举措,惠及沿线国家经济、政治及国际地位。然而,“中国威胁论”“中国掠夺论”的声音不时出现,导致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时常存在“内热外冷”的局面。与此同时,随着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FDI成为弥补沿线国家储蓄缺口、促进技术提升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地,中国作为沿线国家最大FDI来源国之一,近年来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态势明显。因此,立足沿线国家视角,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当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对共建“一带一路”质疑论的有效反击,同时也对促进沿线国家积极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开放经济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数理模型,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以及43个沿线国家经济指标,探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沿线东道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OFDI整体上推动了沿线东道国产业升级,从数量上说,2003—2015年13年间中国OFDI累计促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年均增长6.64个单位,且沿线国家与中国领导层密切互访有助于强化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要素供给及生产率效应推动了沿线东道国产业升级。区分样本发现:相对投资于中高收入的沿线国家,投资于中低收入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效应更为明显;中国OFDI更能显著推动包含华人经济圈的沿线国家产业升级;与中国非相邻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效应强于与中国相邻的沿线国家。

结论的政策启示:制定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联动升级的合作框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转移和产能互补、对沿线发达国家形成产业合作,进而推动沿线国家与中国产业结构联动升级。具体而言,制定差异化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如对以以色列、阿联酋为主的沿线发达国家,坚持鼓励性的投资政策,积极推动国内企业寻求技术性的跨国投资,共同推动双边产业的联动升级。对与中国有着显著人文差异的沿线国家,可以多通过绿地投资融入当地文化,以提高投资效率,进而推动当地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双向提升。对与中国相邻的沿线国家,在政治外交的基础上,多选择直接投资的方式化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负面情绪,带动当地就业、技术、产业的全面发展,推动双边产业结构联动升级,实现共赢。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本文从FDI来源国入手,考察一国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所带来的产业升级效应。第二,本文强调中国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的积极影响,以此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第三,本文尝试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中国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利用样本数据进行验证,从理论和实证上评估中国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的影响。

(供稿人:贾妮莎)

【中国对“一带一路”援助及投资的减贫效应——“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张原《财贸经济》2018年第12期,原文19千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减贫的正向溢出效应日益显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以援助和投资并举的方式推动发展中国家减贫,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构建开发式减贫机制,并借助国家力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发展中国家合作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

文章研究发现,援助与投资总额的上升有助于降低贫困人口比重,投资的影响略高,并且在人均GDP水平低于门槛值的国家,中国投资的减贫效应更显著;不同类型的援助和投资所产生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依托基础设施投资构建的开发式减贫机制比转移支付型的援助具有更好的减贫效果;国有企业投资与贫困率下降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在区域减贫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援助与投资的减贫效应通过“授人以渔”的方式实现,主要渠道是增加资本形成额和创造就业岗位,尤其是提高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水平。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一带一路”倡议不能简单地归为传统对外援助或对外投资战略,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开发合作,需要厘清援助和投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功能边界,从而更具针对性地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目标。第二,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开发式减贫的重点,然而基建项目投资风险和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易引起国际争议,中国需要对已有的开发模式进行动态改进,在适度调整基础设施援助及投资增长的同时,提升教育培训、医疗卫生、文化扶贫和社会组织援助及投资的比重,增强中国减贫“软实力”,同时将“绿色减贫”理念贯彻其中。第三,持续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减贫不仅需要国有资本的“先行军”作用,也需要其他资本的积极参与,中国需要改变过去“重双边、轻多边”的减贫思维,提升与现有国际开发援助体系的契合度。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以统计分析为基础阐述中国援助和投资双重机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减贫的基本逻辑;第二,在实证研究上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援助和投资减贫效应的实证模型,实证分析援助和投资的实际减贫作用,对投资可能存在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并对不同类型援助及投资的减贫效应差异及其成因进行比较分析;第三,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中国援助和投资减贫效应的影响渠道和作用机制,分析两者在资本积累和就业创造中的作用,勾勒出中国援助和投资“授人以渔”的主要路径。

(供稿人:张原)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化经营方式研究——基于国家距离视角的考察】方慧、赵甜《管理世界》2017年第7期,原文11千字

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全面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包括深化贸易合作以及大力拓展产业投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三年多时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20万亿元,直接投资超500亿美元。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规模、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既是合作的机遇,又有可能演变成冲突的来源。虽然它们与中国自古就保持着丝路的经贸往来,但在新的发展态势和时代背景下还需重新审视和探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方式。

文章建立了供需模型综合分析国家距离对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两种主要国际化经营方式选择的影响,随后使用PPML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国家距离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整体呈现抑制作用,其中对OFDI的抑制更为显著。不同维度的国家距离对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影响不同,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和技术距离提高了出口倾向,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则提高了投资倾向,此类因素的影响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间也存在差别。

结论的政策启示是:第一,综合考虑多维度国家距离,与各国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第二,重视各维度国家距离的差异,增强国际化经营的针对性,虽然国家距离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式整体表现为抑制作用,但应注意具体维度作用的差别。第三,选择国际化经营方式时,需注意区分“一带一路”不同板块间的差异,可以在保持双方贸易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投资活动。第四,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具体形式的选择需具体分析,对象国的市场容量、外资政策和资源状况等因素对贸易和投资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归纳到双方的国家距离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形成较为科学有效的判断标准。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将影响国际化经营方式的有形、无形因素统一纳入国家距离框架进行综合分析比较;第二,不仅考察国家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化经营方式的影响,还考察它对出口和投资倾向的作用,即国际化经营方式选择问题;第三,使用PPML法处理样本数据中的零值以提高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度。

(供稿人:方慧)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效应:发展效应还是债务陷阱】金刚、沈坤荣《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9期,原文19千字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一些西方国家和智库大肆渲染“一带一路”倡议的“债务陷阱论”。其核心观点是中国通过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高额贷款,使得东道国无力偿还贷款导致投资项目中止,进而迫使东道国让渡项目控制权乃至主权以换得债务减免。“债务陷阱论”的不实指责给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交通投资产生了不利舆论干扰,甚至给“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蒙上了一层阴影。为此必须厘清“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交通发展的政策效应,有针对性地批驳“债务陷阱论”的错误论断。

文章基于2005—2018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国家—行业—年份”三维面板数据集,采用三重差分法识别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交通投资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相比非交通行业投资,“一带一路”倡议使得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交通投资金额和投资次数分别增长22.15%和7.90%,但并未显著增加中国企业对外交通投资出现问题的次数和概率。文章从多个角度展开了稳健性检验,并且采用地理距离缓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择的非随机性问题,发现上述结果十分稳健。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带去的是交通投资发展效应,而不是债务陷阱。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交通行业投资优势,构建企业协作网络,提高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效率;第二,鼓励企业对外交通投资更多采用跨国并购模式,通过组织内部的技术与经验互动,促进沿线国家本国企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实现“授人以渔”的长期效应;第三,鼓励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国有企业到制度环境较为恶劣的沿线国家投资,引导非国有企业在风险较小的国家进行投资;第四,鼓励已经进入沿线国家的企业扩大投资规模,引导国内企业理性审慎地参与对沿线国家的交通行业投资。尤其需要避免盲目鼓励企业脱离市场化经济规则“四面出击”。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理论上,文章补充了评估“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效应方面的实证文献。通过采用三重差分方法剔除了中国企业在特定沿线国家投资的时间趋势变化,提供了更加严谨的因果识别框架。第二,政策上,文章为廓清“债务陷阱论”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具有现实价值。

(供稿人:金刚)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四维分析】潘雨晨、张宏《统计研究》2019年第5期,原文19千字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建设不仅加强了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间的合作,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的核心思想,这为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指导思想。双边良好的产业耦合关系既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有利于实现区域内的合作共赢。

文章从竞争性、互补性、依存性和融合性四个维度构建“产业耦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数据库,在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视角下测算并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的耦合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在总值贸易视角下具有良好的耦合性,但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耦合水平出现恶化;无论在总值贸易还是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都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具有良好的耦合性,中东欧地区表现最不理想,中亚和南亚地区表现一般;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精炼石油、木制品、皮制品等行业中具有相对较好的耦合性,各国在不同行业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

政策启示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在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面,不断扩大精炼石油、木材等行业合作,并加强在工业制成品和高端制造业中的技术与经验交流;继续增强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并不断推进与中亚、东亚、中东欧地区内的多元合作;基于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进行出口与进口,从而提高贸易效率与效益。第二,在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耦合水平方面,保持贸易通道通畅,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双边产业间耦合水平的高级化;优化对外贸易结构,降低竞争性,提升互补性;提升区域内产业关联度,增强双边产业的依存性与融合性。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构建“产业耦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从四个维度全面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的耦合情况,为区域内的进一步合作指明方向;第二,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对相关指标进行修正和测算,并与总值贸易视角下的结果进行对比,得出更为准确和贴合实际的结论,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三,分别从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出发,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及其14个细分行业的耦合水平进行具体探讨,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进一步合作提供更加具体的方向。

(供稿人:潘雨晨)

【超越地缘政治——产业政策与大国竞争】雷少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原文23千字

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全球最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并企图使用“全政府战略”与中国经济和科技全面“脱钩”。《中国制造2025》这一产业政策成为美国政府认定中国产业升级、挑战美国控制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而威胁美国产业安全的重要依据。中美关系从过去地缘政治竞争全面转向产业安全竞争的新阶段。

文章从四个角度进行了研究:(1)产业政策兴起和发展的主要文献;(2)美国的产业政策发展过程;(3)产业政策与政治体制的关系;(4)产业政策与大国竞争的本质。研究表明:在一个先进技术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中,竞争本质的变化导致国家安全的内涵发生了巨大改变:从防止战争逐渐转向确保产业安全。产业结构决定了经济实力和军事技术,因此产业结构的质量和安全决定着国家安全。在全球化时代,确保竞争优势最重要的因素是“产业政策、尖端技术和市场规模”,而大国竞争的本质是产业政策及其实现方式的竞争。

该研究的主要发现是:(1)完整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对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非常重要:低端产业解决就业、中端产业确保发展、高端产业引领科技,全产业链是国家产业安全的唯一结构;(2)随着科技研发需要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多、科技应用依赖的新型基础设施越来越庞大、而科技研发的风险也愈发难以控制,因此自由市场竞争模式已经无法支撑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科技研发和商业应用,产业政策和国家动员模式完全契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需求,进而迫使所有坚守自由竞争市场模式的国家纷纷制定产业政策、并通过国家动员模式进行实施;(3)美国霸权的核心是控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能力,中国向高端产业结构的攀升将逐渐瓦解美国控制全球产业链的霸权基础,这是中美竞争和冲突的本质,也是无法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1)把产业政策与政治体制相结合,将产业经济学向产业政治学这一新领域进行拓展;(2)揭示了在军事和金融体系之外,美国霸权的另一个基础是对高端产业链的控制能力;(3)在政策上,构建全产业链将成为各大国的竞争目标。在新一轮竞争中,出局者将很难再次具备在产业结构中攀升的可能性。制定和实施符合现实状况的产业政策成为大国竞争的重中之重。

(供稿人:雷少华)

【外商投资政策是否影响了美中技术转移和中国出口贸易利益?——兼评特朗普政府对华301调查】李黎明、刘海波、张亚峰《中国软科学》2019年第7期,原文13千字

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美国对华301调查报告”,认定中国政府对合资企业要求、对外国投资占比限制等政策工具有歧视性,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至少为每年500亿美元。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表明,“十二五”期间,美国对注册地在中国大陆的企业的发明专利转让和许可数量相对“十一五”期间增长了163%。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是否如“美301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加速了美国企业对中国大陆企业的知识产权转移,美中技术转移的加速是否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出口贸易获利?

文章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转让许可合同备案数据,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研究外商投资政策影响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吸收国际技术转移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合资企业跨国技术转移的产业部门很少涉及中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美对华301调查加税名单涉及的跨国技术转移并没有带来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的增加;(3)不是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而是内资企业的市场化购买行为推动了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额的增长。由此可见,中国外商投资政策并没有像特朗普政府301调查宣称的那样施压美国企业将知识产权转移给中国企业。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内资企业跨国技术转移和自主研发对中国出口贸易利益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前者的正向影响要大于后者,这意味着美国对华施加惩罚性关税不仅可能影响中国本土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影响中国企业的出口贸易利益,引发中美贸易冲突,给两国经济带来冲击。第二,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鼓励本土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资助政策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自身技术学习能力的提升,从而更好地消化吸收国际技术转移,增强国际贸易竞争力。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建立了一个包含国际贸易、跨国技术转移、技术转移受让方性质、技术转移资助政策、外商投资政策等因素的分析框架;二是在前述分析框架下,设计留学回国人员作为跨国技术转移的工具变量,在控制模型内生性的基础上,分析了跨国技术转移影响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效应,而且讨论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是否影响了美国对华的知识产权转移,为应对此次美国301调查提供了事实支持。

(供稿人:李黎明、刘海波)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环境效应】刘乃全、戴晋《经济管理》2017年第12期,原文19千字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国际投资引致的环境问题愈发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产能合作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外投资得以大幅增长并有力推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赢得了国际社会愈来愈广泛的认可。中国投资在众多不发达国家大受欢迎的同时,一些国家却开始“焦虑”于中国高速增长的对外投资可能加剧东道国的环境污染。对这些质疑的正面回答不仅关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同时也将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

本文以中国对外投资及“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2003—2013年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为基础,采用较为稳健的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环境产生了积极的“污染光环”效应。相反,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总体环境效应却是消极的。同时,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的环境效应还存在差异性,而中国对外投资的环境效应则对东道国一视同仁。不言而喻,针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焦虑”显然是多虑了。

本文的政策启示:第一,进一步优化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产业构成,将我国“过剩产能”与东道国“落后产能”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第二,对内优化投资主体的区域结构与企业构成,让更多的省份以及民营企业都参与进来,同时强化企业的合作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第三,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合作成功案例与先进成果的示范效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数据平台的建设,切实做到信息公开,政策透明,进一步消除相关国家对中国投资的疑虑。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文章着眼于国际投资对环境影响的投资母国责任的新视角,采用客观的数据分析结果正面回应了中国对外投资对东道国环境影响的质疑,证实了中国对外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产生了积极的“污染光环”效应。第二,文章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发现所选区域的经济与环境相关变量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故而传统的计量分析方法不再适用,引入了空间计量分析方法以克服空间自相关性产生的估计偏误,相较于忽略了空间关联性的实证分析而言,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更为可靠。

(供稿人:戴晋)

【中国大型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潜在经济影响】李春顶、郭志芳、何传添《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原文17千字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一轮区域经济和贸易一体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中国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中国推动和参与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将非常显著地影响世界经济,尤其是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同时,中国的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是“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新一轮开放,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的重要路径。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逐步构筑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是“十三五”时期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而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建设是其中的核心内容。本文构建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进行量化模拟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这些协定都会提高中国的福利、产出、就业和贸易,其中贸易效应最强、产出和就业效应其次、福利效应相对较小;(2)协定其他成员都会获利,比较而言,经济规模小国和出口依存度高的国家受益更多;(3)比较发现,亚太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中国的积极作用最突出,其次是中日韩自贸区,积极效应较小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中国—海合会自贸区。

结论的启示:第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能够在福利和贸易上惠及世界整体和其他大多数国家,未来必然将有更多国家寻求加入协定。第二,中日韩自贸区对三国的经济价值都有替代实现方式,不利于协定的发展。第三,中国—海合会自贸区对中国的正向作用有限,但由于海合会成员是重要的石油出口国,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较为重要,故而中国—海合会自贸区对中国来说也相当重要。第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成员中,东盟国家对于协定的依赖程度大于中国,故而中国的主导地位更突出。第五,亚太自贸区由于涉及国家众多,谈判的难度可能会较大,但对区域以及世界经济的贡献是不可多得的。

文章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理论模型上,同时引入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有利于量化当前区域贸易协定所注重的新制度和新规则的影响,另外“内部货币”的内生性贸易不平衡结构有利于体现单个国家对贸易盈余的偏好。二是在区域贸易协定效应模拟结果的呈现上,假定了一系列不同的消费和生产弹性,并以统计分布的形式来呈现影响。三是系统而全面的量化分析并且比较了中国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对于中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政策选择、优先次序以及谈判策略等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供稿人:李春顶)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业合作的实现途径】龚斌磊《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10期,原文13千字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目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势必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全方位的深远影响。作为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农业仍然是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抓手之一,在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深化互利合作、甚至是增进文化交流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要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贸易关系”。在此形势下,中国农业借好“一带一路”倡议东风,利用好沿线国家的农业资源和市场环境,真正把“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战略落到实处,成为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因此,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农业生产的互利共赢路径,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为政策设计提供学术依据。

本文利用1962—2016年间全球107个国家的农业面板数据,构建全球农业空间生产模型,并在此框架下探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农业领域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途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双向溢出效应均为正,且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也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存在两条途径加速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使双方都能从对方的农业增长中获得更大的单位溢出效应;二是通过双边贸易、农业科技援助、基础设施援建等措施,帮助沿线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扩大这些国家对中国农业的总体溢出效应。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扩大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往来,通过提高单位溢出效应和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两条途径增加农业合作的积极影响。第二,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农业科技、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这些合作不但能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国民收入,也能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构建农业生产函数时,同时考虑由于地理和贸易原因带来的相互影响和溢出效应,从而更全面地刻画农业投入产出关系,并更准确地测算农业生产率。第二,在全球农业多边关系的框架下分析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的优势,为“一带一路”战略找到理论和实证依据。第三,从增强溢出效应和提高农业生产率两方面,给出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

(供稿人:龚斌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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