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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产业高质量发展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四篇 论文荟萃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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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干春晖、王强《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8期,原文17.6千字。而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来回顾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历程,对中国产业发展进行经验总结的同时,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力和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对于推动更高层次的开放,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系统性地分析了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基本内涵及其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战略实施前提,在政策上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关键词

实体经济

服务业改革

改革开放

产业结构

改革

工业化

垄断产业

生产性服务业

变迁

工业结构

结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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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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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回顾与展望】干春晖、王强《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8期,原文17.6千字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变成如何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关键就是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而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来回顾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历程,对中国产业发展进行经验总结的同时,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力和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对于推动更高层次的开放,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回顾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内部结构以及就业结构变迁的历程和特点,论文的研究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趋势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并且已经具备了后工业化时期的特点。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实施是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力,并通过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作用对中国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向合理化方向发展,这将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继续下降,但质量的提升将保证农业基础地位得到加强;第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会使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更加显著;第三,产业转移下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将是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势。但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产业结构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区域间发展失衡、产业内部结构存在问题、产业间要素配置存在扭曲,等等。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促进产业价值链升级,推动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主要措施有:扩大市场准入、改善政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投资经贸规则接轨等。第二,积极从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GVC)向国内价值链(NVC)转变,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优化区域和产业间的资源配置。第三,增加研发投入,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第四,改善制度和政策环境,促进企业家素质提升。第五,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基于1978年以来的年度数据,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角度探讨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迁情况,并对未来产业结构变迁轨迹进行了合理预测;第二,构建三次产业结构变迁模型,并推导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弥补了现有文献研究方法单一的不足。

(供稿人:王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投资存在结构红利现象吗?——基于偏离份额法的实证分析】昌忠泽、毛培、张杰《当代经济科学》2019年第1期,原文15千字

在现代增长理论中,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来源。然而,现实中人们更多关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要素的流动、配置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钱纳里等人针对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结构红利假说”,即认为由于经济中各部门之间存在着效率差异,当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生产部门流向高生产率或者高生产率增长的生产部门时,就会带动社会整体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论文基于偏离份额法,对中国工业投资的“结构红利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主要来源于产业或各省市工业的内部增长效应,结构变迁效应并不显著,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只是阶段性现象。第二,从三大产业视角来看,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主要来源是产业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负值居多,但2011年以来连续呈现结构红利现象;动态效应在整个时间段内正值居多;第二产业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最大。第三,从分省市视角来看,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主要来源是各省市工业的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负值居多;动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正值居多。

研究启示:第一,中国各省市间工业资本要素流动可能受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更大,为此应打破产业进入和退出壁垒,完善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充分流动。第二,与劳动力流动的快速和灵活相比,工业资本流动呈现出缓慢和滞后的特征。政府应该将促进工业资本流动作为重要抓手,科学合理地引导工业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空间转移(省市间流动)和产业间(三大产业之间)流动,避免“结构负利”现象的出现。第三,利用工业内部的生产率差异,提高整体工业的生产率水平。

论文主要贡献在于:从三大产业和分省市视角相结合的角度对“结构红利假说”进行了检验。现有研究文献或是从三大产业视角,或是对某一具体行业进行分析,而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仍然较少。在现代经济中,行业发展与整体经济密不可分,割裂行业与整体经济的联系就很容易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将两者相结合,能够使我们从全局角度更好地把握我国工业投资结构红利是否存在及其最新变化趋势。

(供稿人:昌忠泽)

【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黄群慧《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9期,原文20千字

有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主题,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存在的“脱实向虚”问题又是政府努力解决的重大经济结构问题。然而,有关什么是实体经济以及实体经济包括的范围,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并没有形成共识。

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关于实体经济分类的分层框架,认为第一个层次的实体经济(R0)是制造业,这是实体经济核心部分,可以理解为最狭义的实体经济;第二个层次的实体经济(R1)包括R0、农业、建筑业和除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工业,这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是一般意义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第三个层次的实体经济(R2)包括R1、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其他所有服务业。这是实体经济的整体内容,也是最广义的实体经济。R2和金融业、房地产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整体,也就是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构成的整体经济。基于这个分类框架,本文测算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三个层次的实体经济的增长情况,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实体经济大国且地位不断加强。但是,实体经济发展也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在R0上表现为制造业结构性供需失衡,在R1上表现为服务业和工业发展的失衡,在R2上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

基于对实体经济结构失衡的机制分析,本文提出了未来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思路:一是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围绕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失衡;二是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化解产业结构失衡,构建创新驱动、效率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在“虚实分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从体制机制上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将风险防范的工作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转向关注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

(供稿人:黄群慧)

【生产性服务业能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新动能吗】李平、付一夫、张艳芳《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2期,原文20千字

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分离出来的,它以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研发及科技服务等为主导产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信息密集、人才密集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总体持续上升。随着中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以及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到来,中国亟须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生产性服务业能否成为支撑经济中高速和高质量增长的新力量,是直接关系到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成功与否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多集中在作用机制的定性分析和两者之间关系的定量检验上,在定量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方面有所欠缺。

本文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出发,基于乔根森增长核算框架,对宏观及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TFP指数)进行测算与分解,探索生产性服务业的部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乃至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从而试图找到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证据。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生产性服务业较高的技术进步水平以及对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较强的集聚能力,可以提升宏观经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增长,完全可以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动能。

结论的政策启示:一方面,应加快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应着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中新兴行业的发展,特别是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核心的ICT(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以及知识高度密集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并加快推进这些行业与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融合,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打下基础,大力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其他部门的应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和高质量增长新的动力源泉。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依托乔根森增长核算框架,从数理角度对宏观TFP增长率进行了分解,在此过程中完成了生产性服务业中资本投入(即“资本服务”)和劳动投入(即“劳动工时”)的估算,更加精准地测算出生产性服务业的TFP增长率及其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二,通过对不同时期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的考察,发现了生产性服务业拥有较高的技术进步水平,以及对资本和劳动较强的集聚能力,可以提升总体生产率,进而推动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供稿人:张艳芳)

【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魏后凯、王颂吉《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1期,原文25千字

中国工业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工业经济要实现充分发展和全面转型升级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近年来人为“降低”工业地位的观点日益流行,中国的工业产出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呈现全面、过早、快速的“过度去工业化”特征。

论文通过分析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的特征事实,认为中国现阶段的“过度去工业化”不仅受“一哄而上”的产业升级冲动影响,而且是要素价格上涨、阶段性产能过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传统工业化阶段理论进行了反思,提出从广义角度把工业化进程分为浅度工业化和深度工业化两个阶段。论文认为,过去按照传统理论划分的工业化实现阶段即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阶段,实际上只是浅度工业化,它是依靠要素投入驱动工业规模扩张和比重提升的扩张型工业化。深度工业化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来提高工业质量和竞争力,由于这一阶段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出现下降并逐步趋于稳定,因此它属于收缩型的工业化。从浅度工业化到深度工业化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大国提升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和竞争力的必经阶段。

论文的政策启示:第一,针对不同工业行业实行分类指导的差别化工业转型升级战略,有序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提升先进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二,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一批先进制造业基地,并在资金、技术、土地供应、税收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第三,充分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机遇,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

论文的主要贡献:第一,把工业化进程划分为浅度工业化和深度工业化,有助于拓展工业化阶段理论研究的视野,这一认识符合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极大的发展中大国的国情特征。第二,有助于政府部门科学认识中国存在的“过度去工业化”问题,通过深度工业化推动工业经济全面发展和转型升级。

(供稿人:王颂吉)

【中国垄断产业改革与发展40年:回顾与展望】肖兴志、韩超《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7期,原文18千字

从垄断产业改革与发展历程看,中国垄断产业改革最初是源自内生的发展需求,进而受到加入WTO等外在作用。但是,随着垄断产业改革深入,改革红利逐步显现,改革成果逐渐使垄断产业的市场势力更加固化,原有的推动垄断产业改革的内在动力在消逝,利益集团的阻挠显著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发布,垄断产业改革得以重启,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垄断产业改革与发展40年来发生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就?积累了什么经验?存在什么问题?下一步如何继续深化改革?以上这些问题均需要给出回答。

中国垄断产业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行政垄断而非经济垄断,因此中国垄断产业在改革过程中也积攒了丰富的经验。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改革的重点是要集中精力解决行政垄断的问题,消除政府对垄断产业发展的行政性指令以及干预。改革的关键是改革国有资本的参与方式;改革的着力点是推进产权多元化的所有制改革。尽管中国垄断产业改革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取得了历史的改革成就,然而其仍然面临改革不彻底等问题。产权制度等深层次的矛盾仍然有待进一步解决,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大发展,改革还面临新的理论冲击等因素影响。产权改革尤其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处于初步阶段,拆分措施促进竞争有明显局限,有效竞争仍然不足。独立规制机构尚未真正建立,规制体系尚未理顺。

近年来,时代背景和技术特征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垄断产业发展也呈现不少新的特征。结合新特征,本文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中国垄断产业发展与改革:要进一步重视可竞争性在垄断产业改革中地位,深入推进可竞争环节的竞争化改革与重组;重建垄断产业规制体系,重点推动由专业规制向综合规制的转型;深入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垄断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秉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两个思维,通过改革重组促进产业整体发展、提升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垄断产业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需要综合改革以更好发挥其对其他领域的辐射作用。

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中国垄断产业改革与发展尤其需要在可竞争性引入、混合所有制的产权多样化及独立性综合规制方面进行重点突破。同时,在国际市场则需要发挥国家战略的作用,整合优势资源组建大型集团公司参与国家竞争,提升企业在全球中的市场竞争力。

(供稿人:肖兴志)

【中国银行业70年:简要历程、主要特点和历史经验】王国刚《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全文19千字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的设立,标志着新中国银行体系的构建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70年的历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银行体系探索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银行体系时期、构建中国现代银行体系时期。70年间,中国银行业不忘初心、风雨兼程、勇于创新,既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又积极推进了金融体制改革开放的深化、符合中国国情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建设,抵御了多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论文基于历史线索,梳理了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事件,概括了各个时期的中国银行业发展特点。研究结果表明:1948—1978年的30年间,新中国银行发展中显示了三个特点:经济政治环境的稳定是银行体系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银行系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银行体制机制是经济体制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它的发展变化与经济体制机制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连,由此,经济体制机制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引致银行体制机制的相应调整和变化。1979—2017年的39年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紧扣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展银行业的建设发展;充分运用银行信用的货币创造机制,克服资金短缺;分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本;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机制和能力快速成熟;银行业的各项改革和重大举措出台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和预见性。39年间,中国银行业历经风雨,既有疾风暴雨式的整顿、兄弟分家式的商业性机构与政策性机构分离和脱胎换骨式的股改,又有刮毒疗伤式的剥离不良资产、打下基础式的资本金补充和引“狼”入室式的对外开放。各项重大措施出台后都曾引致各种议论,但从后来的实施效果看,这些重大举措不仅有着“先见之明”效应而且有着“影响深远”效应。2017年以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国构建现代银行体系的主题,它将具有三个方面特点:着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银行业在推进资本市场发展中的优势功能;中国银行业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现代经济是开放型经济,与此对应,现代银行体系也是一个开放型体系。

从政策启示方面看,70年来,中国闯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银行业发展之路,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历史经验:第一,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第一要务;第二,坚持符合国情的银行业发展模式;第三,坚持发挥国有银行的功能;第四,坚持稳步推进金融创新;第五,坚持依法严格监管。

(供稿人:王国刚)

【服务业改革的“中国模式”:特征与评析】李勇坚、夏杰长、林瑜璟《中国经济学人》2018年第4期,原文12千字

在总体上,对服务业改革的研究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比,其文献仍非常缺乏。这一方面是因为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并未能形成系统化的方案,缺乏一个基于理论研究的整体化解释框架。另一方面,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之间巨大差异,也使服务业的发展及路径缺乏统一的路径。如果深入研究服务业改革的逻辑,就会发现,服务业改革与整体经济改革、工农业改革等有着显著的区别,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模式。

文章基于与整体经济改革、工农业改革比较的视角,通过对1978年开始的服务业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发现服务业改革有着其自身的逻辑与发展脉络。通过对服务业改革的压力、动力及成就进行系统分析可以看出,服务业改革“中国模式”有着鲜明的特征:非产业目标导向型改革动力、超越理论争议、实用主义哲学、民生导向与效率导向双重标准、改革与开放的同步与错位等。

结论的启示:第一,服务业改革具有整体性。在我国服务业改革过程中,相关政策措施并不配套,使改革难以深入“深水区”。尤其是对服务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很多新问题,需要结合服务改革的独特性,及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从而推动服务业改革持续推进。第二,由于把服务业改革作为一种工具,而缺乏服务业发展的长期战略,导致服务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偏差。我国服务业改革过于碎片化,系统性不够,对种类繁多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缺乏清醒的认知,导致某些关键性服务领域发展不足。第三,纯目的论使改革过程中对服务的性质缺乏认知,导致了改革结果与改革初衷出现了较大的差异。第四,面对国际竞争时,对竞争力的培育与产业发展的认知出现偏差,难以破除服务业的行政垄断。第五,部分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及民生服务市场化改革及其配套措施改革方面不协调,这些领域改革仍停留在表面。改革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与期待。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通过对中国服务业改革发展历程的研究,并通过将服务业改革与工农业改革进行对比分析,首次提出服务业改革的“中国模式”,为深入研究“中国模式”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和依据。第二,对服务业改革中国模式的特征进行总结,为研究中国服务业改革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通过历史、逻辑、理论统一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服务业改革进行了深层次的归纳,为进一步推动服务业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供稿人:李勇坚)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减贫四十年】朱玲、何伟《劳动经济研究》2018年第4期,原文30千字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已基本消除饥饿,共有7亿多乡村人口摆脱了贫穷。特别是,2012年以来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行,使得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发展和分享增长收益的机会大为增加。此间向贫困地区密集投入的物质资源和派遣的干部人才,达到1986年开展全国性扶贫行动以来从未有过的规模。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到2017年的3.1%,贫困人口规模每年减少1000万人以上。

基于现有的政策文件、档案资料和统计数据,文章循着改革开放的时序,追寻城乡分隔制度被逐步破除的关节点,并以这些关节点为界,分阶段讨论对工业化城市化和减少贫穷发生决定性影响的重大制度性和政策性变革,阐明变化的缘由以及对贫困群体生计的影响。中国的减贫成就,主要归因于:第一,农民渐次赢得了在计划经济体制确立过程中丧失的经济自由。第二,国家高层决策群体回应公众诉求,引领人民转向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第三,政府不断强化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并将社会保障制度推广到全国城乡。第四,全社会动员,针对受限于不利区位和能力薄弱的群体,持续采取综合性扶贫措施。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由于天灾人祸很难避免,贫困风险始终存在。贫困发生率降到3%的水平,即可采取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为主导的办法,实现消除极端贫穷(绝对贫困)并预防贫困风险的目标。第二,采用社会保障措施并不意味着放弃扶贫政策,而是针对深度贫困群体的致贫因素,继续增强社会救助及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第三,培育和发展农户自助自治的合作社经济,排除行政力量对农户和企业经营决策的直接干预。第四,用社会工作者服务网络替代干部驻村帮扶队伍。第五,提高城市化政策与扶贫政策的兼容性。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近几年对中国减贫历程回顾和总结的文献,多数只将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乡村减贫的前提或背景而着墨清淡,甚至几近忽略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所牵涉的城乡关系。还有一些研究,或许为研究目的和数据所限,没有回顾和总结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特定领域的变化及其动因。文章的视角是对现有文献的拾遗补阙。第二,文章发现,近年来财政扶贫资金的减贫边际效果明显递减。这或许是因为,脱贫越晚的人口贫困程度越深从而脱贫难度越大,或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专项扶贫资金并非可以短期见效。

(供稿人:何伟)

【新中国70年工业经济的结构变迁】邓洲、于畅《中国经济学人》2019年第4期,原文13千字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工业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工业化进程总体上从初期阶段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结构是分析新中国工业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视角,伴随工业化的持续推进,我国工业结构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新的趋势,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工业结构变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迈向工业强国提供了重大的启示意义。

文章基于1949—2018年的历史数据,从轻重结构、行业结构、要素结构、技术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地区结构等七个维度定量分析了新中国70年的工业结构,发现工业结构变迁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这既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也与不同时期的国情世情相关,更受我国政府和工业企业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当前,尽管工业结构还存在产能过剩严重、原始创新支撑不足、高技术产业低水平发展、“两端挤压”制约升级等突出问题,但向创新驱动、多元动力、深化开放和区域协调方向演进的基本趋势已经确立,工业结构将沿着工业强国的方向继续演进。

工业结构变迁经验的政策启示:第一,始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动摇,为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市场活力和多元动力;第二,遵循要素结构和需求结构变动规律,违背要素和需求规律将导致结构失衡、资源浪费的严重后果;第三,保持技术创新的高投入和自主性,自主创新将构成今后我国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第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综合发挥“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结构优化效应;第五,制定符合工业化阶段的发展政策,严重超前或滞后的工业政策都将阻碍结构优化。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系统、全面地定量分析了新中国70年的工业结构,完整展示了工业结构变迁的全貌,尤其是对工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做了高度且精炼的概括,对研究工业经济演进的历史路径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第二,结合产业结构理论深入分析了新中国70年工业结构变迁的动因和基本经验,并指明了中长期工业结构演进的方向,这种长周期、规律性的历史视角,对我国制定工业发展战略和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供稿人:邓洲、于畅)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历史演变、发展规律与经验启示】黄茂兴、叶琪《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原文20千字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村从建立集体经济、走合作化发展道路,到不断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乡村振兴,中国农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农村农民求强求富的历史,是不断创新开拓农业现代化的历史,总结其中的发展历程及建设成效,把握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及逻辑规律,可以为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并通过科学抽象法、归纳演绎法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总结,研究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主要聚焦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村经营方式、农产品流通体制、农业发展地位、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在总量增长、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脱贫攻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这其中蕴含着既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基本逻辑又彰显中国特色的发展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规律,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从一般到特色化探索的建设规律,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规律,以及动力转换升级的规律。

研究启示:我国农村经济70年的发展探索生成了宝贵的经验启示。第一,尊重和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立足点。第二,产权界定清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激励因素。第三,强有力的扶持政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第四,创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第五,公平包容是农村经济经济发展的安定稳定所在。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从横向和纵向的两个维度系统剖析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演变的空间并存性和时间继起性,以大量翔实的数据资料为基础,厘清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脉络及取得的成效,并将事实的科学陈述上升到理论层面的本质特征,抽象总结出五个方面的发展规律,将历史经验、现实问题与发展趋势相结合,得出五个方面的经验启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境遇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参考借鉴作用。

(供稿人:黄茂兴、叶琪)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轨迹、逻辑与战略转变——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分析】凌永辉、刘志彪《经济学家》2018年第7期,原文12千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了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中,服务业在总体规模、行业结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多个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比较滞后。这就造成中国制造长期缺乏“聪明的脑袋”和“起飞的翅膀”,愈来愈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不利于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

文章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内在逻辑和发展战略转变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导向型战略下的国际代工模式在供给层面上对国内本地化的服务业企业产生了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同时也在需求层面上造成了负向的市场挤出效应;随着全球化分工的深入,这种市场挤出效应正在逐渐超越技术溢出效应,这是导致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实施基于内需经济的服务业发展战略,有利于克服市场挤出效应的消极影响,进而促进中国服务业发展提速增质。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加快推进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切实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譬如,通过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来优化投资结构,提升国内需求质量;又如,通过加快建设新型城镇化,释放国内需求潜能。第二,注重发挥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互动效应,在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促进本土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加速发展。第三,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到技术和产业创新密集的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外包活动,充分利用全球的先进资源和要素。第四,积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历史机遇,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形成一批本土化的“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促进服务业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首次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并且提出从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向内需主导型战略来实现服务业质量型发展的命题,因而在理论上弥补了现有文献对这一方面进行研究的不足。第二,系统性地分析了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基本内涵及其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战略实施前提,在政策上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供稿人:刘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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