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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产业绿色发展与资源环境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四篇 论文荟萃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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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盛丹、张慧玲《财贸经济》2017年第8期,原文17千字。二是在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直接影响的同时,作为一个新视角,将技能溢价作为中介变量,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间接影响,使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研究更加精确、更为全面。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增加,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影响方向由促进变为抑制,只有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才会有利于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化解。但中国过去的现实表明,土地似乎是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最重要、最离不开的抓手。
关键词

规制

环境规制

影响

能源化工产业

政策

制造业

环保税

协同

原文

出口产品质量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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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绿色发展与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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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制与我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两控区政策的考察】盛丹、张慧玲《财贸经济》2017年第8期,原文17千字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那么,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是否会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长,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实际上,环境管制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的生产和运营成本,产生成本增加效应,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但另一方面,环境标准的提高会激发部分企业进行技术改进和研发创新活动,产生技术创新效应,从而实现环境改善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双赢”。

论文运用1997—2002年中国出口海关统计数据,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将两控区环境政策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倍差法和三重倍差法方法,考察了环境管制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两控区政策的实施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这意味着,两控区政策并没有降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反而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实现了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第二,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地区和产品异质性,对污染和研发密集度高、国有企业比重高的行业产生了负向作用,对东部地区和差异化产品部门产品质量升级产生正向影响。

论文的结论对于制定合理的环境管制政策,实现环境改善和促进贸易转型的“双赢”局面,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政府在制定政策、实施环境管制措施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模式,要对于污染密集度较高和研发比重高的行业给予适度的研发补贴,加大对国有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同时,政策制定者不仅要考虑行业、企业异质性还要考虑地域差异性,适当给予欠发达地区更多的关注,辅之以研发创新奖励等政策,充分利用环境管制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帮助其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论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现有关于环境管制的文献大多关注于生产成本、研发投入、生产效率和出口量等方面,鲜少探讨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论文首次考察了环境管制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弥补了前期研究的不足,为我国出口模式转型和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论文采用倍差法和三重倍差法,将两控区政策作为拟自然实验,很好地处理内生性问题,有效评估环境管制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作用。第三,在研究结论上,论文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从产品质量角度佐证了“波特假说”。

(供稿人:盛丹)

【环境规制、技能溢价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余东华、孙婷《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5期,原文22千字

日渐趋紧的环境规制政策、劳动力供给减少和成本上升是当前制约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者虽然看似不相关,却有着内在的深层次联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为化解之道,其中重要的纽带便是提升技能溢价。环境规制趋紧反映在治污投入和治污技术升级上,需要熟练技能劳动力与之匹配,会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升技能溢价。技能溢价水平的提升,又将激励低技能劳动向高技能劳动转化,进而实现环境保护、就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多赢。

通过基于双层嵌套Dixit-Stiglitz模型的理论分析与面板估计,本文发现环境规制趋紧对提升技能溢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且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重度和中度污染行业的正向效应更大。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表现出多维性,既有直接的“环境—经济”效应,也有通过影响技能溢价而产生的间接中介效应,但其作用方向与理论预期不完全一致。为此,进一步设定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介效应存在一定非线性特征,技能溢价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在技能溢价处于较低水平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积极影响;当技能溢价较高时,由于技能—需求错配等原因而不利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但是,技能溢价有助于更好发挥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

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坚持环境规制政策导向,制定和实施分类规制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正向效应。第二,加强技能人才培养,通过“人才红利”和强化环境规制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第三,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通过优化禀赋结构提升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的位置。第四,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积极探索资本与技术相互融合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

论文主要包括两部分创新性工作:一是构建双层嵌套Dixit-Stiglitz模型,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结合起来,通过技术进步偏向函数,将环境规制纳入技能溢价的影响因素中,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影响;二是在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直接影响的同时,作为一个新视角,将技能溢价作为中介变量,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间接影响,使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研究更加精确、更为全面。

(供稿人:余东华、孙婷)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能利用率——兼论“环保硬约束”如何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韩国高《当代经济科学》2018年第1期,原文17千字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国内经济面临“增长减速”的周期回落与结构调整升级的双重压力,工业全局性产能过剩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经济复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着力化解过剩产能成为中央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我国,地方政府放宽环保标准,容忍甚至纵容本地区企业严重污染环境来换取投资,特别是对高污染、高能耗和高排放的重化工业严重缺乏环保监督和污染管制,大大降低了其生产成本。各地均有大批未经过国家环境评价而违规上马的工业项目,生产成本外部化严重扭曲了生产企业的投资行为,加剧了产能过剩现象。因此,积极推进资源要素市场改革,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生产成本范畴对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意义重大。

论文采用中国制造业的细分行业数据,通过门槛面板模型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和不同技术创新程度下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差异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增加,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影响方向由促进变为抑制,只有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才会有利于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化解,特别是在低环境规制组别中的产能过剩行业需强化环境监管力度,环保成为这些行业未来发展的“硬约束”。随着技术创新程度的不断提升,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技术创新程度的不断提高强化了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创造新需求进而扩大生产规模,有利于促进产能过剩化解。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加强环境硬约束对产能过剩的化解作用,充分考虑不同制造业行业的污染特征以及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不同效应,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第二,政府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制造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改善产品质量和服务。

论文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环境规制强度的高低可能会对企业生产行为调整带来非线性影响,因此论文采用非线性的面板门槛模型来考察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程度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第二,现有文献较少考察技术创新水平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实际上技术创新程度的大小也会影响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发挥,因此论文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产能利用率置于统一的研究框架之中。

(供稿人:韩国高)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于斌斌、金刚、程中华《统计研究》2019年第2期,原文20千字

自20世纪70年代末建立环境规制体系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通过机构设置、颁布法律、增加投资等方式致力于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从1987年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到1998年实行二氧化硫污染和酸雨控制区,再到2006年将减排目标分解落实到省级层面,环境规制逐渐由浓度控制的“软约束”转变为总量控制的“硬约束”。为有效减少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不利影响,同时也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约束性目标,中国政府于2009年11月公开承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降低40%—45%。2014年9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环保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排污费污染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以提高污染费收缴率和环境规制力度;2016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排污费按“税负平移”原则改为环保税,并于2018年1月1日开征。

论文从创新效应、成本效应和壁垒效应三个维度构建了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并且周边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对本地区也产生“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得到验证,尤其是在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城市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明显增强,但环境规制更多体现的是“成本效应”而非“创新效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加快建设区域联动的环境规制网络,合理分配区域环境保护成本。第二,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将能源效率提升作为主要目标之一,不能只强调降低污染,割裂了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企业更多地关注生产末端的治污投资,忽视了新生产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第三,环境政策的制定应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状况相匹配。

论文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同时评估了环境规制的“减排”和“增效”两种效应。第二,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减排”和“增效”的影响机制。这既避免了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又体现了“减排”和“增效”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三,中国环境治理是地方政府负责制,因而地方政府会根据污染程度、环境容量等差异实施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论文利用中国城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避免省级层面数据对实证结果造成偏误。

(供稿人:于斌斌)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张娟、耿弘、徐功文、陈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1期,原文16千字

随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不断退化等,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将成为加强环境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环境政策与措施,对污染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调节,以达到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目前,有关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第二种观点,环境规制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第三种观点,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大量研究一致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尚未形成一致结论。

绿色技术创新既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又是微观层面的问题。文章首先从微观视角构建博弈模型,并分析了不同企业选择绿色技术创新的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政府不规制,企业通常不会主动进行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并进一步探讨了政府如何根据经济发展和环境目标的实际选择规制系数,以利于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目的。然后,从宏观视角,运用我国199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证实了微观分析中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呈现“U”形关系的结论,且滞后一期的影响显著。

结论的政策启示:(1)实际中,环境规制强度要符合实际,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2)政府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3)政府应针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在环境规制政策制定中应体现出区域的差异化。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首先从微观视角,通过构建博弈模型,运用数据模拟分析了企业选择不同绿色技术创新策略的内在机理,进而从宏观视角,证实了微观分析中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弥补了现有文献只从单一方面进行研究的不足。第二,政策上,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短期上来看,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会使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导致生产要素外流,给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倒逼作用”,促使企业不断加大绿色创新力度,进而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供稿人:张娟)

【环境规制如何“去”资源错配?——基于中国首次约束性污染控制的分析】韩超、张伟广、冯展斌《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4期,原文21千字

近年来,中国对环境问题重视程度日渐提升,随着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全面实施,中国首次将污染目标控制作为考核指标纳入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中,将规制作为约束性目标加以控制,并取得显著的污染治理效果。鉴于约束性污染控制实施的全面性与“硬约束”特性,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尤其规制政策实施对微观企业行为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究。

论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依托中国首次约束性污染控制,分析了环境规制在污染行业和非污染行业间,环境规制对企业间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影响差异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约束性污染控制具有显著的“加规制、去污染、去错配”作用,显著降低了污染行业(被规制行业)内的资源错配水平,提升了污染行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约束性污染控制显著导致污染行业内资本要素流向高生产率企业,同时也提高了污染行业内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约束性污染控制的资源再配置影响有助于缓解部分政府补贴政策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从理论上,规制实施不仅要关注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还应当将规制对企业本身内部要素使用以及企业间要素资源再配置等影响予以综合考虑,以此为基础因地制宜地进行规制政策制定与实施。第二,应继续坚持约束性污染控制,将控制污染作为地方政府“硬约束”进行考核,以此发挥地方政府在污染控制中的主动性。第三,建议清除制约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畅通要素流动的渠道,消除可能影响资源再配置的偏向性补贴等扶持政策。第四,政府应当审慎配置对不同行业的补贴投入等政策扶持,防止因政府干预扭曲要素市场配置过程。

论文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论文的研究对于从纵向视角审视中国的环境规制演变及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探索性研究,论文研究表明非对称规制并不一定带来资源错配程度加强,如何基于规制历史及现实情况设计适当的规制政策,是环境规制以及其他政策部门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第二,论文的结论对于其他政策影响机制的揭示也具有一定启发性。论文研究发现为“纠偏”而实施的约束性污染控制可以在“无意间”影响补贴政策的效果,表明中国的政策扭曲方式及作用机制具有相似性。

(供稿人:韩超)

【开征环保税能有效治理空气污染吗】叶金珍、安虎森《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5期,原文25千字

随着空气污染问题日益凸显,中国酝酿近十年的环保税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开征。空气污染不仅造成了经济损失,也危害了每个人的健康,环保税能否成为治理空气污染的“撒手锏”?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环保税开展较为成功的欧洲国家来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洲国家就开始陆续设立环保税,大多数国家已具备相对成熟的环保税税制,1994—2014年,欧洲OECD国家的环保税占GDP比重每年维持在2.51%左右。中国环境相关税费占GDP比重上升较快,2000年为0.38%,2014年为1.33%,但远低于欧洲国家。

理论上,论文在DGE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通过一系列的反事实模拟发现,税率过低的环保税对企业减排的影响有限,开征市场化合理税率的环保税才能实现污染治理和经济增长双赢目标;统一性环保税的长期污染治理效果更佳,而区域间差异化环保税将激励污染行业转移;仅通过行政手段来规制污染行业不能从根本上治理空气污染,行政干预只能作为市场化环保税的辅助工具。实证上,本文搜集5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GQR(Generalized Quantile Regression)方法和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环保税在不同国家的影响是异质的,在3项污染指标(NO排量、NO2浓度和PM2.5浓度)都特别高的国家,开征碳税将显著促进空气质量改善;在空气质量较差的国家,汽车运输环保税与污染物排量成正方向变化;在空气质量特别好的国家,提高汽车运输环保税一定程度有利于污染物减排。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汽车尾气排放不是中国空气污染的主因,工业上的大量化石燃料消耗才是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第二,碳税作为一种针对化石燃料燃烧的环保税,将有利于中国治理空气污染。第三,环境政策应以市场化环保税为主,以适度行政干预为辅,减少不必要、不合理的行政干预。

论文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中国的空气质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但空气污染相关的理论研究往往忽略了区域因素,或者即使考虑到区域因素,但区域间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Desmet和Rossi-Hansberg(2014)首次建立了一个包含时间维度和地理维度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简称DGE模型),DGE模型解决了长期以来包含地理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动态模型无解的难题。本文进一步拓展DGE模型,首次建立区域间相互作用的3条路径,即贸易、技术和空气污染,进而为环保税的治污效应分析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动态模型框架。第二,与既有实证研究不同,本文细分环保税类型,基于跨国数据,采用GQR方法,考察碳税、能源环保税和汽车环保税对空气质量的异质性影响。

(供稿人:叶金珍)

【能源化工产业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兼论能源化工产业最优匹配】张文彬、胡健、马艺鸣《统计研究》2019年第4期,原文14千字

《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国家“十三五”期间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大趋势,对配套的能源化工产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也将石化产业高端化作为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因此,深化能源化工产业结构调整,实现高端化和差异化发展,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是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途径。

论文将能源化工产业高级化定义为:在稳产增储、巩固加工业优势地位的基础上,大量发展高附加值的下游精细化工业,在能源重化工引领下,全产业链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促进能源化工产业的规模化和集群化发展。首先,采用组间连接聚类方法对不包含西藏、港澳台在内的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能源化工产业工业销售总产值均值进行组间聚类分析,根据聚类结果选择17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样本。其次,基于产业链视角,采用向量夹角方法测度能源化工产业高级化程度,结果表明能源化工产业产能空间错配问题突出,中国能源化工产业高级化水平排名靠前的省份都是非能源富集地区,能源富集区以能源开采业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其能源化工产业高级化水平较低。再次,回归分析了能源化工产业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化工产业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但该影响系数随能源化工产业规模的变化具有差异性。最后,采用滚动回归方法分析能源化工产业结构差异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化工产业内部子产业间存在“最优匹配”测度,高于或者低于该水平,都会降低能源化工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系数。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能源富集区延长能源化工产业链,提高能源化工产业内部匹配度。第二,化工产业聚集区积极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逐步淘汰旧产能和降低对能源的依赖。第三,中央政府部门应制定能源化工产业高级化的目标和相应的配套措施,缓解能源化工产业的空间错配,提高产业效率。

论文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基于产业链视角测度了能源化工产业高级化水平,为评估能源化工产业发展状况提供了数据支撑;二是在检验能源化工产业高级化对经济增长静态影响的基础上,采用滚动回归方法测度了能源化工产业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考察了能源化工产业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最大时的能源化工产业内部最优匹配,为能源富集区的能源产业高级化发展提供路径选择。

(供稿人:张文彬)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郭然、原毅军《经济科学》2019年第1期,原文12千字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逐渐由生产制造主导型全面转向“制造+服务”创新驱动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对产业空间布局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关注。产业集聚作为最具活力的空间组织形态在为我国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作为污染环境的空间载体与生态质量密切相关。一方面,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扩大了城市规模与居民消费总量,居民需求增加必然要求企业消耗更多的原材料,从而导致制造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增加,而城市环境承载能力又伴随污染物排放量增加而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下,制造业集聚能够通过节约制造成本与交易成本等方式,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对我国工业节能减排产生积极影响。

论文利用STIRPAT随机模型,以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为切入点,基于200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两个方面检验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污染产生倒“U”形影响效应,即当制造业集聚未达到“门槛值”之前,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加剧了环境污染,而一旦集聚水平超过“门槛值”,制造业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才能够显现。此外,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关联效应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倒“U”形曲线“门槛值”位置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我国绝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制造业集聚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而发挥环境正外部性。

基于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第一,充分考虑区域间集聚差异,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程;第二,以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为指导思想,针对不同制造业集聚水平实施有针对性的集聚政策;第三,完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市场环境,充分利用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既存在“互惠共赢”又存在“利益相争”,各地方政府应紧紧围绕《中国制造2025》政策目标,激发产业协同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升级。

论文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率先探讨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二者的关联效应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第二,考虑到中国各区域间产业集聚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率、技术进步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的行业异质性,论文将全国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省份三组进行地区异质性检验,并逐一探讨不同生产性服务行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各地区制定节能减排的环境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供稿人:郭然)

【中国电力行业协同减排的效应评价与扩张机制分析】傅京燕、原宗琳《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2期,原文15万字

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室外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协同减排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区域污染物减排导致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二是温室气体减排导致区域污染物减排的协同。文章研究关注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应,由于对空气污染的协同减排能够为一国带来空气质量改善及健康收益增加等福利增进,因此,该协同方向的研究具备现实意义探索协同减排作用机制以激发协同减排的正面效益,有助于解决“低碳不环保”的难题,推进国家大气环境改善政策与措施的协调发展。

文章关于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联合治理的协同减排研究,可以为中国今后环境政策目标与力度的“精细化管理”提供量化基础。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电力行业的CO2各种减排活动能引起稳定的SO2协同减排,说明碳减排政策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的大气污染协同减排效果;由于不同地区在经济成熟度、政策规制强度、减排手段和技术支撑等因素上存在差异,部分地区在协同控制路径上存在空气污染物的“协同增排”困境,说明协同减排路径并不具有普适性;通过探讨CO2减排量与行业内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发现,巩固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与提高能效水平能够使协同减排效应得到放大。

政策启示:第一,地方政府应在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制定实施的同时注重区域差异性。第二,巩固电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混合能源时代”低碳、清洁、高效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第三,强化电力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低碳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研发“两手抓”。通过低碳与低污染排放技术的协同创新,达到与协同减排相同的效果。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基于中观电力行业CO2和SO2历史减排数据,运用计量方法量化协同减排,可以避免CGE等模拟模型中针对不确定性所提出的过多假设缺陷。基于历史真实数据的“回溯性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经济、环境和社会指标间的数量关系,增强研究可信度(Jack and Kinney,2010;Kanada et al.,2013)。第二,根据协同减排区域异质性,识别不同地区是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碳与硫的协同减排,抑或产生“协同增排”的反效果。第三,基于电力行业视角,探讨了以往文献未涉及的协同减排扩张路径,为促进电力行业协同减排提供政策参考。

(供稿人:傅京燕)

【中国能源低碳转型(2015—2050):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可行路径】马丽梅、史丹、裴庆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2期,原文16千字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第三次能源革命正悄然发生,中国也已走入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转型方案大多是基于气候变化的视角,往往忽视了中国的能源禀赋特征,特别是近10年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导致对经济的负向影响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另一方面,以煤为主的能源转型方案相对过于保守,忽视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对未来经济可能的“引擎”作用。中国的能源转型面临的问题是,何种能源转型方案在近期所带来的成本能够被经济系统消纳包容,在长期又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本文基于KAYA指数分解,通过国际经验对比以及CGE实证模拟,提出中国能源转型可行的目标方案,并特别针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进行探讨。本文将中国能源转型的可行路径分为三个阶段:2015—202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能源转型应采取“温和”手段。2025—2035年,能源转型方向确定期,可以制定较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2035—2050年,能源转型成熟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中国或将呈现两种局面:一是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即到2050年整个能源系统实现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可再生能源达到60%以上;二是局部地区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供应,局部地区可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而整个能源供应体系呈现非化石能源与化石能源“平分秋色”的局面。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能源低碳转型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但中国的能源转型基础仍相对薄弱,可再生能源发展应注重科学发展观,必须警惕其所带来的高昂经济成本。第二,以能源转型推进中国低碳工业化发展。按低碳工业化衡量指标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远远小于传统工业化水平的差距。积极推进能源转型,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途径。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利用KAYA指数分解,探究能源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并总结能源转型的国际经验与规律;第二,结合中国特殊的能源禀赋,考虑能源转型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的重要特征,将2015—2050年中国能源转型的路径分为三个阶段,并探讨其可行性。

(供稿人:马丽梅)

【中国人口发展对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侯燕飞、陈仲常《经济科学》2018年第3期,原文14千字

人类生产和生活对资源的需求与环境污染无一不与人口发展问题息息相关。为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超过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中国政府实施了近40多年的人口政策。尽管中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人口增长的惯性却难以在短期内缓解和消除,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论文首先通过构建“绿色”生产函数与效用函数,利用动态最优化方法推导出人口发展对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然后使用1995—2015年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对理论机制进行经验分析与实证检验,为中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提供参考。理论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增长率大于人口增长率,可以克服人口增长的约束,维持产出与资源消耗的无限制增长。人口增长率越高,资源消耗越高,而提高人力资本增长率,可以缓解对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改善环境质量,这对于不同资源禀赋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强度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人口数量与人力资本的双门槛效应。当人口数量的对数高于6.403和8.291门槛值之后,随着人口数量增长,能源消费强度对碳排放量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强。当人力资本增长率越过1.107和1.800门槛值之后,随着人力资本提高,能源消费强度对碳排放量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双门槛效应表明人口增长下降,或者人力资本提高对于能源消费强度影响碳排放量的正向强化效应会逐步减弱。

结论的政策启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危机根源,以及摆脱资源与环境困境的出路决非只有减缓人口数量增长本身。把人口增长控制在资源环境能够接受的“适度规模”以内,发展教育,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具有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积极意义,是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最好的办法。

论文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理论上对经典模型进行了扩展。在借鉴经典模型研究之上,通过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假设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量在总资源消耗量中的调整速度随时间变化等于负的人口增长率,即分析人口数量,又分析人口质量,回答对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影响的问题,这是与其他数理模型的重要区别,对论文研究结论起到关键作用,从而优化了经典模型研究结论。不仅克服了资源增量为零的假设,而且弥补了现有文献忽略人口数量因素,将其标准化为1进行研究的不足。第二,实证检验上,以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增长率为门槛变量,考察能源消费强度对碳排放量影响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即门槛效应。其意义在于,人口规模与人力资本增长率对能源消费强度与碳排放量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符合现实情况,研究结论更加可靠。

(供稿人:侯燕飞)

【资源依赖、投资便利化与长期经济增长】协天紫光、李江龙《当代经济科学》2019年第2期,原文16千字

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能够利用的资源以及如何利用资源,后者取决于人的行为(包括制度)。对资源的依赖可能腐蚀一国的投资便利性,进而阻碍生产性投资,这为“资源诅咒”提供了一种新的发生机制。

论文选取全球107个主要国家作为分析样本,采用跨国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制约长期经济增长。平均而言,资源租金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2%,长期经济增速将下降1%。即使将更多影响长期经济绩效的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比如纬度、对外开放条件等,结果依然稳健。论文从投资便利化视角解读了资源依赖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如果资源型国家政府选择较差的投资便利性,则可以视为“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论文的结果支持了这种“政府失灵”的传导机制:我们发现资源依赖往往伴随更低的投资便利性,并对长期经济增长构成挑战。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政府应定期公开披露自然资源部门的相关信息,打破公民与政府、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政府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租金的转移和使用进行有效监督,确保自然资源收入不被少数精英阶层攫取。第二,政府应因势利导,利用可动用的有限资源和施政能力,从局部到整体逐步推进投资便利化各方面的建设。以营商环境为例,资源依赖大国营商环境普遍较差,但政府可以合理支配资源租金,在局部地区先建立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局部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降低生产成本与交易费用,吸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投资。此后,政府可将局部地区取得的成功与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国内学者对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性进行实证检验时,绝大多数以区域为研究对象,而该文从国际视野出发,以全球107个样本国的经济增长差异为研究对象,对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检验;第二,论文系统地评估了样本国投资便利化的建设状况,并首次从该视角提出和验证了“资源诅咒”可能发生的一种新机制,丰富了研究视角;第三,从实证方法来看,国内外学者多采用动态面板数据考察“资源诅咒”假设,但资源丰裕程度对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影响,而经济增长的横截面模型更适合考察各种长期影响因素,因此,论文通过横截面模型,对“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内在机制及调节效应进行更为可靠的估计与验证。

(供稿人:协天紫光)

【中国基础设施超常规发展的土地支持研究】葛扬、岑树田《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原文27千字

最近几十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一是基础设施投资能直接拉动经济增长;二是基础设施通过支撑制造业等产业发展刺激经济增长。正是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降低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增强中国产品开拓市场和参与竞争的能力,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贸易大国,成就了中国“增长奇迹”。所以,要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首先要破解隐藏在其背后的基础设施之谜。

文章借鉴了Acemoglu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框架,建立了一个关于土地制度与基础设施的理论模型,考察一个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经济体中地方官员的基础设施供给行为。得到的结论为:在一个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以及土地公有制的经济体,除政治激励外,地方官员通过调控土地出让价格所形成的自我融资机制是影响一个地区基础设施最优供给量的主要因素,而该机制能否形成取决于一国的土地制度结构,这有助于从理论上解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基础设施差别。文章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传统的回归分析发现,土地支持假说成立,而通过跨国面板数据检验运用合成控制法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的土地制度结构变迁对中国基础设施超常规发展产生了整体影响。

结论的政策启示:中央政府应强化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保护被征地农民利益,改变当前土地征用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局面,其要点是以市场化的价格(包括未来拟建基础设施项目完成后所带来的升值收益在内)进行土地征用,打破地方政府通过调控土地出让价格实现基础设施自我融资的机制;建立以产权为基础的土地市场化改革,改变建设用地供地方式,促进土地交易的公平、公正;推进新型城镇化,根本改革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建立公平、共享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等等。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土地制度结构变迁视角解释了过去20多年中国基础设施的超常规发展现象。第二,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具有复制推广以及帮助指导发展中国家消除基础设施瓶颈的现实意义。第三,突破了传统的土地经济学思维。土地经济学者通常认为,土地只是为工业等产业发展提供场所而已,土地话题只有在农业领域才大有作为,把土地问题与宏观经济问题联系起来过于牵强附会。但中国过去的现实表明,土地似乎是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最重要、最离不开的抓手。

(供稿人:岑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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