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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创新与高技术产业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四篇 论文荟萃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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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胡彬、万道侠《财经研究》2017年第11期,原文16千字。第二,区分创新补助与非创新补助,在剔除非创新补助影响的前提下,考察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通过两类补助的比较分析,实证验证了创新补助信号传递机制的存在,为政府引导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创新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有力证据。第二,定量测算了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贸易、跨国专利申请三种途径的外国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不同影响,探究拉动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主要动力。
关键词

创新

发明家

企业创新

人工智能

影响

技术创新

薪酬

老龄化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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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高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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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兼论企业“创新惰性”的形成原因】胡彬、万道侠《财经研究》2017年第11期,原文16千字

中国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多是依赖于政府的主导,且普遍存在着知识创新或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张杰等,2011)。企业的创新不足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由于地方政府基于追求增长绩效的目的发展产业集聚,破坏了创新组织生态形成与演化的市场根基,通过负向的自增强效应,在市场需求、制度环境和要素资源等诸多方面挤压了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空间。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以产业集聚为界面的、对产业发展规模、结构甚至区位的过度干预,放大了企业知识创新不足的负面影响,所导致的企业“创新惰性”更是成为依存于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发展后果,最终使企业的自主创新变得愈发困难。

文章采用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考察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作用机制和微观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产业集聚显著降低了企业选择高端创新模式的概率。分析其中原因,政府干预的行为惯性为制造业企业的集聚营造了依赖低成本竞争的生存环境,这种“温室效应”致使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倾向于低端化,本文界定为一种特定形式的“创新惰性”。进一步对其传导机制的检验表明,低成本竞争战略确实是产业集聚致使创新模式低端化的一个可能途径。研究还发现,积极的政府介入对于扭转这一现象非常重要,诸如有利于市场竞争的有效管制和产权保护,均能够为产业发展营造良性竞争的集聚环境,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意愿的提升。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培育产业集聚良性发展的市场力量,无论是对于产业的持续发展还是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力,都是长期不容懈怠的任务;第二,在实施产业集聚政策时应积极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为集聚区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第三,要注重培育产业集聚的市场力量,积极引导具有产业关联性强的企业入驻产业园区,形成技术相关、产品互补的产业结构。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不同竞争战略情形的分析,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加以区分,研究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来源,计算城市空间尺度下制造业细分产业的集聚程度,并将城市和产业层面的产业集聚数据与来自世界银行调查的微观样本数据相匹配,更为真实地考察中观产业环境对微观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对低端技术创新模式锁定下“创新惰性”的界定及形成原因分析,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的制定提供新视角。

(供稿人:万道侠)

【城市房价、限购政策与技术创新】余泳泽、张少辉《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原文19千字

中国制造业部门目前的自主创新能力依旧薄弱,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中国亟须依靠创新驱动来促进经济转型的情形下,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刻不容缓。当前,中国经济表现出明显的“虚实失衡”现象:一面是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以房地产业严重泡沫化为主要特征,另一面则是实体经济的持续低迷,实体部门的回报率不容乐观。过快上涨的房价不仅加剧了泡沫破裂的金融风险,更进一步导致信贷资源过多流向房地产部门,挤占了实体部门的资金配置,制约着实体经济创新能力的提升。

文章基于2004—2013年230个城市及1272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DID)验证城市房价上涨和房地产限购政策实施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OLS还是工具变量法的情形下,城市房价上涨均显著抑制了城市整体技术创新活动和微观企业的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并且房价的蔓延也对周边城市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造成负向外溢效应。房价上涨主要通过提升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引致对创新资金的“挤占效应”,抑制了技术创新活动水平。房地产限购政策的实施虽然并未显著影响房价,但通过抑制过高的房地产投资,缓解了房价上涨过快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负面作用。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各级政府要重视房地产投资的快速膨胀以及房价的快速上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过快上涨的房价造成创新水平低下,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第二,加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消除信贷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现象。防止投资性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领域,尽量避免由于对房价的行政干预给市场经济运行埋下的隐患;第三,房价失控的根源是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限购政策难以完全化解供给侧问题,还会制约地区间人口流动。应加大对土地一级市场的改革,理性调整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降低实体经济的运行风险。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样本的时间和维度选取更为全面,不仅将重要的时间节点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限购政策的实施纳入研究范围,并且利用城市宏观数据和上市企业的微观匹配数据相结合进行研究;第二,重点在城市级层面上研究房价上涨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法排除了内生性问题;第三,内容上进一步地采用双重差分法(DID)验证了限购政策的实施对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以此从外生政策冲击角度研究城市技术创新活动的差异。

(供稿人:余泳泽)

【发明家高管与企业创新】虞义华、赵奇锋、鞠晓生《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3期,原文22千字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一系列举措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此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董事长和总经理发挥重要作用。企业管理者人力资本对创新的影响正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企业管理者的不同特质和经历能够影响企业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已有研究主要关注高管受教育程度、年龄、所学专业,以及财务经历、从军经历、灾难经历、海外经历等对企业政策的影响,尚未有研究考察管理者的发明家背景(专利持有人)如何塑造企业创新战略。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专业知识以及信号理论,发明家高管对技术前沿、研发过程,以及创新激励的理解和认识更加深刻,理论上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

本文实证考察董事长和总经理发明家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使用纯手工收集整理的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发明家创新数据库,与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进行精确匹配,从而识别出拥有发明家背景的企业高管。发现发明家高管能够推动企业创新。通过替换相关变量、改变估计方法、延长滞后期限以及变换研究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明这一关系是稳健和可靠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发明家背景对高科技企业、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及成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高管发明家经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环境的不足。通过高管换届分析、面板工具变量估计以及倾向得分匹配估计三种识别策略缓解内生性问题,均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发明家高管主要通过提供专业知识;减轻管理层短视;以及向企业内部个体发明家传递创新激励信号等途径促进企业创新。此外,已有研究发现,若高管为企业创始人,或者高管存在过度自信,都会促进企业创新,针对上述两种潜在竞争性解释,通过控制相关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分别加以控制,结果发现,发明家高管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依然显著存在,排除了创始人高管和过度自信高管两种潜在竞争性解释的干扰。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完善企业创新激励机制。发明家是企业内部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群体,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重点在于激励发明家更好发挥自身聪明才智。传统上,薪酬激励是主要的激励方式,发明家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相关专利,企业给予发明家收入上的补偿和奖励。但薪酬激励并非唯一有效的激励方式,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职业晋升等非薪酬激励方式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如果发明家能够进入管理层,成为企业高管,不仅能够增强企业创新偏好,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而且给企业内部其他个体发明家提供了较强的激励信号,提高发明家群体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意愿。第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鼓励企业内部发明家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中国的法制建设、市场化体制建设以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设尚未完成,公司治理尚不成熟,仍处于较低水平,各种损害股东和企业长远发展的投机和短视行为屡见不鲜,企业普遍比较短视,更加关注短期盈利而非企业长期发展,综合来看,不利于企业创新。吸纳发明家进入企业管理层能够有效提高管理层多元化,从而减轻企业管理层短视,有利于管理层采取符合企业长久发展的战略决策。第三,健全创新型人才长效培养模式。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一环,企业应当根据自身条件,加强内部创新型人才培育,引进外部高端人才支持,鼓励创新型人才双向交流等。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创造良好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环境,加快构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四位一体”创新型人才长效、协同培养体系,提高全社会综合创新水平。

(供稿人:虞义华)

【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促进的作用研究】张钟文、叶银丹、许宪春《统计研究》2017年第7期,原文14千字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其中,传统产业增长乏力,对GDP增速的下拉作用明显,但是以高技术产业、新能源、“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其中,201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仅含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2%,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4.1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作为工业新经济的代表,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结合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及诸多统计分析方法,从高技术产业投资和生产两个角度考察了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情况,测算了高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就业促进情况,从而比较系统完整地研究了高技术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投资年均增长率达到25.17%,对后危机时代抑制投资过快下滑起到了缓冲作用;其不变价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为22.05%,比GDP年均增长率高出12.44个百分点,尤其在经济下行阶段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6.92%;高技术产业对其他行业的生产和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尤其是对传统制造业的拉动效果突出。

结论的政策启示:总体来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期,更是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有待提高,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国家需要通过减税和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来推动高技术产业投资和R&D投入的快速上升,进而提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发展质量,助力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成功转型。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系统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分别从投资和生产两个角度考察了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第二,通过构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测算了高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就业促进作用。

(供稿人:叶银丹)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促进企业创新?】王业雯、陈林《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年第11期,原文11千字

改革开放40多年,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下,大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日益完善,逐步实现股权多元化,进而转变为混合所有制企业。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这是新形势下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效结合的新成果,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客观要求。可以看出,这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纲领的提出是富有历史渊源与路径依赖的,是中国改革开放重大战略的未竟事业。那么,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如何?创新作为衡量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一个切入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经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创新能力是否有所提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当前社会、政府和学术界关注和探讨的重大议题。

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以新产品销售收入占销售总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创新效率,基于“拟自然实验”理论框架,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此外,就创新效率而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创新效率要高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构建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为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创造健全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市场环境;第三,推进非国有资本控股或者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已有文献大多是从静态视角分析企业所有制与创新效率的关系。鲜有文献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身的创新效应,本文利用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业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的动态因果关系;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基于“拟自然实验”理论框架,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创新效率的因果关系,可以有效克服直接回归带来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第三,在研究内容上,不仅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提升企业本身的创新效率,而且通过比较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发现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创新效率高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港澳台企业。

(供稿人:陈林)

【企业集团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蔡卫星、倪骁然、赵盼、杨亭亭《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1期,原文17千字

近年来,中国的专利繁荣引起了广泛关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这反映出创新势头在地理上已发生转移”。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专利创新离不开发达的金融体系支持。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正规金融体系发展较为滞后,特别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并不利于高风险的专利创新。在这一悖论下,如何理解中国专利繁荣的驱动因素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文章从企业组织结构出发,基于手工构建的企业集团数据,考察了企业集团对专利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集团与专利产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并且这一关系对发明专利更为显著。基于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各地区推出“企业集团促进政策”改革构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上述发现仍然显著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从供给侧看,企业集团通过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了创新的“融资约束”难题,通过内部知识市场缓解了创新的“信息匮乏”难题;从需求侧看,由于专利产出可以在各成员间灵活地配置和使用,因此,企业集团创新产出的市场回报率更高。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从微观层面上讲,在结合企业实际的基础上支持集团化发展就成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在总体原则上,支持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兼并重组;在发展模式上,以内部资本市场功能为切入点,鼓励企业集团通过财务结算中心和财务公司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实现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在倾斜重点上,以非国有企业和新企业为重点。第二,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作为创新资金来源的替代性安排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不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来提高市场机制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就成为宏观金融改革的重点方向。第三,创新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意味着鼓励不同主体之间通过产学研合作、创新联盟等形式实现知识共享,对提高创新产出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考察了企业集团的专利产出效应,从企业组织形式视角出发探讨专利产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补充了有关专利产出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二,依托于各地区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企业集团促进政策”构建了工具变量,有效缓解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对有效评估国有企业改革对创新产出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三,从专利产出视角提供了企业集团经济后果的新经验证据,并发现了内部资本市场和内部知识市场两个不同的机制,有助于更好地深化对新兴市场中企业集团职能的理解和认识。

(供稿人:蔡卫星)

【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郭凯明《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原文20千字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当前,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准确预判人工智能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关注到:人工智能是一种通用技术,具有基础设施的外溢性特征;人工智能将深刻改变传统生产方式,但本质上对劳动或资本都可能产生偏向的替代性;人工智能在不同产业的应用前景并不相同,对不同行业将产生差异化影响。基于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工智能的产出弹性更高且生产部门间产品替代弹性更低,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人工智能的产出弹性更高且生产部门间产品替代弹性更高,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工智能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替代弹性更高时,人工智能服务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人工智能扩展型技术提高后,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将扩大,劳动收入份额将降低。反之亦然。

这一结论的政策启示是:首先,人工智能在特定行业应用过程中还会对其他产业发展产生间接影响。建议政府健全企业破产保护制度,完善市场出清机制,做好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工作,避免产业结构快速转型过程中加剧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其次,政府将社会资源用于支持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红利理应被劳动和资本平等地获得,但是如果人工智能造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收缩,势必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恶化收入分配。建议政府一方面加大对劳动者教育投入和技能培训的力度,培养复合型人才和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人才,提高劳动力对新产业和新技术的适应性。另一方面逐步降低劳动收入税,提高资本收入税,甚至对机器人征税;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国有企业中逐渐提高劳动者持股比重,同时,在因研发和应用人工智能而享受补贴的私营企业中规定基本的劳动收入占比。

本文的贡献是发展了关于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影响的领域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结论目前还存在分歧:有研究把人工智能视作一种资本替代劳动的自动化生产方式,因而必然会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有研究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要素扩展型技术,因而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到产业结构转型在人工智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以更加全面综合的视角来考察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提出了新的理论机制。

(供稿人:郭凯明)

【什么样的杠杆率有利于企业创新】王玉泽、罗能生、刘文彬《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3期,原文20千字

创新是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更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推进企业创新就必须加大研发投入,以满足产品设计、工艺改进、技术升级等各环节的资金需求。在中国目前的融资模式下,加大研发投入必须借助资本杠杆的作用,然而过高的杠杆率迫使企业承担较重的还本付息压力,加大了财务风险,又会反过来制约企业创新。因此,当前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是,一方面需要利用资本杠杆的作用加大创新投入,推进企业创新;另一方面又需要降低杠杆率,规避经营风险。如何协调“去杠杆”和“促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中国企业亟待破解的难题。

文章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风险三个维度构建企业创新评价体系,以2010—2015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固定效应及Probit模型对什么样的杠杆率有利于企业创新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杠杆率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对创新风险的影响则呈现“U形”;一般而言,杠杆率小于43.01%时能够促进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同时降低创新风险,但是当杠杆率超过43.01%时,随着杠杆率的继续提升,创新风险增加。与此同时,与短期杠杆相比,长期杠杆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创新产出;与银行借贷杠杆相比,商业信用杠杆无法有效支持企业的创新产出,同时创新风险效应显著。此外,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表明,杠杆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因企业规模及所属行业的技术特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杠杆率区间在不同规模和不同行业的企业中亦有不同。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直接措施与长效机制结合,降低企业负债融资水平。第二,根据企业异质性分类施策,实施结构性去杠杆。第三,企业应加强对流动负债使用的监督和管理,避免“短贷长用”而造成财务风险进一步提升;应鼓励银行发放科研专项贷款,通过财政资金补偿等方式降低银行科研贷款利率,提升高新企业及小微企业的科研贷款可得性。第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第五,全面推动企业创新的配套措施建设,包括增强自身盈利能力、盘活存量资产、增加创新产出考核等。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高风险性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特性,也是杠杆的基本效应,因此,文章将创新风险纳入企业创新的分析框架,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风险三个维度构建企业创新评价体系,指标选取上具有一定的新意;第二,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杠杆率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的效果,集中讨论的是杠杆率究竟越高越好还是越低越好,而本文分析了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杠杆率区间或最优杠杆率,尝试找到“去杠杆”和“促创新”之间的平衡点,对解决中国企业面对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第三,从债务类型和企业异质性出发,进行具体的有差异化的分析,为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供稿人:王玉泽)

【政府创新补助的信号传递机制与企业创新】郭玥《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原文23千字

作为经济创新驱动最主要的动力来源,企业创新发展是学界持续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企业创新活动的外部性和高风险会引发市场供给不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认为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与之对立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则认为,可以通过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由市场本身产生足够的激励促使经济主体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王廷惠,2005)。但目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仍待完善,完全依靠知识产权制度的权利界定解决科技创新的外部性仍有局限。此外,知识产权保护的排他性独占权与经济竞争存在难以避免的内在冲突(王源扩,1996),会抑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Aghion et al.,2015),减缓技术与知识的流动与共享,降低有限社会资源向更符合战略发展需要的科技创新方向进行配置的效率。政府补助是“馅饼”抑或“陷阱”,本文以期通过研究进一步揭示政府补助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中国产业政策之争问题提供经验证据。

文章构建了中国情景下政府创新补助信号传递机制模型,理论分析表明:在政府技术审查能力及监管能力达到一定条件下,创新补助不仅可以带给企业直接无偿的研发资金补充,还可以通过技术审查和动态监管向外传递积极信号,使外部投资者规避可能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增加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投资支持,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且政府审查能力和监管能力越强,创新补助的激励效应越大。实证分析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手工搜集和关键词筛选得到企业创新补助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Heckman两步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系统地评估了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微观政策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创新补助会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增加,而非创新补助无显著影响;创新补助对民营企业、处于成长期及公司高管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的研发创新有显著激励作用;进一步实证分析验证了创新补助信号传递机制的存在。

结论的政策启示有:第一,政府创新补助信号传递机制模型表明了产业政策中有限有为政府的作用,“有为”意味着要提高政府创新技术审查能力和监管效率,“有限”意味着创新政策的制定要坚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企业为主导;第二,政府可通过进一步规范和促进股权融资与风险投资产业健康发展、构建企业技术创新信息整合平台等,进一步发挥创新补助的信号传递作用;第三,政府对申请创新补助企业的甄别与筛选应把握以考察企业研发创新项目前景及企业创新发展后劲为主,以企业已有创新能力为辅的原则,更加重视对企业人力资本和知识水平的考察。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构建了中国情景下政府创新补助信号传递机制理论模型,分别从隐藏信息的逆向选择和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两个方面证实了创新补助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第二,区分创新补助与非创新补助,在剔除非创新补助影响的前提下,考察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通过两类补助的比较分析,实证验证了创新补助信号传递机制的存在,为政府引导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创新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有力证据。

(供稿人:郭玥)

【高科技产业竞争背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李滨、陈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原文19千字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生产关系)的变化,才会实现生产者权力与利益的变化。同样在国际层面,国家只有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提升,才能实现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地位的变化。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这种变革的最重要动力。由于新技术产业具有国际分工再组织的作用,目前在国际分工生产体系占据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不断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维护核心技术的垄断,既是维护既定国际分工体系的需要,更是维护既定国际利益和国际关系权力格局的需要。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梦,其中一个重要物质基础就是,中国必须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实现从中低端向高端的转型升级。在这种过程中,中国必然会遭遇来自传统的引领国际分工的发达国家阻扰。因为中国这种为了自身发展利益的产业升级努力客观上会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现有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分配的收益,甚至是其霸权地位。

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冲突是世界经济政治中的重大事件,美国把矛头主要指向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美国这一举措为了什么?它对美国与中国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近来中国与美国高技术产业贸易纷争的最深刻的背景。只有从国际分工和国际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审视中美近来围绕着高技术产业政策的贸易纷争,才能洞察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才能发现其对中国发展意义的重要作用,才能发现美国把冲突的焦点聚集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背后动机。

贸易变革国际关系原因在于其背后的国际分工格局(或者说国际生产过程),贸易只是实现这种分工的交换形式与制度。贸易冲突只是背后的国际分工格局可能的转型带来的冲突体现。国际分工的转型意味着国际生产关系抑或国际关系的变化。因为民族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结成的国际生产关系,不仅是经济关系,更是政治关系。熊彼特所说的五种经济发展的情形,归根结底是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这其中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一个没有引领国际分工的国家是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因此,国际分工地位和国际生产关系更取决于技术创新。近来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在高技术产业之间的贸易之争,实质关系到中国能否在国际分工中迈入中心地位,能否彻底改变中国在国际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能否实现中国强国梦。因此,中国在这场贸易冲突中应当守住维护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底线。

(供稿人:李滨)

【机器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来自企业调查的微观证据】余玲铮、魏下海、吴春秀《中国人口科学》2019年第4期,原文15千字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衰减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开始普及应用工业机器人,并致力于通过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机器人在显著提升生产潜力的同时,也将重塑收入分配格局。在机器人浪潮中,社会劳动者能否公平地分享技术红利,则取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

文章利用广东省企业调查数据,考察机器人在工作场所的应用情况,并重点评估机器人对企业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机器人作为一种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载体,当机器人与劳动是替代而非互补关系时,机器人应用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机器人所产生的增长效应不会均等地惠及所有要素,虽然机器人同时促进了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前者增长幅度不及后者,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只有当机器人与人力资本相匹配时,才能更好地促进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具有良好的劳动保护机制及国有集体企业中,机器人对劳动收入份额负面效应会有所减弱。

政策启示:既然机器人需要与高技能人力资本相互匹配,那么,政策当局应积极实施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和专业学科的建设,培养满足新一轮科技革命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和产业大军。对企业而言,应给予员工更多的与机器人相关的技能培训,而不是让员工在机器人浪潮中充当“局外人”或者独自承担“机器换人”的“阵痛”。对于劳动者,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际,应主动更新知识体系,努力形成终身学习能力,尤其培养社会互动和抽象分析的能力,毕竟这方面能力不容易被机器人所复制。考虑到机器人取代人工而导致的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在条件成熟下可适时开征“机器人税”,使机器人所产生的技术红利在社会群体中更具分享性。

文章的主要贡献和创新点:第一,文章采用颇具时效性的、来自广东省企业的一手调查数据,考察微观企业使用机器人的现状和动因。为了解当今中国如火如荼的“机器换人”现象以及制造业大国转型升级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第二,文章基于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中国企业的机器人应用,厘清机器人如何重塑企业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并论证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

(供稿人:余玲铮)

【人工智能、老龄化与经济增长】陈彦斌、林晨、陈小亮《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原文19.5千字

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虽然老龄化在短期内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长期中的影响不容忽视。“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在高增长时期之后,之所以经济增速显著放缓,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老龄化带来了较大冲击。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而且面临“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局面,如果不采取有效对策,那么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能比对其他国家更严重。在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而“两个一百年”等重要目标的实现都需要经济增速保持在一定水平的背景下,很有必要深入研究如何才能有效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平稳运行。

已有研究主要建议通过延迟退休年龄、调整生育政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举措应对老龄化的影响,这些对策的本质是从供给端“挖掘”劳动力。不过,从供给端“挖掘”劳动力的难度越来越大,从需求端入手或许能够找到长期有效的应对之策。有鉴于此,本文从需求端入手,通过构建含有人工智能和老龄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人工智能究竟能否应对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主要通过三条机制应对老龄化的冲击。一是,提高自动化程度,从而减轻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减少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二是,提高资本回报率,以减缓老龄化背景下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三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进一步对冲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如果不考虑人工智能的影响,老龄化将使2035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至4.70%(如果考虑国内与国外其他不利因素的冲击,经济增速的下滑幅度将会更大)。而在本文设定的三种人工智能发展情景下,到203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分别比老龄化情形高出0.95个、1.77个和2.68个百分点。

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Aghion et al.(2017)等文献通过构建模型考察了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并没有将老龄化考虑在内,本文则构建了同时包含人工智能和老龄化的模型,从而能够回答人工智能究竟能否应对老龄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这一重要问题。第二,Aghion et al.(2017)等主要通过理论模型对人工智能的影响进行定性分析,本文则在理论建模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参数校准,并且进行了丰富的数值模拟试验,从而可以较好地对人工智能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第三,本文还基于所构建的模型研究了延迟退休政策应对老龄化的效果,并将其与人工智能进行对比,从而进一步为政府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

(供稿人:陈小亮)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劳动力替代效应】陈秋霖、许多、周羿《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6期,原文18千字

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生深刻变革的关键原因。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是:智能化生产,作为人工智能最主要的生产应用方式,是否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冲击?

我们认为,中国智能化生产的发展是“诱导式创新”,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将会起到“补位式替代”的作用。经济学家希克斯指出,“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本身就是对特定种类创新和发明的激励,以节约使用变得更贵的相对要素”。在“人力替代”模式下,智能化生产是一种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其与劳动者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人口加速老龄化使得劳动力成本增加,企业通过投入研发或者安装新设备来改变生产技术,替代部分传统岗位,减少了经济体对劳动力数量的总需求,从而弱化,甚至补偿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

对国内外数据的分析支持了老龄化会推动智能化生产技术应用的假说。从国际层面看,当其他因素不变时,一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越高,其人均工业机器人累积安装量也相应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和劳动成本上升,会驱动一个国家更多地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经济生产。从国内来看,在智能化生产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发展水平却存在显著差异;老龄化进程更快的省份,会更多、更快地投入和发展智能化生产。

中国各省份智能化生产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体现出智能化生产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别地,一个地区的老龄化进程越快,智能化生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我们还发现,智能化生产在不同产业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不相同:智能化生产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影响不太明显,但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有很明显的推动作用,其中对于第二产业尤为显著。智能化生产对第一产业作用较弱的一个可能原因是,适用于第一产业的智能化生产技术目前比较少,或者发展还不成熟。

我们的研究表明:政府应该充分利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智能化生产对劳动力的补位式替代作用,大力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积极发挥技术进步带来的“智能红利”;除了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等政策之外,政府还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对于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让智能化生产的应用速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调整速度相匹配,实现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均衡发展。

(供稿人:许多)

【薪酬差距、发明家晋升与企业技术创新】赵奇锋、王永中《世界经济》2019年第7期,原文17千字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间薪酬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点话题,引起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薪酬差距在20世纪初开始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近年来更是频频爆出上市公司高管天价年薪的新闻。为抑制这一现象的蔓延,一些国家出台了针对企业高管的“限薪令”。中国在2002年开始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规定高管工资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12倍,但这一比例早已被突破。2009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高管施行“限薪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针对华尔街金融企业出台限薪令,规定凡是获得政府救助的金融企业高管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薪酬差距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薪酬差距的成因及其对企业财务经营绩效、市场表现的影响,但在薪酬差距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方面的研究不够完善,尤其是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机制的考察较为欠缺。

本文在Lazear和Rosen(1981)与Rosen(1986)的研究基础上,构造企业发明家创新与职业晋升锦标赛模型。发明家之间开展创新锦标赛,获胜的发明家向更高层级晋升,获得更高的薪酬,失败的发明家则继续处在原来的层级。理论分析表明,薪酬差距扩大能够有效激励发明家进行技术创新,且不同职务级别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大,意味着发明家晋升后获得的薪酬相对晋升前越高,对发明家的创新激励也就越大。基于数据可得性方面的考虑,分别使用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间薪酬差距、董事与普通员工间薪酬差距,度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利用中国A股1701家制造业上市企业2001—2015年薪酬差距与专利授权量数据,发现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技术创新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通过手工收集整理的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超过十万名个体发明家专利数据库,同企业管理层人员信息精确匹配,得到发明家所获专利数量与职业晋升数据库。研究显示,薪酬差距会给发明家带来显著的创新激励,薪酬差距越大,发明家创新效率越高,创新参与越积极,且发明家所获专利数量对其晋升管理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明家所获专利越多,其晋升为管理层的概率也越大。发明家晋升企业管理层后,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改善研发创新效率以及吸引更多高水平发明家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从企业内部发明家晋升视角研究企业创新行为,相较已有研究更加深入。(2)通过构造企业发明家创新与晋升锦标赛模型,在理论上证明薪酬差距能够通过发明家晋升这一渠道,激励发明家努力工作,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并且使用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薪酬差距和专利授权量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经验检验发现,薪酬差距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支持锦标赛理论。(3)数据独特。本研究从IncoPat专利检索数据库中手工收集并整理企业内部个体发明家数据,未见于现有文献。企业应当针对发明家特定群体,综合薪酬、晋升、荣誉等不同激励方式,构建科学、系统、高效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发明家进入企业管理层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应适当吸纳部分发明家进入管理层,以提高管理层多元化,改善公司治理,增强对技术创新等长期目标的关注度。

(供稿人:赵奇锋)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来自中关村的证据】章元、程郁、佘国满《金融研究》2018年第10期,原文15千字

自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伴随着科技兴国以及“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进,政府的科技投入持续增加。据统计,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投入由1978年的52亿元快速增长至2014年的5000多亿元,这其中就有相当大的比例用于企业创新补贴。然而,现有文献对于中国政府科技创新投入效果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结论,对政府特别关注的高新技术企业补贴的效果的研究并不多。

基于2001—2012年中关村的3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及创新产出的效果。然后联合采用PSM与DID法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总体而言,政府补贴的确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表现为企业创新经费支出显著提高与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和专利申请个数的增加。然后,分别利用Heckman两步法与PSM和Heckman两步法联合估计对政府补贴的边际效果进行测算,发现政府补贴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略高于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将企业创新投入细分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投资以及引进或购买技术,结果发现虽然政府补贴在整体上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投入,但是被补贴企业将更多的创新资源分配至后者,而非前者;最后,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的长期创新投入激励作用并不显著。

本文认为中国政府还可以从如下方面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补贴政策进行优化:首先,将事前补贴转变为事后补贴,即对于研发成功后的企业给予补贴或者奖励,以弥补其前期投入的创新成本;其次,转变和创新政策的支持机制,将部分政策资助转变为股权投资,以资本金注入形式改变对资金短期使用效率评价,或者政策资助与股权投资相配合的支持机制,以风险投资的甄选标准替代传统的政府项目评审标准,从而更容易选出市场创新效率高的企业;再次,对高学历和海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地方政府直接给予补贴,降低雇用他们的企业的成本,激发企业进行长期创新投资的积极性;最后,加强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政策瞄准机制应更突出在自主研发投入以及自主创新成果的实现上。

相对于现有文献,本文在如下四个方面推进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一、本文将采用PSM和DID两种方法对企业获得补助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二、本文区分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内涵式的自主创新,以及外延式的购买或引进其他企业研发的新技术这两种行为的不同影响;三、本文区分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的短期创新和长期创新的不同影响;四、本文提供来自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证据能够和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证据形成互补。

(供稿人:章元)

【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赵康生、谢识予《世界经济文汇》2017年第2期,原文16千字

由于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主体性地位,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有赖于我国企业持续的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而技术知识创新有公共品特征,企业的研发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性,政府有必要对企业研发投资进行补贴,降低企业研发项目的成本与风险,从而缩小研发投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差距,使得研发资源配置到更优水平。大部分研究表明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

文章聚焦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用2007—2010年我国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企业规模、吸收能力以及企业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持续促进作用;(2)企业吸收能力越强,政府研发补贴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效应越好;(3)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政府研发补贴对于企业后续研发投入的引导效应越显著。

文章的理论贡献在于:从微观层面企业特性以及宏观层面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出发,探讨了影响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作用的情境因素,进一步推进了关于政府科技资助政策效率的研究。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政府研发投入对于吸收能力强的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效果更显著,这对于政府科技政策部门筛选资助对象有指导意义。第二,依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对于科技政策制定者来说,改善金融环境与政府科技资助政策的结合,更有可能发挥政府研发补贴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长期效应,从而真正推进我国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第三,科技型企业通过熟悉与科技融资相关的金融知识以及各类政府科技资助政策,包括直接资助、创投基金以及与创新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有助于突破研发项目的融资约束。本文不仅为政府研发补贴选择资助对象提供实证依据,有助于提高政府科研资助的配置效率,而且对于指导企业突破研发项目融资困境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供稿人:赵康生)

【自主创新、外国技术溢出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曲如晓、臧睿《中国软科学》2019年第5期,原文16千字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毫不动摇地坚持开放战略,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开展技术合作等方式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在开放中推动自主创新,丰富了出口产品技术内涵,实现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那么,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动力源自本国的自主创新还是外国的技术溢出?二者孰轻孰重?在外国技术溢出的三种途径中,哪种途径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

文章基于Faruq(2010)的质量异质模型,运用2007—2016年113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数据,探究了自主创新、外国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自主创新是拉动出口质量升级的主要动力,自主创新每提高10%,出口产品质量上升约0.849%;自主创新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U型非线性影响,拐点为10.54;在外国技术溢出效应中,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跨国专利申请具有阻碍作用;中国高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主要来源于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生产高质量产品并出口以及中国对进口的高质量中间品再加工出口两个途径。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继续扩大贸易开放水平,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充分发挥行业对外国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缩短与国外技术差距,提升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和“短板”技术上的创新能力。第二,加强与国外高技术企业、科研机构等技术合作,围绕共同需求,发挥各自技术优势,有效弥补产品生产中“短板”技术,实现产品技术进步。第三,积极推动企业科研人员的交流与合作,在产品涉及的重点技术领域引进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提升产品技术水平。第四,要积极鼓励我国跨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或联合研究中心,有效利用海外创新资源,提升企业产品技术含量,实现产品质量的转型升级。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将自主创新与外国技术溢出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进行分析,弥补了现有文献只对单一方面进行研究的不足。第二,定量测算了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贸易、跨国专利申请三种途径的外国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不同影响,探究拉动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的主要动力。

(供稿人:曲如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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