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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产业升级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四篇 论文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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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两驾马车”驱动延缓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基于上述判断,对于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宏观及产业TFP水平提升,切实增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有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正视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TFP增速及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下降的现实,反思包括四万亿在内刺激政策及要素驱动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明确了“资本服务”和“劳动工时”为经济生产活动中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并完成宏观总体与17个部门层面的“资本服务”与“劳动工时”估算,以求更加真实精准地测算出宏观TFP与各部门TFP的增长率。
关键词

供给

结构性

要素生产率

产业政策

产业结构

结构性改革

基础设施

影响

政府投资

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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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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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驾马车”驱动延缓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基于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需求侧核算分析】渠慎宁、李鹏飞、吕铁《管理世界》2018年第1期,原文18千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投资、净出口与消费“三驾马车”带动的增长模式。然而,“三驾马车”中真正的“马车”只有投资和净出口,消费仅起到了“牛车”的作用。相比投资和净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较为有限。内需不足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由此,可引申出一个问题:投资和净出口“两驾马车”驱动是否会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产生影响?独特的经济增长模式会否导致独特的产业结构转型特征?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解读。

本文建立了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模拟1978—2013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并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投资和净出口进行比较,以此考察“两驾马车”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和净出口“两驾马车”是解释中国产业结构出现“库兹涅茨事实”外独有特征的关键因素,是解释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三个典型问题”的主要原因。正是一直以来“两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中国农业、工业劳动力份额“波浪式”地“有升有降”,导致中国劳动力在农业与工业之间“有来有走”,导致中国服务业增速“降挡”、工业增速“提挡”。因此,本文认为,“两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延缓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步伐。

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内涵。“两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加强和延续,在较大程度上是由中国长期以来遵循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思路所致。这种需求侧的刺激方法,如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只有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降低“两驾马车”依赖度,实现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才是解决凯恩斯主义“治标不治本”的疗方,才是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根本手段。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我们提出了关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三个典型问题”。现有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的收入效应与生产率效应假说仅能解释“库兹涅茨事实”,并不能解释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中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我们通过建立开放环境下的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系统性研究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从中国过往的经济增长模式——特别是“两驾马车”中,挖掘产业结构转型的其他影响因素,为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转型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供稿人:渠慎宁)

【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成本病——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宋建、郑江淮《产业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原文15千字

结构与速度的关系成为当前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命题。服务业部门份额动态演变与经济增速之间是否具备内在机制?即“调结构”与“稳增长”之间是否具有一种“替代”关系?或者说,牺牲经济增长速度“换取”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具有理论基础?可见,量化结构与速度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中国40年经济增长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转型,工业化进程中“结构红利”带来“结构性加速”,促使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就了“中国奇迹”,而在工业化向城市化演进中,产业结构服务化与“结构性减速”现象并存。

基于“服务业之谜”的存在性,验证Baumol非平衡增长模型提出的“效率—结构—速度”关系,其关键不在于服务业的需求价格弹性,而是生产率对相对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生产率增长率的“非均衡性”,致使产业结构变迁中出现“鲍莫尔成本病”现象。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滞后”,而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名义产出份额及就业份额不断增加,从而“拉低”了整体经济生产率,使得经济增速放缓。第二,鲍莫尔“非均衡增长理论”核心是相对生产率通过价格传导机制作用于产业名义份额及劳动份额来实现的。第三,我国的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出现不同程度的“成本病”现象,东部较为明显,而在西部并不显著。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经济“新常态”下,要高度重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中“服务业成本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要把握战略平衡。需要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辩证地看待“速度”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尤其在增速换挡期,保持经济在合理的运行区间,加快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第二,要理性看待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服务业成本病”现象,不要一味地视其为一种“病态”。工业部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产能,这就需要更大规模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与之相匹配。第三,中国经济在向发达国家追赶的当下,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的破解有助于构筑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从中国现实产业发展出发,对全国及三大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内在动因进行了详细的量化比较研究,验证相对生产率决定相对价格水平,相对价格的变动又导致服务业部门份额的提升,进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内在逻辑;二是将产业结构研究由需求价格弹性研究,转向“价格效应”的分析范式,特别地,“价格效应”背后体现为生产率的异质性,进而对整个经济增速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了“结构—速度—效率”于一体的分析框架。

(供稿人:宋建)

【产业政策、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钱雪松、康瑾、唐英伦、曹夏平《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8期,原文20千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在中国经济实践中,受制于体制扭曲和市场制度不完善等因素,企业创新能力不强,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组合也有待优化,这导致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普遍不高。与此同时,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抓手,产业政策在中国被广泛运用,然而学术界对产业政策褒贬不一。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密切关注。

文章使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台这一自然实验切入,将十大产业以内的企业设定为实验组、十大产业以外的企业设定为对照组,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台之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下降,该效应先增强后减弱。进一步研究显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台降低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该效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这揭示出,选择性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在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台→企业投资效率下降→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干预程度越强,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降低作用越大,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幅度也相对越大;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选择性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降低作用相对较大,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得更多。

结论的政策启示:为了有效发挥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政府不仅应该着力于短期,在制定推行产业政策时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地区企业施加重点关注,而且要放眼于长期,积极推动产业政策转型,从依靠政府直接干预的选择性产业政策过渡到以增进市场机能为目标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与此同时,要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通过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举措为产业政策转型和实施创造良好制度环境。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一自然实验出发考察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助于厘清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运作机理;第二,从产业政策视角解释了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及其在所有制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增进了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认识和理解。

(供稿人:钱雪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郭学能、卢盛荣《经济学家》2018年第1期,原文13千字

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经济体。在此前后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使中国既有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逐步下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我国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我国经济未来的增长走势,这关乎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关乎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显然,要实现中央提出的这些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我国经济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较为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然而,在当前我国经济持续走低的大背景下,经济学界对未来5—10年我国经济是否还能保持一个高速平稳的增长态势存有争议。

文章在理论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因素,例如,制度变革、结构调整、产能过剩、人口结构等嵌入模型的分析框架,在对1993—201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进一步对2016—204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预测。研究表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走低的原因主要是潜在增长率本身的下降,应该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潜在增长率;在基准情景下和悲观情景下,2016—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分别为6.9%、6.5%;2021—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分别为6.3%、5.8%;2026—2030年的潜在增长率分别为6.0%、5.7%;2031—2035年的潜在增长率分别为4.9%、4.4%;2036—2040年的潜在增长率分别为4.6%、4.3%。

结论的政策启示:在经济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尤其要加快对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新等要素的改革。一方面,要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另一方面,要加快各领域改革的步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纠正各种生产要素的扭曲,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生产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现有的研究文献都没有考虑中国目前面临的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对生产函数法做了改进,首次在国内相关文献的模型中引入了产能利用率,将无效的过剩的产能剔除掉。第二,生产要素内部投入结构的改变能够改变要素配置的效率,当一种要素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率部门时,能够在要素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要素的单位产出,即要素内部投入结构的变化能够影响要素的产出弹性,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鉴于此,为了反映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我们建立模型测算时变的资本产出弹性。第三,对就业人口采用数理模型测算,避免了现有文献中假设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其中,就业人口估算时采用了Leslie矩阵算法,并且首次在国内相关文献中考虑了“全面二胎政策”的影响和效果。第四,首次在国内相关文献中考虑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第五,首次在国内相关文献中考虑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例如“央企混改”的推进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供稿人:郭学能)

【供需结构错配、市场化进程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我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石明明《产业经济评论(山东大学)》2017年第3期,原文15千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议题,供需结构错配是供给侧结构性议题中的重点内容,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等。为了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近年来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由于具有一定的行政干预和行业计划特征,引起了很多经济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论文重点关注了制度因素延缓、制约供给侧结构调整引发的供需结构错配,进一步讨论了市场化改革对于解决供需结构错配的重要意义。

文章基于2013年我国经济普查等省级数据,综合应用多种计量方法及稳健性检验,对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各自的特征、二者关系及其与市场化的相关关系,供需结构偏离与市场化进程的关系等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差异越小,不同省份之间消费结构的相似程度越高;市场化进程差异越大,不同省份之间消费结构的差异也越大。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市场化程度差异对供需结构偏离具有显著影响:市场化水平差异越大,工业同构指数对消费同构指数的偏离程度也越大;市场化水平差异越小,工业同构指数对消费同构指数的偏离程度也越小;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工业同构指数对消费同构指数的偏离也越小。

结论的政策启示:首先,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等重点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调节供需结构中的重要作用。政策着力点要放在从根本上、源头上解决形成过剩产能的体制机制,不能让产能过剩问题成为周期性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其次,进一步优化政策体系,注重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要不断完善竞争与规制法律体系,推动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重点竞争政策的贯彻落实,更加注重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目标。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文章从机理层面入手结合生产可能性前沿深入分析了供需结构错配的两类可能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矫正结构偏离的路径;另一方面,与大多数文献采用间接指标或定性和案例分析不同,文章基于我国省级数据,应用特定的量化方法构造了相关结构性和结构性偏差指标,实证研究了市场化进程对供需结构错配的影响。通过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化改革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意义,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有效协调供需关系,推动我国经济走向更可持续和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供稿人:石明明)

【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市场扩张与外资竞争的视角】张睿、张勋、戴若尘《管理世界》2018年第1期,原文21千字

在由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基础设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基础设施具有溢出效应(或正外部性)。例如,交通基础设施可以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电信基础设施可以提供长距离的通信服务等,因此基础设施的存在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以往研究致力于从总体上刻画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但忽视了对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的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对基础设施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验证,重点分离基础设施的市场扩张效应和竞争效应。我们发现,基础设施的市场扩张效应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生产率,而竞争效应则倾向于降低企业生产率。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两种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净效应为正,从而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基础设施从样本25%分位数上升到75%分位数,会使得2002—2007年五年间企业生产率增长平均提高4.2%—4.9%。我们通过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解决基础设施这一关键变量所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多种方式验证了基础设施通过影响企业市场规模,从而影响企业生产率增长的机制,这为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提供了机制上的解释,有利于深化公共支出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理解。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建议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因为基础设施对于我国实现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建议进一步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使国有企业进一步焕发活力,参与市场竞争,这从长期看有助于增强国有资产的质量。第三,应当放弃地方保护主义,移除贸易壁垒,这也有利于加速中国经济增长和趋同的进程。此外,政策上应逐步减弱户籍制度限制,促进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市场一体化功能和对生产率的溢出效应,最终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得以顺利实现。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本文试图探索基础设施实现生产率外溢的背后机理,为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提供理论支持。本文认为,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对企业所面临的市场规模产生作用,影响企业研发的平均成本和规模收益,从而改变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这是基础设施实现生产率外溢的重要渠道。第二,我们研究基础设施究竟通过影响企业的哪些具体行为,从而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力求形成从基础设施到企业层面的完整逻辑链条,从而有益于加深公共支出和公共资本如何贡献于经济增长的理解。

(供稿人:张勋)

【基于价值论与供求论范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析】金碚《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4期,原文16千字

经济学中的“供给”是一个意涵极其深刻的概念。实质供给是生产性劳动所创造并在消费中实现的使用价值。实质供给在现实经济关系中直接表现为实际供给,即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特别是,工业劳动(生产过程)将不能直接使用的物质加工制造成对人有用的物质,将有用物提供给市场,是经济学最为关注的供给活动。

由于在市场关系中,供给的经济意义更倾向于以货币单位计算的商品交换价值,名义供给,即以一定的交换价值量存在于市。名义供给(交换价值主导的供给),也就蕴含着产生虚拟供给的可能。虚拟供给就是以信用货币单位标示的无使用价值的名义价格现象,即货币创造货币。供求活动成为符号化现象,物质财富成为符号值,马克思称之为虚拟资本。这样,基于价值论范式,所谓供给侧就体现为(或定义为)四种形态:提供效用的实质供给、提供有用产品的实际供给、提供以使用价值为前提而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交换价值名义供给,以及以信用货币标示的无使用价值“空洞之物”的虚拟供给等四种形态。简言之,实质供给的核心意义是“提供有用性”,实际供给的核心意义是“提供有用物”,名义供给的核心意义是“提供价值量”,虚拟供给的核心意义是“符号值增殖”。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供给形态的演化过程产生了异化现象,即“目的”与“工具”(手段)的颠倒:

第一次颠倒:原本作为工具的物质财富成为追逐目标,而人的消费满足(目的)以及商品使用价值反倒成为财富囤积的工具。

第二次颠倒:作为工具的货币成为囤积目标,而具有使用价值(作为供给目的)的产品反倒成为工具。

第三次颠倒:没有使用价值的信用货币符号成为目的,其他一切有用或无用之物都成为作为虚拟资产增殖工具的标的物,即信用货币贮藏和增殖的工具。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

“目的”与“工具”的第一次颠倒,使生产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成为可能,促进效率提高;第二次颠倒,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让贪婪成为财富创造的“能源”;第三次颠倒,使人类永远不得满足,欲壑难填,经济增长似乎需要“永动机”。这个“永动机”就是金融炼金术所创造的信用货币。

人追求和积累物质财富、货币财富以至信用货币制度条件下的财富欲望,超越一定限度,实际上是由财富幻觉来满足的。亚当·斯密称之为“人类本性的欺骗”,即人们无止境地追求并不需要或者实际上并不能带来更大快乐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

人类无论怎样生活在充满货币幻觉的世界,无论复杂的货币世界把经济关系编织得如何复杂诡异,但是,一旦供给体系尤其是实质供给问题凸显、矛盾严重,而货币性(需求侧)政策效率递减、无力回天,人们就不得不迷途知返,回到经济的最实质其实也是最本原的层面,从实质供给与实际有效供给上寻找出路。这就是中国必须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缘由。

(供稿人:金碚)

【技术吸收、政府推动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朱军《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期,原文17千字

“技术吸收”并不意味着对国外产品的非法伪造或是克隆,也可以是合法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吸收”“自主创新”问题属于发展经济学中经济总量的“赶超战略”问题。在内生增长框架中,技术吸收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力资本被配置到研发部门,本国创新技术与外国创新技术之间的替代性越强,技术赶超的动力就越强,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就越快。迅速提升中国技术能力和TFP的重要途径是吸引外部直接投资和消化技术再创新。后发国家只有在制度创新上满足一系列的要求,才能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

文章通过构建一个两国贸易流动与技术吸收特征的动态模型,采用前沿的“贝叶斯估计”方法讨论了中国技术演化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技术吸收带来的效率提升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源泉。当技术存量积累水平较高时,其对于GDP的提升效应要延续到下半个周期才能体现出来;当技术吸收少、自主创新多时,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的提升结果低于技术吸收多时的情景;当国外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特征时,国外技术创新对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仍具有提升效应,但抑制了本国技术的增长效应,呈现了一定的技术“替代性”。

结论的启示:第一,看到美国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和TFP提升的影响,同时也要否定中国经济增长是过度“依赖国外技术吸收”。第二,在重视技术吸收的同时,更要强调所吸收技术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及其带来的市场份额的提高。第三,过去政府忽视了研发支出的配套生产性特征,以及政府的“市场孵化型”管理服务和现有企业的创新配套水平。第四,在技术吸收战略提升TFP的情景下,关键在于基于预期和技术预期向下一代技术进行更多的投入。第五,对于政府提升TFP的功能,应注重在研发赶超战略和生产应用性技术研发之间重新分配,并通过更多的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

研究的创新:第一,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解决实证研究和内生增长模型的不足。第二,目前的理论研究将技术进步过程设定为一个“中性”过程,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动态技术学习过程,目前还没有文献讨论“技术吸收”的具体结果及其对TFP的影响,也没有文献分析出口技术特征和国外技术不确定性对中国TFP的影响。第三,对于政府在技术吸收和TFP提升中的推动作用,采用“反事实”模拟的方法进行模拟。

(供稿人:朱军)

【去全球化冲击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张斌、齐鹰飞《财经问题研究》2017年第8期,原文15千字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世界范围内实体经济大衰退。世界经济全面低迷的同时,一场去全球化思潮也开始兴起。金融危机后失业上升、国内消费低迷和全球市场萎缩是去全球化兴起的直接诱因。此外,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趋势。去全球化冲击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例如,出口大幅下降、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加大,以及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外贸外部环境恶化。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逐渐退去,但去全球化浪潮仍然存在。2017年以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言论,标志着去全球化将达到一个新高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去全球化冲击,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章采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开放条件下的DSGE模型,动态模拟去全球化冲击在不同部门间的非对称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去全球化冲击在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间的非对称影响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重要影响机制,去全球化冲击通过压缩可贸易部门的出口需求来限制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同时导致生产要素从可贸易部门向不可贸易部门转移,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了产业转型;去全球化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减少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总量劳动供给,加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和资本外流的规模。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转型加速和出口下降的相关性变化并非偶然,两者存在重要的因果关系。去全球化冲击在不同部门间的非对称影响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重要影响机制之一,而旨在加速产业转型的产业政策的作用效果被高估。第二,虽然去全球化冲击加速了中国产业转型,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防范经济去全球化的风险并进一步优化产业政策,对于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基于去全球化冲击这一新视角,构建了一个开放条件下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动态模拟,弥补了现有文献将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仅归因于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的不足。第二,为了更好地拟合中国的特征事实,加入资本管制和汇率干预两种摩擦,通过理论模型对去全球化冲击在不同部门间的非对称影响机制进行解释。

(供稿人:张斌)

【全球生产网络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谢富胜、高岭、谢佩瑜《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原文21千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繁荣,创造了发展奇迹。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技术变革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国际市场增长放缓同时发生,我国相当部分生产能力达到峰值,许多生产能力无法在市场实现,加上社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实体经济边际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下滑,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治本良药。只有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找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中国经济才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本文采用理论、历史和统计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我国2000—2007年高增长的形成机制、从高增长到新常态的发生机制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伴随2001年加入WTO,我国企业以生产模块组件的加工贸易形式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这种生产方式与内外需的联动支撑了21世纪初的高增长;经过累积的高增长,我国的收入分配和需求结构发生了系统性变化,而企业现有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不能适应国内标准化和个性化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导致2008年后国际市场需求放缓后,我国出现普遍产能过剩,经济由此进入新常态;要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和制造业利润下降问题,关键是变革我国企业现有的大规模生产方式。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利用乡村振兴战略化解产能过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城市有限的建设空间和农民工回流的趋势都表明,农村地下管网建设工程是当前我国通过资本修复消化产能过剩的最佳选择;第二,建设关键部件开发平台,突破关键部件创新,以主导关键部件和产品开发标准的新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第三,通过构建集成创新的核心企业和不同层次的模块化生产企业之间的国内生产网络,满足我国标准化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本文识别了一个被忽视的典型事实,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始于2000年左右,新常态以来的结构性问题正是来自2000年左右开始形成的经济发展方式;第二,已有文献把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界定为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和部类结构,忽视了其微观支撑是企业,本文首次把供给侧改革界定为企业生产方式变革,这是其他结构性变革的基础;第三,现有文献虽然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但没有结合现有阶段具体分析创新的关键环节。本文从企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规律出发,指出我国需要的技术创新是特定的关键部件创新,这不仅是构建国内生产网络的前提,也是以新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关键。

(供稿人:高岭)

【资源错配视角下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形成机理与测算】戴小勇《当代经济科学》2018年第9期,原文20千字

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在所有要素投入给定的前提下所能实现的最大产出水平,它不仅关系企业的生死存亡,更是决定一国经济持续发展与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关键。资源错配指的是现实经济体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偏离于理想经济体中资源最优配置的状态。从资源错配的视角理解国家间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文献,是近年来经济增长方面研究的重要进展。本文系统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从企业异质性与资源重置出发,介绍资源错配的形成原因、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形成机理以及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测算方法,并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够为该领域的国内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资源错配的形成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来源于市场不完善或扭曲,制度因素以及政策性原因等,主要包括:金融市场摩擦、劳动力市场扭曲、调整成本、贸易壁垒、市场垄断势力、政府补贴与征税、行政干预等。资源错配不仅可以发生在持续经营的在位企业之间,也可以存在于在位企业、进入市场的企业以及退出市场的企业之间。

现有研究从市场不完善或扭曲的设定出发,通过分析企业生产、技术选择以及进入与退出市场等决策行为,从而试图揭示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微观机理。在位企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往往表现为企业边际收入产品的离散化分布,是导致宏观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最直接渠道。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扭曲所导致的外延型资源错配,是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另一重要渠道。企业技术选择行为扭曲所导致的资源错配,可能对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形成放大效应。

在测算方法方面:单因素直接测算法,聚焦于某种导致资源错配的单一因素,将其引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定量测度该因素所导致的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综合因素间接测算法,并不关注导致资源错配的具体原因,而是考察所有潜在综合因素的资源错配效应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效果。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的基础上,现有研究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加总与分解,识别加总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微观渠道,并评估资源错配的程度及潜在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

鉴于研究主题的重要性,可以预期该领域的研究将不断深入,未来研究方向包括:第一,从狭义的资源错配转向广义的资源错配;第二,从资本与劳动等传统要素错配,转向土地、能源、科技等资源错配;第三,基于中国特征事实的理论拓展与经验研究。

(供稿人:戴小勇)

【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经济研究》2017年第8期,原文20千字

大量文献证明了中国的增长奇迹源于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提升和技术效率改进,但对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探索则相对不足。那么中国典型的发展型政府特征是否意味着中国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成功地推进了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这一问题尚未有明确的答案。理论上,致力于经济增长的政府不一定能出台和实施正向的产业政策,而产业的成功也并不一定源于产业政策的积极干预与调控。经验上,虽然有不少产业政策的成功案例,但却也有数量更多的失败案例。

本文在理论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程度及机制。本文创新地利用产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予以定量识别,结合省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中的驱动作用,并考察产业政策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协同互补效应以及政府能力在产业政策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进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结构优化升级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能力。

上述发现表明:第一,产业政策能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科学地把握产业政策“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作用,不断完善产业政策体系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第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显著地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要求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规范要素和产品市场交易制度,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等措施以推进市场化进程;第三,产业政策和市场化之间是共生互补关系而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视角,给出了一个理解产业政策效应的理论逻辑框架;第二,基于政府法规和政府规章的角度来衡量产业政策,论证了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拓展了已有研究的度量视角;第三,不仅实证验证了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可能性,还从机制和条件上考察了这一可能性如何得以更好地发挥,特别是回归到了“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原点,强调政府产业政策作用与市场力量呈现出互补性;第四,讨论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强调政府政策干预的有效性依赖于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效率,并采用实证方法进行了严谨论证。

(供稿人:韩永辉)

【产业转型与就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分析】宋锦、李曦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年第10期,原文21千字

近年来,我国多个行业面临国内需求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环境制约强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改变生产方式和升级生产技术的压力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我国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价格发生显著改变。从21世纪初开始,我国经历了低技能劳动力供给从快速增长到逐步停滞以及高技能劳动力供给迅速提高的时期。一些行业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调整资本、劳动、技能的配比,随着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加深和劳动力投入的技能结构改善,我国平均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其结果是产业的不断升级。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产业转型与就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值得关注。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模型分析宏观数据、Probit模型分析劳动力就业的微观数据,检验了我国产业转型过程中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就业量和技能结构的匹配趋势,以及时期间、地区间差异,并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深化破坏低技能岗位,其破坏速度是对高技能岗位创造速度的二倍,这种影响在2008年后才清晰地表现出来;制造业经历了低技能劳动力依赖、到资本替代就业、再到替代速度放缓的过程,东部地区制造业发展和转型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对就业的创造能力近年来持续下降,且不同行业的就业技能需求有显著差异;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是吸纳从制造业转移出的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其就业吸纳速度与制造业的资本替代就业速度基本相当。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产业转型过程中工业部门的资本密度会持续提升并进一步破坏就业岗位特别是低技能就业岗位,应开展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公共就业服务、提高就业机制的灵活性、促进行业发展。第二,提高新增劳动力素质,同时改善存量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是改善劳动生产率、克服我国逐渐失去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出路。第三,借助数字经济的优势、提供政策支持大力发展服务行业的新经济形式,使之成为解决经济转型中中低技能劳动者再就业的平台,也是提高低技能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方式。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分行业、跨时期地检验资本与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匹配变化,纵向刻画多个行业生产方式的调整趋势,同时在横向上对比不同行业对不同技能水平就业岗位的破坏和创造现象,立体呈现了产业转型过程中的就业结构转型现状,为应对产业转型中的就业问题提供经验依据。

(供稿人:宋锦)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性企业家模型的理论分析】贾俊雪《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原文20千字

长期以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大量理论文献剖析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但采用的均是典型主体优化模型且将全要素生产率(TFP)设为完全外生的,因而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影响,而TFP被认为是一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这一问题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而言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分依赖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的做法近年来也备受批评,焦点集中在:其可能会固化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抑制市场发展和TFP提升,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文章旨在弥补这一研究不足:构建一个异质性企业家模型,以中国现实数据为基础,利用数值模拟深入考察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影响及其机理,以及金融摩擦、劳动摩擦和其他财税政策等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TFP效应的制约影响。研究表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具有明显的“倒U型”影响,即存在TFP最大化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这主要源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影响企业家财富积累即自融资机制进而对企业间要素配置产生重要影响。信贷约束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TFP效应具有突出影响(企业家信贷约束越严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影响越大),存贷利差的影响则较弱。减少劳动摩擦可增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TFP效应,较大的有效基础设施服务企业间差异性和公共消费性支出规模也具有相似影响,更多利用消费税融资则可更好地发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促进作用。

上述结论不仅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影响,亦具有良好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得到快速发展,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贡献可能远非简单的总量扩张,更为关键的是由此带来的要素配置效率和TFP的较大提升。但也应清醒看到: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今后应优化调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补短板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发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对要素配置效率和TFP的促进作用,确保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紧密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实践,提出一个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影响TFP的内生理论框架,深入揭示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影响及其机理,以及影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TFP效应的重要因素,弥补了已有文献不足,为我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实践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借鉴。

(供稿人:贾俊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必由之路——中国式产能过剩的经济学解释】周密、刘秉镰《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原文25千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2014年之后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从“三期叠加”到“经济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解决了对经济形势怎么看和怎么办的问题,然而由于这一新理念提出的时间较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研究尚未达成理论共识,难以跟上快速变化的实践步伐。如果不从历史发展和本土实践出发,科学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什么,就无法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重大理论问题,必然出现就事论事或落实不力的困境。因此,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如何准确把握中央的判断,并从经济学原理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系统论证是密切联系中国实践、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方向。这也对激活本土学术自觉,提出了迫切需求和重大挑战。

本文将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普通商品市场拓展为符合中国当前阶段的普通商品和住房特殊商品的二元市场,在传统西方经济学的供需平衡模型中引入符合当前中国需求结构升级要求的退出价格和饱和需求等新假设,并采用包含凯恩斯国民收入和斯拉法工资—利润思想的曲线表达,对中国式产能过剩的表现、成因与本质进行分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解释。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中国式产能过剩既不是以往的周期性过剩,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制度性过剩,而是由于需求的结构性变化而引致的结构性过剩。这种结构变化也不是单一普通商品市场的变化,而是普通商品市场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叠加住房市场的需求属性结构变化的综合结果,具有典型的中国本土特色。第二,二元市场饱和需求下的中国式产能过剩及二元市场联动带来的“劣驱良”的效应是形成中国式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干扰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矛盾,必须优先进行解决,才能推动下一个层级的各类改革。第三,面对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复杂成因,凯恩斯主义和其他西方宏观调控方式均无法切中要害,因而难以奏效,必然出现政府当前遇到的“三难”选择困境。亟须针对中国式产能过剩以二元市场饱和需求式过剩为主的新阶段特征,完成宏观调控体系的转向和重构,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转向“精准市场分类基础上适应二元市场需求结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理论框架上,本文将需求从超额需求转向饱和需求的结构性变化融入普通商品和住房特殊商品的二元市场,既体现了中国现阶段的结构性特点,又融入了中国特殊的住房市场特性。第二,在政策上,本文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走向一般的泛结构化,而应由单一市场分割式调控向二元市场联动式调控转变。这一阶段,宏观调控体系转向的关键是解决两个陷阱,明确两大结构性调整方向。第一,解决普通商品市场“卖什么”的供给方向问题。当前普通商品市场最大的制约是“饱和需求陷阱”,用市场之手释放经济活力。第二,住房特殊商品市场“卖给谁”的供给对象问题。当前住房市场最大的制约是“投资偏好陷阱”,不断推动消费需求转向投资需求。用政府之手控制住房的投机属性将是住房市场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供稿人:周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的实证分析】王婧《经济学家》2017年第6期,原文10千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投资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功不可没。投资主要包括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三大类,其中政府投资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对调节我国的社会投资结构具有重要作用。民间投资则与政府投资相互配合协调,也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那么,在不同行业中如何结合自身行业发展特点和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的不同作用,来调整投资比例,从而促进该行业结构调整升级则对于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首先利用1979—2015年我国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运用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1979—2015年我国农业、制造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煤炭业、教育、环保产业、金融业等八个行业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数据,运用修正的总投资模型,测度了八个行业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不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只在有限时期内对经济有刺激作用,具有不可持续性;长期政府投资主要通过直接或间接带动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在制造业、煤炭业、教育业和金融业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在农业、房地产、环保、研发产业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显著的“挤进效应”。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我国政府投资应更多转向公共服务领域。第二,在教育、科研、环保、金融等领域,政府应出台更加开明、开放的政策,破解体制性障碍,引导民间投资有序进入。第三,在农业、制造业、房地产业等领域,政府投资要合理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同时建立、健全民间投资的服务体系。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思路上,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之间“挤入挤出”关系的研究与当前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经济工作主线相结合,探讨如何通过调整八个行业的投资结构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构造修正的总投资函数,考察八个行业中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进、挤出效应。

(供稿人:王婧)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生产率增长:来自铁路大提速的证据】施震凯、邵军、浦正宁《世界经济》2018年第6期,原文31千字

超速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大国速度的一个缩影,其对宏观经济以及微观企业的作用效应受到了广泛关注。理论上,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加快人员流动、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资本存量、促进资本深化,通过传导与带动作用提高经济增长率,但这些都属于短期影响效应。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驱动力,特别是在当前资源和环境等因素的多重约束下,经济增长已不能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更需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此前研究大多侧重于公路基础设施,而就铁路基础设施影响效应的研究较少,文章试图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

文章基于DEA法估计各企业的曼奎斯特指数,并将该指数进一步拆分为技术进步指数、效率改进指数。在此基础上,将2007年的铁路提速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倍差分法考察铁路基础设施质量改善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通过绘制主要变量的时间趋势图、估计平行趋势等检验方法来研判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在政策实施前是否具有一致的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铁路提速对沿途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对非国有控股、沿海地区、出口型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生产率促进效应,安慰剂检验验证了上述结论。此外,在进一步划分地理圈层后,本文发现位于技术中心城市“1小时经济圈”内的企业更易受到铁路提速带来的外部性影响。

结论的政策启示: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应注重提升欠发达地区的铁路基础设施质量,因势利导地合理规划和引导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基础设施质量改善的积极效应,缩小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同时,考虑到铁路提速及高铁建设打造出的1小时经济圈对生产率增长的积极意义,未来应重点发展和完善各都市圈的高速客运专线及城际铁路,增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和扩散效应。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文章关注铁路提速这一事件给企业生产率带来的影响,丰富了既有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第二,文章不仅从理论方面分析铁路提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并基于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且测算了铁路提速对技术中心城市辐射区域的扩展程度,从中充分剖析铁路提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学理性解释;第三,文章验证了相关政策制度的科学性,并提供了理论依据。

(供稿人:施震凯)

【西部大开发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了吗?——基于PSM-DID方法的检验】袁航、朱承亮《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6期,原文19千字

西部大开发战略(WDS)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缩小同东中部地区差距的重大战略部署。然而,经济结构不合理、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经济系统维稳性不强、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依然是制约西部发展的桎梏。当下,面临经济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时期,加快西部地区继续向西开放发展并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利于西部地区培育现代产业体系,承接先进产能,提升产业层次以及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此时,准确评估WDS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净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文章根据WDS对产业结构的“结构趋优演化”和“转型升级拖累”效应逻辑框架,基于1994—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法检验了WDS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WDS能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未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即未有效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WDS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先正后负,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转型升级拖累”效应逐渐加强;(3)WDS存在“人力资本挤出”及城市化抑制效应且未有效利用外资,对基础设施具有正影响但因布局不合理等并未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4)WDS对西部高行政等级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作用显著,对西部一般城市不显著。未来WDS应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实力及资源禀赋,兼顾城市等级发展各地具有自生能力的优势产业,带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完善税收政策,构建完备的西部产业政策体系,加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第二,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吸引高端人力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持续优化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第三,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构建创新体制机制,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第四,优化基础设施布局和功能配套的体制机制建设,发挥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拉动作用。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将探讨WDS影响的视角从经济“总量”转向产业“结构”。第二,构建WDS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逻辑框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三,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对WDS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进行评价,使研究结果更加精准。第四,通过模型扩展验证了WDS对西部地区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政策效果的异质性,使结论更加完备。

(供稿人:袁航)

【长波中技术变革、范式转换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张国胜、王远洋、陈明明《经济学家》2017年第7期,原文14千字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持续下滑的发展趋势。2015年的GDP仅实现了6.9%的增长,这是25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最低值。面对经济增长开始全面进入新一轮下降周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登上了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治理理念的重大调整,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侧管理并不能全面回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文章通过引入技术变革、范式转换等长周期分析范式,尝试性探讨了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后认为:长波中的经济萧条能够孕育技术变革,技术变革又能催生新兴产业,这是经济系统的全新供给;进而通过范式转化,新兴产业将取代传统产业并引致供给结构的颠覆性变化,这是经济增长的全新动能。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在于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及其供给结构的颠覆性变化,但这需要国家在政治、制度、组织、社会规则等方面引入广泛的“创造性毁灭”,最终形成一整套与技术变革、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最优实践模式”。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坚定信念,理顺经济系统在短期之内的较快增长与在中长期之内的可持续发展,正确看待现阶段经济增速下滑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辩证关系。第二,在短期之内需要理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各自政策抓手与“五位一体”的关系,从整体上全面有效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第三,在中长期之内需要以构造一个强有力的公共部门并强化国家在不同行动者之间意见一致的建设作用、发展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充分利用信息和诀窍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重视新兴产业与智能制造产业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为重点,在政治、制度、社会规则等方面引入广泛的“创造性毁灭”,重塑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

文章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新颖。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通过引入历史时间的“共同演化”模式,构建了长波中技术变革、范式转换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分析框架。第二,研究内容独特。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长波中技术变革、范式转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特征事实,并基于此探讨本轮技术变革、范式转化与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本研究结论所隐含的政策启示。

(供稿人:张国胜)

【中国政府投资趋向与行业结构变化研究】王小广、钟颉《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2期,原文12千字

政府投资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实行公共服务供给、实现重大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也是熨平经济波动、弥补市场失灵、优化经济结构的主要手段。近年来,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府投资颇有微词,提出政府干预过多、挤占私人投资等武断结论。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政府投资的总体趋向、行业结构和地区布局变化进行实证分析,驳斥不实论断,总结政府投资经验,并进一步推动再分配调节和经济结构优化,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文章通过区分2008—2016年国有控股投资、预算内资金投资、中央项目投资三个不同口径,研究中国政府投资的基于不同手段下实施的目的、效果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在总体趋势方面,国有控股投资占比整体快速下降,但明显体现了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国家预算资金稳中趋升,在少数关键领域仍起主导作用,体现了战略性稳定作用;中央项目投资持续下降,且与国家预算资金趋于一致,体现了中央部委政策影响减小并更加精选。在行业结构方面,总体呈现“退二进三”特点;第二产业中持续退出工业部门,但是建筑业和房地产业逆向变化,在央企逐利行为下占比上升;第三产业中加强对五大重要公共服务业的主导且逐步退出高端服务业。在地区布局方面,政府投资主要体现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作用。首先,国家预算资金地区倾斜度较大,明显偏向于西部,其次是中部地区发展,而中央项目倾斜度偏小,以发展战略布局为主。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扩大PPP投资成为稳定政府投资和增加政府公共投资的一个重要方式。第二,打破行政垄断,特别是放松第三产业管制,继续降低国有控股投资占比。第三,加强国有经济在公益性服务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逐步退出竞争性服务业,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第四,政府投资需要纠正资金的行业投资偏好,抑制房地产泡沫,加大公共服务供给。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更全面地理解中国政府投资的总体趋势变化和行业地区布局。一是从不同口径分别剖析不同目标下政府投资的趋向,补充原有单一测度理解政府投资的片面和不足;二是从产业乃至细分行业结构变化来理解政府投资对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三是从中央政府布局地区投资的角度分析政府投资的战略性作用;四是在上述基础上预测政府投资的发展趋势,提出减缓政府资金逐利性,更多满足公共服务需要的建议。

(供稿人:钟颉)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基于中国宏观和产业数据的测算及分解】蔡跃洲、付一夫《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原文约20千字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给定单位要素投入组合能够获得的产出(组合)”。由于投入组合和产出组合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很难计算TFP的绝对值;经济分析中讨论更多的是TFP的变化,“TFP增长率”或“TFP指数”。在宏观层面,除了各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外,还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将要素更多地引导和配置到生产率水平更高的产业部门来实现TFP增长。这两种影响宏观TFP增长的途径可分别称为技术进步效应(简称“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简称“结构效应”),而结构效应正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增长潜力的内在机制。如能准确地测算这两种效应将获得产业技术进步、产业间要素流动和配置效率等信息,为政府部门更有效地引导要素流动提供依据。

文章利用中国宏观及产业数据,在增长核算基础上将TFP增长分解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据以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更为细致的剖析。实证表明:(1)得益于后发优势,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整体质量较高,增长动力约1/3来自技术水平的普遍提升,而结构效应的作用仅为技术效应的1/5。(2)2000—2005年以后,中外技术差距的缩小导致后发优势逐步衰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迅速下降;而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并维持了较高的TFP增长率;该趋势在第二、第三产业尤为突出,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的结果。(3)国际金融危机后,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领域及“金融与保险”“房地产”等细分行业虽出现技术停滞或倒退,而要素资源配置存在“逆技术进步倾向”,要素驱动特征不断强化,至2014年才出现扭转迹象。

基于上述判断,对于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宏观及产业TFP水平提升,切实增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有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正视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TFP增速及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下降的现实,反思包括四万亿在内刺激政策及要素驱动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平衡好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第二,短期内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将要素资源引导到技术和效率水平更高的细分行业,借助结构效应实现TFP增长;第三,中长期则要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推动各行业技术进步。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既有的测度实践中特别是在增长核算框架下,以余值形式出现TFP增长率在大多数时候还是被等同于技术进步,很少有人对其进一步分解,本文依托乔根森增长核算框架,综合迪维西亚指数、Massell(1961)、偏移—份额分解(shift-share method)等,突破了三次产业的限制,细分到17个产业部门,从数理角度对宏观TFP增长率表达式进行分解,对应于“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第二,明确了“资本服务”和“劳动工时”为经济生产活动中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并完成宏观总体与17个部门层面的“资本服务”与“劳动工时”估算,以求更加真实精准地测算出宏观TFP与各部门TFP的增长率。

(供稿人:付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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