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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产业融合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四篇 论文荟萃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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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袁博、芮明杰《当代财经》2017年第1期,原文13千字。研究贡献:论文的研究证实了国家产业政策对企业并购行为存在切实影响,这不仅从新的角度证明了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实质影响,更丰富了政府宏观政策影响企业微观行为的相关研究,对充实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做出了边际贡献。数字金融使用对非农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影响较大,对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的弱势群体农户的影响更明显,这说明数字金融恰好服务了那些传统金融产品难以覆盖的人群,对这部分人群提供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够提升其创业意识和水平。三是为检验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和创新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扶贫路径提供经验证据和方向。
关键词

产业政策

数字金融

影响

创新

企业创新

互联网

原文

实体企业

农户

创业

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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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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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对企业非相关多元化经营行为的影响研究】袁博、芮明杰《当代财经》2017年第1期,原文13千字

产业政策一直是中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政策实施效果往往需要通过微观企业行为来体现。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迫切需求,一系列围绕“淘汰落后产能、振兴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相继出台,引发社会高度专注,相关行业成为投资热点。这导致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一些企业试图通过非相关多元化经营,进入热点行业,甚至企图将获得的政策红利用于自身的其他业务发展,以牟取私利,导致产业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为了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非相关多元化经营行为的引导作用和影响效果,文章从政策调控方式和市场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出发,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4年的相关数据,深入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企业非相关多元化经营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当受支持的业务是企业的主营业务时,产业政策主要通过“补贴效应”使企业更加专注于该项业务的经营,减少不相关业务的拓展,这不仅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还可以降低企业风险;而当受支持的业务是企业的非主营业务时,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市值效应”激发企业非相关多元化经营的欲望,但并没有相应带来企业创新投入的提高,反而会增大企业风险;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其非相关多元化经营行为受产业政策的影响程度更大。

研究结果的启示:第一,当产业政策支持的是企业的主营业务时,应充分发挥产业政策“补贴效应”的正向作用,加强企业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信心和动力,促使其加大创新投入。第二,警惕产业政策通过“市值效应”引起的企业经营行为变化,此时企业的非相关多元化行为多带有投机意味,不能真正促进产业政策扶持行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政策对民营企业经营决策影响较大,应研究创新产业政策的作用方式,调控产业政策的实施力度,避免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产生较大偏差。第四,考虑研究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周期,不断跟踪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把握适当的政策退出时机,从而使产业政策发挥最大的正面作用。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文章从产业政策产生的“补贴效应”和“市值效应”两条路径,阐述了产业政策对企业非相关多元化经营行为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宏观政策对企业微观行为影响的研究文献。第二,区别于其他文献主要考虑政策对企业从属某一行业的影响,文章区分了企业受政策支持的主营业务和非主营业务的不同,分析了产业政策在不同情况下,对企业非相关多元化经营行为的影响差异。

(供稿人:芮明杰)

【产业政策与企业跨行业并购:市场导向还是政策套利】蔡庆丰、田霖《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1期,原文22千字

产业政策对经济与企业的影响不仅在政策层面争议不断,同时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作为最为重要的企业投资行为之一,并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地各层级产业政策的影响,因此,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第一,对该问题的研究能够填补相关领域的文献空白,并为评价产业政策效果提供新的论据;第二,对该问题的研究对于解释当前中国并购市场中并购目标的行业分布不均衡、大比例并购为跨行业并购的现实情况有所帮助;第三,对该问题的研究还能够丰富企业“政策套利”行为方面的研究。

论文利用2006—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数据和人工收集整理的国家产业政策信息,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跨行业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更可能对受产业政策支持的目标进行跨行业并购;在此前提下,若并购企业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则其跨行业并购受政策支持企业的可能性更高。国有企业更可能进行与产业政策导向一致的跨行业并购;相应的,如果企业已受到政策支持,那么国有企业也将比非国有企业更坚持经营主业。进一步分析发现,部分企业跨行业并购后并未实质性转移资源与经营重心,其并购可能是“政策套利”行为,且非国有企业更可能进行“政策套利”。

研究启示:第一,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而言更可能根据产业政策导向调配资源,这实质上反映出国有企业更容易受政府“有形的手”影响和非国有企业会更自觉遵循市场“无形的手”之间的冲突,进而可能导致政府干预对市场的扭曲。因此,政策制定者应更多通过价值规律引导市场,而非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配置资源。第二,国家产业政策确实可以引导行业间转移资源,但部分企业所在行业受到的支持会削弱产业政策效果。因此,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矛盾应当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第三,部分企业的跨行业并购可能出于“政策套利”动机,而非实质性转移资源与经营重心。因此,合理的机制设计对于准确甄别企业并购动机,进而切实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至关重要。

研究贡献:论文的研究证实了国家产业政策对企业并购行为存在切实影响,这不仅从新的角度证明了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实质影响,更丰富了政府宏观政策影响企业微观行为的相关研究,对充实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做出了边际贡献,同时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供稿人:蔡庆丰)

【电子商务平台应用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基于“阿里巴巴”大数据的经验研究】岳云嵩、李兵《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8期,原文18千字

当前,全球数字贸易加速发展,对国际贸易模式与业态产生了深远影响。电子商务平台是数字贸易重要特征之一,其打破了传统贸易中的时空约束,改变了交易场所、拓展了交易时间,将相互依赖却又彼此分割的不同群体集合在一起,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点对点联结,极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外贸的影响。

论文利用“阿里巴巴”中国站付费会员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采用倍差匹配法考察了电子商务平台应用对企业出口选择、规模、市场和产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应用有助于未出口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有助于已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企业出口规模扩大主要源于企业向更多国家出口更多种类产品,特别是向发达国家和远距离国家出口;平台的出口促进效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交易匹配效率,以及降低出口市场进入门槛实现;平台、网站、邮箱,不同的互联网应用方式,对企业出口影响的路径存在不同;企业规模、所在区域、出口类型均会对平台的出口促进效应产生影响,平台对于中小企业、东部企业、一般贸易企业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

结论的政策启示:一是夯实信息技术设施,提升电信普遍服务水平,确保企业能以平等、可接受的价格获取所需的基本电信服务,为企业使用电子商务平台创造条件。二是优化平台服务,为外贸企业提供通关、信用、金融、退税等共性服务,以及为特定行业企业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三是提升外贸监管水平,推动海关监管的数字化转型,满足小金额、大批量、分散化的跨境电子商务订单监管需要。四是妥善处理电子商务平台应用所导致的区域发展分化问题,探索适合于落后地区外贸企业的平台服务模式。

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将互联网贸易问题的研究深化至电子商务平台应用,相比以往互联网应用代理指标,平台应用更贴近微观企业的交易环节,可以更好地识别互联网应用的影响。二是推进互联网出口效应的机制研究,在更一般的多目的国、多产品情形下分析了平台应用对企业出口的可能影响渠道,包括要素采购价格、生产效率、匹配效率、进入门槛等。三是有助于预判国际贸易的发展演变趋势,从产品、企业、国家三个维度量化分析了平台应用对外贸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制定外贸发展目标和政策提供了依据。

(供稿人:岳云嵩)

【股权金融市场、增长方式选择与平衡增长:传统与新兴部门视角】芮红霞、郑江淮《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3期,原文15千字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创新型增长贡献不足的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调整发展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已成为各界共识。从经济理论上说,选择资本深化驱动的投资型增长方式,还是选择生产率提升的创新型增长方式,归根结底是要素资源的配置问题。股权金融市场是配置资本要素的重要市场机制,它与我国增长方式选择存在何种关系?其效率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我国“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发展目标?这些都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课题。

在股权金融市场与银行业金融市场不可完全替代且传统与新兴部门具有不同融资偏好的假设下,论文构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股权金融市场效率、产业结构性变化和平衡增长统一于动态经济增长过程中,解析产业演变、经济增长与股权金融市场发展的内在联系。理论分析发现,传统部门的保留增长率决定了增长方式与均衡增长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使得股权金融市场效率的增长效应存在门槛条件。当效率低于门槛值时股权金融市场对平衡增长不具有增长效应,当效率高于门槛值时股权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同时增加创新型增长的贡献率和平衡增长率。利用中国实际经济数据进行“Simulink”动态模拟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上中国股权金融市场效率具有增长效应,但分地区看,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外部FDI冲击和内部产业政策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仅具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积极培育和发展股权金融市场,降低摩擦成本是我国转变增长方式和提高长期增长速度的有效政策选择,是我国结构调整阶段的重要“改革红利”,有助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经济目标。第二,政策选择要考虑地区差异性,我国西部地区创新能力较低,新兴部门和创新型增长不具有竞争优势,提升创新能力和降低股权金融市场效率门槛值是前提条件。

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基于传统与新兴部门的异质性,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引入了中观层面的产业机制,从产业结构性变化视角解析股权金融市场对增长方式选择与平衡增长的影响。第二,给出创新型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门槛效应的理论机理。第三,在信息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的时代背景下,利用中国实际经济数据进行Simulink技术模拟分析,并引入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差异性、FDI以及地方产业政策的冲击影响,展现股权金融市场效率对我国增长方式选择和产业结构变迁动态的影响。

(供稿人:芮红霞)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彭俞超、韩珣、李建军《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期,原文23千字

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显著的“脱实向虚”趋势:一方面,金融发展逐渐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不断将资金配置到金融体系内部,导致金融空转;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脱离原有主营业务,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增强。因此,探索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抑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引导金融重新回归实体经济,对于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文基于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5年第四季度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金融化趋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不仅不是企业金融化的原因,而且还会抑制企业金融化。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金融化趋势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竞争更激烈的行业更为显著。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不仅存在规模效应,也具有结构调整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升会影响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具体表现在投机性、短期金融资产向保值性、长期金融资产的转移。第四,对于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而言,其金融化趋势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更加敏感,支持了企业金融化的利润追逐动机。

结论的政策启示:解决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应从根本上消除信贷歧视,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应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的功能属性,应进一步积极改善民间投资环境,使企业能够从实体经济中获得较高的收益。只有使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实体经济,才能促进金融与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创新性;进一步确认了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即中国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而非预防性储蓄;论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并不是企业金融化的原因,否定了频繁经济政策导致“脱实向虚”的观点,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供稿人:彭俞超)

【企业融资规模、银行所有制歧视与产能利用率】孙成浩、沈坤荣《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年第1期,原文18千字

产能过剩问题一直以来就是政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先后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第一次是1998—2001年,第二次是2003—2006年,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虽然国务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产能过剩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2012年3月至2016年8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54个月呈现负增长,说明中国产能过剩的治理依然任重道远。

文章在对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将企业融资规模和银行所有制歧视引入产能过剩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完善了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产能利用率与企业融资规模密切相关,银行所有制歧视通过影响企业融资规模的构成对产能利用率产生间接影响。剔除技术效率影响后,行业整体融资规模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并存在明显的混合效应,表现为推动和抑制作用交替进行。分所有制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融资规模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其中国有企业表现出显著的混合效应;相对来说,私营企业融资规模在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要指出的是,2008年后企业融资规模的扩大比以前更易引起产能过剩的发生;银行所有制歧视现象再度抬头,其对产能利用率的冲击效应更加强烈。

结论的政策启示:(1)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2)拓宽私营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3)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结构;(4)进一步理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1)拓展了以往研究企业产能过剩的基本模式,将企业融资规模和银行所有制歧视引入产能过剩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完善了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并提出相关理论假说。(2)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印证了文章提出的理论假说。回归结果表明:剔除技术效率影响后,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与企业融资规模密切相关,银行所有制歧视通过影响企业融资规模的构成,对产能过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3)以2008年中央“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为“分水岭”,检验该项政策影响下企业融资规模、银行所有制歧视与产能利用率之间关系的变化,并提出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建议。

(供稿人:张雨潇)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洪银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年第8期,原文9千字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创新的着力点何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这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指出了创新的目标导向。近期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转向了技术战。美国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路径就是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其方法是利用产业链对华为等高科技企业断供技术、中间产品和市场。这从反面印证了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的重要性。

文章认为,相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核心是创新链。当今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国际分工转向产品内贸易。产品内贸易产生产业链。在产业链上产生的不同环节上的中间品供应就产生供应链。处于产业链不同环节有不同的附加值就产生价值链。产业链的国际分工涉及的是产品的研发、生产、服务和销售在全球多个国家布局。能够作为全球价值链布局的产品一般是当时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大并且较为稳定的产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在全球布局,是要吸纳和整合全球最优资源和市场。在哪个国家布局价值链的何种环节,就看该地能否为特定的环节提供最合适的资源和配套条件。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水准和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是看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或阶段,多少条以该国为主导的产业的价值链在全球布局。这也是所要建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参照系。

文章提出政策建议:一是要建立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这是指拥有核心高端技术的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建立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二是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不应脱离全球价值链,应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攀升至中高端环节;三是需要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在技术短板导向和科技水平导向下,吸引科学家进入产业创新链,在相应的产业链环节上创新处于国际前沿的核心技术,从而实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文章深入分析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创新链的重要作用。创新性地指出产业创新链的基本功能是有效衔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大体系,并为我国产学研协同助力创新链升级提供了宝贵的政策建议。

(供稿人:张雨潇)

【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基于开放式创新的解释】王金杰、郭树龙、张龙鹏《南开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原文20千字

基于连通性这一特征,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质是企业利用互联网工具采用开放式创新替代以生产者为核心的封闭式创新模式的过程,是企业创新方式转变的过程。现有文献仅关注互联网为企业带来开放创新资源,而未将开放式文化、开放式治理纳入研究框架,而全面客观地评价开放式创新方式,对于研究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绩效及机制这一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亟须将开放式的创新资源、创新文化和治理方式纳入研究视野并建立一个关于开放式创新的更为全面的理论分析框架。

文章基于2009—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企业数据及其所在城市平均互联网接入数据,利用实证模型分析了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人均互联网接入数提升1%,则企业创新绩效将提升8.7%;2.互联网的接入以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放大了企业内部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等创新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新的治理方式替代传统治理模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结论的政策启示:其一,应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互联网“互联互通”的基本特征,推动企业内外部创新要素的汇集与融合,如借助互联网及云平台突破“信息孤岛”、鼓励企业借助开源软件、网络平台、众包众聚等应用等;其二,应鼓励企业实施扁平化治理结构、吸收更多中小股东、企业员工、投资人等利益相关者提供创新建议和深度治理参与,赋予这些外部创新资源更多的创新治理话语权;其三,鼓励企业把握互联网开放、平等、共享的内涵,重塑开放合作创新文化,如鼓励企业利用这种思想多使用用户参与设计、云设计等新型研发方式,积极建设企业开放、平等、共享等内部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识别并针对互联网“连通性”的本质特征,揭示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实质是构建无界、有效、全面的开放式创新网络,拓展了该问题的研究视野;第二,以开放式创新为理论基础分析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建立一个全面的开放式创新的分析框架,将创新资源整合、扁平化治理、开放式文化嵌入等纳入其中,形成企业创新的新方式,有助于开放式创新的理论扩展,有助于揭示互联网影响微观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第三,通过实证模型准确测度了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机制,弥补了现有文献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不足。

(供稿人:王金杰)

【技术—知识投资、要素资本配置与企业成长——来自我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王京、罗福凯《南开管理评论》2017年第3期,原文16千字

企业成长既是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前提,也是产业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当前,我国企业成长驱动因素主要有投资驱动、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之说。无论基于哪种假说,企业成长都涉及不同生产要素的结构调整和均衡配置。从公司财务和资本性质的视角看,企业各类资源的投资决策实质上是不同要素资本的选择和配置问题。在经济下行、传统“三驾马车”拉动作用出现颓势之时,科技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兴推力。相应地,企业成长也应逐渐转向新兴生产要素推动。因此,明确技术和知识等新兴资本在企业成长中的作用、贡献和配置关系,是一个重要研究话题。

文章构建了数理模型以分析异质要素资本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探讨了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考察了技术资本与知识资本配置结构如何影响企业成长,进而验证了当前市场环境下二者对企业成长的相对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均衡配置有利于企业成长;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具有协同和均衡效应,二者应共同投资且在要素资本结构中的比重不能差距过大;以我国企业当前发展状况而言,技术资本对企业成长的贡献比知识资本更大。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应保障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加强金融服务体系和技术孵化平台建设,为企业技术和知识资本形成与积累提供保障。第二,应积极构建和完善要素交易市场,保障技术和知识要素在企业间合理流动,促进企业要素配置结构优化,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微观助力。第三,企业应重视自身技术研发和知识创造,从而提高自身技术和知识的产出效率。第四,企业应优化异质要素资本配置结构,实现传统要素资本(人力、货币与物质)和新兴要素资本(技术、知识与信息)的均衡配置。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利用数理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要素协同效应与均衡效应的统一分析框架,不仅为企业异质要素投资选择、边际贡献与配置结构的考察提供了数理基础,而且深化了人们关于新兴生产要素对企业成长作用的理解,拓展了资本理论的研究范围。第二,跳出以往学者的研究习惯,在技术与知识分离视角下研究要素配置结构和效应问题,验证了技术资本与知识资本配置结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为企业投资选择和要素配置决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供稿人:王 京)

【金融发展、微观企业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基于上市公司专利视角的实证分析】贾俊生、伦晓波、林树《金融研究》2017年第1期,原文16千字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贫困化增长”陷阱和国际市场的不断萎缩使得我国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寻找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力。创新的高投入、长周期及不确定性的特征决定了其有赖于金融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降低融资和交易成本、减少市场摩擦。因此,如何使金融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相匹配,对探索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标准的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引入专利部门和金融发展变量,探究了金融发展、创新产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并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专利数据的匹配,综合运用省份、行业和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在外部融资依赖影响下与企业创新、经济增长的关系和金融发展促进创新进而推动增长的机制。实证研究表明:对于一个有平均外部融资依赖值的行业的公司,在信贷市场发展、加权债务占资产比率为75百分位的省份,专利申请的平均次数会增加6.2%、1.9%,说明信贷市场可得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资本市场融资规模的交乘项系数为正却不显著,资本市场不完善影响了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发挥,导致对创新的支持效率较低;专利产出对增长的效应是非线性的,创新产出是信贷可得影响增长的重要机制。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未来银行体系要战略性优化其信贷结构,加大支持创新型经济的能力,大力发展科技银行、大中小型银行等不同层次机构互补。第二,应进一步通过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满足不同的投融资需求,让有创新能力的部门有更多直接融资的机会,进而推动经济转型。第三,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丰富债券市场的产品和层次。第四,注重金融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增长驱动主要来自要素投入时,总量扩张的金融体系成效明显,增长驱动转变为主要来自知识和技术时,金融和科技的融合尤其重要。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肯定金融发展总体贡献的同时,发现不同的金融发展指标对企业创新以及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第二,与以往研究关注金融发展对固定投资的作用不同,本文指出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创新渠道。金融的主要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新一轮金融改革要围绕创新型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升级展开,功能定位回归本源。

(供稿人:贾俊生)

【农村互联网信贷:“互联网+”的技术逻辑还是“社会网+”的社会逻辑?】罗兴、吴本健、马九杰《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8期,原文18千字

纵观金融发展史,新技术的使用可以促进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基于此,在农村金融领域,一些研究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农村微型贷款中常用的关系型信贷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能够让农村金融的困境得到显著改善。但是,也有研究认为互联网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农村互联网信贷缺乏实质性创新。在“三农”领域,互联网与信贷的结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信贷实现形式?目前农村互联网信贷的发展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真正创新,还是仅仅在旧形式上披着的“创新外衣”?

本文首先从信息对称和契约执行机制角度构建了涉农贷款技术变迁的分析框架。然后采用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方法对涉农P2P网络借贷平台、综合性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农村互联网信贷实践进行多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农村互联网信贷模式的内在逻辑是“互联网+社会网”的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结合。在目前阶段,线下“社会网+”机制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和契约执行难题,而互联网技术的使用进一步降低了信贷服务的成本;同时随着农村社会网络和农业供应链进一步线上化,现有贷款技术将发生变化,但这会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无论互联网技术如何发展,“社会网+”的社会逻辑不会变。

结论的政策启示:农村金融创新须结合农村的社会环境来进行,在引进互联网技术时,应更加注重技术运用的社会载体。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应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打造农村互联网金融生态。对于农村借款人而言,应积极利用互联网,融入数字社会,积累自身的互联网信用资产。对于政府而言,在目前阶段,仍不能过度依赖所谓“技术创新”;但是,应积极推动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农村居民互联网教育及宣传,推动农村交易及社交线上化,并加强跨平台数据管理。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构建了一个信息对称、契约执行机制与贷款技术变迁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涉农贷款技术变迁的内在逻辑,即关系型贷款技术—线上线下结合的真实农村互联网贷款技术—理想中的基于纯网络的农村互联网贷款技术。第二,采用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的多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了现有农村互联网信贷所使用的贷款技术的“互联网+社会网”的实质。第三,在政策上,提出农村金融创新须结合农村的社会环境来进行,通过金融机构、政府和“三农”主体共同努力构建技术运用的社会载体。

(供稿人:罗兴)

【农业工业化与服务规模化:理论与经验】刘守英、王瑞民《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原文12千字

一般认为,规模报酬主要存在于制造业,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形,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并不存在。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经验研究证实了农场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反向关系。中国农业生产的典型事实也表明,大规模户的土地生产率远低于小规模户的土地生产率,当家庭农场规模小于616—619亩时,土地规模与农业生产率的反向关系一直存在。在我国以小农为农业生产基本单位的国情下,家庭农场生产规模很难突破上述反向关系的规模区间。在农业要素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农业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的可能实现路径是什么,需要从实践中探索破题。

文章在对农业规模报酬的一般理论与经验研究进行评论性回顾的基础上,指出受土地要素禀赋与城镇化进程的双重制约,中国农户土地规模短期内难以扩大、单纯扩大土地规模也无法实现农业规模报酬,以农业部门要素组合重构与连续性变化为特征的农业工业化,更主要依赖农业各环节服务规模的扩大和分工水平提高。山东以供销社为主体进行农业生产要素重构,通过土地托管而非土地流转推动服务规模化,在标准化、易监督的环节提供专业化服务,为农服务中心集约化供给不可分割的大型农业投入,发挥村级组织作用降低服务规模化组织成本,既通过分工效率提升实现了服务环节的规模报酬,又避免了单纯农场规模扩大引致的监督成本上升。

结论的政策启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我国特定的要素禀赋条件,另一方面也需要认识到农户仍将长期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在上述约束条件下实现“连接就是赋能”。通过专业化的农业服务将分散的农户与地块联结,而非行政命令强行推进土地流转与归并,在保持农户作为农业生产决策主体的前提下,客观上实现农业的规模报酬。服务规模化应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主要着力点。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指出农业规模报酬主要存在于标准化、易监督的环节,在上述环节提供规模化服务可实现农业规模报酬,部分非标准化的环节仍主要由农户家庭完成,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并未因服务规模的扩大而显著增加,成为农业经营组合中规模报酬的基础。二是提炼了山东以土地托管为突破口的服务规模化经验,山东供销社把分散的土地经营通过专业化的农业服务联结起来,突破了农户家庭与地块的限制,客观上实现了土地成片作业与分工专业化带来的规模效益。

(供稿人:刘守英、王瑞民)

【实体企业金融化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王红建、曹瑜强、杨庆、杨筝《南开管理评论》2017年第1期,原文19千字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凭借垄断地位与利率管制政策,一直拥有着非常高的资本回报率,而房价的快速上涨更是催生了我国房地产行业近十五年的繁荣,因此金融与房地产业被称为是我国过去十五年的两大暴利行业。随着日益饱和的市场需求,实体企业利润逐渐下滑,在资本的逐利驱使下,致使大量产业资本开始不断涌入利润丰厚的金融与房地产行业,其中在资产负债表中配置金融资产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致使实体企业越来越偏离其主营业务,逐渐形成制造业趋于空心化的现象,这也被称之为“实体企业金融化”。

文章借鉴宋军与陆旸(2015)使用的Penman-Nissim分析框架,在市场套利框架下以金融资产占总资产之比来表示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企业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控制内生性后检验结果发现:整体上实体企业金融化挤出了企业创新,对于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两类公司,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套利动机越强的企业,实体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效果更显著,而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套利机会越少且套利机会成本更高,因而实体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显著性越弱。从生产率来看,实体企业金融化并没有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从经济后果来看,实体企业金融化却显著提升了下一期经营业绩。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突破金融等行业的垄断地位,放宽行业准入,鼓励行业间的竞争,促使行业间利润均衡,从而提升企业创新动力;第二,未来金融业改革必须面向市场化,改变金融行业垄断超额利润的现状,防止金融业对实体企业的过度掠夺,有效引导金融资本支持实体企业发展,是我国未来金融改革必须考虑的重要议题。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本文研究结论证实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存在挤出效应,这不仅有助于澄清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具体动机,证实金融化的套利动机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而且从市场套利视角解释了长期以来我国实体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诱因。第二,本文研究还发现金融化与企业创新呈U型曲线关系,发现当金融化程度达到23%时,其对创新作用表现为促进效应,进一步深化并拓展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关系。第三,本文还分别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经营绩效,进一步拓展并丰富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研究。

(供稿人:王红建)

【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谢绚丽、沈艳、张皓星、郭峰《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3期,原文17千字

创新创业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可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是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创业的政策推进,离不开恰当的资金支持。由于中小企业规模有限,缺乏经营记录,与资金供给者之间有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因此融资中存在更高的交易成本,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在中国,由于金融体系不健全,这个问题更加突出。通过互联网科技与金融行业的结合,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数字金融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推动创新创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新注册企业等数据相结合,研究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创业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数字金融越发达的地区,每年新注册企业数量越多,创业增速也越快。进一步分析各数字普惠金融子指数的作用可以看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提高都有利于促进企业创业。这一机制在采用了时间滞后项和工具变量的情况下仍然非常稳健。在探究数字金融促进创业的背后机制中我们发现,在城镇化率越低的地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边际作用越大,即数字金融对不发达的地区的创业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另外,数字金融对每年的新增小微企业数的作用显著为正,而对大中型企业数无显著正向作用,说明数字金融更多的是促进了小微企业的创业。这两个方面相结合表明数字金融确实能够发挥其普惠的功能,在缩小地区差距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此外,通过对创新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和创新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说明数字金融可能通过提高创新助力创业。

研究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创业的影响无论在学术价值上还是在政策的制定上都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对于传统金融与创业的关系已有大量的研究,但是尚缺乏数字金融对创业影响的系统性研究,本文弥补了这一空白。特别是关于数字金融是否有利于创业和经济发展,文献持不同态度。有微观研究指出网络借贷市场中可能存在更强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导致更强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本文的分析表明,持续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不断完善数字金融的各个方面,扩大使用广度,挖掘数字金融的各项功能,完善数字金融在支付、信贷、保险等方面的功能,可以弥补传统金融难以服务中小企业和不发达地区的不足,促进创业和改善地区发展不平衡,实现普惠价值。

(供稿人:谢绚丽)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何婧、李庆海《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1期,原文15千字

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数字金融刷新了金融的业态。相较于传统金融服务,数字金融服务不仅下沉得更深,覆盖得更广,在可利用性方面更具优势,而且,它通过互联网重塑了诸多商业模式,促使新业态发展。同时,数字金融还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此外,数字金融使用还可能对人们的生活理念、社会信任等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可能会不同于已有研究发现的传统金融服务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

本文运用微观调研数据展开分析。首先,研究数字金融的使用是否能够激发农户创业。其次,考察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再次,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具体路径。最后,考察了不同群体,不同数字金融类型的差异性影响。

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激发了农户的创业热情,提高了农户的创业绩效。数字金融能够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增强农户的金融服务可得性,提升农户的信息可得性,拓宽其信息获取渠道,提升农户对周边环境的信任感,促进合作,最终激励农户创业,并提升其创业绩效。数字金融使用对非农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影响较大,对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的弱势群体农户的影响更明显,这说明数字金融恰好服务了那些传统金融产品难以覆盖的人群,对这部分人群提供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够提升其创业意识和水平,最终促进弱势群体的收入增长。

结论的政策启示:大力推进农村双创工作,尤其是推进创业活动,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双创工作中,需要重视数字金融在农村的发展,鼓励数字金融下乡,提升弱势群体对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能力,以激发其创业热情,提升其创业能力。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金融的业务形态、组织结构和服务模式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能够有效地服务传统金融产品难以覆盖的弱势群体,是实现金融普惠的重要途径。

本文的贡献在于:不仅考察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还分析了其作用机制,这有助于丰富数字金融的研究内容,厘清数字金融服务与传统金融服务的相似性和差异。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比基于宏观数据的分析更能够清晰地剖析数字金融使用对不同类型创业农户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的差异。另外,本文丰富了农户创业行为的研究内容,为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契机促进农户创业,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

(供稿人:李庆海)

【大数据交通市场监管:研究进展与制度创新】赵光辉、田仪顺、田芳《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6期,原文17千字

交通运输市场监管是交通强国战略下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的新课题。从交通运输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来看,我国交通市场结构不合理,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市场集中度低。仅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不够。我国交通市场监管已突破传统交通市场监管的概念界定、构成维度,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所掌握的交通运输服务产品这种公共资源的配置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创新监管机制以适应时代发展所需。利用大数据对交通市场监管精准化策略与政策成为发展方向,大数据为交通市场监管机制创新提供了大量数据和案例,监测交通市场运行状态,重点解决新业态背景下出现的网约车等新业态市场监管机制创新。

文章对交通市场及政府监管进行分析,从协调多种运输方式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交通市场发展迅速,但发达国家的交通市场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交通运输业只有在综合运输体系内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特点,高效集约地运行。只有通过政府的有效监管,才能有效地控制交通运输与其他运输方式的协调发展。由于交通运输具有公益性、公共危害性、生产资源稀缺性、外部性的特点,从而在生产中需要有取有舍或有主有次地选择,在分享产品时又会遇到效率与公平的选择,所以政府必须采取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的方式来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有效节约能源,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论的政策启示:交通市场的发展要融入市场经济中,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政府监管一是要防止由于特许垄断经营、规模经济效应或由于新技术采用形成新垄断而造成的不合理价格和过分收益;二是要防止无限制的竞争导致的不正常的价格和利润,以保证有足够的利润用于发展交通运输业;三是防止企业竞争中的不平等和歧视;四是为广大群众提供普遍性的服务;五是使运输企业尽必要的责任;六是为运输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以使交通运输企业竞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平等、有序进行。同时,大数据交通市场监管机制创新是时代发展所需,大数据应用到交通市场监管机制创新是政府职责,交通市场监管通过大数据实现线上与线下融合。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完善了交通市场对大数据监管理论的运用,之前文献对交通市场的监管较为缺乏。第二,深化大数据监测交通市场及运行机制相关理论。谋划倚重大数据及动态监测模型,做到交通市场运行过程中身份数据化、行为数据化、数据关联化、思维数据化和预测数据化,在数据汇集的基础上发现规律,发现市场运行风险点和薄弱环节,进而增强政府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是摆在实业界、理论界与各国各级政府面前的迫切课题。大数据及动态监测模型为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第三,为适应新形势下市场监管体制机制转变提供理论支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发展需要,倚重大数据,按照推动交通运输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创新政府监管体制机制,从管理到治理,从审批前准入为主到准入后进行全链条监管,从传统的手工管理到全面适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动市场监管方式转型升级,为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供稿人:赵光辉)

【金融科技对传统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理财的视角】邱晗、黄益平、纪洋《金融研究》2018年第11期,原文10千字

近年来,金融科技在中国迅速发展,一批新兴金融科技工具正在慢慢改变人们的理财方式。相比利率受到管制的传统银行存款。金融科技理财产品具有利率市场化、交易便捷等特点,一推出便受到人们热捧。以余额宝为例,自2013年推出便发展迅速,2017年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货币基金。蓬勃发展的金融科技加速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冲击传统金融行业。在这一背景下,探究新兴的金融科技与传统的银行体系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文章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逐步完善存款利率市场化,让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能够提供有竞争力的存款利率,鼓励中小银行借助金融科技的手段提供存款产品,引导资金回流存款市场,提高银行负债中零售性存款占比。第二,扩大中小银行融资渠道,积极帮助中小银行扩大融资渠道,例如鼓励中小银行发行期限较长、稳定性较好的金融债,避免中小银行过度依赖同业市场的批发性融资。第三,持续关注中小银行的负债端风险,尤其是突发事件导致的流动性短缺问题,平衡创新加强监管协调,防范系统性风险。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本文利用蚂蚁金服的数据来衡量金融科技发展的程度,从用户数据的层面衡量地级层面金融科技发展的差异,提供了更为细致可靠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标。另外,在银行数据方面,本文整理了中国263家银行数据,涵盖大量中小银行,结论更具有普遍性。第二,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更细致地验证了金融科技对银行负债结构的影响,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互联网金融如何推动事实上的利率市场化、并对银行资产端的定价与风险产生冲击。

(供稿人:邱晗)

【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不同主体领办合作社的实证比较】申云、李庆海、杨晶《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原文16千字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供应链金融业务,构建联结小农户与金融市场的有机衔接机制。由于传统银行信贷扶贫大多聚焦于商业银行对农户的直接信贷,往往存在信贷精准度不高和信贷资金“嫌贫爱富”倾向,导致贫困农户面临“金融贫困恶性循环”的困境影响金融扶贫成效。

文章基于云南省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数据,从农民合作社的视角,以A-F双界线分析法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综合指数,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比较评估了不同主体领办型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对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民合作社通过内部闭环交易,依托农业产业链、供应链融资来整体信用增级,破解小农户“金融贫困恶性循环”困境。(2)农户获得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的概率每提高1%,农户多维贫困综合指数和多维贫困阶数下降的概率分别提高8%和10%,减贫效应显著。(3)种养大户、企业和村干部领办型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对纯农型贫困农户均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4)农户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种养大户和村干部领办型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效应越低,而企业领办型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效应越高。

政策启示:第一,探索和创新金融机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供给模式,加大对农业生产、农资供应、农机服务等环节的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降低信贷门槛和强化风险监控,提升金融精准扶贫可持续性。第二,通过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促进产业链整合与产业融合发展,强化农户与农民合作社利益联结机制,积极扩大贫困农户的非农收入占比,增强其产业链扶贫示范带动作用,激发贫困农户内生脱贫动力。第三,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信息技术来构建农户与农民合作社联动的征信体系,加快传统金融机构开展农业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效能。

研究贡献:一是通过构建多维贫困综合指数来综合测度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弥补收入贫困测算的不足,防范脱贫农户返贫现象的发生。二是采用PSM-DID方法评估和对比异质性农户在获得不同主体领办型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前后的减贫效应,为金融扶贫绩效评价和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三是为检验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和创新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扶贫路径提供经验证据和方向。

(供稿人: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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