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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地区产业发展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四篇 论文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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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利于产值还是利润?—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证据】董香书、肖翔《管理世界》 2017年第7期,原文13千字.针对我国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文章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第一,多渠道降低实体企业的经营成本,包括减轻实体企业的税费负担、引导金融机构资金向实体中小企业倾斜和扩展实体企业的融资渠道。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引入排序检验法对基于HCW法得到的政策效应估计量进行严格的“有效性检验” ,从而可辨识出自贸区政策效果相对于其他地区发展政策所具有的显著有效水平,因此,能够为当前自贸区政策效果提供一个更为精准而客观的认识。
关键词

影响

制造业

原文

生产性服务业

知识产权保护

产业

交通基础设施

政策

产业政策

工业地价

贸易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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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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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利于产值还是利润?——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证据】董香书、肖翔《管理世界》2017年第7期,原文13千字

2003年10月,中国政府针对当时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乏力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在“振兴东北”战略的推动下,2004—2013年东北三省的经济总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从2014年开始,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断崖式下降。在这个背景下,深入企业微观数据,对21世纪初“振兴东北”战略的政策效果进行分析,挖掘影响机制无疑有助于当前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科学决策。

本文立足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振兴东北”战略进行评估。实证结果表明该战略有利于企业产值扩张,但并不利于利润提高。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振兴东北”战略对企业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证明该战略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税收与负债,促进了资本深化,增加了中间品投入。本文进一步发现企业税收下降刺激了产值的增加,但不利于利润提高,负债下降与资本深化对于产值的正影响显著大于利润;中间品投入的增加对利润的负影响显著大于产值。从分行业的角度,本文发现“振兴东北”战略对于装备制造业企业产值的正影响显著大于整体水平,但对利润的影响为负;而该战略在促进高耗能企业产值提高的同时,却未能提高利润。实证研究还表明,该战略对资源型企业的产值与利润均未产生显著的正影响。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离不开全面深化企业改革。政府应当注重硬化企业约束,避免一味给东北企业输血,形成企业对政府的依赖预期。第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整:一方面避免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而推动企业盲目扩张;另一方面,政府应当避免仅注重扶持大中型企业,而应当采取普惠政策,为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第三,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形成企业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并且避免“重物”投入而“轻人”的吸引。第四,未来应当发挥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综合竞争优势与中小型企业经营灵活的优势,形成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内生增长机制。

文章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深入微观数据,较为稳健地证明了“振兴东北”战略有助于企业扩大产值但不利于企业提高利润;第二,本文认为“振兴东北”战略并未使得东北地区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反而使东北地区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第三,进一步从分行业的角度,对“振兴东北”战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供稿人:董香书)

【比较优势、可达性与产业升级路径:基于中国地区产品空间的实证分析】毛琦梁、王菲《经济科学》2017年第1期,原文15千字

推进产业升级是目前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质量提升的重要需求。以产品空间为代表的经济理论认为产业升级所需能力的积累源于本地比较优势的自然演化。不过,随着地区间可达性提升,区域一体化日益深入,影响了地方发展对于本地要素禀赋等基础条件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区间产业竞争格局的重构。因此,一个国家内部地区的产业升级路径如何选择,比较优势在其中将发挥多大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产品空间视角刻画中国地区的产业升级动态演进路径,从生产能力禀赋角度实证分析比较优势对于地区产业升级的作用,并探讨可达性对于地区产业升级路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产业升级受累积生产能力禀赋的影响,沿着与现有生产结构相近的道路发展,体现出路径依赖的过程。不过,可达性高的地区产业升级对于本地累积生产能力禀赋的依赖要弱于可达性低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区域一体化程度是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方面。具有更多“机会”和“潜力”与外界交流能够缓解自身比较优势约束,实现更大程度的升级。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遵循自身比较优势,从既有比较优势产品向空间相邻近的产品逐步演进,是实现产业升级的现实选择。地方政府应基于当地产业基础,引导产品空间中技术关联强的产业联动发展,发挥路径依赖对生产结构演化的作用。第二,通过提高可达性、促使地区有更多机会与可能利用外部地区的生产能力禀赋,可以有机会实现更大程度的“跳跃”。政府应该致力于推进区域一体化,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增加地区发展机会,以更好地吸引外部要素。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解读经济问题需要把握理论的空间尺度适用性。产品空间理论基于国家尺度探讨了比较优势影响产业升级的机制,其是否也能对一国内部地区间产业升级有很好的解释力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本文通过考察可达性是否影响地区产业升级路径对于比较优势的遵循程度,说明了产品空间理论解释能力具有空间尺度性。区域一体化缓解了产业升级面临的本地要素禀赋限制,是国内地区产业升级区别于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不同空间尺度经济问题差异的重要体现。

(供稿人:毛琦梁)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区域互动视角】陈阳、唐晓华《财经论丛》2019年第2期,原文12千字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化和新的国际产业格局的逐渐形成,使得加工制造业环节的附加值愈来愈低,而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的中国制造业分布非均衡特征,又深刻影响了新时代制造业强国的建设步伐。因此,区域间的互动引起的制造业空间优化,一方面促进生产空间的优化,促进制造业效率的空间优化;另一方面改善资源主导地区的经济模式,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推动生态系统的空间优化。

文章基于中国21个制造业行业的统计数据,利用动态计量模型考察区域互动中的学习和竞争机制如何影响制造业集聚改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区域互动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但区域互动减弱了制造业集聚效应。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分析,区域互动减缓了产业集聚在技术进步中的效果,但提升了集聚改善技术效率的效应。对比不同机制可以看出,竞争机制增强了制造业集聚效应,从而提升行业效率;学习机制的科研人员流动能够提升产业效率,而研发经费强度和研发效率则减缓了效率改进。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采取适度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避免过度集聚引发的拥挤效应,注重产业的关联性,在更广的区域内形成“集聚束”,实现价值链的网络化;第二,释放区域资源隐藏潜力,最大限度地释放互动行为潜力,在地理位置、要素禀赋等多重因素下适应区域经济出现的扩散;第三,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通过技术创新引领效率提升,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公共服务机构健全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制造业集聚向“制造+创新”的转变。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拓宽集聚研究的视角,将域内产业集中向区域互动延伸,并且将区域互动和产业集聚共同纳入效率提升研究框架中,定量测度区域互动强弱对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程度,不仅弥补了现有文献对区域互动研究的不足,而且拓宽了域内产业集中向域外渗透的视界;第二,定量测算并比较了区域互动中的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差异,明确了两者在产业集聚中的定位。

(供稿人:陈阳)

【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业引进外资的影响】沈国兵、黄铄珺《财贸经济》2019年第12期,原文15.7千字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最稳定的资本流入,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升级的重要途径。美欧金融危机后,中国吸引FDI的项目数在2012年首度出现了下滑,引发各界对外资可能撤离中国的隐忧。中国亟须改善营商环境,可持续地引进外资。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保证。入世后,中国不断完善《专利法》,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执行力度。那么,不断增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否起到了“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外资质量”的作用?

据此,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探究了我国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引进外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加强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会提高企业实收资本中的外资持股份额,有助于企业引进外资;对于中小城市和中等收入城市内的企业以及高技术行业的企业而言,加强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对促进其引进外资的作用更大,因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地区追赶效应”和“产业调整效应”;加强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土市场导向度越高、技术引进水平越高的企业引进外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降低市场成本”渠道和“提高技术收益”渠道促进了企业引进外资。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执行力度,通过有效打击盗版和侵权,保证外资企业进行技术引进和创新的收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第二,中小城市或中等收入城市需要重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便更好地通过吸引外资、承接产业转移来实现本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区追赶效应”。第三,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做到“一视同仁”,以降低额外成本。为配合“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重视和完善与服务业创新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期吸引更多服务于中国市场的服务业外资企业进入相关行业。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考虑了省域内保护强度差异,将知识产权保护度量细化至城市层面,基于知识产权审判结案数和专利授权量从司法保护和保护效果两个角度测度出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第二,基于细化的城市层面数据,揭示出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区域和行业引进外资的异质性影响。第三,基于微观企业数据,揭示出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到市域内企业引进外资的渠道,发现加强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通过“降低市场成本”渠道和“提高技术收益”渠道提升了企业外资持股份额。

(供稿人:沈国兵)

【地区产业结构优度的测算及应用】孙晓华、刘小玲、翟钰《统计研究》2017年第12期,原文17千字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深入推进过程中,尽管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但是面对国内外经济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化,依靠高投资、重化工业主导支撑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经济发展进入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新常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也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途径。判断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是一个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和政策内涵的问题。

文章在合理化与高级化的总体框架下,从行业份额、行业功效与行业特征三个维度,构造了一种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新方法,进一步以我国30个省区市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度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从省际角度看,产业结构优度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布特征,东部沿海省份最高,自东向西逐级递减;在区域层面,七大经济区的产业结构存在着一定的区内相似性和区间差异性,长三角表现较为突出,中部六省和西南居中,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发展滞后;从大类行业看,工业结构优度的波动性较大,易受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服务业的结构优度则相对稳定。来自协整、格兰杰因果和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优度与地区、行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联关系,证实了新方法的可靠性。

文章的政策启示:第一,对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在转出传统产业的同时,要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避免产业空心化,提高地区“优质”产业的份额;第二,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要摆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发展模式,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有选择地承接来自东部省份的产业转移,积极鼓励技术创新,将优势产业做大做强;第三,加强经济区内省市之间的产业分工协作,合理规划产业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地区产业的专业化特色,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标充分融合,克服以往由于测算指标割裂导致地区产业结构优度评价结果不一致的问题;第二,在指标设计中融入了细分行业的特征信息,可以更加微观地辨识地区产业结构的相对优势,打破了以往测算方法应用范围的局限性;第三,将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考虑在合理化的分析中,校正了以往方法采用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基准的测量偏差,提高了测算结果的可靠性。

(供稿人:孙晓华)

【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工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中部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卢福财、詹先志《当代财经》2017年第11期,原文12千字

面对大规模的高铁建设,学术界对其所能够带来的经济效应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修建高铁能够带来较好的社会经济效应,对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够起到推动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修建高铁能够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但是这种社会收益可能远低于所投入的巨额成本。已有研究更多是从经济发展的整体宏观角度研究高铁建设带来的影响,部分学者也从产业的角度展开了讨论,但更多关注的是对旅游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而从工业集聚的角度分析高铁建设的经济影响的文献则比较少。

文章将高铁的开通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在中部六省8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工业集聚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开通高铁对于工业集聚度的提高有着显著且稳健的拉动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会随着高铁数量的增加而加强;高铁的工业集聚效应只在市辖区人口规模小于50万人的城市显著,作用也最强;高铁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工业集聚,对国有企业的工业集聚则有反向作用;高铁通过影响工业劳动力的流动改变沿线城市工业集聚程度。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政府在做高铁规划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市辖区人口在50万人以下以及民营经济比重较大的城市,这对于推动中小城市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第二,不论一个城市是否开通高铁,都应主动融入整体的高铁城市网络或者进一步加深融入的程度,享受高铁城市所带来的溢出效应。第三,高铁带来的以人为核心的就业的变化将会重新改变工业在城市间的格局,使得优势要素不再只聚集于核心城市,同时也会向高铁沿线城市转移,形成高铁经济带。第四,将高铁连接东中西部,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下,构建了包含高铁因素的多区域空间经济学模型,来研究高铁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以及在此直接作用下对工业集聚产生的间接影响。第二,从城市人口规模、工业集聚程度以及工业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就高铁开通对工业集聚影响的异质性进行了分析。

(供稿人:卢福财)

【共享投入关联视角下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差异研究】钱丽、王文平、肖仁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5期,原文16千字

绿色创新是突破当前资源环境约束,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当前面临资源环境压力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世界各国都将绿色创新作为产业升级、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通过增加研发投入以提高绿色创新能力。目前,中国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与世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为实现中国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有必要测度分析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区域差异,明确效率改进的具体环节及制约因素。

文章基于中国各省份工业企业相关数据,运用共享投入关联两阶段DEA模型测度分析200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和成果转化效率,探讨各省份企业绿色创新资源利用模式,并利用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检验两阶段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工业企业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均值分别为0.794和0.904,其中东西部的绿色研发效率均值相对较高,而中部的效率损失则高达30.6%,东部的绿色成果转化效率接近于最优水平,中西部则有较大提升空间;东部大多数省份企业绿色创新资源利用模式为高绿色研发高成果转化型,中西部少数省份企业则为低绿色研发低成果转化型;创新氛围、产学研合作、环保投入、外商投资有利于企业绿色研发效率提升,知识产权保护(IPP)与其则呈“U”型关系,企业规模、政府支持、环保投入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均负相关,而IPP与其则呈“倒U”型关系。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促进创新资源在绿色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阶段的共享关联与充分利用,加强两个环节之间互动合作,优化科技研发投入结构,注重绿色专利产出、技术孵化等环节的管理。第二,根据地区企业绿色创新资源利用模式与发展实情,制定涵盖科技、经济与环境的绿色创新评估体系,采取差异化创新驱动策略,有针对性地提高地区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第三,营造公平公正的创新氛围和良好的市场环境,创新政府管理职能,通过绿色项目引导,支持企业间、校企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考虑创新资源在两阶段的共享关联性,将单位GDP工业碳排放量和“三废”污染物纳入绿色创新效率研究框架,构建共享投入关联两阶段DEA模型测度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解决以往难以确定效率损失具体环节等问题,并弥补了现有研究忽视创新资源投入结构特征的不足。第二,从企业特征和创新环境等方面分析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拓展了目前侧重分析传统创新和一阶段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思路。

(供稿人:钱丽)

【交通基础设施、金融约束与县域产业发展——基于“国道主干线系统”自然实验的证据】刘冲、刘晨冉、孙腾《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原文17千字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中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功不可没,尤其是1997年之后的十年更是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制造的“黄金十年”。这段时期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五纵七横”的国道主干线系统完成,“7918高速公路网”布局也日趋完善。在这一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究竟对我国各地区的产业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就成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本文借助“国道主干线系统”这一自然实验,利用1999—2007年中国县级—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县域产业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同一地区内因各产业面临的金融约束差异而带来的产业发展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交通基础设施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县域产业增加值、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从业人数和投资的快速增长。第二,金融约束显著影响了各行业从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中获得的市场机遇:金融约束越弱的行业,越容易扩大产能和增加投资,从而更多从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中获益。第三,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且对金融约束较弱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强。

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因此政府应继续合理引导投资,提高交通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加速全国市场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活动影响的复杂性,尤其是金融约束起到的异质作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尚不完备,金融约束对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需要尤为重视。这要求政府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企业的融资和经营环境,使金融真正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为交通基础设施、金融约束和产业发展相关领域的文献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切入点。目前少有文献讨论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的异质性:尽管一个地区可以从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中获益,但区域内各产业的金融约束和融资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这会导致产业发展的不均衡。第二,从企业进入退出和创新两个角度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对已有文献是一个有力的补充。第三,为解决几乎所有涉及交通基础设施研究面临的内生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识别策略,即结合历史数据,利用明代驿路的信息构建了工具变量。

(供稿人:刘冲)

【交通拥堵、空间外溢与人口城市化】姜竹青、刘建江、韩峰《财经论丛》2019年第5期,原文13千字

近年来,拥堵已不再是大城市的特有“景观”,而是已经出现在各种规模的城市和地区,并有不断向中小城市蔓延的趋势。拥堵的空间扩散和空间关联将使产生于某一城市的交通拥堵效应在空间上进一步放大,阻碍城市群乃至整个区域的城市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水平有效提升。目前,关于交通拥堵效应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单个城市自身的交通拥堵治理问题,忽视了城市交通拥堵可能对周边其他城市乃至整个城市经济系统产生的外部性影响,大大低估了交通拥堵对人口城市化造成的外部性损失。

文章以中国2003—2014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识别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交通拥堵效应及其空间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城市化水平与本市及邻市交通密度均存在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且多数城市的道路交通密度过大,已出现明显的拥堵效应。城市化进程中交通拥堵的空间外溢效应整体上随城市规模等级提高而呈现递增趋势,但各地区内部不同等级城市的交通拥堵效应却表现各异。其中,东部地区小城市的交通拥堵外溢效应大于中等城市;中部地区Ⅱ型大城市交通拥堵外溢效应低于中小城市;西部地区Ⅱ型及以上大城市交通拥堵效应偏高,而中小城市交通密度提高则有利于推进周边地区城市化。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各城市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战略及规划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时,应统筹城市自身及周边城市路网的承载能力,从城市群和区域经济系统的整体视角科学评估有效空间范围内交通密度的适宜性及拥堵效应给城市化和经济效率产生的效果差异。第二,各地区在关注大型城市交通状况恶化的同时,还应着力加强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第三,中部地区要合理引导拥堵城市人口向周边有潜力的Ⅱ型大城市流动,着力发挥Ⅱ型大城市在疏导拥堵、调节城市群各等级城市人口配比中的作用。第四,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加强中小城市的车辆承载能力和人口吸纳能力,合理引导拥堵城市产业和人口向有条件的中小城市转移。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基于空间关联视角构建了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对城市化中交通拥堵的空间外溢效应进行识别和检验。第二,对参数化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衰减参数进行估计,克服空间权重矩阵中衰减参数外生给定的缺陷。第三,系统考察了不同地区各等级城市交通拥堵对人口城市化的异质性空间影响。

(供稿人:姜竹青)

【贸易便利化能否通过贸易创造促进省际贸易——来自中国贸易便利化调研的证据】崔新生、郭龙飞、李芳《财贸经济》2019年第4期,原文13千字

贸易便利化是一系列涉及多个领域的“制度安排”。降低这种制度安排导致的交易成本会引发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国际贸易发展,这已被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过去贸易便利化的研究大多是在国家(地区)的层面上进行的,很少涉及经济体内部便利化的差异和影响。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差异较大,比如在信息可获性方面,东部沿海地区总体上就要高于中西部。各地区的政府管理部门会在自身职权范围内,积极开展具有自己特色的信息服务工作,这就直接导致了信息可获得性上的差异。此外,不同省份的物流效率、局部制度环境、技术设施等也都有很大的不同。各省份在贸易便利化水平上表现出的这种差异性也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因此,本文探讨中国贸易便利化影响各省份国际贸易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各省份国际贸易及省际贸易的影响。

本文基于引力模型,考察贸易便利化带来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并采用中国分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各省份的国际贸易具有显著的影响,且在控制制度、产出、是否沿海、是否包含自贸区等条件之后,上述结果仍然显著成立,且利用开埠通商历史作为工具变量以及引入制度质量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减弱贸易便利化的内生性问题,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二,不同地区贸易便利化作用的差异也揭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效果。第三,贸易便利化引发国内贸易转移的现象确实存在,贸易转移短期抑制了省际贸易的流入和流出,但是贸易便利化通过刺激国际贸易促进了省际贸易的发展,提高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从而加速了中国经济的整合。

中国仍然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我国贸易便利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单一窗口”建设;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商贸发达省份的示范引领作用,有步骤、有重点、有层次地由东向西推广经济发达省份便利化措施“先行先试”的经验;加强国际合作,提升监管互认水平,持续推进通关一体化建设。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理论上,把瓦伊纳对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分析拓展到经济体内部,研究贸易便利化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在研究对象上,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中国贸易便利化的区域特征和产业特征;在应用价值上,构建了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数,能够针对贸易成本的来源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为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发展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

(供稿人:郭龙飞)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刘奕、夏杰长、李垚《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7期,原文19千字

近年来,各地政府将促进服务业集聚发展作为推进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抓手,以空间结构调整带动城市产业转型的发展理念已深入人心。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在许多城市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大城市迅速集聚,在空间上对制造业形成挤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布局的离散态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在工业园内或附近配套建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也是各地打造产业竞争优势的普遍做法。作为上游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地域分布和组成的变化,可能会对制造业竞争力产生影响。科学评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布局对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贡献,通过空间协同促进二者在产业链上的融合发展,是当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实践中亟待解答的突出问题。

文章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理论机制,以及外部因素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耦合过程的链条逻辑的基础上,通过使用PLS-SEM模型和2005—2013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耦合过程中各要素间的链条联系和传导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特别是支持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获利能力的增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越接近大规模的最终用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耦合引致的制造业革新则越快。制造业规模越大,越容易造成其对支持性服务的需求不足。第一知识基对制造业升级具有间接的正向影响;省域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直接影响其知识溢出的强度;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化程度,也会对二者的耦合互动产生影响。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程度越深,越会延缓制造业升级进程。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从加快构建面向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平台着手,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第二,促进制造企业剥离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企业从“内生型”自我服务向依赖外部服务机构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变。第三,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为内涵的新核心—边缘结构。第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制造企业的紧密联系,以及同第一知识基的有效对接。第五,减少行政管制、降低准入门槛,改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于产业升级的经济环境。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厘清了从需求规模、创新体系、交易成本、制度、要素禀赋等外生变量,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这个中介变量,再到制造业升级的链条联系和效应传导路径。第二,为揭示多个因素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耦合的复杂层级关系,文章构建了外生变量借助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于制造业升级的PLS-SEM模型,显示出了较好的识别能力和分析效果。

(供稿人:刘奕)

【政府驻地迁移的产业升级效应】王海、尹俊雅、陈周婷《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原文15千字

政府驻地迁移对于地区产业升级而言,究竟是助推器还是绊脚石?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通过加大政府驻地迁移审批难度,抑制地方政府的驻地迁移行为。但与之相悖的是,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驻地迁移现象不断出现,如2016年杭州市人民政府驻地由拱墅区迁移至江干区,其背后动机值得深究。由此可见,中央政策导向与地方政府行为形成了强烈反差。作为改变辖区空间布局的重要手段,政府驻地迁移具有明显的资源配置效应,并可能对地区产业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文章通过搜集、整理市级政府驻地迁移批示时间,基于2000—201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所认定的70个大中城市相关数据,研究政府驻地迁移对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驻地迁移有助于地区产业升级,在抑制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提升了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政府驻地迁移的积极影响与迁移距离正相关,政府驻地迁移距离显著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政府驻地迁移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对西部地区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总体来看,地方政府驻地迁移有利于地区产业升级,但2008年加强政府驻地迁移监管力度后,政府驻地迁移不再具有促进地区产业升级的作用。尽管政府驻地迁移涉及地区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及地方官员的寻租风险,但其积极的一面也应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在对地方政府驻地迁移申请进行审批时,应更多地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申请的迁移距离和相应的基础条件。第二,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仅是政府驻地迁移这一典型政府行为就会产生如此显著的影响。地方政府违背政策“未批先迁”“边批边迁”现象频发与之相关。转型期诸多经济社会体制尚不完善,一旦政策目标与地方政府行为激励不相符,就可能引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执行困境,把握好地方政府行为激励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政府驻地迁移这一典型政府行为入手进行研究,在为政府驻地迁移管理提供参考的同时,也为理解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一个新视角。第二,重点关注政府驻地迁移能否带来地区产业升级,弥补了现有关于迁移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企业层面的不足,丰富了驻地迁移和产业升级方面的文献。

(供稿人:王海)

【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地区经济增长】张其仔、李蕾《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年第2期,原文19千字

后金融危机时期,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为发展重点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遭受重创,先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重新凸显。西方各国纷纷推出以高端、智能、绿色、服务为目标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计划。中国也于2015年提出“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然而,从中国目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情况来看,各省市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省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势头乏力,影响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顺利推进。

本文在借助模糊C均值聚类法对制造业进行劳动—资本—技术三类要素密集型产业划分的基础上,对各省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表现出层次依次降低、趋势逐渐减弱的特征。然后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别采用个体固定效应不变系数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内涵于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整体上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不同区域和省市间存在明显差异,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大多数省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或不具有显著影响。

结论的政策启示:未来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不仅要注重全国(主要是东部发达省市)对世界制造前沿技术的突破,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更要努力促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提高转型升级层次。这不仅是中、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东部地区向世界高端制造迈进的重要支撑,更是中国制造业在区域间、省市间和谐发展,实现协同转型升级的关键。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借助模糊C均值聚类法对制造业进行劳动—资本—技术三类要素密集型产业划分的基础上,对各省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表现出层次依次降低、趋势逐渐减弱的特征。第二,分别采用个体固定效应不变系数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整体性和一般性分析,也兼顾了不同区域和省市间的异质性,而且弥补了现有关于制造业对经济增长影响领域中定量研究的不足。

(供稿人:李蕾)

【重点产业政策与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张莉、朱光顺、李夏洋、王贤彬《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8期,原文22千字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复建设、过度投资等问题一直存在。“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可以较快地进行资源配置。而城市建设用地作为政府掌握的重要要素资源,成为产业政策实施的重要政策抓手。因此,本文以重点产业政策为例,评估其对工业用地配置的影响,并考虑了产业政策的动态效果。

本文收集了微观土地出让数据,并手工整理了各级政府的五年规划中的工业发展规划部分,以此划分重点产业。研究结果显示,重点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了重点行业的土地出让宗数和面积。对重点产业政策的动态效果考察发现,地方政府会优先提供大面积地块给大型企业和项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对于城市工业用地出让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本地信息,会将工业用地更多地配置在地方提及而中央未提及的重点发展产业上。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重点产业政策起到了资源配置的作用。为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上级政府应更关注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从而促进资源导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第二,从上下级政府间政策差异性角度,反映了委托代理问题。地方政府更关注短期经济增长,而不愿承担经济转型的短期成本;中央政府期望推动经济转型,却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信息不完备。这要求重点产业政策的制定要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在对地方产业发展的考核上要从“重增长”向“重转型”转变。第三,基于重点产业政策在不同区域与行政层级的不同效果,产业政策的真正落实需要对地方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掌握更充分的信息,配合微观层面上产业特征进行,才能在产业升级中发挥实际作用。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实证上,手工搜集、加总了城市行业层面的工业用地出让数据,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利用土地这一重要资源来支持和落实重点产业政策。第二,理论上,验证了中国政府具有较强的政府能力,从上下级政府间政策差异性的角度,丰富了中国各级政府之间策略互动的研究,并从同级政府区域差异性的角度,进一步讨论了对上级意志反应的异质性。第三,政策含义上,考虑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市行政级别在产业政策推行中的差异,由于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前瞻性,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要更加慎重、科学和系统。

(供稿人:张莉)

【自由贸易试验区产生了“制度红利”效应吗?——来自上海自贸区的证据】殷华、高维和《财经研究》2017年第2期,原文15千字

在经济“新常态”下,建设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新探索,承担着深化改革、探索新路径的重任,致力于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新制度体系,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作为全国最先设立的自贸区,上海自贸区设立的目的在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客观和及时评价其设立以来产生的经济绩效,对下一步综合配套改革措施的实施,以及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意义重大。

文章基于新近发展的面板数据政策评估方法,从多个维度定量评估了上海自贸区建设产生的“制度红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上海自贸区建设显著促进了上海市GDP、投资、进口和出口的增长,表明了“制度红利”效应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制度创新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扩区后的自贸区建设对上海经济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上海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进改革,具有显著的长期经济效应。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自贸区复制推广应根据各地的区域优势推行。具体而言,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营商环境和政府效率较为发达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贸易监管、投资管理等制度创新可先由这些地区复制推广,能较快实现经济成效,然后再向中西部地区分梯队推进。第二,复制推广应结合各地的发展战略推行。具体而言,东北地区的复制推广应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相结合,中部地区的复制推广应与长江经济带战略相结合,西部地区的复制推广应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相结合。第三,复制推广可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推进。技术上易操作的制度创新可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涉及法律法规、金融安全等层面的制度创新可在条件成熟时复制推广。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有关自贸区建设经济效果的研究文献,并首次从定量角度,准确和客观评价了上海自贸区建设近三年来取得的经济绩效,为上海自贸区三周年建设成效提供了坚实和客观证据,并间接印证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二,政策上,综合考察了上海自贸区在不同制度创新领域产生的经济效应,为自贸区各个领域制度创新的可复制、可推广提供了实证支持;第三,研究方法上,文章采用前沿性的政策评估方法,无须对哪些因素影响自贸区建设进行建模,避免了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偏误,所得结论具有稳健性和可信性。

(供稿人:殷华)

【大国内部经济空间布局:区位、禀赋与一体化】皮亚彬、陈耀《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4期,原文15千字

经济活动的空间不平衡,体现在国家、区域和城市多重空间尺度上。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区域差异既表现为东中西部等区域板块间的发展差异,也表现为城市群与非城市群区域的差异,以及城市群内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异。在不同城市群内部,长三角、珠三角等较为成熟的城市群中,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发生正向的辐射作用;而在中原城市群、川渝城市群等新兴城市群,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仍以极化效应为主。那么,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中,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如何影响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内部的中小城市受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还是极化效应?城市群内的城市与位于城市群外的城市发展潜力的差异受哪些因素影响?

本文建立三地区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设定非对称的城市间距离以刻画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揭示区域一体化、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对产业分布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城市间相对地理区位和空间异质性特征共同影响了产业在城市间的分布;随着区域一体化推进,产业分布依次为向中心城市集聚、向城市群集聚,以及向偏远地区扩散;在城市群内部,区域一体化水平决定中心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会产生极化效应还是辐射效应;此外,区域一体化有利于降低偏远地区的区位劣势,并提升其禀赋优势对产业发展的相对作用。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提高城市群内部区域一体化水平,有利于形成“1+1>2”的协同效应,提升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第二,随着城市群内区域一体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新兴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将从以极化效应为主转为以辐射效应为主;第三,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有利于克服地理区位对偏远地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发挥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优势或技术优势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将影响城市空间联系的因素区分为解地理距离和区域一体化水平,并建立一个包含城市间地理关系的三地区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将地理区位因素引入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并从城市间网络联系的视角分析了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获得的经济优势。第二,探讨了区域一体化水平对经济空间布局的关键作用,结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有些城市群城市经济活动仍然趋于向中心城市集聚,而另一些经济活动从中心城市向城市群内中小城市扩散,并对偏远地区如何发挥当地禀赋优势具有启示意义。

(供稿人:皮亚彬)

【高铁建设与县域经济发展:基于卫星灯光数据的研究】张俊《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4期,原文24千字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2008年以来,中国高铁建设的热潮把大量的县纳入铁路网的覆盖范围,许多的县也因此摆脱了没有铁路的历史。中国独特的高铁建设热潮为研究高铁建设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基于2013年中国铁路运行路线图和《中国铁道年鉴》,我们收集到每年新开通高铁的“高铁县”,构造了2005—2013年与高铁开通相匹配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面板数据,使用“匹配倍差法”评估高铁开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对卫星灯光数据的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县级市和县经济发展带来不同影响,高铁开通对有高铁的县级市经济增长贡献34.64%,而对县级单位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高铁开通促进了“高铁县”投资的增加,平均而言“高铁县”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37%,约合10.86亿元;高铁开通对“高铁县”产业结构则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经济增长衡量方法、变换时间断点以及改变估计策略等均得到类似的结果;本文基于空间计量的方法考察两类样本城市高铁溢出效应的大小,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县级市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而对县级单位则没有足够的正向溢出效应。

结论的政策启示:近年来,我国把高铁建设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高铁建设计划和建设速度已领先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对高铁建设也都投入了大量的热情,期待高铁建设能够在推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然而,高铁开通能否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取决于“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大小。此外,高铁建设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并非是平均分配的。对于一些偏远地区,当这些地区没有足够大的集聚力时,高铁的开通便为其劳动和工业经济活动的外流提供了便利。因此,各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县,在面对新一轮铁路建设规划时,应该保持冷静,充分评估高铁建设的成本与收益,而非盲目地为高铁设站而发起一轮又一轮的“争路运动”。

文章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以中国高铁开通为例,选择那些高铁开通以前从未有过火车站的县作为研究对象,评估高铁开通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对高铁效应的估计更加干净。第二,使用DMSP/OLS夜间卫星灯光数据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以解决中国地区GDP测量不准确的问题。

(供稿人:张俊)

【工业地价补贴、地区竞争与产出效应】谢贞发、朱恺容《财政研究》2019年第4期,原文20千字

中国特殊的官员晋升机制和财政压力与土地制度相结合,催生了中国式“以地谋发展”模式。文章重点关注中国式地区间工业地价引资竞争问题,以期更好地理解地方政府以地价表征的“为增长而竞争”的行为及其效应,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转轨轨迹。同时,深入研究中国式地区间工业地价引资竞争问题,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式体制型产能过剩问题形成机理的认识。

文章构建了一个地区间以工业地价表征的资本补贴竞争博弈模型。研究证明,引资补贴博弈会导致过度补贴的“逐顶竞赛”结果,使得均衡结果中工业地价过低,抵消甚至超过资本税收。且在资本供给弹性为正的情形中,过低的工业地价会引起资本总供给和总投资增加,从而为资本补贴引致过度投资的现象提供了理论逻辑证明。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三个理论预测,并利用104个城市2008—2015年的工业地价、工业用地出让宗数和相关产出数据以及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Durbin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了三个主要结论:地区间存在着显著正的工业地价空间策略互动关系,表明地区间的确存在着以工业地价补贴资本的竞争行为;工业地价(包括相邻地区工业地价)对工业用地出让宗数不产生显著影响,表明工业地价对招商引资项目基本是无效的;工业用地出让宗数对地方工业总产值、地区GDP和财政收入仅有短期正向影响,而中长期基本无影响,表明低工业地价引致的过度投资只有短期刺激效果,难以产生长期持续的效应。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进一步完善现代财政制度,优化财政激励,从制度根源上抑制地方政府以大量供给土地等生产要素来实现粗放式经济扩张的发展模式。第二,赋予地方政府公开透明适当的政策工具,引导地方政府朝着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与本地优势相适应的经济专业化建设等更有利于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的方向上竞争。第三,完善事权与财权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合理规范划分各级政府间的财权财力,缓解由不恰当的财政压力所引致的地区间竞争问题。第四,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土地要素市场化建设,通过完善的市场机制实现土地要素的集约利用和合理配置。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理论上证明了以工业地价等表征的资本补贴竞争会引致更多的全社会资本总供给和总投资,为体制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提供了逻辑自洽的理论基础。第二,用工业地价实证检验地区间土地引资竞争的空间策略关系,克服了文献中采用土地出让面积或协议出让宗数进行实证检验的缺陷,与理论逻辑更为一致,从而可以更为直接地检验地区间以工业地价表征的引资竞争关系及产出效应。

(供稿人:谢贞发)

【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国内市场分割吗?】范欣、宋冬林、赵新宇《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原文15千字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快速发展。中国的发展实绩既得益于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发,也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及其释放的制度红利,特别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历史经验表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市场的整合和统一,而不是市场的分散与孤立。统一的国内市场能够促进市场竞争充分开展、规模经济发挥作用和市场规则逐步规范,使得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并最终流向最有效率的部门。因此,打破市场分割,加快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文章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了基础设施建设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市场分割空间聚集效应明显,“以邻为壑”现象在中国仍长期存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效应显著,可为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但其贡献率在时序上变化不大;从整体上看,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但分阶段下后期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变得显著。从区域发展战略角度看,同属某一区域内相邻的省市的市场分割反应系数均显著小于两省市虽相邻但却分属不同区域的市场分割反应系数。从省市所处区位来看,地处内陆地区的省市的市场分割反应系数均显著大于地处沿海地区的省市的市场分割反应系数。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差异。在加快四大区域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注重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兼顾量的提升的同时,应更注重质的飞跃;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相对较小,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区域间的差距。第二,加强投资主体的跨区域协作,削弱地理界限对市场的不利影响。“以邻为壑”现象在中国长期存在的事实,需要中央政府从政策层面进行引导,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战略,加强跨省之间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第三,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地方政府应正确认清自身定位,充分发挥政府导向功能,避免人为的过多干预市场秩序,以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性市场分割领域,而在自然性市场分割和技术性市场分割领域的文献还不多见。因此,本文利用跨期分工决策模型构建了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市场分割的统一框架,实证研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这将弥补只考察市场分割的制度因素的不足。

(供稿人:范欣)

【中国实体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研究】马燕坤、陈耀《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2期,原文12.5千字

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近年来,我国经济“脱实就虚”问题愈加突出,加上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积压了大量的资金,使得制造业逐渐萎缩,对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大,实体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性。优化实体经济空间格局应是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

工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主体。文章主要从工业经济的角度来考察我国实体经济的区域发展,首先从总体形势、四大板块、省域三个层次分析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区域发展现状特点,然后指出了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较低严重制约着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中西部地区实体产业盈利空间收窄对于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不利、融资难严重阻碍着各地区实体中小企业发展、生产成本上升削弱了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和区域分割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五个方面。

针对我国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文章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第一,多渠道降低实体企业的经营成本,包括减轻实体企业的税费负担、引导金融机构资金向实体中小企业倾斜和扩展实体企业的融资渠道;第二,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进全国市场一体化建设,包括政绩考核体制改革、全国基本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建立健全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第三,制定针对性强、力度大的优化政策和改革措施,有重点地推动中西部地区新的战略性区域加快工业化进程;第四,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强化市场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五,打造实体经济监测平台,加强实体经济运行监测。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基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大的特征,从区域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问题,弥补了现有文献仅对我国实体经济整体发展进行研究的不足;第二,政策上,从降低实体企业经营成本、建设全国一体化市场、推动新的战略性区域加快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实体经济运行监测五个方面提出了优化我国实体经济空间格局的政策措施。区域发展差异性造成了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困境的区域差异性,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注重政策措施的普适性,另一方面更要因地制宜,解决不同区域面临的不同问题。

(供稿人:马燕坤)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经济效应评估——基于HCW法对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比较分析】武剑《经济学家》2019年第8期,原文18千字

从2013年9月至2018年4月,中国相继设立了四个批次12个自贸试验区,构建了一个从南到北,由东至西“1+3+7+1”的自贸试验区“雁阵”新格局。在这新一轮改革开放中,中国自贸区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和发展,但与国外成熟的自贸区发展模式相比,中国当前的自贸区发展实际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因此,如何对过去一时期中国自贸区的政策效果进行客观准确地评估,并以此为基础深入总结和统筹谋划,从而为下一步自贸区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参考依据,已成为当前中国学界和政界不断探讨的焦点问题以及未来自贸区工作重点。

文章运用最新发展的HCW法和排序检验法从多指标视角对上海、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政策的经济效应及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表明:自贸区政策虽然对上海、广东、福建、天津相关经济指标产生一定程度影响,但与未设立自贸区省市相比,在所考察的16个自贸区经济指标中,仅上海固定资产投资额、广东和福建进出口总额、福建经济增长4个指标的政策效应估计量达到了显著水平,这表明:当前上海、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的政策红利效应实际并未得以充分释放,各地自贸区制度亟待进一步优化设计。

本文政策启示:第一,大多数未设立自贸区的省市会结合自身特点相应地设计出有利于本地区在投资、对外贸易、财政收入等方面的政策,同时,这些省市也有可能得到来自于国家针对它们的特殊发展政策,最终这两方面因素使得这些未设立自贸区的省市实际发展情况并不弱于甚至还强于设立自贸区的省市。第二,自贸区政策可能会对所在地的发展政策产生替代效应,即:一部分自贸区政策只是对原有地方发展政策的一种改头换面说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故自贸区政策对推动地方生产力发展并没产生实质性效果。第三,下一步自贸区政策创新,既要考虑其制定政策作为国家战略所具有的可复制和可推广的共性,同时也要兼顾自贸区所在地的发展特性,充分考虑到自贸区政策与所在省市已有政策的兼容性和协同性。

文章的主要贡献:第一,基于标准的HCW法,首次从投资、对外贸易、财政收入和经济绩效多个视角选取指标,对上海、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政策的经济效应开展比较评估,从而弥补了现有文献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缺失。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引入排序检验法对基于HCW法得到的政策效应估计量进行严格的“有效性检验”,从而可辨识出自贸区政策效果相对于其他地区发展政策所具有的显著有效水平,因此,能够为当前自贸区政策效果提供一个更为精准而客观的认识。

(供稿人:武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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