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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产业组织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四篇 论文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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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食品安全法》是否保障了食品安全?— —基于国际比较回归合成控制法的规制效果推估】白雪洁、程于思《财经论丛》 2019年第4期,原文13千字.具体来说,方向上应从强化规制转向放松规制,内容上从经济性规制转向社会性规制,方式上从歧视性规制转向公平竞争规制,方法上从正面清单制转向负面清单制,流程上从前置审批转向后置监管,机构上从专业型部门转向综合型部门,机制上注重使用“规制沙盒” 。本文的研究或将为推进自然垄断理论在国企改革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提供思路上的启发和方法上的借鉴。
关键词

规制

国有企业

产业政策

原文

混合所有制

垄断

影响

政策

治理

僵尸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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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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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是否保障了食品安全?——基于国际比较回归合成控制法的规制效果推估】白雪洁、程于思《财经论丛》2019年第4期,原文13千字

食品安全规制是社会性规制的重要领域,法律手段的威慑力对保障食品安全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陆续发生一些诸如“瘦肉精”“地沟油”和“毒大米”等食品安全事件,引起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极度担忧和关切。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试图通过出台一系列法律和政策的方式,建立一个完善的食品安全制度保障体系。2009年,我国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并于2015年对该法予以修订。该法力求构建一个有序的食品安全环境,保障全体国民餐桌上的安全。

文章以2009年该法律的颁布实施为政策冲击时点,构建基于回归合成控制法的政策效果评估模型,以食品安全规制水平相当的其他相关国家为对照组,推估《食品安全法》更早制定实施,对我国长短期食源性疾病和食物中毒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使得食源性疾病暴发起数在短期内增多607.68,在长期内增多599.75;食源性疾病患者数在短期内减少13436.50人,在长期内减少13416.21人。将食物中毒事件数或食源性疾病暴发起数作为食品安全规制政策效果指标,中国《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短期绩效难以评定;如果将患者数和患病率作为食品安全规制政策效果指标,中国《食品安全法》的实施绩效在长短期都显著为正。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法律规定的食品卫生和质量标准应该足够高。第二,在制定高的食品安全标准过程中需要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第三,制定足够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后更应严格执行。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基于健康风险视角探讨一项重要的食品安全规制政策即《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的执行效果,填补了现有文献对中国食品安全规制领域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效果研究的空白。第二,研究方法上使用回归合成控制法来推估《食品安全法》的实施效果,不仅克服了政策冲击的内生性,而且在实证中可行性强于其他方法。

(供稿人:程于思)

【产业政策视角下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政策调整】刘小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7年第7期,原文15千字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产业政策的重要实施主体和作用对象。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国有企业通常被赋予多重角色和任务。一方面,很多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制政策的落实都以国有企业为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处于自然垄断和公用事业领域中的国有企业又是管制政策的主要作用对象。因此,产业政策不仅需要借助国有企业予以实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有企业的行为模式、市场地位和绩效。这决定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不仅需要以界定国有企业在产业政策中的作用为基础,也需要与产业政策的调整相配合。

文章从产业发展政策和自然垄断领域的规制政策两个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在产业政策实施中的积极意义,并探讨了目前产业政策所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具有规模、资金和研发能力上的优势,并在基础研究和标准制定等具有较强公共品供给特征的技术创新领域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借助国有企业实现发展目标的过程往往与直接的行政干预紧密联系,很容易导致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性的丧失和资源配置扭曲;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国有企业也是保证基础产业发展,实现公益性目标以及实行行业准入和价格管制的重要载体,但这也导致了国有企业很强的行政性垄断地位。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国有企业在产业发展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应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对于其他竞争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应让市场机制决定国有企业的去留。第二,需要慎重地评估产业政策的成本与收益,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干预,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以更为开放的形式实现产业发展。第三,将管制与放松管制相结合。对于不存在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以及自然垄断行业中的竞争性环节,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对于自然垄断环节的国有企业,应当通过有效的机制设计限制企业市场势力,并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的实现方式,提高经营效率。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的行为、市场地位和绩效的影响机制与渠道,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与产业政策的调整相配合。第二,从产业扶持政策和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政策两个视角,提出要根据行业特征以及国有企业的作用分类进行政策上的调整,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提供了产业政策视角上的理论基础。

(供稿人:刘小鲁)

【产业政策中的资金配置:市场力量与政府扶持】金宇超、施文、唐松、靳庆鲁《财经研究》2018年第4期,原文17千字

作为我国政府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产业政策不仅对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具有极大的导向作用,而且会影响宏观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如何有效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政策支持的行业,是产业政策发挥成效的关键。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调控在弥补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把控宏观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政府调控并不意味着完全无视市场规律,产业政策需要市场机制的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考虑市场竞争规律可能带来的产能过剩等负面影响。那么,在我国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市场力量和政府扶持究竟如何影响资金配置?两者之间如何相互协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对于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和经济的长远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相关研究未深入考察经济资源在扶持行业之间及行业内部配置的规律,而且没有综合探讨不同资金配置的关联。文章考察了市场力量与政府扶持两种机制如何引导产业政策下的资金配置。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债务融资和政府补助。其中,债务融资更多地流向了成长行业中规模较大的企业,政府补助使成长行业中的小规模企业和成熟行业中的大规模企业受益更多。结果表明,市场看重企业的增长机会,政府补助则会顾及当前成长性较弱而相对不受市场青睐的企业,对产业政策下的市场化资金配置起到了补充作用。文章的研究为如何协调市场机制和政府扶持两种力量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文章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有别于以往的研究大多单独考察产业政策下特定资金的配置,文章综合考察了在产业政策引导下的资金配置中,市场力量与政府扶持扮演的不同角色,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为更好地理解产业政策如何引导市场力量以及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二,文章深入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之间以及特定的政策支持行业内部,为产业政策如何影响资金配置的问题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经验证据。相对于以往的文献在解释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低效率时倾向于关注地方政府的代理问题,文章关注了产业政策在协调政策目标和市场力量时可能存在的激励偏离。第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文章以产业政策中的资金配置为对象,为这一重大理论观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注解,也为如何协调市场机制和政府扶持两种力量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供稿人:施文)

【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路风《管理世界》2019年第9期,原文56千字

高速铁路的发展已被广泛地认为是中国的一项伟大成就。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焦点更多地转向解释取得这个成就的原因。不过,这时也容易产生事后的“功能式”解释。澄清因果关系的切入点是追问:为什么今天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是高铁发展的领先国家?除非中国高铁后来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而且除非中国高铁的发展后来出现不同于其他领先国家的“模式”,否则中国就更可能被看成是一个高铁的追赶者甚至模仿者,而不可能会被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引领了轨道交通方式的革命。历史的事实是,这两个变化都在中国开始建设高铁之后的过程中出现:不仅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而且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国家——这是不同于所有在高铁技术上曾经领先国家的建设方针和发展轨迹。于是,解释中国高铁的成功就必须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从引进技术开始的高铁建设后来会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并取得成功?为什么在初期同样只是为了补充和改善传统铁路的高铁建设后来会走上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道路?

文章从过程性和历史性的视角,通过对这两个“转变”过程进行全景式分析,揭示出在解释中国高铁的成功时被广泛忽略的因素,即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和国家对于发动铁路激进创新的关键作用。这些分析否定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的流行性说法,也指出了造就成功的战略行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本文最后指出,系统层次的创新是保持中国高铁领先的关键。

文章的中心论点是:走上自主开发道路和形成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方针”是成就中国高铁的两个直接因素或变量,但它们不是在起点上被政策设计出来的,而是被若干种力量在一个连原铁道部也被迫改变初衷的实际过程中所塑造出来的。因此,中国高铁成功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其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做法,而在于使这些做法发生变化的力量。

文章为理解中国高铁发展的成功迈出可经受经验证据验证的一步。虽然文中把在过程中发生的转向自主技术开发和形成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方针”定义为决定中国高铁成功的两个直接变量,但仍然为讨论什么是影响这两个转变的因素留下余地。此外,文章集中在高速列车的技术领域。高速列车是高速铁路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但却是最具技术含量的核心系统,也是从国外成套引进技术的领域,而且是发生事故时被关注的焦点(因为载人)。因此,分析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发展的原因,可以帮助理解中国高铁发展的主要问题。

(供稿人:李逸飞)

【大数据发展、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效率】赵云辉、张哲、冯泰文、陶克涛《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原文17千字

“互联网+”背景下,世界各国在政府治理问题上面临多中心性、治理对象的双重性等挑战,这些挑战制约了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的价值日益凸显,运用大数据技术能够改善政府运作模式及内部决策效率,提高信息透明度,改善传统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从而更加高效、快捷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推动人民满意型政府的建设。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政府开始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推动政府治理创新,但对经济转型国家而言,由于制度不完善,大数据发展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导致了政府“治理不足”。亟须深入探讨大数据发展和制度环境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机理,以明确经济转型背景下如何运用大数据提高政府治理效率。

文章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理论,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点,运用截距固定效应最小二乘法和广义距估计法,对中国31个省区市2008—2017年的非均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揭示大数据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与政府治理效率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政府绩效和抑制腐败有正向影响,而对监管质量和法制水平的影响作用不显著。(2)在较好的制度环境下,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政府绩效、抑制腐败的影响作用增强;制度环境对大数据发展水平与监管质量和法制水平之间关系的影响不显著。(3)中国各省区市制度环境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政府治理效率产生不同影响的主要边界条件。

基于以上的研究发现,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发挥大数据技术在提升政府治理效率中的重要作用。(1)研究表明大数据对政府治理效率提升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应该采用辩证的观点应用大数据技术,特别关注大数据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变化之间的匹配程度。(2)各级政府必须转变职能,从管制型、审批型政府转向规制型、服务型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推进政府自身转型,这才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键。大数据技术必须与制度环境协调配合,只有在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双重作用下,政府治理效率才能真正有效地提升。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以交易成本和制度理论为理论依据,深入分析大数据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机理,明确了经济转型背景下如何运用大数据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弥补了现有文献对两者关系研究不够明晰的缺陷;第二,从制度的动态观视角探究制度环境在大数据影响政府治理效率中的作用,揭示了大数据发挥积极作用的边界条件。

(供稿人:张哲)

【动态激励、声誉强化与农村互联性贷款的自我履约】米运生、廖祥乐、石晓敏、曾泽莹《经济科学》2018年第3期,原文15千字

为避开有效抵押品不足的问题,小额信贷模式引入小组担保和连带责任,将社会网络嵌入贷款模式。其依赖于社员成员的横向交际,内含静态时间假设。这使其难以适应农业产业化条件下的分散决策和动态环境中的连续博弈。当声誉的横向溢出效应受限时,如何通过动态激励机制的引入而实现信贷契约的自我履约,是事关农户贷款能否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农业产业化比较发达的中国,互联性贷款不但将产品、信贷市场联结于一体,而且也需要将时间因素纳入还款激励的机制设计。

研究方法:以企业与农户之间的权利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为基本假设,将Egli(2004)对于信贷市场动态激励作用机制的分析扩展于互联性市场,构建一个多阶段的动态关联博弈。逻辑演绎得到三个假说:动态激励能够强化声誉效应;声誉效应促进互联性贷款交易的自我履约;动态激励通过强化声誉效应,进而促进互联性贷款的自我履约。为验证理论假说,使用江西和广东两省416份农户问卷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主要发现:其一,动态激励能扩展声誉资本、强化声誉效应。因为,它为履约记录良好的农户提供了规模递增的贷款即产生了未来溢价。其二,声誉效应可促进互联性贷款契约的自我实施。在互联性贷款契约中,违约农户的不良声誉会在社区内传播,而其他交易伙伴也会终止对农户的贷款。其三,借助动态激励,互联性贷款的声誉效应得到强化,并使契约得以更好地自我实施。

特殊的国情要求学者们洞察中国经济的异质性,并进行理论创新。就此而言,本文有两个启示:其一,中国互联性贷款模式是信贷—产品的互联和信贷—要素的互联混合体。这是一种迥异于其他国家的互联性贷款。其二,因为处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所以成长过程中的互联性交易可通过预期增加的回报来强化声誉效应。

基于成熟经济体的声誉效应理论,尽管在分析作用机理时考虑了动态时间和重复博弈,但隐含着未来预期现金流不变的假设。发展中国家实践的声誉效应作用机制,主要基于静态社会的横向信任和社会网络。少部分文献注意到累进贷款的实践,但没有从产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综合角度去分析声誉效应及其对互联性贷款自我履约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的理论创新是在洞察中国特色互联性贷款模式的基础上,从动态激励视角扩展了声誉效应的作用机制。

(供稿人:米运生)

【竞争中性的理论脉络与实践逻辑】刘戒骄《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6期,原文27千字

竞争中性在学理上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与古典经济学反对保护特殊利益、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看作不受干涉和价值中立的自然力量、凯恩斯主义主张实施积极和有限政府干预政策等理论有着悠久深厚的渊源。竞争中性主张约束那些造成市场主体竞争优势差异的政府措施,非歧视性地对待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及要求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增强行政行为透明度等规定,体现了各类市场经济体制共同的价值理念,也是贯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和原则之一。面对世界经济百年不遇之复杂变局,响应和接受竞争中性既是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新变化,也是中国自身推进改革开放和增强中国经济体制活力的客观要求。

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认可竞争中性的核心理念,但关于竞争中性概念表述、实行竞争中性做法和制度着力点存在差异。本文立足于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和建设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视角,分析了中国经济体制与竞争中性的兼容性,挖掘和梳理了经济学说和当代经济学著作中有关竞争中性的论述,提出了以政府增进市场与促进公平竞争、统一市场建设与制度型开放、规制改革与产业政策转型为关键点的竞争中性的制度范式。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竞争中性概念的提出背景、初始目的和核心要义出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竞争中性的兼容性、理论渊源与逻辑脉络、制度体系和关键点进行考察研究。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竞争中性的兼容性,论文提出竞争中性不禁止一国设立国有企业,而是主张平等对待各市场主体,政府在市场竞争问题上保持不偏不倚,避免企业间相对竞争优势因政府政策而造成变化,非歧视性地对待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等核心内容,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贯穿至今,并将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主要理念和原则。关于理论渊源与逻辑脉络,论文从反对和支持政府干预理论的碰撞孕育了竞争中性的胚胎、政府与市场并存和市场需要制度保障催生了竞争中性理念、不同类别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使竞争中性概念破茧而出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关于制度体系和关键点,论文着眼于国内推进竞争中性改革的重点领域以及矫正可能给市场主体造成竞争优势差异的政策与行为,论证提出了对标国际规则促进制度型开放、整治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建设统一市场、约束局部利益和集团利益促进社会整体利益、放松和减少规制促进市场竞争、推进市场准入管理的非歧视化、促进产业政策向竞争中性转型等措施。

(供稿人:刘戒骄)

【品牌商对上游供应商生产过程环境监管的博弈模型——基于政府惩罚的视角】窦一杰、刘秀兰、孙杰《产业组织评论》2017年第1期,原文13千字

国内外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和风起云涌的环保主义运动使供应链品牌商开始注重上游供应商的环保绩效,例如,我国2007年3月施行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推动品牌商重视上游供应商零部件的有害物质管控。2010年开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自然之友等国内环保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了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项目,对于推动IT品牌商提升上游供应商生产过程的环保绩效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实中,品牌商的上游供应商同时受到品牌商和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品牌商在推进上游供应商提升环保绩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环保惩罚等环境监管措施以及消费者环保偏好等可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文章针对品牌商对上游供应商环境监管的博弈问题,考虑政府惩罚政策、消费者环保偏好、产品质量差异等因素,构建了品牌商和普通制造商间的二阶段博弈模型。数值分析结果表明:品牌商对供应商环境监管成本的降低会导致供应链利润增加以及消费者剩余、社会总福利的提升。供应商边际成本上升程度不高时,即在品牌商的环保要求下,供应商需要付出的环保成本不高时,品牌商更有动力去监管自己的供应商。面对品牌商的环保压力,供应商污染物减排效率更高时,品牌商监管供应商的积极性更高,供应链总利润、环境改善水平、社会总福利都呈增加趋势。政府提高单位污染物罚款力度和提高污染物超排标准都可以提升品牌商对供应商的环境监管水平。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地方环保部门应增强环保信息公开,非政府组织积极对政府公开的基础数据进行再加工开发大数据平台,品牌商可利用这些公开的基础数据及大数据平台提高环境监管效率,降低对污染供应商的环境监管成本。第二,环保非政府组织在选择品牌商进行施压(即选择施压对象)时,要同时关注品牌商上游供应商的资金实力,以及技术和管理水平。第三,政府提高单位污染物罚款力度和提高污染物超排标准都可以提升品牌商对供应商的环境监管水平,政府应该结合不同的政策目的(例如,提高政府收入、提升微观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品牌商产品市场份额、提高社会总福利等)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综合考虑了消费者环保偏好、政府惩罚政策、品牌商对上游供应商的环境监管水平等各个因素,构建品牌商和普通制造商间的二阶段博弈模型,深入探究生产商间的博弈关系,弥补了现有研究考虑因素单一的不足。

(供稿人:窦一杰)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肖红军、李平《管理世界》2019年第4期,原文40千字

随着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平台型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重要性更加凸显。但是,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象和异化行为却频频出现甚至层出不穷,引发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一方面,平台型企业在自身的商业行为中经常发生违背社会责任事件;另一方面,平台型企业对双边用户的不负责任行为缺乏管理,导致双边用户依托平台进行的供给或消费行为对经济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形成平台型企业的第二层次社会责任缺失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一直效果不佳甚至陷入困境。

文章从企业与社会关系理论、利益相关方理论、双边市场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出发,沿着“情境变化—角色变化—责任变化—行为变化—治理变化”的逻辑思路,对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与生态化治理范式进行尝试性探寻。重点是识别出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完整内容边界、研究了平台情境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范式创新的需求、解构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的范式架构、构建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的实现机制、探寻出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的实现路径和方式。

启发性结论:第一,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个层次包括作为独立运营主体的社会责任(第Ⅰ层次)、作为商业运作平台的社会责任(第Ⅱ层次)和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社会责任(第Ⅲ层次)。第二,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范式的核心构架是分层次治理与跨层次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方式,个体、情境与系统“三管齐下”的全景式治理方案,以及跨生态位互治与网络化共治的立体式治理方略。第三,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要求构造主要生态位的社会责任自组织机制,包括个体社会责任管理机制、责任型审核与过滤机制、责任愿景认同卷入机制、责任型运行规则与程序、责任型评价与声誉机制和责任型监督与惩戒机制。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构建的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内容边界界定“三层三步法”较好地弥补了已有方法的缺陷,拓展和深化了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研究。第二,依据平台情境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构造新的社会责任治理范式,延伸和创新了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研究。第三,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范式能够为整体性的平台治理提供新思路和新借鉴,一定程度上丰富、扩展、深化和完善了平台治理研究。

(供稿人:肖红军)

【网络型资源、递增阶梯定价与两部制菜单的等价性】方燕《产业组织评论》2017年第3期,原文16千字

为了兼顾经济效率、成本补偿、收入再分配和节约环保等政策目标,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决定实施居民用电阶梯定价政策。2012年除西藏与新疆外中国大陆所有地区全面实施递增阶梯电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继宣布,将在2015年底全面实施居民阶梯水价与气价,并着手探索成品油和煤炭等能源的递增阶梯定价改革方案。递增阶梯定价下用户所要支付的单位价格,随着其消费量的增加会阶段性地递增。

鉴于网络型资源独特的经济和技术特性、多元化目标诉求,以及统一定价和两部制定价等形式的固有缺陷,在网络型资源领域采用递增阶梯定价逐渐成为主流定价方式。虽然递增阶梯电价和水价政策改革陆续实施,但是有关递增阶梯定价的诸多理论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其中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最优递增阶梯定价机制的设计和执行。由于优化技术难以处理和消费决策集中,在网络型资源领域直接设计最优递增阶梯定价机制异常复杂:不同结构参数之间存在互动效应:边际价格和阶梯数量显然与阶梯数有关,而阶梯数又受边际价格和阶梯数量的影响。

为了规避直接设计最优递增阶梯定价机制的困难,本文通过证明递增阶梯定价与两部制定价菜单在修正性福利意义上的等价性,试图将最优递增阶梯定价设计转化为最优两部制菜单设计问题,从而简化递增阶梯定价的设计。在两部制菜单下,虽然菜单选项的数量的内生性意味着两部制菜单的设计也不是那么直接和简单,但是两部制的边际价格不存在互动效应,从而更方便处理。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在网络型资源(或公共事业)领域,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修正性福利最大化视角,不考虑需求的随机性因素,递增阶梯定价与两部制菜单的等价性关系是否成立?结果发现,在网络型资源领域,递增阶梯定价在特定情况下同样存在等价的两部制菜单。这个结论不单有助于说明递增阶梯定价相对于连续递增定价的渐近有效性,还有助于确定递增阶梯定价的最优阶数,因而将促进网络型资源领域最优递增阶梯定价设计的研究。只要这个等价性关系成立,最优n级递增阶梯定价,能过渡为最优n列两部制菜单定价设计问题,从而弱化递增阶梯定价中数量分割点与边际价格间的互动关联性。具体地,最优二级和三级递增阶梯定价设计分别转化为最优两列和三列两部制菜单问题,这样对评估和完善城镇居民阶梯电价(气价和水价)改革方案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供稿人:方燕)

【网约车的边缘性进入对出租车市场结构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孟昌、齐驰名《产业经济评论》2017年第16卷,原文12千字

城市出租车市场普遍处于数量控制和服务价格的双重管制下。数量控制是政府通过设置行政性进入壁垒对在位企业实施了保护,其在创造了非市场性租金的同时易形成寻租利益集团。北京市出租车市场就处于严格的进入管制和数量控制下,曾长期出现打车难和黑车“泛滥”等情况,这说明,出租车存量“变动”可能远滞后于需求增加,而基于互联网APP平台的网约车边缘性进入迅速改变了这一状况。由此引出的问题是:(1)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考察,出租车市场是否应该允许或者接纳这些新进入者,即是否应该放松乃至取消行政性进入壁垒下的数量控制。(2)网约车进入突破了贝恩(Bain)市场壁垒,绕过了管制壁垒而对在位传统出租车企业形成了竞争,其产业组织结构与不同集团的利益会如何变化。本文研究了网约车进入对行政性进入壁垒保护下的出租车行业的冲击及出租车市场结构的演变,并基于乘客和司机问卷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其对传统出租车市场的冲击和各主体的利益的影响,为出租车市场管制改革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边缘性进入假说的博弈模型表明,网约车进入降低了管制者效用水平。管制者是否阻止进入取决于管制者与出租车公司的利益分享。若存在分享,会阻止进入。若不存在,则会容纳。继续对出租车实行双重管制的情况下,网约车进入会导致出租车公司利润下降,如果出租车公司不降低其垄断“租金”即“份子钱”,而向下挤压司机收入,会引起司机退出。课题组于2016年的1月对北京市542名出租车司机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5%的司机表示专车和拼车对他们的收入影响较大,如果“份子钱”不降低,有50%的出租车司机表示将会选择退出行业。

网约车的边缘性进入打破了出租车市场的行政性壁垒,能提高消费者福利。课题组对消费者的问卷调查也显示,政府关于“专车”和“拼车”非法运营的认定违背了消费者意愿,会降低消费者福利。研究结果和结论意味着,政府应该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认识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演化出来的新产业组织形式在改善乘用车利用效率和增进社会福利方面的意义,逐步放开出租车市场的进入管制,设立运营车辆的服务质量标准,将规制重点由数量和价格控制的经济性规制转向注册登记制下的社会性安全规制。对于既有的经济性规制,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同时,放松直接价格控制,尽量让市场定价。市场定价后的管制重点是“反垄断”评估和审查,最终实现市场绩效提高后的公共利益的增进。

研究的主要贡献,一是结合出租车行业的体制性和产业组织特征,基于边缘性进入假说建立了网约车进入的“阻止—容纳”博弈模型;二是根据理论模型和数据调研的分析结果,提出了规制改革的建议,即政府应该从公共利益出发,逐步放开对出租车市场的管制,将对出租车市场的管制由经济性规制转向社会性规制。

(供稿人:孟昌、齐驰名)

【新经济与规制改革】戚聿东、李颖《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3期,原文27千字

新经济正在改写和重构世界经济的版图,其对传统经济的颠覆性作用和替代式地位,用“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来形容并不为过。独角兽企业的异军突起,助推了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使得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新经济化”。

大力培育发展新经济,将会大大加速中国经济的追赶和超越进程。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发展新经济过程中,现有的政府规制体制是否适用于新经济?政府规制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毕竟,新经济的产生机理和运行逻辑都有别于传统经济,继续沿用现有规制体系会损害和阻碍新经济的活力。

本文依据熊彼特的五大创新来源视角,将新经济形态分为产品、工艺、市场、资源配置、组织等五个方面的具体创新,认为新经济在基础支撑、技术特征、组织结构、产业组织等方面与传统经济有着显著区别。本文借鉴波特的“钻石模型”,从企业进入战略、面临的新机会、市场需求条件、生产要素转换、相关产业支持以及政府角色等六个方面阐述了新经济的产生机理,从新经济运行的底层推动力、内部运行系统、外部环境三个方面阐述了新经济的运行逻辑。政府规制建立在基于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公共产品、公共安全等因素引发的市场失灵基础上,这些因素在新经济运行逻辑中都有了根本变化,若将新经济纳入传统规制体系,既难以达到规制目的,又会挫伤新经济企业的积极性,因此,必须进行规制改革,实施审慎规制、包容规制、简约规制和智慧规制。

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表现为面向新经济,政府规制需要“七大转型”。第一,方向上从强化规制转向放松规制。第二,内容上从经济性规制转向社会性规制,即着重针对质量、安全、健康、环境、秩序等方面的潜在问题进行规制。第三,方式上从歧视性规制转向公平竞争规制。第四,方法上从正面清单制转向负面清单制。第五,流程上从前置审批走向后置监管。第六,机构上从专业型部门转向综合型部门。第七,机制上注重使用“规制沙盒”。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从企业进入战略、面临的新机会、市场需求条件、生产要素转换、相关产业支持以及政府角色六个方面,揭示了新经济的产生机理,并从底层推动力、内部运行系统、外部环境三个方面阐述了新经济的运行逻辑。在新经济的运行逻辑下,传统上基于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安全等因素而产生的政府规制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为此,政府规制改革势在必行。具体来说,方向上应从强化规制转向放松规制,内容上从经济性规制转向社会性规制,方式上从歧视性规制转向公平竞争规制,方法上从正面清单制转向负面清单制,流程上从前置审批转向后置监管,机构上从专业型部门转向综合型部门,机制上注重使用“规制沙盒”。

(供稿人:李颖)

【央企董事会试点、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李文贵、余明桂、钟慧洁《管理世界》2017年第8期,原文22千字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于2004年6月正式对中央企业实施建立董事会的试点工作。截至2015年年底,纳入建设规范董事会范围的中央企业共计达85家。但是,对于央企董事会试点改革的效果仍存在许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央企的内部治理机制在董事会试点以来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企业战略管理水平得以提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董事会试点中的不少外部董事只是“花瓶”,而且董事会职权没有真正落实,企业的诸多治理问题并未得到遏制。为此,文章以代理理论为基础,从控股上市公司代理问题的视角分析并检验央企董事会试点的经济后果。

文章基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央企董事会试点对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央企董事会试点显著降低了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费用和其他应收款,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央企持股比例较低的上市公司。经过进一步的检验发现,相比未纳入试点范围的央企,试点央企的控股上市公司在试点后三年内拥有显著更高的经济增加值和股票回报率。

央企建设规范董事会的核心内容是引入外部董事、适当下放权力并设立专门委员会。国资委将一些权力下放给央企董事会,有助于减少政府对央企及国有上市公司的行政干预。外部董事被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内部管理者以保护股东权利。各专门委员会的有效运行则能使企业重大决策事项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离,从而形成相对更科学的决策体制和权力制衡机制,防止重大决策的“内部人控制”,规范央企实施作为国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因此,文章结论对进一步深化央企的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自2004年6月国资委正式开展央企董事会试点以来,有关董事会试点效果的讨论从未间断,但相关探讨始终集中在观点的争议层面。文章从代理理论的视角,为央企董事会试点有助于缓解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并提升绩效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第二,控股股东的治理作用一直是公司治理理论关注的核心。文章在央企董事会试点改革的背景下,不同于现有文献只着眼于企业本身的董事会,而是分析和检验控股股东董事会建设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有助于从控股股东行为的视角为董事会的治理效应提供新的解释。

(供稿人:李文贵)

【政府干预何以有效:对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调查研究】吕铁、贺俊《管理世界》2019年第9期,原文22千字

虽然中国高铁的技术赶超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有关中国高铁技术赶超中政府干预有效性和高铁发展模式的一般性问题,学术界却存在激烈的争论,需要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还原事实、提炼理论命题。

本文作者从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对中国铁路总公司等18家单位的200余位主要受访者(访谈时间超过2小时的受访者)进行了实地调研和访谈,调研机构的选取力争做到全面、系统。通过对中国高铁技术赶超重要当事人的深入调查和访谈发现,政府干预和高铁技术赶超是在非常特定的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复杂过程。特定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技术引进时期日本川崎和法国阿尔斯通都正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中国在技术引进时全球已经形成稳定的技术路线和成熟的技术体系、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专业化的产业组织结构、半军事化管理传统形成的部门执行能力、政府管理部门同时也是用户和技术集成者、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等因素,都是政府有效干预的重要条件。政府干预和中国高铁技术成功的条件具有很强的特定性和本地性。

研究启示:每一个复杂系统行业的技术赶超都具有特定性。我们既不认同将中国高铁技术赶超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模式的观点,也不同意简单否定中国高铁技术赶超具有可复制性的观点。如果把中国高铁的技术赶超理解为在特定制度和竞争环境下政府和微观主体互动、创新的结果,则总体上看,影响中国高铁技术赶超的制度性因素(如铁路系统的垂直管理体制等)对其他产业的启发意义较弱,而相关主体行为层面的因素(如原铁道部或铁总主动引导形成有控制的竞争市场结构)则对其他产业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借鉴价值。

研究贡献:(1)强调了构建技术机会的重要性。大规模高铁建设为提振中国铁路企业和科研机构创新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至关重要。然而,快速发展的高铁市场并不是中国高铁实现技术赶超的充分条件。原铁道部和铁总构建的技术机会更多是基于技术抱负或未来市场而非当期市场需求,因而能够引导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更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因此,技术机会特别是构建的技术机会是构成后发国家技术赶超机会条件的核心要素。(2)揭示了自主创新的边界条件。中国高铁自主创新呈现鲜明的商业化应用导向,大大提高了技术赶超的效率。原铁道部和铁总既是行业管理部门,同时也是高铁装备的最终用户和创新主体,从根本上促成了中国高铁自主创新的商业化应用导向。

(供稿人:贺俊)

【中国僵尸企业的分布特征与分类处置】黄少卿、陈彦《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3期,原文24千字

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要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补短板等一系列应对经济下滑的政策措施,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加快僵尸企业退出市场运行的步伐。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数据,对中国企业中所存在的僵尸企业进行了识别,利用一种综合识别方法,能够有效地剔除政府补贴和信贷补贴,并且考虑到持续盈利能力从而利用多年利润总和进行平滑,由此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盈利状况,并更有可能将僵尸企业准确地从所有样本企业中识别出来。

2001—2007年,中国的工业企业中有10%—20%的企业属于僵尸企业。从分布特征看,僵尸企业数量的变化与经济周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国有企业在经济形势不好时,僵尸企业的数量和资产占比都是最高的;在经济形势好转时,尽管数量占比会下降,但是资产占比依然居高不下,而且,所有僵尸企业中,国有僵尸企业的占比最高;从地区看,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僵尸企业占比较高;从行业看,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和政府实施价格管制的行业僵尸企业占比较高。文章认为,应该根据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进行分类处理。对于净资产较高的僵尸企业,应鼓励股东利用公司治理机制对董事会或经理层进行改组,或者进行资产重组以恢复活力;对于净资产为负或接近为负的僵尸企业,应该通过破产程序,将企业控制权向债权人转移,由债权人决定选择破产清算还是破产重组。总之,僵尸企业的处置方式要坚持实现经营资产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是形成僵尸企业的重要原因,所有僵尸企业当中有超过90%的企业得到过政府补贴或银行信贷补贴。应破产类僵尸企业中80%都是小微企业。破产成本过高可能是导致这些小微企业在盈利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没有及时退出市场的更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在未来一方面应该利用各种公司治理机制、法律手段和市场竞争机制对僵尸企业进行处置,另一方面,也要严格财经纪律,防止现有僵尸企业进一步占用生产要素,包括资金要素和劳动力要素。这既是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意,也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渠道。

本文系统地对中国工业企业和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进行了识别,对僵尸企业在行业、地区和所有制等方面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刻画。进一步,文章建议按照破产和非破产对僵尸企业进行分类处置,以便实现经营资产价值最大化。本文的识别方法亦有所创新,可缓解企业盈余管理所带来的识别偏误。

(供稿人:黄少卿)

【专利主张实体滥用诉讼行为的规制政策】唐要家、唐春晖《产业组织评论》2018年第3期,原文18千字

近年来,专利流氓滥用侵权诉讼的案件数量迅速增加,引起各国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极大关注。专利流氓是通过机会主义对目标企业发起专利侵权诉讼或威胁性许可谈判来索要高许可费以牟取巨额利益的专利主张实体。目前对于专利主张实体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评价专利主张实体对创新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二是如何制定有效的规制政策。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国际化,国际专利主张实体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侵权诉讼案件有增多的趋势,如何客观分析专利主张实体的创新影响并制定有效的规制政策是完善中国《专利法》《反垄断法》及《知识产权反垄断指南》的重要问题。

本文重点分析专利主张实体的商业模式、专利主张实体对创新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美国和欧盟的相关政策,并基于中国的现实探讨如何构建更科学的规制政策。论文首先基于美国的典型案例和经验数据来分析专利主张实体的商业模式,专利主张实体可分为“专利组合型专利主张实体”和“诉讼型专利主张实体”两大类,其中诉讼型专利主张实体是主体。专利主张实体起诉的目标企业一般为高技术行业大企业、创业企业和专利技术产品的终端用户。专利主张实体以滥诉来牟取收益的行为,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司法成本,而且还会严重阻碍技术创新,总体上是阻碍创新和伤害社会福利的。

专利流氓泛滥的根本原因是现行专利制度体系存在的缺陷为专利流氓的滥诉和实施专利劫持行为提供了土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软件和商业方法等过于宽松的专利授予政策;二是专利侵权诉讼的高成本和专利侵权的高赔偿为专利流氓滥诉提供了巨大的牟利空间;三是自动授予的永久禁令救济造成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不对称性。因此,规制专利流氓滥诉的基本政策路向是建立更完善的专利制度体系,从制度上消除专利流氓滥诉行为。

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系统设计专利制度,以《专利法》修订为核心建立更完备的专利制度。严格专利授予审查,谨慎授予软件专利和商业方法专利;强化专利通告的作用;实行严格的禁令救济政策,明确专利主张实体不能获得禁令救济;明确标准必要专利FRAND承诺随专利所有权转移而转移的原则;建立约束专利流氓的司法诉讼制度;此外,应将反垄断执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结合起来,构建有效的事前防范和事后禁止的专利流氓规制政策体系。

(供稿人:唐要家)

【产业政策的增长效应:存在性与异质性】宋凌云、王贤彬《南开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原文21千字

中国“十三五”规划将“保增长”列于十大目标任务之首,而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发展则成为各级政府“保增长”的重要抓手。以下问题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一是产业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这种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

文章构造了中国省区产业政策与二位码产业增长指数相匹配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地方产业政策是否具有显著的产业增长效应,并考察政策效应的产业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地方产业政策总体上存在显著的产业增长效应;产业政策的产业增长效应在不同类型产业间存在显著差异;产业政策的产业增长效应因产业类型而异的可能原因是:地方政府在不同类型产业中信息完备程度不同导致其识别并扶持符合本地禀赋结构产业的能力不同。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中国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相应产业的份额,产业政策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当然,政府必须避免滥用产业政策。过度使用产业政策,不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可能还会导致“政府失灵”。第二,文章的发现为信息在政府引领产业结构变动中的重要性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产业政策的增长效应因产业类型而异,政策效应大小可能和政府在不同产业类型中信息完备程度正相关,政府提高产业政策增长效应的一个可能渠道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分析和利用产业信息,以确定符合经济体现阶段禀赋结构的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加以扶持,实现政策效应的最大化。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文章从信息完备程度差异出发为产业政策的增长效应的异质性提供了逻辑一致的解释,为政府提高产业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第二,促进产业间份额的相对变动,是政府运用产业政策的题中之意。文章考察产业政策对产业份额变动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第三,文章虽然基于中国样本,但其研究的问题—产业政策增长效应的存在性和异质性具有一般性理论意义,其研究结论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理论价值。

(供稿人:宋凌云)

【股权和控制权配置:从对等到非对等的逻辑——基于央属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刘汉民、齐宇、解晓晴《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原文18千字

中国正在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遇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企业控制权的安排:一方面,国有股代表的超级股东身份仍占据着控制权优势,削弱了异质性股东对企业的参与能力;另一方面,一股一票的股东投票规则导致企业控制权安排受制于所有权安排,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难以向深层次推进。企业控制权如何安排才能既推进混改又提高企业绩效呢?

论文针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中控制权安排的难题,利用我国央属混合所有制性质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论证了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等配置的逻辑合理性。研究发现:降低前五大股东中国有股占比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但过多提高非国有股占比不会提高企业绩效;提高非国有董事占比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但过多减少国有董事占比不会提高企业绩效;相比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国有股占比和非国有股占比的最优区间,并提出了在不改变国有控股地位的前提下,解决混合所有制改革困局的设想和建议。

研究的政策启示:第一,股权过度集中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稀释股权的改革要继续进行下去,但应在国有股占比和非国有股占比达到最优区间前继续维持国有股的第一大股东地位;第二,国有董事占比过高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须有意识地增加非国有董事占比,但应在董事会总席位已定的情况下保持国有董事的一定比例;第三,混企改革的重点是控制权安排,应在不改变国有股第一大股东地位的前提下,通过股权与控制权的非对等配置让渡部分控制权给非国有董事,甚至可以随着公司治理机制的逐步完善,让非国有董事拥有董事会多数席位;第四,加强企业混改的制度环境建设。

文章的主要贡献:第一,通过对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判断,谨慎处理了股东和董事的真实属性问题;第二,考虑到股权和控制权可能存在作用不一致现象,综合考察了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验证了股权和控制权对企业绩效的不同影响程度,论证了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等配置的逻辑合理性;第三,初步探讨了前五大股东中国有股占比和非国有股占比的最优区间,为国企混改提供了定量依据;第四,针对国企实际,提出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供稿人:齐宇)

【国有、民营混合参股与公司绩效改进】郝阳、龚六堂《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原文14千字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混合所有制”迅速成了中国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领域的中心议题之一,这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在企业微观层面上,“混合所有制”是指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股权结构,即国企允许民营资本参股和民企允许国有资本参股。在本文中,参股股东指的是处于非控股地位的股东。在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企业中,国有参股和民营参股分别对公司绩效带来怎样的影响,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产生影响?这些正是本文准备回答的问题。学术界对此虽不乏理论论证,但少有实证分析,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基础数据的缺乏。

本文对上市公司2004—2014年两万余份年报的“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性质”进行了软件抓取和手工分析,考察了国有和民营参股股东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提高了公司绩效,但国有资本之间的股权多元化对公司绩效没有正面影响;民营参股增强了国企管理层的薪酬和离职对业绩的敏感度,国有参股减轻了民企的税负和融资约束,并且在市场化越低时异质性参股股东对绩效的影响越积极。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这一转型经济体中,“混合所有”有助于弥补市场化的不足,异质性股东的“互补”使企业发挥了不同所有制资本的优势,但需要避免在改革中引入新的不平等或低效。

本文的研究对当前改革有如下启示:第一,简单的“股权多元化”并非“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是引入持股量较高和负责任的民营资本,其本质是改善公司治理机制。第二,本文支持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国企引入民营资本,建议出台相关政策为国资转让“保驾护航”。第三,建议对国有资本“交叉持股”的股权多元化改革持有谨慎态度。本文部分实证结果显示,国有参股降低了国企绩效,国有参股从激励机制和税收负担等多方面恶化了国企经营情况。第四,我们不仅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也要同时推进市场化改革,为企业营造公平的经营环境,降低企业不必要的经营成本。

文章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第一,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参股股东数据库,严谨处理了其中的“股东关系”问题。第二,考虑到参股股东在不同性质上市公司中所发挥的作用很可能会存在差异。第三,强调了“混合所有”的公司治理效应与市场化进程密切相关。

(供稿人:郝阳)

【国有企业高管“限薪令”有效性研究】常风林、周慧、岳希明《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3期,原文15千字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分配制度既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更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对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和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家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高管的“高工资”及较高增长速度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2009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下发“限薪令2009”,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限薪令2015”,政策制定者开始对国有企业高管出台限制性、规范性薪酬管控政策。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政策效果引发了社会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

文章以“限薪令2009”“限薪令2015”为研究对象,基于沪深上市公司中的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D)考察验证政府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政策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整体层面还是总经理个人层面,“限薪令2009”在统计上都是无效的,而采用类似研究方法表明“限薪令2015”政策则有效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过快增长,其高管薪酬政策效果在统计上显著有效。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政府“限薪令”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过快增长,体现政府的社会公平偏好等政策目标,政策有其现实合理性;第二,高管薪酬管控在对部分国有企业高管不合理的偏高过高薪酬进行调整管控的同时,无法对业绩表现卓越的高能力高管给予足够激励或激励不足,因此薪酬管控政策中区分“组织任命负责人”和“职业经理人”的差异化调控机制对“限薪令2009”和“限薪令2015”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显著,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异化市场化改革十分重要。第三,尽快实现国有企业高管的市场化用人机制,尽量减少高管的行政任命,充分发挥企业董事会等在国有企业高管选聘中的主导作用,才能更好使市场机制在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论证分析了政府薪酬管制政策的直接效果,补充了政府薪酬管制政策评估方法,这可能是文章在目前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政策研究进程中的方法论贡献;第二,对比分析了“限薪令2009”“限薪令2015”这两次近年来影响深远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政策,同时对比验证分析这两次影响深远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政策的直接效果在已有研究文献中尚未出现,而且研究结论对下一步政府高管薪酬管控政策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供稿人:常风林)

【上游垄断阻碍了下游企业创新吗?】郭树龙、葛健、刘玉斌《产经评论》2019年第3期,原文14千字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私营企业大量进入,下游最终消费品市场基本实现了自由竞争,但在多数上游行业大型国有企业垄断特征依然明显。石油、电力和天然气等垄断行业处在工业部门上游,其中间产品价格的制定势必会影响下游行业的投入成本进而影响其创新决策。此外,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价格垄断案件中,中间品价格垄断案占据了较大比例。在纵向市场结构下,中间品价格操纵、排他性合约是影响下游企业创新激励的重要因素。显然,对于反垄断部门来说,深刻认识纵向垄断市场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文章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上游垄断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上游垄断抑制了下游企业创新;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上游垄断主要通过控制原材料或者中间投入品价格,进而抬高下游企业经营成本,降低企业创新能力;特别是,上游垄断显著抑制了小企业创新,而对大中型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并不显著,上游垄断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微弱,对外资企业创新也无影响,却显著阻碍了民营企业创新;此外,企业可以通过进口缓解国内中间品价格上涨给创新带来的不利影响。

结论的政策含义:第一,打破上游市场的行政垄断和进入壁垒,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增强上游市场竞争活力。第二,进一步放宽原材料和中间品进口限制,通过进口更低成本的原材料、中间品减轻对国内上游市场的依赖,有力抗衡上中游市场形成的卖方垄断。第三,强化《反垄断法》执法力度,加强对纵向市场竞争状况的分析和监管,完善反垄断法配套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及实施。第四,鼓励中下游企业进行跨区域、跨行业合并,逐渐形成对上中游市场的抗衡力量,确保整个经济形成稳定的竞合关系格局。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抛开现有研究多从横向市场结构或者纵向市场下游垄断影响上游企业创新的思路,实证分析上游垄断对下游企业创新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进一步丰富了纵向市场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第二,研究更加符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实践,有助于揭示中国上游垄断如何影响下游企业创新,为相关决策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特别是,文章系统考察了进口对上游垄断与下游企业创新关系的影响,发现进口能有效缓解上游垄断对下游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为从贸易开放视角消除上游垄断对下游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提供了重要启示。

(供稿人:郭树龙)

【自然垄断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自然实验与成本函数分析法】陈林《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原文18千字

对于城市公用行业、自然垄断领域的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根本性的制度设计:国有资本在自然垄断环节必须保持控股,其混合所有制改革应是谨慎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优先对象是非自然垄断的竞争性环节。自20世纪80年代始发的国企改革,学术争鸣长期聚焦于“要不要改”的必要性讨论,对“怎样改革”等实际问题的解答有所欠缺。本文试图跳出“为产权改革而谈产权改革”的桎梏,探索这个当前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自然垄断领域如何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文章使用1998—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公用企业数据,剔除产品价格因素的影响,以成本函数分析方法测算不同的公用事业领域的自然垄断属性及其全要素生产率,并以基于自然实验的三重差分法,对自然垄断、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在统计意义上,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显著提升自然垄断环节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应该在全国和所有公用事业领域内“一窝蜂”地推进,不区分自然垄断与可竞争程度的改革存在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第三,相对于自然垄断环节,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竞争性环节的企业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体制改革的“政策红利”更大。

结论的政策启示:城市公用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优先在非自然垄断的竞争性环节推进。鉴于判定具体城市具体公用行业的自然垄断属性,是其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关键环节,而这项工作又需要从成本数据出发,故而成本数据的准确性、公开性至关重要。为此,本文建议,城市公用企业的成本数据必须强制性地对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公开,并可结合近期的立法工作予以推进。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纳入自然垄断理论的框架下,具体区分了其在垄断性环节和竞争性环节的异质性效果,并有针对性给出了如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或将为推进自然垄断理论在国企改革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提供思路上的启发和方法上的借鉴。

(供稿人: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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