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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来 源
中国产业经济学年鉴2020 \ 第四篇 论文荟萃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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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希伟、沈璐敏、吴意云、罗德明《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8期,原文17千字。结果显示:一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但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影响不显著。制造业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核心产业,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辉煌成绩,但另外,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中国制造业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初级产品产业、低附加值产业、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产业,这些产业的存在使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受制于人。也有助于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建成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
关键词

产能过剩

制造业

影响

产业扶贫

原文

劳动力

扶贫

供给

产业

电商

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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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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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异质性的形成机理】朱希伟、沈璐敏、吴意云、罗德明《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8期,原文17千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经济紧缩使中国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产能过剩导致生产要素配置扭曲,降低社会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产能过剩现象并非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1998年以来,尽管治理产能过剩的政策不断出台,但治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具体表现为落后产能久调不去,“僵尸企业”僵而不死。

文章以煤炭行业为例,在国有、民营二元所有制框架内探讨政企合谋与补贴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产能过剩形成的作用机制。理论研究表明政企合谋是造成民营落后过剩产能的重要原因,而补贴政策是“僵尸企业”过剩产能形成的一大诱因。政企合谋不仅使得本该淘汰的落后小煤炭企业存活在市场上,而且还诱使有能力投资安全清洁生产设备的企业转而选择交保护费,并以落后的方式生产,加剧落后产能的形成。与此同时,针对国有煤炭企业的补贴政策虽有利于保障国有煤炭企业安全清洁生产,但会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滋生一批依靠补贴而存活的国有“僵尸企业”过剩产能。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文章估计了政企合谋与补贴政策带来产能过剩的企业比例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由于落后产能会带来更多安全事故以及环境污染,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政企合谋带来的民营落后过剩产能比补贴带来的国有“僵尸企业”过剩产能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

结论的政策启示:化解中国目前面临的严重产能过剩,首先需要理解不同类型产能过剩背后的成因。文章发现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形成不仅来源于政府干预,而且也来源于政企合谋。正本需清源,面对产能过剩,市场手段可以缓解和化解,但如果不能厘清各类企业产能过剩的表现及成因,去产能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毋庸置疑,减少政府补贴有助于解决国有“僵尸企业”过剩产能,但民营落后产能的主要症结在于政企合谋。处置“僵尸企业”成为本轮去产能的重点,然而依然需要警惕民营落后产能在经济转暖、市场行情变好时卷土重来。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将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模型拓展到国有、民营二元结构,将过剩产能分为民营落后的过剩产能与国有“僵尸企业”过剩产能,分别探讨这两类过剩产能的形成机理,为后续产能过剩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二,从政企合谋视角切入,提供了民营落后产能过剩及淘而不汰的理论解释,丰富了关于中国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的研究文献。

(供稿人:沈璐敏)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刘建生、陈鑫、曹佳慧《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6期,原文12千字

中央政府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明确提出产业扶贫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扶贫开发发展阶段和扶贫方式的变化促进了“产业扶贫”方式变化和重心转移。从粗放型扶贫转变为精准扶贫,产业扶贫也相应地从初步概念逐步细化到县、到村、到户,成为“产业精准扶贫”。国内外学术界对扶贫工作的研究为扶贫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产业精准到户(产业精准扶贫)的实质是什么?产业怎么作用于贫困户、实现贫困户的精准脱贫?这些现实的科学问题鲜有文献论及。

文章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两个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不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到农户,与贫困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二,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第三,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第四,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仍须注意风险防患。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产业精准扶贫可以理解为以产业扶贫精准到户为核心,多主体利用各自生产要素作用于产业项目,以促进贫困户脱贫目标的实现。第二,产业精准扶贫凸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机制。第三,产业精准扶贫不仅作用于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也对公民意识的培育起促进作用。第四,产业精准扶贫具有其他帮扶模式所不具有的优势。但是产业发展风险、相关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创新性地提出了“产业精准扶贫”的概念;第二,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两个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剖析产业精准扶贫到户的实质,研究了产业怎样作用于贫困户的机制;第三,政策上,地方政府在精准扶贫的工作中充分利用“产业精准扶贫机制”,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注重带贫利贫机制,将贫困户延伸带入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实现贫困户脱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供稿人:刘建生)

【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效率提升——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刘贯春、张军、丰超《管理世界》2017年第6期,原文17千字

新古典金融自由化的主流信条强调,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违背了市场化原则,从而不能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然而,中国经济的长期出色表现正是在其金融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进程中取得的。这些典型事实至少可以佐证,中国的金融体制对其经济发展没有抑制作用。由此引申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中国金融体制在经济效率提升进程中的作用?其传导机制为何?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未来之路在哪里?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金融体系格局的合理设计问题,更关系到国家金融体系改革的重大战略规划问题。

文章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了2000—2013年中国的省级绿色发展效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随后构建Tobit模型从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两方面全面考察了金融体制改革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效率测算结果显示,绿色发展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整体较为低下且呈现“U型”的演化趋势,而规模效率较高并呈现先上升后稳定的态势。进一步的计量模型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改善了纯技术效率,并足以弥补其对规模效率造成的损失,从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特别地,金融结构与经济效率显著相关,股票市场较银行业更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率。此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强化了金融体制改革对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继续加大金融深化力度,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对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具体而言,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管制以构建完善、有效的资本市场体系,同时加强银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注重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先进管理模式的资金扶持。第二,制定合理的金融资源分配制度,扭转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对金融资源的垄断,从而实现金融体系对规模效率的积极作用。特别地,当前阶段中国的金融体系仍旧为“银行主导型”,应侧重对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银行信贷。不过,从长期来看,以“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为导向,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将更有利于实体经济的绿色发展。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将能源作为要素投入和CO2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效率测算框架,从而估计得到更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绿色发展效率。同时,将绿色发展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从而识别金融体系影响经济效率的传导机制。第二,从多维度解析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带来的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从而实证检验金融体系与经济效率的关系。第三,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这一外生冲击的重要作用。

(供稿人:刘贯春)

【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阳立高、龚世豪、韩峰《财经研究》2017年第2期,原文20千字

在人口老龄化、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全面二孩的多重背景下,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发生深刻变化,并将对制造业结构优化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低端劳动力供给数量长期不可逆趋减,成本上升,数量型人口红利消退,制造业原有比较优势不复存在;二是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下创新型人才紧缺,科技创新能力较低,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难以形成;三是人口结构转变,总抚养比上升,适龄劳动人口数占比下降,高抚养比抑制制造业结构优化。探讨如何顺应劳动力供给变化,顺势推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文章以1992—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结构的综合视角来探讨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一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但对制造业结构高度化影响不显著;二是劳动力供给质量提高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却不利于制造业高度化发展;三是反映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老年、少儿抚养比上升显著抑制了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发展,且老年抚养比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少儿抚养比。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一步调整和放宽人口与计生政策,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快速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冲击。第二,创新教育体制与人才培养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校企协同合作,联合培养产业发展所需的各层各类人才,尤其是要加快培养高技术产业所急需的个性化、多样化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依靠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三,建立健全养老与母婴保障体系,使尽可能多的劳动力从高抚养比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劳动力供给数量、质量与结构三重维度综合探讨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第二,从技术梯度视角,根据技术水平的高低将制造业分为低、中、高端技术制造业三大类,探讨劳动力供给变化背景下制造业由低端向高端升级的高度化过程。第三,分析制造业各细分行业间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从高度化与合理化两个维度综合反映制造业结构优化,进而探讨劳动力供给变化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

(供稿人:阳立高)

【劳动力技能提升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结构升级还是创新升级?】李磊、刘常青、徐长生《经济科学》2019年第3期,原文12千字

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以低价为核心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面临巨大生存压力,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唯一的出路。要素禀赋动态变化是驱动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内在因素。当下,中国劳动力禀赋条件的变化突出表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数量上,劳动力绝对数量在下降;质量上,高学历劳动力的比例在持续上升。高学历劳动力具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能够在生产中发挥“干中学”的作用,推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深度发展。因此,劳动力质量对现阶段制造业升级更为重要,如何发挥好人才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成了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文章首先在Ju等(2015)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说明了劳动力技能提升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接下来利用2005—2015年省—行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高技能劳动力的占比正在逐年提高,促进了制造业升级。机制分析发现,相比于低端制造业,劳动力技能提升促进了高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及利润率的提高,进而促使要素向高端制造业领域配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技能提升对制造业整体创新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在利用“高校扩招”构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后依旧成立。这表明,当下劳动力素质提升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多表现为结构升级而非创新升级。

文章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继续发展高等教育,提升劳动力质量。既要推动本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要办好高等专科职业教育,加强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育。第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创新能力培育。这需要高校特别是工科类院校在人才培养上兼顾现实需求,更好地依托国家战略把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好。第三,鼓励人才流动,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东部地区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人才流入的制度门槛和显性成本,完善住房补贴、随迁子女教育等多种政策措施,吸引人才流入。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用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来测算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并依此计算高技能劳动力的比重;第二,严格按照技术密集度对制造业各行业进行划分,并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给出了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定义,此外,还从创新角度考察了劳动力技能提升对制造业内核升级的影响;第三,利用中国“高校扩招”的准自然实验作为外生冲击,构建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工具变量,以此来解决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

(供稿人:李磊)

【网络借贷的角色转换与投资者学习效应】廖理、向佳、王正位《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原文19千字

投资者的投资能力为何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心的问题。通过后天反复练习来提高投资能力,已被学术界广泛证实,但仅通过简单的重复练习来提高投资能力,还存在瓶颈。有一类尚未被系统研究过的学习实践模式可能有助于投资者获取额外信息及提升投资能力:如果某项工作的从业者有过角色转换经历,即有过作为该项工作对手方的实践经历,则从事该项工作时能更得心应手。例如,有过经营企业的经历的风险投资家在风险投资中投资业绩会更好;在学术界中常见的同行评议制度也是因为匿名审稿人在相关领域有过撰写和发表论文的经历,通常更能给待审论文提出有价值的修改意见。这类基于角色转换的学习现象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将该学习效应概括为基于角色转换的学习行为。

文章通过对国内一家P2P网贷平台交易数据的分析发现,投资者存在着基于角色转换的学习效应,具体表现为:如果投资者发生过角色转换,即有作为其交易对手方——借款者的借款经历之后,其投资业绩会显著提升,该学习效应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稳健。被动的角色互换经历并不能提升投资业绩,而主动的换位思考才能带来学习效应。投资者在角色转换之后其投资风格出现显著改变,更偏好信用风险较小的借款。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通过角色转换经历可以获取在角色转换前所无法获取的信息,并通过基于角色转换的视角进行思考,将通过角色转换经历获得的信息进行加工、归纳和总结,是优化实践学习效果的有效途径。第二,股票市场投资者可结合在监管机构或上市公司者的工作经历,揣摩政府在当前形势下的最优策略,评估上市公司管理者在特定情境下的意图,以便准确研究判断政府政策走向和宏观经济形势,合理预测股价走势。风险投资者对融资者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换位思考,分析融资者提供信息的原因和出发点,并可据此对于融资者构想的创业项目前景进行更准确的预判。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借助新兴互联网金融中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数据严格、充分地检验了上述基于角色转换的学习效应。第二,基于角色转换的学习效应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投资者学习的相关理论,同时也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供稿人:向佳)

【政府补贴驱动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王昀、孙晓华《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0期,原文20千字

政府补贴作为财政支出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面向企业的生产性补贴主要有弥补市场失灵、提高出口竞争力和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的功能,但是,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效果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解释。面对日益增强的资源环境约束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工业遭遇可持续发展瓶颈,亟待转变发展方式,全面优化升级。如何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激励作用,是理论界和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文章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从工业行业层面检验了政府补贴的产业升级效应,并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微观工业企业层面考察生产性补贴对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导向性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激励了微观企业和行业整体的研发投资水平;虽然行业的出口规模扩张对工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然而政府补贴不再以鼓励扩大出口为导向;在依靠优化市场结构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的升级路径上,政府补贴没有起到明显效果,促进小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导致了行业集中度的降低。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以政府补贴的形式进一步鼓励工业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加大企业研发投资。第二,鼓励高技术、高附加值工业品的出口,限制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品与生产过程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出口。第三,以多种形式鼓励重点工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促进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通过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推进工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第四,进一步加大环境规制的力度,将部分政府补贴定向用于购置或升级减排和生产设备,鼓励工业企业开展有助于节能减排的工艺创新活动。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根据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陆续出现且日益突出的制造低端化、高能耗和高污染问题,首次提出将产业升级分为提升工业增加值、节约能源与减少污染排放三个层面,深化并完善了产业升级的内涵,并选择绿色生产率作为工业转型升级水平的衡量指标。第二,建立了包括产业升级、补贴和中间机制三个子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不仅能够检验出政府补贴作用于产业升级的具体途径,而且有效地避免了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第三,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个体企业研发、出口和生产规模的影响,证实了生产性补贴作用于工业转型升级的微观机制,保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供稿人:王昀)

【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测度、比较及动态演化——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经验研究】范林凯、吴万宗、余典范、苏婷《管理世界》2019年第8期,原文20千字

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寻找到产能过剩的成因,才能够“对症下药”。目前对产能过剩的研究仍存有争议:一方面,究竟何类行业存在过剩并未完全达成共识,政府文件一直将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五大行业视为典型过剩行业,部分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尚存在其他更为过剩的行业;另一方面,现有诸多成因文献并未就中国产能过剩形成机理完全达成共识,“市场失灵论”“国有企业软约束论”“地方政府竞争性补贴论”“潮涌理论”“渐进式改革论”等诸多成因理论均未能从实证角度论证其自身的重要性。可见,这些争议的背后原因在于可靠产能利用率数据的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实证研究缺乏。

文章基于生产函数理论,进一步扩展成本函数法的产能测度框架,试图解决要素价格水平变化、成本函数形式单一以及内生性问题导致的测度偏差;同时,借鉴生产率分解框架对产能利用率变动来源进行分解。此外,文章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相关分析。需引起重视的结论主要有:第一,并非政府文件认定的典型产能过剩行业产能利用率最低,尚存在89个四位代码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这类典型过剩行业,二者的区别主要是政府认定的过剩行业中只有国有企业存在明显过剩。第二,政府文件认定的典型产能过剩行业中,企业进入退出以及产能扩张行为均直接推动了行业产能利用率的增长,这与现有认识相悖,意味着政府长期在这类行业中推行的产能管制政策需要被进一步审视。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要重新审视产能过剩治理的目标行业,将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五大行业作为产能过剩治理对象是否合适。第二,典型过剩行业中过剩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过剩现象却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去产能”政策可能还需要进一步从国有企业改革入手。第三,将产能管制(企业准入、产能扩张均受审批限制)作为治理过剩的重要手段,可能尚需进一步研究。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方法方面,从产能的现实概念出发,基于生产函数理论改造成本函数法测算产能利用率的框架,解决了现有测度方法在产能概念界定上的部分问题。第一,假定同一个四位代码行业使用一个生产函数,但技术的异质性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中,这避免了用行业数据估计时不同行业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一致性的问题。第二,应用较为成熟的生产函数估计方法来替代成本函数估计,以避免内生性造成的利用率估计偏差。

(供稿人:吴万宗)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空间关系与实证】刘明、赵彦云《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7年第3期,原文13千字

制造业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核心产业,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辉煌成绩,但另外,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中国制造业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初级产品产业、低附加值产业、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产业,这些产业的存在使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受制于人,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监管当局通常需要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演化过程进行适度干预,目的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效率化和高级化,以进一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议题。

文章从空间角度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空间分布上,制造业产业结构出现了北京、上海、广东、重庆等四个优化省域,并以四个优化省域为中心,形成了四个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板块,且中心省域的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带动周边省域的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影响及辐射效应明显。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影响因素模型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空间依赖关系明显,并且发现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趋于优化;同时发现R&D投入也是促使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源结构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期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后危机时期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文章指出从下述几个方面入手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一是多区域布局,形成以点带面的结构优化趋势;二是加大研发投入,优先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进而促进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优化;三是引进外资、扩大开放,以提升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的比重;四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优化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文章的主要创新在于,从空间关系的角度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演化及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实现空间数量分析方法在制造业产业结构研究中的应用。

(供稿人:张雨潇)

【中国资本市场对绿色投资认可吗?——基于绿色基金的分析】危平、舒浩《财经研究》2018年第5期,原文14千字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对绿色投资的生态价值达成了共识。而绿色投资能否兼顾环境绩效和财务收益的“双重目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还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绿色基金已成为中国绿色投资市场上发展最快的绿色投资工具之一,这意味着我国机构投资者开始将环境要素纳入其投资决策中,以实现资本逐利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尽管绿色投资市场特别是一级绿色股权投资市场的数据还相当有限且不具有可比性。但绿色基金作为绿色投资的“门户”,为研究绿色投资的表现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可通过绩效评估来反映现有中国资本市场对“绿色”资产投资的定价。

文章在系统梳理了绿色投资研究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基于绿色基金的“门户”特征,选取22只绿色基金作为研究对象,在选定市场基准和匹配非绿色传统基金对照组的基础上,利用收益和风险的直接评价方法以及基于因素模型(单因素模型和Carhart四因素模型)的风险调整收益评价方法评估了绿色基金的绩效表现,并进一步分析了基金投资者(绿色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样本基金的直接收益与风险评价显示,我国绿色基金承担的风险低于市场基准,其直接收益与传统基金和市场基准没有显著差异。第二,基于单因素模型的绩效评价显示,现阶段我国绿色基金的风险调整收益要低于市场基准和传统基金,投资策略差异和成立时间长短对基金收益和风险有影响。第三,基于Carhart四因素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绿色基金的投资表现要显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市场风险因子、价值因子和动量因子可以较为客观地解释绿色基金的收益。第四,绿色基金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不高。

研究启示:第一,政府应进一步推动绿色投资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包括绿色投资主体的培育、绿色投资意识的培养、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激励以及绿色投融资制度体系的建设。第二,机构投资者应转变投资观念,积极主动地将环境因素纳入投资决策,更加关注绿色投资的长期收益,从而引导整个社会绿色投资的发展。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首次提出从环境金融、社会责任投资和金融创新的视角来审视绿色投资研究的发展脉络,是探讨建立绿色投资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系统研究体系的初步理论思考。第二,系统评价了我国绿色基金的收益与风险,得到了很多新的发现,为尚有限的我国绿色投资研究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也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供稿人:危平)

【产业扶贫基金的运行机制与效果】刘明月、陈菲菲、汪三贵、仇焕广《中国软科学》2019年第7期,原文13千字

产业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在推动贫困人口脱贫增收、带动贫困村整体发展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但我国以往的产业扶贫主要由政府主导或推动,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行为,存在资金使用效率较低、可持续性差等问题。在坚持政府推动的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参与扶贫,是提高扶贫精准性和效率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已初步探索形成兼具市场化和政策性的产业扶贫基金模式,该模式的运行机制是怎样的?通过哪些渠道带动农户?带动效果如何?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哪些制约因素?回答以上问题对于完善产业扶贫基金的运行机制,提高产业扶贫基金的实施效果,推动产业扶贫模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阐述产业扶贫基金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利用5省10家企业的典型案例数据分析产业扶贫基金的带动方式及实施成效,进而探究产业扶贫基金模式的优势和面临的困境。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扶贫基金模式以基金的形式为贫困地区具有发展前景和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注入资本,通过产业资本和贫困地区资源的结合,形成“产业基金+企业+贫困地区资源+农村人口”的运行模式;产业扶贫基金通过直接生产带动、就业带动和资产收益带动显著提高当地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还明显增加贫困地区财政收入、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等;与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相比,产业扶贫基金具有资金使用效率高、产业扶贫精准度高、可持续性强等优势;但产业扶贫基金仍处于探索阶段,实施中还面临被投资企业经济利益与扶贫责任较难平衡等困境。

为更好地完善产业扶贫基金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产业扶贫基金的潜力,提高其扶贫覆盖面和扶贫效果,本文针对产业扶贫基金模式面临的困境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基金管理公司对被投企业的监督,保证扶贫目标的实现。第二,地方政府积极搭建平台,加强与产业扶贫基金的合作。第三,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产业扶贫基金实施效果。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揭示产业扶贫基金模式理论依据的基础上,从参与主体及其作用特征方面阐述产业扶贫基金的运行机制,丰富了产业扶贫的相关理论。第二,利用典型案例分析产业扶贫基金的带动方式及实施成效,进而挖掘该模式的优势和面临的困境,有助于完善产业扶贫基金的运行模式,为贫困地区提供可参考的产业发展创新模式,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供稿人:刘明月)

【电商参与提升农户经济获得感了吗?——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差异】王瑜《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7期,原文14千字

互联网应用扩张对收入结构底部人群的影响一直具有争议性。近年来,中国农村电商的迅速发展和电商扶贫的热潮涌现,电商似乎被视为农户乃至贫困群体突破原有市场分割、更充分对接大市场从而实现脱贫增收的新理想渠道,但其具体效应如何有待验证。经济获得感是民众直接而综合的体会,通过电商参与的经济获得感效应评估及对结果可能的解释,有助于重新审视包括电商扶贫在内的更广泛的扶贫举措的现实效应。文章选取经济获得感作为电商普惠性的一种考察视角,探究农户是否从电商参与中提升经济获得感,以及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在电商参与中的经济获得感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文章使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7年暑期调查数据中6242户农户数据,利用倾向值匹配法评估了电商参与对农户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并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进行了分组比较。研究发现:电商参与对样本农户横向现实和纵向预期经济获得感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但分组比较结论有所不同——在横向现实经济获得感方面,电商参与对贫困户的提升效应更大;而在纵向预期经济获得感方面,电商参与对贫困户的提升效应则几近于无;当前脱贫攻坚中面临普遍的强外部政策性、弱内生动力性问题或许是该结果的可能解释,较强的扶贫政策会在政策期内将资源集中投向贫困户,而参与电商的贫困户,往往也在电商扶贫的热潮中得到了针对贫困户的特殊扶持;同时,贫困户能力不足和内生动力缺乏的特征对电商扶贫政策效果形成基本制约,电商即便要对资源禀赋条件欠缺、能力不足的贫困人口实现“赋能”也具有时滞性。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电商扶贫对贫困户作用的可持续性及其质量,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分析。第二,贫困户的发展动能和预期困境是当前更为突出的矛盾。对于政府制定政策或者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电商扶贫而言,依然要着眼于贫困户能力的改变,为技术普惠性奠定能力可及性的根基。本文的结论对包括电商扶贫在内的各类扶贫举措具有参考意义。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将电商影响研究从电商专业村扩大到普通村落,从专业农户扩展到一般农户及其中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两类群体。第二,首次关注了经济获得感,并从横向现实和纵向预期两个维度来评估电商参与的经济获得感效应。

(供稿人:王瑜)

【服务业比重上升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吗】魏作磊、刘海燕《经济学家》2019年第11期,原文14千字

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服务经济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英美等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已达70%甚至更高。进入服务经济社会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升普遍呈现下降趋势,对这一现象的一个经典解释是鲍莫尔的“成本病”理论。2015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50%,根据国际经验,中国将步入“服务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增速是否也会重蹈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旧辙”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这显然是亟须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本文运用2006—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服务业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服务业比重上升与经济增速总体上呈正向关系;分行业来看,生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速正相关,生活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速负相关;通过门槛模型进一步检验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服务业比重与经济增速的相关关系表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服务业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速的正向影响由不显著逐渐转为显著,最后呈现“J”型相关关系;在信息数字化经济背景下,服务业比重上升并不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以“鲍莫尔成本病”假说指导当前中国产业政策不合时宜,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仍需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服务业。第二,认为服务业比重上升会导致经济“脱实向虚”或“去工业化”是对服务业的误解,做强实体经济需高度重视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第三,大力推进信息、科技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工业、农业以及服务业内部其他行业的深度融合是实现现代服务业创新活力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第四,发展服务业不仅要重视生产服务业,更要重视人力资本发展需要的生活服务业。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基于服务业突出的异质性特点,分类检验了服务业比重上升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发现不同类型服务业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不同,提示学界与政策部门不宜“一刀切”看待服务业,要注意服务业内涵的复杂性与外延的动态性。第二,在当前全国重视与做强实体经济背景下,强调了服务业不仅是现代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工业生产高级化的表现形式和必然要求,有助于纠正一些学者对实体经济和服务经济的错误认识。

(供稿人:魏作磊)

【改革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重新配置】蔡昉《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1期,原文10千字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几乎同一时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家农户,决定摒弃生产队“大呼隆”的劳动方式,实行包产到户。这一形式被称作农村家庭承包制,随后在全国得到推行,并导致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这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突破。而小岗村的颠覆性制度创新,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实践。从这开始,中国开启了高速增长的历程。

本文分析了改革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重新配置,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研究发现:通过在相关领域进行体制改革,拆除一系列制度性障碍,农业劳动力得以退出低生产率的农业就业,突破城乡边界进行跨地区、跨产业和跨越所有制的重新配置,是4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以保障充足的人力资源供给、保持高储蓄率并延缓资本报酬递减,以及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成为支撑高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资源配置效应呈现减弱的趋势。然而,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然过高,继续转移可以显著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鉴于制约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户籍制度和农业土地制度,通过加快农民工城镇落户和农业规模经营,是进一步改革和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关键。

本文的政策启示:第一,游离在户籍制度改革核心问题之外进行的配套制度改革,因现存的激励不相容问题,不能使核心改革得以突破。在存在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和支出责任之间矛盾的情况下,只要城市人口仍然有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分,农民工就终究无法充分均等地获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第二,聚焦于户籍制度的核心改革,有利于提出更明确的改革目标和措施。在新一轮改革中,由中央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目标,只有直接聚焦于户籍制度改革,才可能是可操作、可督促和可评估的。此外,直接提出农民工落户城市目标,可以使改革成本与改革收益之间的对应性更强。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着眼于回顾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如何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实现资源重新配置,并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做出显著的贡献。第二,对中国劳动力配置格局进行了描述并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作出了判断。第三,在此基础上,揭示中国面临的进一步改革任务,提出政策建议。

(供稿人:蔡昉)

【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理论与实证】辛兵海、张晓云、陶江《世界经济文汇》2018年第3期,原文20千字

次贷危机表明,银行对批发型融资的依赖,在市场混乱时会增加整体的流动性风险。作为应对,巴塞尔委员会提出新型流动性监管政策,例如流动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用以约束银行部门对批发型融资的过度依赖。既有文献更多探讨了批发型融资依赖对商业银行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及其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然而,对于批发型融资依赖的成因,及其同传统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课题。

文章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和微观银行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不同负债融资来源之间的替代,来应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变动。不论是在统计意义,还是在经济意义上,货币政策的收紧通过降低商业银行的零售存款和提高其批发型融资,最终提高了批发型融资占比。这表明,货币政策收紧通过降低银行储备,提高银行持有存款的机会成本,进而造成了储蓄存款从银行部门流出。面对储蓄存款的外流,银行将通过增加对批发型融资的依赖度,为信贷投放进行必要的融资。由于所面临的金融摩擦程度存在差异,相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大型银行批发型融资的提高更加显著,但这会加剧系统性风险。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监管当局应综合考虑银行异质性特征,对不同银行制定出差别化的调控政策,尤其是加强对大型银行的流动性监管,通过增加零售存款和批发型融资之间的转化成本,预防对批发型融资过度依赖所带来的流动性风险,进而增强金融系统稳定性。第二,相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大型银行可通过在不同负债融资来源之间的灵活替代来应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变动,通过批发型融资对冲货币政策收紧对其信贷的影响,进而弱化了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效果,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政策中性问题。因此,加强对大型银行的流动性监管,有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

文章的主要贡献:第一,将研究视角集中于货币政策对银行负债层面的影响,并着重探讨了当中央银行通过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金融脆弱性时,所带来的系统不平衡性问题。弥补了现有文献仅对货币政策与银行资产层面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不足。第二,在政策上,从新的视角解读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之间的交互影响,对于完善货币政策制定以及银行监管具有启示意义。

(供稿人:辛兵海)

【金融科技媒体情绪的刻画与对网贷市场的影响】王靖一、黄益平《经济学(季刊)》2018年7月,原文22千字

互联网金融,自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2年年会”被谢平提出后,其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来自不同源头、秉持不同态度的声音。互联网金融得益于信息技术,其发展速度远超传统金融:据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度量,在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间,增长了4.3倍。而同时以P2P网贷爆雷潮为代表的负面新闻也伴随着行业发展而日益喧嚣。这些负面新闻的密集出现,则令公众对于互联网金融产生了质疑,甚至大有“污名化”之势。然而,截至目前,虽然金融科技发展情况有大量的结构化数据与指数可以度量,但对于新闻报道这种非结构化信息,尚无一个有效的量化分析。

本文基于逾1700万条新闻文本数据,使用主题模型、词向量模型等方法构建了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的金融科技情绪指数。指数刻画了媒体对于这一新兴行业的关注度与正负情感值。并利用867家营运中P2P网络借贷平台和706家“问题平台”的交易数据,分析了媒体情绪对于市场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正常平台,关注度、净情感的增长与平台成交量增长正相关;对于问题平台,关注度的影响与正常平台类似,但净情感的影响显著增大,同时Shibor、上期贷款余额等变量在正常平台、问题平台表现有所不同。上述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中,保持稳健。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金融科技情绪指数的构建为研究者、从业者、监管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抓手。第二,对情绪如何影响市场进行了初步探索。分析结果在不同的时间滞后、不同的平台分组以及监管政策出台前后均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与经济学指导意义。第三,问题平台对于净情感的更高的敏感性和对Shibor、余额宝利率等金融环境变量的不甚敏感对行业层面的风险规避有所启发。第四,情绪指数的构建事实是提供了类似问题的研究方法论,即我们只需要简单的一些改动,便能从分析金融科技转变成其他可能的话题。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刻画了新闻媒体对于金融科技——这一监管尚不充分的新兴金融市场的关注与正负情感的变化脉络。第二,探索了媒体情绪对于P2P网贷的影响,一方面考察了情绪对于平台交易情况的影响,另一方面,对这些影响在正常平台、问题平台的不同表现进行了对比分析,关键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中保持稳健。第三,开发了一套具有一定通用性的情绪度量方法,指数构造的相关算法,在金融科技之外,也可研究其他一些问题,且从方法角度优于传统的基于字典与词频的方法。

(供稿人:王靖一)

【论服务规模经营——从纵向分工到横向分工及连片专业化】罗必良《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11期,原文15.6千字

如何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已有研究关注于农地流转及其规模经营,忽视了农业分工问题。规模经济的本质在于分工与专业化,但在主流经济学文献中,纵向分工理论与横向分工理论则是相互割裂的。在农业领域,没有横向分工基础上的区域专业化与组织化,就不可能有外包服务市场容量的生成,农户参与的纵向分工也就难以深化,从而揭示农业生产性服务规模经营的决定机理。

文章发现,农业领域纵向分工与服务外包的形成,既受市场容量的限制,亦反向促进市场容量的生成。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关键变量是:(1)纵向分工中的可交易频率。同一种作物的不同生产环节在一个生产周期内需要劳作的频率不同。在播种面积不变的条件下,低劳作频率意味着将此环节外包所能形成的交易频率相对较低,反之,高劳作频率则意味着高交易频率。高交易频率意味着较大的市场容量。(2)横向分工中的可交易密度。其一,单个农户一旦参与横向分工进行专业化种植,即意味着该农户某一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其经营面积的极值,此时将该作物的某一生产环节外包,能够增加此环节服务交易密度,扩大此环节服务的市场容量;其二,对区域内多个农户而言,他们同时专业化种植某一作物,并将该作物的同一生产环节外包出去,能够有效增加服务外包的交易密度,扩大市场容量。前者表达农户专业化,后者表达区域(同向)专业化。(3)区域布局及其交易半径。要在扩大市场容量的同时降低交易成本,不仅意味着多个农户进行同向专业化生产,还意味着在“异地”服务交易情境下的区域专业化生产、集中化与连片化生产,以及考虑到交易半径与交易成本而形成的多中心交易圈,从而蕴含着区域专业化与生产布局组织化的含义。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将农业家庭经营卷入分工,需要鼓励农户的专业化种植,在此基础之上培养不同生产环节的外包服务经营主体。第二,改善农业生产布局的组织化,支持区域性的农户参与的横向分工以及连片种植的同向专业化。第三,构建区域性、多种类、多中心的具有适度交易半径的各类农业生产性服务交易平台。第四,农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

文章的理论意义:将“斯密定理”“杨格定理”与交易成本理论(科斯定理)结合,将纵向分工理论与横向分工理论进行整合,能够深化对市场容量、分工深化、交易成本及其相互关联性的理解。

(供稿人:罗必良)

【民营资本的宗族烙印:来自融资约束视角的证据】潘越、宁博、纪翔阁、戴亦一《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原文19千字

融资约束是制约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民营企业高速发展的事实表明,其可能有一套克服不利于自身发展的独特机制。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关系和声誉机制可以起到替代法律保护和金融制度的作用,而同样注重关系和声誉的宗族文化可以为理解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宗族文化的影响下,具有遗传血缘联系的个体联结形成宗族关系网络。而关系网络可以促进信息共享、价格发现和降低搜寻成本,是获取金融资源的重要渠道。因此,宗族关系网络作为中国差序格局式人际关系中最为核心的一环,也可能为民营企业提供一套突破正式融资难题的可行方案。

文章使用中国明朝至1990年各个城市的族谱数据测度宗族文化,并构建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融资约束KZ指标,研究发现:地区内的宗族文化越浓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信任、信息交互和道德规范是三条潜在的影响路径;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更多宗族成员参与企业的股权融资,企业可以依托于宗族获得更多商业信用,但并不能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取更多的信贷支持;对于在当地拥有较大宗族势力以及在本地经营的企业家而言,宗族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人口流入带来的人口结构变迁会削弱宗族文化的影响;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企业的融资成本更低。

研究启示:第一,在当前中国面临复杂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下,应鼓励和引导宗族文化嵌入民营经济的经营治理,以充分发挥宗族文化数千年来发展形成的资源配置功能,进而提高民营企业的生存能力。第二,正式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当前阶段应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有益的部分,以弥补正式制度难以满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要求的缺憾。

文章的主要贡献:第一,实现宗族文化从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研究到公司金融领域的扩展。宗族文化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本文利用上市公司的数据提供了来自融资约束视角的证据支持。第二,扩宽了文化与公司财务交叉研究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范畴。从文化视角考察公司财务行为是近年来的学术前沿,但目前财务学领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依然关注不足,本文是对弥补这一缺憾的有益尝试。第三,“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桎梏,本文有助于市场各方更加清晰地理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的克服机制。

(供稿人:潘越)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问题:政府职能和市场作用】黄季焜《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2期,原文13千字

21世纪初以来,农业供给侧出现的诸多问题值得深思。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但随着讨论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一个无形的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而对产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却被淡化。如果不能针对产生问题之根源开展改革,往往只能治标不治本。

本文旨在分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形成过程及主要原因,并探讨了未来农业发展趋势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方向。研究指出:实施农业补贴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带来的问题更多;对市场干预不但成本高昂,而且产生一系列供给侧结构与质量问题;因为市场失灵和公共投资不足,使农业难以提供更加安全、更高价值、让消费者信任的农产品与食品;对农业供给侧结构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表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或没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对市场失灵问题关注不够、对农业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不足是根本原因。改革需要市场与政府各自发挥其无法替代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解决食品安全、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市场环境等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和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农业要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未来要更加关注高值、绿色、特色、多功能等农产品或农业服务业的发展。

基于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深化农产品市场改革。通过市场改革促进资源配置和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通过市场软硬件建设,改善市场环境、完善市场监管体系,解决食品安全的市场失灵和投入不足问题。第二,调整与转变目前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在产品上,要逐渐从以粮棉油糖为主的财政支持体系向粮食以及优势、特色、绿色的农产品和多功能农业转变。在职能上,要明确区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把财政资金用在生产力提高以及食物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等市场失灵领域的公共物品的投资。第三,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适度进口农产品,减缓国内水土资源承载压力,协调食物安全和资源安全。第四,农业发展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确保国家口粮安全基础上,促进高值农业的发展,使农业成为优势产业。第五,通过创新与改革提高主要农产品生产力和竞争力。补贴和保护提高不了生产力,还导致资源错配;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市场改革和公共投资不但是过去还将是未来提升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最主要驱动力。

(供稿人:黄季焜)

【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宏观事实与微观机制】余静文、姚翔晨《金融研究》2019年第4期,原文16千字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面临巨大转型,整个人口年龄结构将呈现蘑菇状,总抚养比进入上升渠道。如何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成为一个重要又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通过发展金融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应对措施之一,人口老龄化将导致要素投入减少,此时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能。跨国数据揭示了伴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还有金融抑制程度降低与金融改革进程提高的现象。人口年龄结构还能够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依赖于金融资产的供给,而且还取决于金融资产的需求。

人口年龄结构转型是否能够通过影响家庭资产配置,从需求面对金融结构产生影响呢?文章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以及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因素两支文献,分别使用跨国/地区数据和中国微观家庭数据展开实证分析。首先,文章使用跨国/地区的数据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和金融结构之间的关系;其次,文章使用2013年CHFS数据,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的是金融结构更偏向银行导向。在采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家庭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会降低家庭风险资产的参与和持有;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降低风险偏好程度。

研究的政策启示表现在:第一,在家庭养老负担逐渐加重的背景下,居民风险承担水平和金融资产需求均会受到负面冲击。政府在进行长期经济政策制定时应参考家庭老年人口占比的趋势和特点。第二,由于家庭持有不同类别资产,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政府在进行相关金融政策执行和市场调控时,可以根据不同区域老年人口占比的特点,采取不同的鼓励政策,有效地刺激不同类型家庭的投资需求,更好地助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帕累托最优。

研究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研究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纳入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分析之中。林毅夫等学者提出了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假说,但影响最优金融结构的因素中还缺少人口年龄结构。第二,研究将生命周期理论运用到家庭资产选择行为之中,由于人生不同阶段收入、风险偏好等特征上的差异,资产最优配置状态会随着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发生改变。第三,研究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分析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对家庭风险偏好影响因素文献进行了补充。

(供稿人:余静文)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原文17千字

效率与公平是包容性增长的两大主题。互联网革命给全球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冲击的影响可以归结到效率或增长和公平或收入分配二大方面,从根本上说,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互联网革命所带来的信息或数据的创造和共享,有助于推动数字金融产业的兴起,改善金融的可得性和普惠性,进而促进包容性增长。考虑到中国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收入不均等状况也并不乐观,系统、客观地探讨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尤为重要。

文章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评估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提升了家庭收入,并且农村低收入群体得益更为显著,进而有利于缩小区域和城乡差别,促进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就数字金融至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而言,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此外,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家庭的创业行为,进而帮助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以上均证实了互联网革命下数字金融的包容性效应。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数字金融服务对亟须提升收入的农村居民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继续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强化其在创业、增收和改善收入分配上的作用。第二,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使得农村居民更好地享有数字金融所带来的普惠性。第三,在具体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尤其是为创业家庭提供借贷服务时,也需要强化甄别机制,确保有限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互联网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首次利用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第二,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相结合,从微观层面考察数字金融对居民收入和居民创业的影响,扩展数字金融经济效应的微观机制探讨。第三,进一步地,挖掘数字金融是如何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影响居民的创业行为,丰富关于创业决定因素的文献。

(供稿人:张勋)

【信息化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吗?】朱秋博、白军飞、彭超、朱晨《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4期,原文15千字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农业发展正处于“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时期。推动农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及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事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局,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加快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不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因此,在中国农业转变生产方式的攻关期,探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对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原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2004—2016年的农户数据和农村信息化补充调查数据,本文采用手机信号、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接通作为信息化的度量,运用倍差法分析了信息化对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对其构成因素进行分解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化发展对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来源于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但农业劳动力技能受限制约了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的深度融合,导致了信息化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无法显现。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中国应在继续推进农村信息化进程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农户信息技术应用和职业技能的培训,培育农村信息化专业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为进一步使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条件。第二,注重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机械化生产,以对劳动力流失进行有效替代,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使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由于单个农户的力量较难影响到本地区信息工程的建设决策,与宏观数据相比,微观数据中信息化建设的外生性更强,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利用宏观数据测度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遭遇的统计和加总偏误。第二,对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部分村庄的手机信号、互联网和3G移动网络的首次接入时间进行补充调查,不仅考虑了多元化的现代信息工具,也为使用倍差法来准确评估信息化工具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可能。第三,本文所用数据时间跨度较长(2004—2016年),能全面捕捉信息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农业增长效应变化。第四,除全要素生产率外,本文还考察了信息化对农业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以深入了解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途径。

(供稿人:朱秋博)

【有偏技术进步与工业产能过剩——基于开放格局的供给侧改革】刘航、孙早《经济学家》2017年第1期,原文12千字

按照有偏技术进步理论,工业技术变迁并非总是希克斯中性,可能偏向提升某一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近几十年中国多数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并在劳动力相对充裕背景下选择了要素互补的生产函数。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推动了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但随着这种动能释放殆尽,其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在当前二元经济及要素票赋转型冲击下日益突出,产能过剩即为这一矛盾的显性化表现。产能过剩是企业预付要素所形成的生产能力超出实际所需,导致要素利用不足的现象。2009年以来不少行业持续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大量经济资源配置到并不需要的领域而无法流出,要素错配普遍存在。分析有偏技术进步对产能过剩的引致机理,可为转换工业增长动力开辟新的视角,对新型开放格局下的供给侧改革形成一定启示。

文章沿着Basu和Weil(1998)、Acemoglu和Zilibotti(2001)等经典文献,采用历史分析法,回顾中国工业要素禀赋的演变历程,分析了有偏技术进步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引致机理。研究发现了一个长周期的传导链:(1)强制性技术变迁有力配合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但也导致技术进步过早偏向资本要素;(2)企业选择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后,又不得不适应当时劳动力相对充裕的禀赋结构,采用要素互补生产函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同时扩张,实现了中国工业增长奇迹,同时积累了巨大的工业产能;(3)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固化的生产函数下资本难以替代相对昂贵的劳动力,致使大量冗余劳动力滞留于工业部门,从而造成了2009年以来的新一轮产能过剩;(4)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下,产业投资开始向劳动力成本相对低的地区转移,但很多并非按照产业圈层的梯度转移,导致产能过剩进一步扩散。

文章针对新型开放战略下重构工业增长动力机制、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提供了三方面的路径启示。第一,深化国内要素市场改革,推动工业生产要素间充分替代,从而释放工业冗余劳动力,有效配合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第二,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加快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让国内产业资本与国外资源充分结合,实现国内外产业发展共赢;第三,以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为目标,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支持创新主体面向全球布局创新资源,积极参与世界科技创新治理。

文章的主要贡献是:从长周期历史角度分析了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发生机理;发现了非适宜技术下既能实现工业高速增长,又为结构性失衡埋下了隐患;从科技资源适用性角度,为治理产能过剩“做减法”的同时给工业发展注入新的增长动力提供了若干可行建议。

(供稿人:刘航)

【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制度特征与发展取向】张红宇《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期,原文12千字

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新时代坚定不移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分析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成长发展的制度背景和内涵特征,把握不同主体的生成机制和功能定位,总结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制度环境和内生机理,展望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促使中国农业由弱势向强势转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文章基于理论分析,抽象提炼了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演变逻辑与制度特征,并归纳概括了多元农业经营主体的功能定位。研究发现:第一,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和独具特色的“三权分置”农地制度安排,使得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呈现出主体多元、融合发展、利益共享的内生制度特征,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新格局。第二,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现代农业不同环节、不同层面表现出差异化功能定位和分工,激活了农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要素,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变。必须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多元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行为导向。

结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的内部、外部环境因素来看,战略定位、生产效率、人力资本、政策环境成为判断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取向的基础和前提。总体上看,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将表现出以下发展取向:第一,分层化,普通农户持续减少,新型经营主体不断进入;第二,规模化,体现在主体自身规模化和经营服务面积规模化两个方面;第三,专业化,表现为经营产业高度集中化、农业经营主体职业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达;第四,协同化,不同经营主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形成相互关系更加密切和稳定的框架体系;第五,企业化,不断引入现代管理理念,经营主体的法人化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有效作用于农业竞争力的提升;第六,规范化,农业经营主体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转变,通过做大做强实现可持续发展。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农村内部土地制度变迁和农村外部工业化进程两个维度分析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形成逻辑,并归纳出其内生制度特征。第二,结合多元经营主体的功能定位和影响其成长的因素把握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未来方向。

(供稿人:张红宇)

【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从产出结构优化和要素结构配套视角的分析】史丹、张成《经济研究》2017年第10期,原文18千字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阻碍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如今,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位居世界首位,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得以显著增强,但制造业深受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困境以及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重挤压,陷入低成本优势快速锐减和新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两难局面,导致制造业的发展在行业层面存在着诸多不平衡现象。如何通过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缓解不平衡现象,是充分发挥制造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主战场作用,进而有效助推现代化经济体系日益完善的关键所在。

文章以中国制造业两位数行业为样本,先分析产出结构的优化调整目标及节能减排潜力,后分析各种要素投入的联动配套问题,并重点针对其中的资本存量要素,测算并分析它的产能利用率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依托新发展理念,制造业通过精准定位“补短板、强弱项、促新兴”领域、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等渠道来优化产出结构,可以降低碳强度至少一成;为降低要素错配,制造业产出结构优化调整后需要各种投入要素进行联动配套,特别是资本存量水平需要有较大幅度的变动;受经济增速放缓和投资惯性的影响,制造业预估基准值的产能利用率远低于历史均值水平,而投入要素联动配套后的产能利用率则可以回升至历史均值水平。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力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第二,加强产业跨界融合,高起点推动以智能服务为核心的产业模式革命。第三,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创新应用节能减排技术续力改造高耗能产业。第四,优化资本要素结构,注重引导制造业资本增量与存量的合理配置。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立足经济绿色发展和产业自主可控,明确了行业碳生产提升的优化策略。文章依托新发展理念,兼顾基础产业、未来趋势、产业安全等关键因素,构建了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模型,力图在破解关键产业创新、协调、绿色和质量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同时,既能摹画出行业碳生产提升的重点领域和优化策略,也有助于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建成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

(供稿人: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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