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一些苏俄教育理论方面的书籍就已被我国学者所译介。据周谷平教授《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的统计，这一时期有关译介苏俄教育理论和实际的书籍主要有37种；报纸杂志刊登苏俄的教育文章更是丰富，仅《教育杂志》从第5卷到第23卷，就有17篇介绍苏俄的教育文章。[※注]可见，民国时期，教育学界对苏俄的教育理论已有一定的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教育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教育学也随之由民国时期的“学美”转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仿苏”。学习苏联教育学在全国迅速形成了热潮，呈现出红红火火的景象。本章主要剖析新中国成立后引入苏联教育学的原因、梳理苏联教育学引入的过程以及苏联教育学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反思。

第一节 苏联教育学引入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形成了以美苏为首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封锁和禁运，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却对新中国采取了友好的态度和支持。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处在积极的探索之中。因此，“走苏联走过的路”，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成了中国人民的自然选择。早在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建设起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注]同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召开成立大会，总会会长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教育学等等。”[※注]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已成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此大背景下，苏联教育理论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但在教育领域引入苏联教育学有其学术上的深层次原因。

一 新的文化教育迫切需要新的教育理论指导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注]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教育的性质、任务和教育方法都作了明确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注]文化教育上的重大变化，使得以教育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可以从当时编写的教育学类书籍中得到印证。如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写的《教育学参考资料》（上海联合出版社1949年版）。《教育学参考资料》是一本新中国成立初期较早运用于师范学校的教育学书籍，该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第二部分为新教育的制度、课程和方法；第三部分为论学习问题；第四部分是附录。该书附录部分选载了三篇苏联教育的文章：晚近教育学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麦林斯基）、苏联教育的目标和组织（梅丁斯基）、苏联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渥兹涅辛斯基）。另有杭州市教育工作者协会编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参考资料》一书，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参考资料、第二部分是苏联教育参考资料、第三部分是关于工会工作的参考资料。这本书把苏联教育作为正文的第二大部分，而且选载的文章也增加到了11篇。这两本书虽然与新中国建立前的教育学书籍有明显的不同，但它们只是罗列了一些政策、文件、讲话等，没有逻辑性，很难作为教材使用。当时也曾出版过新中国教育相适应的教育学著作，如朱智贤著的《论新民主主义教育》和常春元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教程》等。但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新民主主义教育学显然也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还有一部分教育学著作虽较有系统性，但因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高或其他原因，难以被当时形势和教育理论工作者普遍接受，或难以用作教育学教材。从上可知，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急需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学理论作指导，这也是苏联教育学理论引入的现实基础。

二 打破旧思想旧教育需要新的教育理论作为批判武器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三十年间，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一直占据中国教育学说的主流地位，对旧中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产生着广泛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过去那个秉承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队伍大半还保存着。据统计，1955年在全国“39个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等教育专业的926个教学人员中，旧大学教育学、心理学的教学人员就占有418人，并且现在都担任教授、副教授、讲师的职务，其他的477人是助教，尚在培养中，31人是教员”。[※注]这些教师虽然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改造，但部分教师对全面批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还存有自己的学术理性和看法。被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誉为东亚第一学者的陈友松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他“对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思想，虽表现还积极，声称自己要作深刻检讨，但当苏联心理专家彼得鲁舍夫斯基故意问他：‘你看杜威对中国是否也还有些好处呢？’，他当时很激动，不自觉地流露说：‘目前批评只准说坏，不准说好’，很多感慨，深为不平，言下表示杜威有许多好处”。194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朱启贤教授，“在对他亲近的人说，杜威如何如何好，请他吃饭，在感情上很留恋。甚至在最近教育部公开的批判杜威的座谈会上，还表现有替杜威辩护的言论”。[※注]为彻底肃清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清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的影响，在教育思想领域对杜威、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教育思想展开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但批判旧教育学说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教育理论作为武器。为此，教育部主办的《人民教育》创刊号明确提出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学习他们“十月革命”以后由沙皇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过程中在教育建设方面获得的经验，要学习他们的教育科学，帮助我们摆脱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注]1952年，《人民教育》发表社论进一步指出：“打碎资产阶级的一套，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建设，是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因为“所有在教育上资产阶级那一套——理论、制度、问题、方法等，对于我们根本上不适用，只有苏联先进的经验，足以供我们借鉴。”[※注]苏联教育学是与西方教育学完全不同的新型教育理论，它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观点研究教育问题”，“真能指导共产主义教育实践的科学教育学”。[※注]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以此作为反对旧思想、旧教育的有力武器。

三 苏联教育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经过“十月革命”，苏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三十多年来，苏联教育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量上讲，此间彻底扫除了文盲，先后普及了四年制初等义务教育、七年制初中义务教育，大城市和工业中心部分地普及了十年制完全中等教育；形成了学前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成人教育等完整的全苏教育网络。从质上讲，经过30年代初连续几年的规范化整顿，扭转了20年代以来的混乱局面，一切步入了正规，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为中等技术学校和高校提供了合格的公民。”[※注]可见，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苏联教育已日渐成熟，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所以，1952年《人民教育》杂志发表了《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的社论，其中提到“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是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因为苏联已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和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批判、吸取并发展了国际科学的最高成果。他们的生产建设，远远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程度，因而他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建设也就有了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最新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计划化的生产建设，和苏联基本相同，我们的生产设备、技术管理等等方面，都要迎头学习苏联。因此，在教育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必须很好地学习苏联，那么培养出来的人才，才能和我们的生产建设相适应。我们的教育要为工农服务，这更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这正和苏联相同，更是只有学习苏联的经验，才能较快较好地完成我们的教育任务”。[※注]当时人们大多认为，苏联的教育学是“总结了苏联三十多年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果，已经成为内容丰富、体系严密，且富有战斗性的真正科学”；[※注]“苏维埃教育学，由于它的科学、哲学基础，崇高的目的任务，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和对儿童年龄特征的照顾，使其成为教育学的最高发展阶段，成为真正的科学的教育学”。[※注]正因为当时苏联教育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遂吸引我们去学习和模仿。

新中国成立初期，引入苏联教育学还有其他原因。如当时中国教育行政部门普遍认为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已经衰弱不堪，其教育学理论自然也是不值一提；美国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我们也只能以苏联教育学作为借鉴；等等。总之，苏联教育学在“全面系统学习苏联教育”的大背景下，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入了中国。

第二节 苏联教育学的全面引入

新中国最早引入苏联教育学是从东北解放区开始的。当时辽宁省旅大地区居住着许多苏联人，他们创办了苏联中学，又叫苏联旅大第一中学。1948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教育会议，明确提出向苏联学习教育经验的口号。同年10月，旅顺中学和苏联中学建立了友好关系，学习苏联的教学方法和五级记分的成绩考核法，并专门成立了苏联教育研究小组。1949年12月5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东北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学习苏联，改造我们的教育》一文，此后《东北教育》连续刊发了有关苏联教育学理论的一系列文章。由此，东北解放区率先拉开了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序幕。此后，苏联教育理论通过各种途径被大规模地引入中国。

一 教育理论专著和教材的译介

根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1980年编的教育图书目录（1949—1966）一书统计，此间共计翻译出版苏联教育学专著56本，其中1949—1957年为52本，1953—1955年为高峰期，分别是20本、7本和8本。而所有这些译本中当时影响较大的主要有：

（一）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译介

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共有3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1939年版，第二个版本是1948年版，第三个版本是1956年版。我国翻译了后两个版本。

1948年版凯洛夫《教育学》由新华书店首先翻译出版，1950年12月出版了上册，1951年10月出版了下册。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出了第一次修订译本，1951年3月出版了上册，1951年12月出版了下册。由于这部书是集体翻译的，虽然译者的俄文水平较高，但熟悉教育业务的人少，初译本和第一次修订译本对许多教育名词存在误译等问题，为此，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在前两个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修订，由南致善、陈侠负责，1951年出版了上册，1952年出版了下册。陈侠还在《人民教育》（1952年12月号）上专门发表了《凯洛夫〈教育学〉中译本第二次修订述要》一文，文中列举了九大重要改动。195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三次修订译本，修订译本把上下册合订，并对其中的前七章的译文，特别是第五章的译文作了一些修订。

1956年，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在1948年版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重新修改，推出了第三个版本。同年，《人民教育》12月号还曾刊出了陈友松写的《凯洛夫新编〈教育学〉简介》一文。1957年1月，凯洛夫带团来华期间，又专门提到了新版《教育学》的指导原则、结构体系及基本内容等问题。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凯洛夫《教育学》的新版本（1956年版）。

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新旧版本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在整体结构上，旧版内容分成三编，第一编“教育学总论”由两章组成，主要讲了教育学的对象、方法、目的和任务；第二编“教学理论”（教学法）由五章组成，主要讲了教学过程、教育和教学的内容（由国家来颁定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教学的基本形式是班级授课制、上课时教学形式要多样，并注重对学生进行测验和评定；第三编“教育原理”由十三章组成，主要讲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基础、方法，以及劳动教育、纪律教育、意志与性格的培养、美育、体育、集体主义教育等内容。而新版的结构体系发生变化，它不再分编，而是直接以章节的形式出版。五育的秩序也发生了变化，在讲了教育学的对象、目的和任务后，就把“体育”提到了五育的最前面，紧接着是“苏维埃学校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再次是“德育”、“美育”。在具体的内容上，新版与旧版也不一样。新版增加了一章“学生的年龄特征”。书中运用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对学龄儿童的生理发展、学龄儿童的认识活动和学龄儿童人格特点的形成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且“每谈到一个教育理论时都尽可能结合年龄特征加以阐述。关于心理、生理特征，也确定了一些教学原则，书中从人的特征对共产主义教育提出了一些要求：培养爱国主义教育、补充了国际主义教育、突出了自觉纪律教育和意志教育。”[※注]此外，新旧版虽然都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但在具体的描述中，新版的马列主义引文减少许多，有关斯大林的话语则完全删除。也就是说，新版的《教育学》意识形态淡薄了许多。

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新旧版本经翻译出版后，当时在中国盛行一时。据统计，旧版《教育学》从1950—1956年共印刷了10次，印数为291516册。新版《教育学》共印了8次，印数为193897册。所以，凯洛夫《教育学》新旧版，总计印数在50万左右。在城市中小学教师中几乎人手一册。

（二）奥戈罗德尼柯夫、史姆比辽夫《教育学》的译介

该书有1950年版和1954年版。1950年版由高晶斋翻译，正风出版社1951年出版。由于该书译得比较粗糙，《人民教育》先后有一批学者对译文进行了批评，高晶斋本人专门撰文予以检讨。最后，陈侠、熊承涤依照1954年版进行了重新翻译，195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共印5次，印数达192240册。作为苏联师范专科学校的教育学教科书，《人民教育》和《江苏教育》对它进行过特别的介绍和推荐。认为该书在内容上与凯洛夫《教育学》（1948年版）相比有了新的变化：加深、扩大了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论述；加深了对儿童年龄特征的阐述；开始用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来说明遗传、环境与教育的问题，说明教学原则、教学方法、道德教育、体育中的问题等。[※注]

（三）叶希波夫、冈察洛夫《教育学》的译介

此书是苏联中等学校的教科书。1952年由于卓、王继麟等翻译，东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上册。《江苏教育》杂志对上册的内容进行过专门的介绍，认为它“从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培养儿童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乃至学校的管理和领导，都有详尽精辟的论述。同时，对于学前教育，学龄儿童（包括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的身心发展的特征，以及如何在教导过程中研究儿童，也有着生动扼要的说明”。[※注]此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上、下册，至1956年共印10次，印数达260000册。

除此之外，还有冈察洛夫著，郭从周等译的《教育学原理》（初译稿）（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斯米尔诺夫著，陈侠、丁酉成译的《教育学初级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等等。

二 苏联教育专家的讲学

据相关文献记载，从1949—1958年的9年中，我国经济文化部门一共聘请苏联专家10260名，占当时在华外国专家人数11527名的89%，在苏联专家中就包括大量教育学专家。通过聘请苏联教育学专家来华，进行手把手、面对面地传授理论和经验，这比从书本上学习更直接、更快捷。

苏联教育专家来华后，有一部分人通过担任各级政府的教育顾问，对我国教育发展进行指导。1950年至1952年末，我国教育部先后聘请苏联专家达拉巴金、阿尔辛节夫、福民、顾思明、戈林娜5人担任顾问，其中达拉巴金是我国教育部第一位专职顾问，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苏联专家有两人兼任教育部普通教育与幼儿教育的顾问。1953年，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聘请苏联专家、顾问福民、普希金、倪克勤、杰门杰夫、加里宁等到重庆、汉口、成都、西安、武汉、上海、北京等地为当地教育工作干部、教师开教育学、教学法讲座。苏联顾问顾思明为中等技术教育训练班讲课。[※注]1954年后，幼儿教育顾问戈林娜、玛努依连柯，普通教育顾问安德洛索夫，师范教育顾问费拉托夫相继来华在教育部任职。这些顾问主要工作是：参加部务会议、部工作会议和专业会议，介绍情况提供意见，解答问题；开各种讲座，给训练班讲课，帮助各级教育干部和学校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等。如教育学专家普希金教授曾亲自参加一个小学语文公开课后，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要求、教材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如何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为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这些教育学专家对中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和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另有一部分专家则直接到学校担任教师，亲授教育学。如崔可人、普希金、波波夫等人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学；杰普莉茨卡娅曾在华东师范大学讲学；波波夫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学；安娜斯达西耶娃曾在中央教育行政学院讲学；等等。他们的讲稿有的公开出版，有的则内部发行，主要有：（1）波波夫：《共产主义教育思想》，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2）普希金：《教育学讲义》，195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稿；（3）普希金：《教育学讲演录》，武汉教育社，1953年在中南地区讲习会上的演讲记录；（4）普希金：《教育科学讲座记录》，西南教育局，1954年在西南地区讲习会上的演讲记录；（5）崔可夫讲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教研室译：《教育学讲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6）娥·芙·杰普莉茨卡娅编讲，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研究班翻译室译：《苏维埃教育学讲义》，华东师范大学1957年版；（7）安娜斯达西耶娃：《教育学辅导和专题报告记录汇编》3辑，中央教育行政学院1957年版；等等。[※注]这些来华的苏联教育学专家具有丰富的教育学理论知识，如杰普莉茨卡娅当时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她在工作中不但帮助教师们树立了面向中小学的观念，指导教师和学生进行教育实习，并且亲自到师大附中帮助建立了课堂提问、教室日志、学生手册等一套教学制度和方法，从而推广到上海全市中等学校。苏联专家们不仅给教育学本科生讲课，而且还给教师进修班、研究生班上课。高等教育学专家潘懋元先生就曾以教师身份进修人民大学教育系研究生，据他回忆：“第一个学期，主要学习几门政治课，除《中国革命史》由中国教师上外，其他课程都是请苏联专家上课，当时教育学是一位苏联教育学家洛波夫（即指波波夫——笔者注）上的”。[※注]研究生班采用的教学方法也很特别，大体上采用五种教学方式：“（1）随班听讲。即教育班教育学进行讲述时，研究生即随班听课。（2）课前研讨。就是在班上上课前，先由教员对研究生提出内容要点，然后进行讨论，这一方式对研究生是一种较适合的学习方式。（3）习明纳尔（seminar——笔者注）：每周一次，一般说都很感兴趣，发言也很积极，比学生的习明纳尔很深入。（4）专题报告：结合习明纳尔进行，一学期每人一次。（5）问题解答：就是先由大家提问题，或在习明纳尔会上发现不能解决的问题，即请波波夫教授有准备地给解答，上学期共进行了五次，有一次我们从关于教学原则的习明纳尔讨论中整理出八个问题，如‘教育原则和社会条件的关系’，‘海尔巴特（即指赫尔巴特——笔者注）教学阶段法的错误’问题等，然后交给波波夫教授给大家解答，大家都很满意。”[※注]

此外，还有一批短期来华访问的苏联教育学者，他们通过讲学、作报告等形式，传授苏联教育理论和思想。如1949年10月，以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我国，代表团成员、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教育部副部长杜伯洛维娜向首都各机关团体教育工作者作了《关于苏联教育制度及教育措施》的报告。1950年9月，第一批应邀来华的苏联教育学专家卡尔波娃、学前教育专家戈林娜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学。同年10月，她们应教育部和全国妇联邀请，在北京作了关于苏联小学教育及幼儿教育的系列报告。卡尔波娃具体介绍了苏联初等教育的情况，包括苏联人民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苏联初等学校教学计划、苏联初等学校教学大纲、苏联初等学校教学方法和苏联初等学校建筑标准等问题。[※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科学院副院长马尔古舍维奇带团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参观了各类学校，在一系列的报告会和座谈会上介绍了苏联教育工作的经验，《人民教育》自6月号起连续发表苏联教育代表团成员的10篇报告。[※注]1957年1月23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团长、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院长凯洛夫来华访问二十几天，做了“关于苏联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和“关于改进和提高苏联普通学校的教育质量问题”等系列报告。这些教育学专家虽然在华时间短，但听众多，引起的反响非常大。

三 留学生与教师的赴苏学习

除了采用“请进来”这种方式外，当时还确定了“走出去”的方针，到苏联本土直接学习教育学的真谛。我国从1951年开始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赴苏学习，到1958年，留苏学生数达到了7431人。[※注]大批派遣的留学生中，其中就有许多是学师范、教育专业的。这些学生在留苏期间进行了系统的教育理论训练：（1）注重原著的学习。据顾明远先生回忆，“老师讲课从来不按照课本来讲，也不指定看什么课本，只布置你看原著。课堂上的笔记记不下来，就靠课后抄苏联同学的笔记”。所以，“认真阅读原著是我在苏联学习的最大收获。现在研究些问题，写些文章，还常常得力于当年读的马列主义和教育理论的原著”。[※注]（2）注重学科专业理论和教育专业理论的学习。课程中既有解剖学、生理学、幼儿文学、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世界史等课程，又有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和教育史的教育专业课程。（3）重视教育见习和实习。教育见习从一年级开始老师就带着学生到中小学见习。教育实习分两次，三年级实习6周，四年级实习8周，教育系实习地点主要到小学和中等师范学校。（4）课余进行审美教育。苏联的大学生活既紧张又活泼，课余还进行大量的审美教育。如看电影和听音乐会、参观画廊、进行徒步旅行等。这些留苏学生出国前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接见，感觉担子重、压力大，普遍意识到自己的祖国需要人才，正等着自己回去效劳。所以，在苏联期间，留学生学习劲头十足。顾明远先生曾介绍当时的学习情况：“苏联同学一天可以读完的书，我们两三天也读不完。为了在习明纳尔上发言，必须事先写好发言稿。而且发言总是必要的，否则这门课你就没有平时成绩。对我们来说，唯一的办法只有加班加点。从此养成了熬夜的习惯。”[※注]由于学习强度大，有的学生一天学习时间甚至要超过14个小时。经过长期艰苦的学习，在苏联耳濡目染，最直接地习得了苏联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成为新中国教育发展的第一批生力军，比较著名的有：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高等教育学专家顾明远教授，1957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的外国教育史专家吴式颖教授，1958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的教育理论家厉以贤教授，1961年获得莫斯科师范学院副博士学位的教育理论家成有信教授等。

与此同时，广大在职教师中纷纷到苏联进修、访问等，把苏联教育理论与自身的工作实际相结合，对苏联教育理论进行活学活用。为此，《人民教育》杂志和各地报刊登载了大量有关学习苏联教育的经验性文章。这些经验操作性强，尤其在广大中小学适用性广，对推广苏联教育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 苏联教育理论研究动态的报道

为及时引入苏联教育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当时《人民教育》、《教育译报》、《江苏教育》等杂志报道了苏联最新的理论动态。1952年，苏联教育界对教育的根本问题展开了讨论，如教育这个社会现象的专门特点、教育对经济基础的关系、教育对上层建筑的关系、教育是永恒的范畴还是历史的范畴等10个问题。1952年《人民教育》5月号对这一场讨论马上进行了综合报道，7月号又刊出了《关于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的专门特点的争论总结》。报纸杂志的及时报道，有助于我们洞察苏联教育理论的最新发展动态。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各种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育发展动态等，通过各种方式，如汩汩泉水，源源不断地引入了中国。也可以说，大量苏联教育理论的引入弥补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建设的不足。

第三节 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热潮的兴起

苏联教育理论以铺天盖地之势被引入中国，而在众多的苏联教育理论中，凯洛夫《教育学》和马卡连柯教育学说更是被时人所青睐。在当时的中国，迅即掀起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和马卡连柯教育学说的热潮。

一 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热潮的兴起

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凯洛夫（1893—1978）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191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数学物理系。1920年，在俄联邦农业管理机构担任行政工作。1923—1934年在莫索布罗诺农业教育部门做主任，1935年被授予教育学博士学位。1933—1938年调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机关。同时，从1925年起在附属莫斯科季米梁杰夫农业科学院高等教育专业和莫斯科农业教育学院任教，之后，担任了农业教育学院的院长。1937—1948年任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市立师范学院、彼尔姆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主任。1946—1966年任俄联邦教育科学院主席，其中1949—1956年任俄联邦教育部部长。他主编的《教育学》一书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1947年10月第358号决议批准印行，由教育部国立教育书籍出版局出版，并作为高等师范学校及大学学生的教科书。

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引入中国并被中国翻译出版后，很快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认同。《人民教育》杂志称该书为“介绍苏联教育理论的第一本有系统的著作，无怪乎要受到读者的欢迎”。[※注]有学者甚至认为“苏联先进的教育学，具体的表现在凯洛夫《教育学》这本书里”。[※注]遂有一批教育学者开始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解读。如孟宪承在华东教育部干部业务学习时，作了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编“教育学总论”和第二编“教学理论”的辅导报告，并在《新教育》（1951年4月号和1952年3月号）上予以发表。孟宪承在辅导报告中说：“我们的工作……着重在对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批判，着重在新旧教育学的对比”，并根据原著钩玄：教育学怎样才能成为科学，苏维埃教育学何以是科学。[※注]再如，曹孚曾于1952年秋和1953年春，为上海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学习《教育学》进行辅导，报告题目为《小学教育讲座》，后易名为《教育学通俗讲座》，对其中的概念，联系中国实际进行了通俗易懂的阐释。在讲到“教学”、“教养”、“教育”这三个概念时，他说：“教师平日上课，指导学生实习、实验等，都是教学工作。你上了四十五分钟的课，你就是做了四十五分钟的‘教学’工作。但你还不能说，你已经做了四十五分钟的‘教养’、‘教育’工作。教学应该起教养的作用、教育的作用。教学进行得好，它可以起教养的作用；进行得不好，就不能起教养作用、教育作用。”为进一步说明这三个概念，他联系中国实际，举了一个例子予以说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他说，“教师在‘我们的首都——北京’这个题目上上了三堂课。假使上课的结果，学生对祖国的首都有了明晰的认识，确实掌握了关于‘北京’的系统知识，我们说，在这三堂课上，我们已经完成了教养的任务，这三堂课已经起了教养的作用。所以，‘教养’是与系统的科学知识连在一起的。说得更完全一点：教养是指知识、技能、熟练技巧的掌握。假使我们上了这三堂课的结果，提高了学生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热爱，对历代劳动人民的感激和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爱戴，我们说，在这三堂课上，我们已经完成了‘教育’的任务，这三堂课的教学已经起了‘教育’的作用。所谓‘教育’是与政治思想教育连在一起的。但‘教育’的意义还不限于政治思想教育。它同时包括认识的培养。所以，说得完全些，‘教育’是指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形成，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共产主义道德的培养和认识力的发展。”曹孚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把凯洛夫《教育学》中的三个主要概念“教学”、“教养”、“教育”讲得一清二楚。曹孚的《教育学通俗讲座》还曾在上海电台由张文郁、胡守棻等进行播讲，反响很大。另有一些教育学者开始结合自身实际，谈学习心得和体会。如陈选善曾以“青士”为笔名，在《人民教育》（1951年4、5、6月号和1952年6月号）上连续发文，谈了自己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后的体会。他说：“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讨论到教育上许多基本的问题，是本书中很重要的一章，值得我们仔细地学习。在学习的时候，除正确地全面地了解它的内容、体会它的精神外，还应联系到中国教育的实际以及个人的思想情况，这样，对于暴露和纠正错误的思想、树立和明确正确的观点是有帮助的。”同时，他就“教育的阶级性”、“教育的效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教育的性质”、“教育学的基本概念：教养、教育和教学”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注]广大中小学教师则开始联系实际，探讨如何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方法。《人民教育》介绍了沈阳二中学习《教育学》的情况，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了《教育学》学习小组。之后，湖南长沙五中的袁宗凯、黄实君报道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情况，并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我们是如何学习教育学的》一文，一些教育学者也为如何学习《教育学》献计献策，认为“教育学的教学方法，应以系统的、连贯的讲解为主，应更多地注意运用直观因素与启发性问答讨论的方式”。[※注]一时间，国内的报纸杂志到处可见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方法、经验等之类的文章。不仅广大师生要学，教育行政干部也要学凯洛夫的《教育学》。教育部明确规定，凯洛夫《教育学》作为机关干部每周业务理论学习书籍，同时也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干部也要有组织地学习。[※注]为此，北京文教局曾专门举办“新教育理论讲座”，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主要读本。

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极大地激发了我国教育界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热情。有学者甚至评论，新中国“教育研究新时代的开始，是以凯洛夫教育学传进中国为其标志”。[※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被奉为社会主义教育学的“经典”。《光明日报》记者徐颖曾在《访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一文中评价说：“我不止一次在我们大学教授的书架上，在我们乡村教师的桌子上，在幼儿园的教养员手中，看到它（指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笔者注）。它指导人们如何用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培养新一代。可以这样说，在我国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也渗透了凯洛夫同志的劳动”。[※注]

二 学习马卡连柯教育理论热潮的兴起

马卡连柯（1888—1939）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1904年毕业于克列勉秋克市市立四年制学校，1905年在市立学校附近的一年制师资训练班毕业后，在克留科夫镇教育部部立两班铁路职工子弟学校担任教师，1914年进入坡尔塔瓦省师范专科学校，3年后以金质奖章获得者的资格毕业。之后，他曾担任过校长、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主任。在工作之余，他撰写了大量教育理论著作。所以有人称马卡连柯是苏联现代卓越的教育理论家、教育革新家、教育实践家和教育艺术家。

20世纪50年代，国内大量翻译了马卡连柯的著作，如《马卡连柯教育文选》（1—4册）（中外出版社1951年版）；《新教育五讲》（作家书屋1951年版）；《家庭与学校的儿童教育》（中外出版社1951年版）；《苏联儿童教育讲座》（中外出版社1950年版）；《塔上旗》（上、中、下册）（正风出版社1952年版）；《双亲读物》（第一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论共产主义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教育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等等。与此同时，研究马卡连柯教育理论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主要有麦丁斯基《马卡连柯的教育学说》（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特尔·盖文江《马卡连柯的生平与其教育学说》（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1950年版）；维格多娃等《论马卡连柯的教育学遗产》（中外出版社1952年版）等。在报纸杂志上还刊载了大量研究马卡连柯的文章。

随着马卡连柯教育理论的广泛传播，中国教育界对学习马卡连柯教育理论的热情也随之高涨。读者高万春一口气读完了《推荐〈苏联儿童教育讲座〉》，认为“这本书里所举的各个例子来看，都是我们日常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听到甚至是亲身体验到的。使我们感到在儿童教育问题上许多工作基本原则是完全适用于今日中国的”。他最后指出：“像马卡连柯这本《苏联儿童教育讲座》不仅应该推荐给新中国的父母们，甚至有利用广播介绍给全国人民的必要。每一个学校教育工作者，更有虚心学习它吸取教育的一般原则和宝贵经验的必要。”[※注]陈侠在《介绍〈马卡连柯第五卷〉》一文中则介绍了该卷的主要内容，并指出：“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正面临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保卫者的光荣任务。要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向这位苏联的伟大教育家学习，学习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来培养新生一代的成功经验！”[※注]当时，广大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的领导都号召教师向马卡连柯学习，教研组经常组织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研讨会。许多教师还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比较典型的有张方旭和燕国材。张方旭在《学习马卡连柯教育学说的初步体会》一书的前言中说道：“我是个中学教师，几年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开始向马卡连柯的教育学说探索。在学习中，我对他的学说发生了兴趣，也有了些体会。如对教育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目的和方法的相互关系，它们的作用；在教育方法上创造性地运用辩证法的精神；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应具备的条件；集体在培养品德中的强有力的作用，和怎样培养、教育集体；劳动在教育中的地位；自觉纪律是道德教育的结果，不仅仅是教育的手段；惩罚的教育意义；传统在教育中的继承性作用等等。虽然我的体会是很肤浅的，但已深深地感到学习马卡连柯的教育学说，对培养我国年青一代成为共产主义的积极战士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每一位教师所必须学习的。”[※注]燕国材在《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一书的前言中则指出：“在为共产主义青年一代的工作中，苏联伟大的共产主义教育家安·谢·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曾给我们以巨大的帮助。”“我企图把马卡连柯所创造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较有系统地介绍出来，以供教育工作者参考。”在书中燕国材还指出了马卡连柯的教育体系的七大特点：第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他认为政治是教育学牢不可破的基础；第二个特点是具有集体主义的精神。马卡连柯提出了“在集体中通过集体和为了集体而教育”的原则；第三个特点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第四个特点是具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第五个特点是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第六个特点是具有创造性；第七个特点是具有战斗性。[※注]最后燕国材引用高尔基的评价，认为马卡连柯的教育体系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他对我国的年青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的指导意义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地系统地学习他的著作，创造性地研究和应用他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以便于把我国的儿童、少年和青年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者”。[※注]

整个50年代，国内对马卡连柯教育理论的学习充满着真诚，希望从马卡连柯的著作中汲取思想营养。通过学习，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和中小学教师都一致认为“马卡连柯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大师”、“马卡连柯关于教育方法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学说为依据的”、“马卡连柯的许多教育见解对我国教育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注]在马卡连柯教育理论的指导下，当时我们新建了许多工读学校。马卡连柯的关于班集体的理论和原则、平行教育影响原则、要求与尊重相结合的原则等都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除了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和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外，还学习克鲁普斯卡娅、加里宁等人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教育理论界完全成了苏联教育学的“市场”。

第四节 苏联教育理论对中国的影响及反思

大规模苏联教育理论的学习，尤其是对凯洛夫《教育学》和马卡连柯教育学说的学习和借鉴，对中国的教育理论界和中国教育的具体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的来说，这种影响是积极的和有效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一 苏联教育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在理论上，苏联教育学填补了新中国教育理论的空白，完成了教育理论的“格式塔”转换；在实践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教学秩序的稳定、教育质量的提高等，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一）苏联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学说的影响

苏联教育理论使新中国教育学说确立了马列主义指导思想，并出现了一批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教材的内容、结构、思想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使新中国的教育学说由西式转向苏式，发生了教育理论的“格式塔”转换。

首先，马列主义教育学说在我国教育学说中的指导地位开始确立。马列主义教育学说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传入中国，但在全国居于指导地位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主义教育经典著作，并通过对克鲁普斯卡娅、加里宁、凯洛夫、马卡连柯等人教育著作的翻译和学习，基本确立了马列主义在中国教育学说中的指导地位。如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一书明确宣称：“苏维埃教育学，就是论述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是现代社会最先进阶级，即工人阶级党的世界观。苏维埃教育学，是在实行着这个先进阶级的政策，它的党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立基于唯一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论之上的。实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路线的教育学，是真正科学的教育学；它正确地反映着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的规律性，并使教育工作与社会发展中的进步趋势互相适应。为了顺利地研究教育学这门科学，应当在这个工作中正确地和积极地实行共产党的路线”。[※注]在苏联教育学说的影响下，当时我国自编的《教育学》教材和讲义也都把马列主义教育学说作为我国教育学说的指导思想。如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的《教育学讲义》（初稿）中明确指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科学的基本理论，以指导实践。”[※注]诚如教育学者曹孚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在短短几年中，在中国教育学术界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与教育学方面学习苏联分不开的。”[※注]

其次，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教育学教材大批涌现。在大量引入苏联教育学教材的同时，中国教育学者也开始自己编写教育学教材，主要有：张凌光、丁浩川等编《教育学》（师范学校课本，共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陈友端、郑其龙编《教育学》（上、下册）（未出版，1954年）；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上、下册）（未出版，1955/1956年）；哈尔滨师范学院教育研究室《教育学讲义》（上、下册）（未出版，1956年）；张凌光、丁浩川等编《教育学》（师范学校课本，合为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曾广惕《教育学》（师范学校课本）（大路出版社1953年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教育学讲义》（上、下册）（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开封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北京函授师范学校编《教育学基础知识讲座》（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但所有这些自编的《教育学》教材中，其基本结构都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准，分为总论、教学论、教育论和学校管理四大部分。自编教材中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如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强调系统知识的传授，等等，也都与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一脉相承。

再次，教育学科体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新中国成立初，对旧中国的教育课程体系开始进行改革。1949年10月，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该规定公布了教育系的基本课程为13门：新民主主义教育概论、教育方法、教育心理学、中国近代教育史、西洋近代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测验与统计、现代教育学研究、职业技术教育概论、实习、政策法令、政治经济名著选读、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教育研究。[※注]随着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进一步深入，1954年4月教育部又颁布了《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规定师范学院公共必修课为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以及各科教学法；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有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学校卫生学、教育史、小学各科教材及教学法、教育学教学法及专题课堂讨论等。[※注]这样，在苏联教育学科体系的影响下，旧中国教育学系的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教育测验和统计、职业教育概论等课程被取消，基本形成了以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教学法等为基本学科的框架体系。

（二）苏联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实践的影响

苏联教育理论不仅使中国教育理论界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还渗透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之中。具体表现在：（1）思想政治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仅各级各类学校开设的政治课占全部授课时间的10%—15%，[※注]而且各级学校的政治组织也逐渐完善。各个高校设立了党总支、党委、团委等党团组织，在中小学各班设立班主任，由班主任具体负责各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级各类学校的政治课程和党、团等组织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对广大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长久而持续的影响。（2）教育体制发生了新的变化。1951年10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新学制于1952年在全国推行。在中小学方面，新学制规定：小学的修业年限为五年，实行一贯制，取消初、高两级的分段制。小学年龄以七足岁为标准。并创办工农初等学校；中等教育开办业余中学、工农速成中学。在高等教育领域，新学制规定：“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为各种高等学校，即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高等学校应在全面的普通的文化知识教育的基础上给学生以高级的专门教育，为国家培养具有高级专门知识的建设人才。”[※注]（3）教学改革全面铺开。“学习苏联，教学改革”这是当时教学改革的主题。在教学内容上主要采用苏联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方法上不仅引进了凯洛夫《教育学》中的五段教学法，而且在苏联专家普希金的指导下，“红领巾”教学法在中小学盛行；教育组织上模仿苏联建立了教研室等。

苏联理论对中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否认消极影响的存在。在学习苏联教育学的过程中，出现了教条主义倾向、机械照搬苏联教育理论等缺点和毛病，这就引出了我们的几点反思。

二 反思与借鉴

在大规模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教育学的继承性问题、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教育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即使在今天也值得反思和借鉴。

（一）教育学的继承性问题

无论在1927—1934年之间的南方革命根据地，还是在1935—1949年之间的解放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教育观点。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工农服务、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等。因此，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注]1950年《人民教育》创刊号强调要“总结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注]还刊登了关于“总结老解放区教育经验的论文”特别征稿启事。许多教育学者也纷纷指出要总结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如张凌光认为：“老解放区多年来改造教育的办法，首先是有的放矢，学以致用。教育总是紧对着革命工作的需要，从工作考验中来改进教育。特别是由于革命过程中紧急需要革命干部，因而在培养干部上既要快又要好，为着解决这快和好的矛盾，就不得不紧紧地针对着目的，仔细调查用途，在教学上摸索创造出许多经济有效的办法。”[※注]与此同时，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又提出要“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注]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要继承旧教育合理的经验。如曹孚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这一段的经验，应不应该加以总结呢？这种经验是应该总结的，假使我们肯定了新旧教育中的继承性关系。我们今后各级教育领导应该比从前更多跟老教育家商量，多向他们请教。老教育家有的旧教育的经验。肯定我们应该更多向老教育家商量，也是以肯定教育中的继承关系为前提的。”[※注]但是，新中国成立初，在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呼声中，对老解放区的优秀传统和国统区教育的合理之处都被这种呼声淹没了。在新中国教育建设的过程中，虽然有学者提出教育学要注意继承性问题，但事实上，当时并没有及时地吸取其中的精华，而是一切以苏联为指向，这既是不合理也是不应当的。

（二）教育学的中国化

在教育学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诚心诚意向苏联学习”之时，就有人提出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1951年6月29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人民日报》发文，提出要“逐步建立新中国的教育科学”。但当时普遍认为苏联教育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科学，对于建立“新中国的教育科学”，并没有在教育学领域产生多大的重视。客观地说，全面学习和移植苏联教育学，其积极作用是不可否定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着教条主义、机械主义倾向。1956年5月28日，陆定一在《关于学习苏联在今后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发现有好些地方生搬硬套过苏联的经验，比如教育工作中的五年一贯制、工农速成中学在中国行不通。理论教育工作中，我们曾想搞学年制也行不通。现在仍用我们土办法轮训，大家都欢迎。从这里可以看到，学习苏联是很重要的，但是绝对不能一概照搬过来，苏联的某些经验就不一定很好。”[※注]同年夏天，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教育学教育大纲的讨论会，提出了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的教育学”。[※注]很多学者也意识到在学习苏联教育学方面存在着问题，如王焕勋虽然认为在学习苏联方面“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但他也承认“我们在学习苏联方面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还是有缺点和偏差的，如结合中国实际不够，有教条主义的倾向，在某些环节上甚至有生搬硬套的毛病”。[※注]为克服这种缺点和毛病，学者们纷纷建议在学习苏联教育学时一定要注意中国化的问题，教育学中国化的意识逐渐增强。朱典馨在《文汇报》上撰文，提出我们“需要一本中国的教育学”，他认为“我们也曾编写过一些教育学，但基本上只是转述了苏联教育学，而看不出中国教育学的特色”。[※注]《人民教育》1957年7月号发表了《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的笔谈，在笔谈中，有的学者提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方向，最迫切的就是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有的学者批评过去各院校教育学的教师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编写的《教育学》提纲或讲义的内容却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文字和编排形式不同而已；也有学者指出学习苏联教育科学并没有什么不妥当，问题是我们必须用中国的语言和实例来阐释这些教育原理、原则，这样教育学就会显得更生动活泼而亲切，中国教育工作者更容易接受；等等。教育学中国化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共识，瞿葆奎的《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和曹孚的《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更是从理论上对教育学中国化进行了探索。但不久，反“右”斗争开始，苏联教育理论开始遭到了全面的清算。对于学习苏联教育理论，我们既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移植，也不能盲目地加以全盘否定。我们必须结合中国本身的特点，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运用苏联经验。我们借用凯洛夫本人的话：“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民族特点，自己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道路。因此，即使是按照共同的原则、一致的目标来建设一个性质相同的社会时，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尽相同的具体的任务，不必强求一致的具体道路。对于我们一同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各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是：大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要彼此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用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帮助另一方纠正和防止错误、缺点的产生，以求尽快地达到共同的目标。但是绝不允许把一方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好，不假思索地机械地搬到另一方来。我们认为，一切经验只能结合本国、本地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注]

（三）教育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问题

在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同时，我们也展开了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学术批判。从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到批判陶行知、陈鹤琴、胡适等人的教育思想，凡是与资本主义有关的教育学说，都遭到了批判。所以，陈友松曾指出：“我们跟着苏联‘批判了’儿童学以后，就把儿童也同洗澡盆里的水一起泼掉了，其结果是多年来教育学几乎成了无儿童的教育学，因而也就不去注意展开儿童身心发展的科学研究。”“过去几年，我们惯于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惯于骂街或断章取义地引用经典著作来代替我们的独立思考。”[※注]刘佛年对这一时期的学术批判也曾作过一个比较中肯的评论，他说：“大约从1952年起，我们全面学习当时苏联的教育学。它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教育的社会本质，但对现代资本主义教育只强调它的反动性，缺乏全面的、深入的分析，特别对生产力的发展和教育的关系很少涉及。它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教育中的经验一无可取，因而使我们长时期不去研究它们。它也不研究职业的结构、人口的增长、城乡的差别、家庭的变化、生活的条件以及其他种种社会现象和教育的关系，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一律视为资产阶级社会学而加以排斥。”[※注]不仅对资产阶级教育学说进行学术批判，而且很多学术问题批判的标准就是政治性。把学术性与政治性混为一谈。如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的批判，最后把杜威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相提并论，并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是“集世界资产阶级各种反动教育学说之大成”；[※注]而把胡适说成是“政治阴谋家”、“中国人民的一个凶恶敌人”、“彻头彻尾的卖国贼”；[※注]等等。往往一个学术问题的论争到最后演变成为一个政治思想问题的论争。所以，有学者曾尖锐地指出：一个人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与教育思想之间并不永远是“正面相关”的。“一个进步的教育家，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也会有不正确的、错误的成分；同样，在一个反动教育家的思想体系中，也可能包含某些合理的、积极的成分。”因为，教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在一经形成之后，有它相对的独立性，教育思想与教育学术的发展有它自己独特的资料与规律”。[※注]但整体来说，这种呼声极其微弱。在教育学领域，许多学术问题的论争并不在于搞清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是不顾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以政治性代替学术性，这就严重掣肘了当时教育学术的发展。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学习苏联教育学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教育学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仔细分析这些问题，对于今天我们教育学科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大量苏联教育学的引入及传播，中国初步完成了对旧教育的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学说。在教育理论方面，马列主义在我国教育学说中指导地位开始确立、教育学科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教材大批涌现等；在教育实践领域，各级各校的思想政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教育体制发生了新的变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铺开等。可以说，当时国人是抱着虚心的、好学的、热忱的态度去学习和实践苏联理论的。当然，在学习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继承性问题、中国化问题、学术性与政治性问题等。但整体来说，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的教育学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开始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为社会主义教育学术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虽然1958年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教育学受到猛烈的批判，但苏联教育的基本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产生了顽强的生命力。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联教育理论至今对我们还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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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凯洛夫主编：《教育学》，沈颖、南致善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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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史姆比辽夫、奥戈罗德尼柯夫合著：《教育学》，陈侠、熊承滌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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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编：《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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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北京师范学院教育教研室编印：《教育社论选辑（1941—1959）》，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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