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年，党中央在文化教育界开展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提出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其主要目的是清除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旧思想和反动思想，形成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新的思想价值取向。当时全国有约200万知识分子，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对人民政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还不是很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旧社会过来，其价值观和思想观念还是民主主义或个人主义的。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改造旧的世界观。于是，教育界也和其他文化战线一样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教师思想觉悟，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好地践行党的教育工作，服务教育实践。

一 思想改造运动的发起

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要使每个社会阶层的人在思想和行动上认可并接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群体当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其本身担负着传授知识、传播思想的重要角色，对新旧社会不同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他们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和尺度，他们对于新社会的认识态度会间接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导向和民众的意识倾向。因此，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积极引导、争取团结，使他们转变立场和态度，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时，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情况有这样的估计：“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注]这就与新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不相一致的问题，甚至会对其提出尖锐的抨击和批评，因而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就成为统一思想、服务于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

由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起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震动整个文化教育界的大事。“社论”提出的问题和发出的警告，使人们自然地想起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内容。《报告》明确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主要威胁。当时，还没有提出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而对于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是孤立少数不法分子，团结服从国家法令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同时，《报告》号召反对“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思想”，正是为了扫除资产阶级思想的障碍，将正在进行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迎接由新民主主义向着社会主义的转变。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对国内形式的错误判断，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斗争的序幕首先从文艺战线上揭开，进而深入到教育领域。

“思想改造运动”看似以全民为对象，实际上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这个运动虽然相对松散，但持续的时间较长。关于思想改造运动的发起，没有较大分歧，研究者一致认为，1951年的秋天是这场运动的开始时间，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51年9月以马寅初领衔的北京大学12名著名教授响应中央号召，在北大教师中开展政治学习运动。1951年9月3日，周恩来在和马寅初的谈话中，对他的做法表示赞同并予以鼓励。《周恩来年谱》是这样记述的：“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12位教授响应周恩来8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注]直到195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时，这一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前后共达4年之久。

二 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

1949年5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了“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政治教育”的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通过实施这种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成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积极力量。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注]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思想改造的切身体会现身说法，阐释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明确要求知识分子通过改造逐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注]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注]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发出了全国范围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动员令。

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内部文件，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在这些人当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切实加强党对学校和知识分子的领导。12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通栏标题发表了《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文章。12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还两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学校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工作”。至此，这场运动很快如暴风骤雨般地席卷神州大地，其实质就是要彻底根除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顺利进行奠定思想基础。

三 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传授文化知识，教育界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对那些还在恪守着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或者缺乏对无产阶级教育思想研究，其学术思想还未能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的知识分子，就成为当时思想改造运动中受批判的对象。

陶行知作为中国现代的一位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曾经师从杜威，留美归国后便一直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作为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最可贵的品质是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的一系列的教育思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激烈的政治运动以及思想批判运动使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遭到了错误的批判。批判直指其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教育思想”。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认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然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到了何等地步。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有些人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注]，进而号召“展开对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错误”。

1951年6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教育部关于开展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讨论。指出：由电影《武训传》所引起的思想争论，目前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思想运动，这一运动应当引起全国教育工作者的严重注意。武训这一具体历史人物，在我国教育界是很熟悉的，所谓“武训精神”，在教育工作中影响极深，也极为普遍。这种影响模糊了革命的立场观点，成为人民教育事业前进的严重思想障碍，因此，在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及各级学校中深入讨论《武训传》和有关武训这一历史人物以及所谓“武训精神”是十分必要的。[※注]

由于陶行知先生曾经自比为“新武训”，并且热烈地歌颂过武训精神，加之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有很深的影响。于是，教育界借着批判电影《武训传》，又出现了批判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的浪潮。此时，学术思想上的讨论已被上升为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政治运动来认识。一切学术思想观点要遵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准，“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因为“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特点就是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观，就是教育与政治分离的看法”，而陶行知根本离开了政治，提出了所谓“四有”，这也是陶行知思想中的改良主义因素和典型表现。

1951年9月《人民日报》载《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什么》，指出：“尽管陶先生在三十年中的思想是不断前进的，而且我们也可以估计，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他的教育思想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而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差别”，文章还批判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的公式，就是一个片面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陶行知“主张在生活中求教育，认为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学校”，“不要学校，不要系统的理论知识，不做系统的有领导的课堂教学，而只是零零碎碎的从所谓实际生活中求得零零碎碎的知识”，“这实在是杜威反动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再版，实际上等于取消学校”。[※注]

四 思想改造运动的收获

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美学家朱光潜的《自我检讨》一文，这在学术界大概是最早的一篇“思想改造收获”。1950年1月3日和2月2日，《人民日报》又相继推出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自我检讨《我这一年》、《解放以来》两篇文章。在1950年1月22日的《人民日报》和1950年10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又分别发表了哲学家冯友兰的《一年学习的总结》、《〈新理学〉的自我检讨》。同时，还有一些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发表思想检讨文章，总结自己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收获和体会，兹检录如下：

作者 检讨题目 备注蔡楚生 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斗争 电影编剧、导演，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席曹禺 我对创作的初步认识 剧作家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陈垣 自我检讨 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费孝通 我这一年、解放以来 社会学家冯友兰 一年学习的总结、《新理学》的自我检讨 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丰子恺 检查我的思想 漫画家光未然 正视自己的错误 诗人、词作家贺绿汀 检查我在工作上和创作上的错误 作曲家黄药眠 关于文艺教学的初步检讨 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金岳霖 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 哲学家，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李广田 必须坚决改造我们的文艺教学 文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梁思成 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清华大学教授，营造系主任，建筑学家梁漱溟 两年来我有了哪些改变？ 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全国政协委员

作者 检讨题目 备注罗常培 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兼中国语文学系教授茅以升 我的检讨、什么是我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 桥梁专家，北方交通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欧阳山 我的检讨 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欧阳予倩 学习增加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剧作家，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潘光旦 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 清华大学教授，人口学家钱端升 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唐弢 从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错误 文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吴宓 改造思想，站稳脚跟，勉为人民教师 文学家，西南师范学院教授熊佛西 纠正错误，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 戏剧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叶以群 坚决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文艺理论家，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游国恩 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 文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于伶 检查错误，改造思想，为毛主席文艺方向在电影艺术中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编剧、评论家、电影事业家郑君里 我必须痛切地改造自己 导演周培源 认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朱光潜 自我检讨 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