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孔子“封建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孔子无疑是影响中国文化的最重要先师。两千多年来，孔子的教育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历经沧桑，经久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合理性。但在整个20世纪中，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变革过程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渊源的孔子教育思想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1919年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继而到50多年后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孔子的思想一次次受到诘难、冲击和批判。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孔子思想的批判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许多批判又是针对孔子教育思想而发的。从现在的眼光看，当时许多所谓的批判孔子教育思想的言论和观点，在实质上则是政治思想的批判，是一种政治学术，是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话语对孔子的教育思想加上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诠释。

二 对杜威“资本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

“无产阶级的教育”是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教育”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所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都被统统打倒，并加以斗、批、改。但滑稽的是，当时人们对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教育、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是不甚清楚的。在政治冲击一切的岁月中，人们没有深入思考，也不可能从本质上揭示这个问题，把凡是不符合政治需要的方面，都笼统地称为“封、资、修”。这也确实避免了概念上的麻烦，除了“无产阶级”的之外，一切的一切都被归类为“封、资、修”。回顾“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文献，人们会不时地在陈旧的报刊上读到无数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文章，但要让现在的人描绘一下他们到底批判了什么的时候，我们感到很茫然。人人都在批判资产阶级，但人人都对资产阶级很模糊，只能跟着空喊政治口号，而无实质性的理性批判。

杜威的教育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最大代表，因而成为人们一贯攻击的对象，被称为“资产阶级教育的破烂”。确实不可否认，杜威是20世纪影响中国文化、思想和教育的重要人物。他于1919年5月1日受中国五个团体的联合邀请来到中国，那时正值中国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在杜威逗留中国的两年两个月零10天的时间里，杜威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授课，并在中国许多城市讲演，足迹遍及中国11个省。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成为教育学者的必读书目之一，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成为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但当中国在1949年取得解放，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旧思想的批判，包括对旧教育思想的批判，则是历史的必然，而杜威及其思想则是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例如，《人民教育》早在1950年第6期就发表了曹孚的文章《杜威批判引论》，文章指出：要批判旧教育思想，首先应该批判杜威。要充分批判杜威，必须批判他的教育思想基础——哲学体系。文章对杜威的生长论、进步论、无定论、智慧论、知识论、经验论等一系列的哲学和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

发生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这次思想批判运动中，杜威及其弟子胡适、陶行知等成为批判的重点。人们把杜威的思想作为胡适思想的根源，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作为杜威反动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来批判，认为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是教育界重要的任务。仅1954年和1955年两年批判胡适思想的文字就达300万言之多，涉及批判杜威教育思想的文章和著作更不计其数，从文化教育出版社在1955年6月编辑出版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第一、第二集），就可见一斑。这一次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一次大清理，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批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进入“文化大革命”，随着政治斗争的高涨，人们在毛泽东革命理想主义的激进思想的鼓动下，在摧毁了“封、资、修”的教育后，人们按照毛泽东的教育革命设想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改造社会的教育试验，似乎“忘记”了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批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10年间，几乎找不到几篇像样的批判杜威教育思想的文章。但下面两篇批判性文章似乎是不可多得的，一是1974年第11期《教育革命通讯》上发表的署名为隽之的文章《谁说开门办学是“实用主义”？》，文章认为，开门办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是贯彻毛主席制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重要途径。文章首先指出：“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不但学文，而且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使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参加者。而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者，打着‘民主主义教育’的幌子，竭力鼓吹阶级调和论。……企图以此诱骗学生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脱离广大工农群众，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走卒和奴隶。”[※注]文章接着区分了“开门办学”和“从做中学”在“原则上”的分歧，认为“我们的开门办学始终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组织教学过程。广大革命师生深入三大革命实践，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逐步掌握为三大革命实践服务的知识和本领。而实用主义教育提出的所谓‘从做中学’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教育思想。”[※注]“实用主义所谓的‘做’，根本不是指导参加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而是以主观设计的情境或日常的琐碎生活为对象。”[※注]“实用主义教育的所谓‘从做中学’，根本不是向实际学习，使人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而是恰恰相反，要把客观事物融于主观‘经验’之中，以主观的先验的理念歪曲客观事实。”[※注]“他们的所谓‘从做中学’，即使接触到客观现实，对客观外界有某些真实的反映，所能学到的也只是片面的、表面的东西，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注]由此，文章得出结论：开门办学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在为哪个阶级服务、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按照怎样的认识路线组织教学等问题上，都是根本对立的。

另一篇文章是1975年《教育革命通讯》第10期发表的署名为梁思的文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文章认为：在资产阶级现代教育流派中，流毒最广、危害最大的就是以杜威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它是资产阶级教育的改良派，打着反对“传统教育”的旗号，把自己标榜为“民主的教育”、“进步的教育”，并提出一系列蛊惑人心的口号，所以它比“传统教育”具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实用主义教育鼓吹‘从做中学’，以‘有效即真理’的生意经来毒害青年，妄图把学生引入资本主义的死胡同。”[※注]因此文章认为，“当前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时候，……在批判资产阶级‘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有必要剖析一下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注]

这篇文章实际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向一个不了解杜威实用主义的社会展示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基本主张。正是这篇文章刺痛了“四人帮”一伙，对“四人帮”的“以干代学”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确实，我们无法读到“文化大革命”中更多关于批判杜威教育思想的系统文字材料，但可以断言的是，当时人们已习惯于将杜威等同于资产阶级教育，所有挂上“资产阶级教育黑货”牌子的内容，都无不与杜威有关，统统在打倒、批判之列。但从以上两篇批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观点看，特别是从《谁说开门办学是“实用主义”？》一文看，“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所进行的激进的“教育革命”试验，肯定不是在杜威教育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是根据毛泽东的哲学、社会学思想建构的一种“革命教育”模式，具有意味的是，文章从不同方面肯定“开门办学”与“实用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这从另一角度反而证明了当时确实有人认为“开门办学”具有实用主义教育的某些特征。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中，中共同济大学党委则把“文化大革命”中大加宣扬的“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教育革命”经验批判为实用主义教育的“模式图”。[※注]由此观之，“文化大革命”中所建立的“革命教育”模式，在表现形式上确实与实用主义教育的某些主张存在着某些不谋而合之处。虽然实用主义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贯斥之为资本主义的教育，是与无产阶级的教育格格不入的，但从“文化大革命”所主张的教育原则和“教育革命”的经验看，人们所实际实行的和所批判的方面又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诸如强调感性认识的知识观与强调经验的知识观；强调“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与强调“从做中学”的原则；强调“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与强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办学模式等，都蕴涵了相似的观念，或许反映了某种合规律性的现代教育观。我们不敢断言，“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就是实用主义的教育，但从中我们看到了一定的关联性。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对传统教育的反叛，提出了激进的进步教育原则，在美国及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试行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就连现在美国教育质量的恶化也有人把它归罪于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而中国那个特殊年代的“教育革命”也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叛和背离，同样提出了激进的教育原则，在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教育发展。同样，这种激进原则指导下的“教育革命”并没有给中国教育带来所希望的进步，而是使中国现代教育脱离了正常发展的轨道，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种激进的教育观，在它们各自兴起的时代中，都受到了较多的支持，赞扬声多于批评声，成为人们所信奉的真正的教育中的思想革命，使人们看到了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资本主义教育走向社会主义教育的曙光。然而，在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时，人们是不能容忍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在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因此“批判”之声不绝，但人们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杜威的教育主张和实践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共同性大于差异性，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把人们所批判的杜威资本主义教育“黑货”，同人们所大加宣传的“教育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作某些对比，则可发现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三 对凯洛夫“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

中国对凯洛夫教育思想的批判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而发生和发展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一边倒”时期，中国全面“以俄为师”，教育也不例外，从教育制度到教育内容，都体现了苏联社会主义教育的特征，在教育思想上则受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巨大影响，曾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指定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的教材，先后译印十几次，发行100多万册。1957年，凯洛夫还应邀到北京、上海等地讲学，并受到刘少奇的亲切接见。但就在学习凯洛夫教育思想的高潮中，1958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大革命”，人们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了口诛笔伐，把它斥为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教育思想。

进入“文化大革命”，由于刘少奇被作为修正主义者而打倒，凯洛夫教育思想也成为刘少奇罪状之一而加以批判，认为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根据，就是苏联修正主义教育权威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69年9月，辽宁省率先组织师生、工人和农民一起对凯洛夫《教育学》开展了批判，批判的重点是凯洛夫《教育学》中所蕴涵的关于“智育第一”、“全民教育”、“专家治校”等教育观点，以图推动文教战线的斗、批、改运动。1969年9月12日，《辽宁日报》发表了题为《凯洛夫〈教育学〉必须彻底批判》的社论，文章认为辽宁省是过去推行凯洛夫《教育学》的重点地区之一，彻底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是当前教育战线的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从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凯洛夫教育思想的全面否定。

在批判凯洛夫教育思想的政治性批判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批判凯洛夫教育思想的文章是1970年第2期《红旗》杂志发表的《谁改造谁？——评凯洛夫的〈教育学〉》，该文是以“上海革命大批判小组”的名义发表的，文章的题目《谁改造谁？》所要表达的主题是“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思想改造资产阶级的旧学校，还是让凯洛夫的《教育学》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是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注]明显，文章的结论已包含其中，其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理由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凯洛夫《教育学》为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根据，二是凯洛夫《教育学》是为实现苏联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服务的。具体表现为：（1）凯洛夫于1957年谈他所编《教育学》的指导原则时说：现在学校有两重任务，一是培养学生升入高等学校，二是培养学生参加劳动生产。“凯洛夫所说的‘两重任务’，就是刘少奇鼓吹的‘两种教育制度’，也是陆定一发明的爬‘宝塔’竞赛，名目繁多，本质则一：都是为了达到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无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注]（2）陆定一等按照凯洛夫教育思想编写的那些教科书，“世界观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内容是为资产阶级需要服务的，教学设置上充满着形而上学，课程那样复杂、那样相互隔离，把生动活泼的客观世界搞成支离破碎”。[※注]（3）凯洛夫主张选择某种“刺激物”，对教学双方实行“刺激”，使师生都去追求名利和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高位，“刘少奇、陆定一等一伙就曾充分运用了这种‘刺激术’，网罗资产阶级反动教育‘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腐蚀一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来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政治路线提供组织保证”。[※注]（4）凯洛夫的教育学继承了从17世纪捷克资产阶级教育家夸美纽斯到19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教育家乌申斯基的一套，本质上同资产阶级的传统教育并没有什么区别，是一个“烦琐哲学的典型，陆定一等一伙却啧啧赞美如何‘科学’……其实是一套反科学的伪科学”。[※注]基于这些纯属政治性批判的理由，《谁改造谁？》一文则从以下几方面批判了凯洛夫的《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