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一 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热潮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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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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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育学术思想研究2009 \ - |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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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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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教育理论以铺天盖地之势被引入中国，而在众多的苏联教育理论中，凯洛夫《教育学》和马卡连柯教育学说更是被时人所青睐。之后，湖南长沙五中的袁宗凯、黄实君报道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情况，并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我们是如何学习教育学的》一文，一些教育学者也为如何学习《教育学》献计献策，认为“教育学的教学方法，应以系统的、连贯的讲解为主。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教育理论界完全成了苏联教育学的“市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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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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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教育理论 教养 讲座 教育工作者 教师 教育方法 学说 卡连 共产主义 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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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热潮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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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凯洛夫（1893—1978）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191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数学物理系。1920年，在俄联邦农业管理机构担任行政工作。1923—1934年在莫索布罗诺农业教育部门做主任，1935年被授予教育学博士学位。1933—1938年调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机关。同时，从1925年起在附属莫斯科季米梁杰夫农业科学院高等教育专业和莫斯科农业教育学院任教，之后，担任了农业教育学院的院长。1937—1948年任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市立师范学院、彼尔姆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主任。1946—1966年任俄联邦教育科学院主席，其中1949—1956年任俄联邦教育部部长。他主编的《教育学》一书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1947年10月第358号决议批准印行，由教育部国立教育书籍出版局出版，并作为高等师范学校及大学学生的教科书。
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引入中国并被中国翻译出版后，很快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认同。《人民教育》杂志称该书为“介绍苏联教育理论的第一本有系统的著作，无怪乎要受到读者的欢迎”。[※注]有学者甚至认为“苏联先进的教育学，具体的表现在凯洛夫《教育学》这本书里”。[※注]遂有一批教育学者开始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解读。如孟宪承在华东教育部干部业务学习时，作了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编“教育学总论”和第二编“教学理论”的辅导报告，并在《新教育》（1951年4月号和1952年3月号）上予以发表。孟宪承在辅导报告中说：“我们的工作……着重在对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批判，着重在新旧教育学的对比”，并根据原著钩玄：教育学怎样才能成为科学，苏维埃教育学何以是科学。[※注]再如，曹孚曾于1952年秋和1953年春，为上海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学习《教育学》进行辅导，报告题目为《小学教育讲座》，后易名为《教育学通俗讲座》，对其中的概念，联系中国实际进行了通俗易懂的阐释。在讲到“教学”、“教养”、“教育”这三个概念时，他说：“教师平日上课，指导学生实习、实验等，都是教学工作。你上了四十五分钟的课，你就是做了四十五分钟的‘教学’工作。但你还不能说，你已经做了四十五分钟的‘教养’、‘教育’工作。教学应该起教养的作用、教育的作用。教学进行得好，它可以起教养的作用；进行得不好，就不能起教养作用、教育作用。”为进一步说明这三个概念，他联系中国实际，举了一个例子予以说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他说，“教师在‘我们的首都——北京’这个题目上上了三堂课。假使上课的结果，学生对祖国的首都有了明晰的认识，确实掌握了关于‘北京’的系统知识，我们说，在这三堂课上，我们已经完成了教养的任务，这三堂课已经起了教养的作用。所以，‘教养’是与系统的科学知识连在一起的。说得更完全一点：教养是指知识、技能、熟练技巧的掌握。假使我们上了这三堂课的结果，提高了学生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热爱，对历代劳动人民的感激和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爱戴，我们说，在这三堂课上，我们已经完成了‘教育’的任务，这三堂课的教学已经起了‘教育’的作用。所谓‘教育’是与政治思想教育连在一起的。但‘教育’的意义还不限于政治思想教育。它同时包括认识的培养。所以，说得完全些，‘教育’是指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形成，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共产主义道德的培养和认识力的发展。”曹孚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把凯洛夫《教育学》中的三个主要概念“教学”、“教养”、“教育”讲得一清二楚。曹孚的《教育学通俗讲座》还曾在上海电台由张文郁、胡守棻等进行播讲，反响很大。另有一些教育学者开始结合自身实际，谈学习心得和体会。如陈选善曾以“青士”为笔名，在《人民教育》（1951年4、5、6月号和1952年6月号）上连续发文，谈了自己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后的体会。他说：“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讨论到教育上许多基本的问题，是本书中很重要的一章，值得我们仔细地学习。在学习的时候，除正确地全面地了解它的内容、体会它的精神外，还应联系到中国教育的实际以及个人的思想情况，这样，对于暴露和纠正错误的思想、树立和明确正确的观点是有帮助的。”同时，他就“教育的阶级性”、“教育的效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教育的性质”、“教育学的基本概念：教养、教育和教学”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注]广大中小学教师则开始联系实际，探讨如何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方法。《人民教育》介绍了沈阳二中学习《教育学》的情况，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了《教育学》学习小组。之后，湖南长沙五中的袁宗凯、黄实君报道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情况，并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我们是如何学习教育学的》一文，一些教育学者也为如何学习《教育学》献计献策，认为“教育学的教学方法，应以系统的、连贯的讲解为主，应更多地注意运用直观因素与启发性问答讨论的方式”。[※注]一时间，国内的报纸杂志到处可见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方法、经验等之类的文章。不仅广大师生要学，教育行政干部也要学凯洛夫的《教育学》。教育部明确规定，凯洛夫《教育学》作为机关干部每周业务理论学习书籍，同时也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干部也要有组织地学习。[※注]为此，北京文教局曾专门举办“新教育理论讲座”，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主要读本。
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极大地激发了我国教育界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热情。有学者甚至评论，新中国“教育研究新时代的开始，是以凯洛夫教育学传进中国为其标志”。[※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被奉为社会主义教育学的“经典”。《光明日报》记者徐颖曾在《访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一文中评价说：“我不止一次在我们大学教授的书架上，在我们乡村教师的桌子上，在幼儿园的教养员手中，看到它（指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笔者注）。它指导人们如何用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培养新一代。可以这样说，在我国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也渗透了凯洛夫同志的劳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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