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65年，教育领域呈现了这样一些特征：第一，在经济大跃进的形势下，开展了教育革命（反右倾，鼓干劲，大发展），加强政治挂帅，强化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自力更生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战略，教育领域也开始反省与批判苏联教育学对中国的影响，教育学术发展努力探求本土化的道路，其中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中的优秀遗产的总结，批判地借鉴传统教育经验。第三，继续高扬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反对资产阶级教育学术思想，大力实行教育革命，继续开展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1.政治挂帅与教育革命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

1957年1月号的《人民教育》刊发社论《今年教育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强调“要改正我们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必须注意总结经验。怎样更好地学习苏联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等经验”。指出，“开始注意总结中国过去的教育经验。这首先是老解放区的经验。又如中国近几十年的教育经验，中国几千年的教育经验，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总结。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些遗产，才能很好地改进我们的教育工作”。社论中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将学习苏联经验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注意总结本土教育经验，特别是中国传统教育与文化遗产，是一条正确的教育学术发展之路。

1957年1月，呼延河池撰写书评《介绍〈孔子的故事〉》（李长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认为“‘五四’以后打倒‘孔家店’，孔子被从封建宝座上拉下台来。然而作为一个教育家仍然没有人能够抹杀他古老而常新的光辉。最近教育界讨论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问题，因为‘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我国教育史上无疑要追溯到孔夫子，这位教育家又较多地被人提了起来。人们完全有理由要求现在的教育学家和教育史专家，写出一些通俗的介绍孔子教育思想的著作来，帮助大家入门。孔子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有很多是值得我们现在的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的”。[※注]

1957年2月号的《人民教育》开辟研究中国传统教育经验专栏，指出：本刊要开辟研究中国过去教育经验这一栏。对于孔子教育遗产的研究评价，是我们研究中国过去教育经验的主要工作之一。对于孔子不只要从他的点滴的教学经验来研究，更要从他整个的思想体系社会背景来研究。因为从他的思想体系来研究，更能明了他的优缺点，更能在介绍他的经验中同时消除他的毒素。同期专栏刊登了许梦瀛《略谈孔子的教学法思想》一文，客观总结与评价了孔子的教学法思想，特别强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道德教育的实施办法，孔子曾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1957年6月号的《人民教育》刊登了毛礼锐先生对沈灌群的《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的评介一文，文章指出“作者着重阐述了孔子、墨子、孟子、荀子以及《学记》作者们的教育观。先秦的教育家们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基础，用更多的篇幅来阐述他们的教育经验和理论，那是非常正确的”。但毛先生认为“作者似乎没有把孔子的阶级性贯彻在全部的叙述中，以致对孔子的哲学、社会政治和教育观点，摇摆在进步与保守之间，看不出孔子的主要方面究竟是进步还是保守”。最后该文总结道：“总之，这本书能把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在不多的篇幅中提纲挈领、提要钩玄地阐述清楚，使读者能够用很少时间获得许多知识，而且对于教育工作有所启发和帮助，贡献是很大的。”[※注]

1957年教育学术界出现的“研究中国传统教育经验，对孔子教育遗产的研究评价”这一思想“潜流”，很快又被随即而来的“整风运动”与“教育革命”的主流浪潮所吞没。

毛泽东于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4月2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从4月末到6月初，在短短的40天的时期中，我国政治界和知识界所发生的事情，“是多么丰富，多么富有教育意义呀！”[※注]教育领域开始了“认识到改造思想的重要性”的反右运动。

1957年7月号的《人民教育》发表该刊评论员的文章“明辨是非，痛击右派分子”号召全体教育工作者，“在这个斗争中要振奋起来，过去坚定的要更加坚定，为保卫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而斗争到底”。教育学术界又再次掀起了批判的浪潮。[※注]

在全国各行各业的大跃进声浪中，1958年上半年教育领域大跃进的形势已经形成，“为了保证教育工作大跃进，我们不能放松思想工作。要使教育界的思想工作大跃进，首先要破旧思想，立新思想，逐步打破各色各样的保守思想，从单纯业务观点，‘权威学说’、国际标准等束缚中解放出来！”[※注]大跃进的战斗口号是：“苦干！”“争取红透专精！”“要做政治上的革命派，学术上的革新派，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上的促进派！”[※注]在“破”与“立”的矛盾斗争中，“阶级斗争”、“政治挂帅”成了指导教育学术工作的主流声音，教育日益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传统文化再次被排斥与边缘化。

1958年9月号的《人民教育》刊发社论“教育工作伟大转变的一年”，强调我们应加强“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挂帅。

在随后的1959年、1960年，教育领域中“反右运动”、“教育革命”继续深入发展。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明确指出：“文教工作，不论是教育、卫生、文化、体育、新闻等项事业，都必须政治挂帅，服从党委的领导，千万不可以‘为文教而文教’。必须走群众路线，使专家和群众结合起来，千万不要走单纯的专家路线。”[※注]

1959年11月复刊的《人民教育》，在“复刊的话”中指出：“过去，‘人民教育’的最主要缺点是：脱离实际，忽视政治，阐明方针政策的文章不多，方向不明确，质量不高等。今后，我们要努力克服这些偏向，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政治形势和中心任务，密切结合实际、进行编辑工作，而最主要的是要抓紧做好宣传和阐明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这方面工作。”《人民教育》复刊的话，实际上也是教育学术思想的工作方向。

2.教育学术本土化的努力

1961年，中国教育学术思想出现了新转折，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批判地予以学习、借鉴。《人民教育》开辟了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经验专栏，介绍各科教学法、教学经验谈、教材介绍、提高教育质量等专业性内容增多，形势政策宣传、批判性文章明显减少。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11月，学术界在山东济南举行了全国性的“孔子学术讨论会”。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成为学术界讨论和关注的中心，对孔子及儒学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立场、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以及研究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961年9月号的《人民教育》发表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提出“用客观的、发展的、历史主义的观点来对待历史问题”。同期还发表了吴晗的“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倡“从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这两篇文章提出的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启蒙”色彩。

1961年9月号至1962年7月号《人民教育》再次设置了“批判地接受传统教育经验”专栏，指出：对文化遗产必须实行“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在学习时要不忘批判，批判时要注意学习，经过长期反复，以便恰如其分地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注]该专栏随即刊发亦飞的《探求识字教学的传统特点》、张耕的《传统的识字教学方法研究》文章。亦飞在文中引用毛泽东有关历史遗产的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认为“我国语文教学有丰富的传统遗产。语文教学必须民族化。外国经验必须与本国特点相结合。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来吸取外国经验”。[※注]

《人民教育》“批判地接受传统教育经验”专栏，随后陆续发表了菊农的《传统教育中的教育心理问题》（1961年12月号）、张耕的《传统语文教学中的阅读训练》（1962年1月号）、《传统语文教学中的作文训练》（1962年3月号）、《前人指导学生作文的几点方法》（1962年7月号）、车树实的《〈学记〉简介》（1962年9月号）等文章。这些文章介绍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中的“珍贵品”，但介绍的内容局限于具体的教学经验领域。

1963年9月号《人民教育》刊发李放《从历史上看“以识字教学为重点”》一文，认为：“这种毫无批判地照抄照搬外国理论；而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教学经验却视为‘污垢浊水’，不讲批判地继承，全盘加以否定，不能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李放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反思，实际上也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教育学术过分“洋化”、抛弃民族传统价值取向的批判。

为配合“批判地接受传统教育经验”，《人民教育》自1962年4月号至1963年4月号连续介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组选注的《古代散文选》文章选编，推出了一批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对宣传中国古代文化功不可没。

3.教育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

1963年10月号《人民教育》刊发了三篇“火药味”很浓的批判性文章，矛头指向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再次掀起了教育领域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使上一阶段出现的“批判地接受传统教育经验”的学术趋向被迫中断。

许宗实认为：“20世纪初叶以来，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支配着我国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和行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又在教师中进行了思想改造，我国教师的思想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还没有经过彻底地清算，因此，现在还有一些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一些人们的头脑里继续起作用。如果不进一步予以批判，就不能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不能更好地做好我们的教育工作。”[※注]王泰然则集中批判了资产阶级教育学家提倡“爱的教育”，强调“人民教师是做儿童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是‘灵魂’的工程师，一刻也不要忘记以无产阶级政治为‘挂帅’”。[※注]敢峰则呼吁，“在教育战线上是没有理由沉寂的。目前教育战线的天气是阴云低压，闷热不雨，是该下一场透雨的时候了！”[※注]

自此以后的几年，教育领域开展了以高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大旗为中心的运动，集中批判资产阶级“爱的教育”与大学毛泽东思想和著作。[※注]教育学术已演变为对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解释和毛泽东有关教育语录的诠释而表现出独特意识形态化的现象，日益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工具，传统文化再次受到“冷遇”。教育学术已完全割断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