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国家面临空前经济困难，高层曾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缓解社会矛盾和思想压力。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也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新阶段。又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也逐渐摆脱苏联影响，走上了自己摸索的道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在1963年前后可以说形成了建国后第二个繁荣期。

早在50年代末，为学习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文化遗产，中宣部就倡议编选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而在60年代初正式贯彻实施的过程中，又逐渐完善成为后来影响深远的“三套丛书”的编选计划。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对我国外国文学介绍和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这一期间出版的比较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有《鲁滨孙漂流记》、《名利场》、萧伯纳的《戏剧三种》以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总的说来，丛书翻译质量也比较高，可以说是名著名译，而且有一批质量较高的评价文章相随推出。如杨绛的《萨克雷〈名利场〉序》一文徐徐道来，自然流畅，引用作家本人在《名利场》及其他作品、书信中的种种言论，阐明他对社会的认识和写作的目的；还进一步品评了小说在结构、语言、人物刻画上的长短得失，同时指出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帮助读者欣赏理解，就旨趣和风格而言，跟建国以来偏重考察政治观点的文字很不同。又如，应和萧伯纳戏剧选本出版，1965年还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萧伯纳的论文。如王佐良的《萧伯纳和他的戏剧》、《萧伯纳的戏剧理论》以及蔡文显的《萧伯纳戏剧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特点》。

当时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就是如何批判继承优秀外国文学遗产的问题。当时高层对于学术自由探讨给予了一定的鼓励，所以这段时间的研究工作，虽仍难免带以政治立场取舍作家、以进步激情取代艺术价值判断的积习，但整体统观，其笔墨重心仍然落在评介经典作家与作品之上，而且，也确有一些相当精彩的文章问世。英国方面，评论对象包括从莎士比亚到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与现实主义小说等，美国方面主要是从19世纪开始的现实主义小说。文章大都在作者的生辰或忌辰发表，有相对的集中性。莎士比亚在这阶段仍然是最受关注的作家，在1964年他诞生四百周年的前后发表了不少文章，而且形成了一定的争鸣格局。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或许就是吴兴华的《〈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一文。吴文以横贯文学、法律、经济及社会史实的阔大视野，凭借扎实的文献考据功力，敏锐地揭示了莎士比亚如何把原本是爱情与冒险的传奇故事，改造成深刻的社会批判文本的复杂过程，并进而点出《威尼斯商人》在莎士比亚整个创作历程中作为由喜剧转向悲剧的一个路标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文中虽也隐约可见时代局限的痕迹，但其笔锋腕底的余韵与精湛的辩证思维却使这篇文章即使在今天也堪称文学研究的典范。卞之琳在《〈里亚王〉的社会意义和莎士比亚的人道主义》中分析了《里亚王》所表现的人道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认为它同时也反映了理想本身的矛盾，指出人道主义的内在矛盾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先行者两面性的表现。其他还有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王佐良的《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杨周翰的《谈莎士比亚的诗》、陈嘉的《从〈哈姆莱特〉和〈奥赛罗〉的分析来看莎士比亚的评价问题》、赵澧等的《论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发展》和《论莎士比亚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发展》，以及张健的《论莎士比亚的〈尤利斯·凯撒〉的结构和思想》等不下三四十篇。

另有一类文章把莎士比亚看作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作家，认为第一类文章对莎士比亚评价过高，忽视了他“那些所谓自然、真理、人性、理想背后的资产阶级内容和个人主义实质”。尤其是怀疑莎士比亚到底能不能达到对资本主义有所批判的水平。与之相随还有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性看法。这些文章在今日看来无论在观点还是在材料的掌握方面都已显得过时，但它们作为一种学术方面的认识，一种历史的记录，仍能让我们体会当时的整个意识形态氛围和价值取向。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历来在我国介绍较多、影响甚广，因此评论的文章，包括综合论述的或专论的，也相应的比较多，在古典文学中几占压倒之势。1962年是狄更斯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在这前后介绍了一些他的作品，发表了二十来篇纪念他的文章。杨耀民的《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一文对狄更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他在作品中对社会的批判是逐步深入的，越来越接触到社会问题的本质。他也和许多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反映、批判那个罪恶的社会时他们是伟大的，当他们提出治疗社会疾病的药方时，就变得糊涂甚至有害了。此外还有范存忠的《狄更斯与美国问题》、海观的《〈董贝父子〉译后记》，以及《狄更斯的〈双城记〉和人道主义》和《欧洲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劳动人民形象》等文。1963年在萨克雷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后有若干相关文章面世，先是《世界文学》介绍了他的《势利小人集》，后有朱虹的《论萨克雷的创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创作发展过程和思想艺术特色。朱文以萨克雷的创作为例，指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就是一种复杂矛盾的现象，对于本阶级起了一种既反对又维护的作用，忽略了任何一面就不能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做出全面、正确的评价。张健的《论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分析了作品的政治历史背景、萨克雷的人道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思想方法。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布莱克与雪莱获得的评价较高，论述前者的如范存忠的《英国进步浪漫主义的先驱——威廉·布莱克》。关于雪莱的文章比较多，有的是单写雪莱的，有的是把雪莱与拜伦合在一起写的。如范存忠的《论拜伦与雪莱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袁可嘉的《读雪莱的〈西风颂〉》等，他们一致赞扬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诗人雪莱，特别是他作为“天才的预言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拜伦，学界的评论则稍微复杂些。主要是围绕着怎样正确地、历史地评价遗产的问题进行的。拜伦的思想与作品引起的争议最为广泛，焦点是拜伦式英雄的反抗的实质。袁可嘉的文章《拜伦和拜伦式的英雄》在这方面引起了一场不了了之的争论。袁文认为拜伦的叛逆性格从一开始就包含两种因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的进步思想与个人主义，并指出应该正确认识拜伦与其人物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另有人认为个人主义才是拜伦式英雄的本质和核心，不应不适当地夸大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性，歪曲资产阶级的历史面貌。他们还提出怎样对待西方文学遗产的问题，认为其“民主性”精华已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积极意义，而资产阶级思想往往通过它来腐蚀和毒害人民。所以必须对其思想体系，尤其是它的核心个人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马克·吐温逝世五十周年的1960年，报纸杂志纷纷撰文介绍和评论。如老舍在纪念会上的报告《马克·吐温——“金元帝国”的揭露者》，周珏良的《论马克·吐温的创作及其思想》，陈嘉的《马克·吐温——美帝国主义的无情揭露者》等文都着重肯定了马克·吐温是美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资本主义虚假文明的揭露者，他的艺术风格带有浓厚的人民气息。其他带有纪念性的还有1962年欧·亨利诞辰一百周年时的一些文章，如王佐良的《一位善于讲故事的作家》。

海明威也是经常被提起和介绍的美国作家。董衡巽的《海明威浅论》是一篇全面地分析他的文章，认为海明威是美国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作家，“迷惘一代”的代表，并且详细分析了他的以含蓄为最大特点的艺术风格，认为他的艺术才华超过了对生活的认识能力。

还有个别文章对其他英美作家及作品进行了介绍与研究，如乔叟、培根、笛福、斯威夫特、哥尔斯密、司各特、科贝特、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斯陀夫人、希斯德烈斯、德莱塞、阿瑟·密勒等等。

或许，最能体现时代印记的就是对于所谓进步文学的研究与介绍。虽然分量不大，但却贯穿始终。

宪章派文学，特别是宪章派诗歌较受重视，如袁可嘉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曲战歌》。“二战”后英国反殖民小说在新形势下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这类作品的思想基础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由于它们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在我国得到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这方面的文章有撷华的《在殖民主义崩溃的时代中——略谈英国的反殖民主义作家与作品》，徐育新、董衡巽的《英国进步小说的一个特色》等。属于这一类的还有《皮市巷的革命》、《穿破裤子的慈善家》等写工人阶级的小说，关于它们也有个别评论文章。

美国方面的重点是黑人文学，这方面做了相当多的介绍工作，《世界文学》1963年9月还出了黑人文学专号。主要文章有黄星圻的《在斗争中成长的美国黑人文学》、施央千的《一股革命的火焰在燃烧——读反映美国黑人生活与斗争的文学作品》、施咸荣的《战斗的美国黑人文学》等，文章一致高度赞赏美国黑人文学的成就与战斗性，其中第一篇具体叙述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历史。王佐良的《疾风劲草——谈谈50年代美国几位进步作家的几部优秀小说》分析了包括黑人文学在内的50年代美国文坛对阶级斗争的反映和进步文学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取得的新成就。

同样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还有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的评介上。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当时的态度基本是否定的，往往是以对作家政治立场的抨击代替对作品的细致分析；以传统的文学形式或狭隘理解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为标准来评价现代派艺术。如当时对于“新批评”、“意识流”、现代诗歌以及艾略特的评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样的局限。不过，饶有意味的是，每每在简单甚至粗暴的断语下，会有丰富的新知在，会有些许灵慧的体悟和隽永的片言只语。如袁可嘉的一系列内容丰富的介绍批判文章：《“新批评派”述评》、《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以及《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等都有颇多可取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外国语言文学教育体制总的说来比较僵死，教学内容较狭窄，基本上是以传授语言技能为主，不鼓励文学作品的阅读。学生所接触的外国文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官方任可老师指定，二是大都来自所谓“精读”、“泛读”课本，数量有限。所以这一段虽然为国家培养出了数量可观的外语专家，但出类拔萃的外国文学学者较少。许国璋曾说：北外“十七年”，也就培养出来一个吴千之。话虽偏激，不是没有道理（吴千之的学问，其实还是1949年前打下的基础）。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的外国文艺作品都被定性为是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的，不分青红皂白遭到否定和查禁。在如此大批判的高压下，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但这不等于在那个时段里外国文学书刊及其社会功用就此消失了。对当时文化生活的复杂层面和幽暗角落的烛照与探究恐怕还有待今后的历史家来完成。

这里只举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即已经有许多人谈论的“皮书”的出版和流行。这批书最初问世于60年代初,是专“供内部参考”的当代外国文学译作，因当时统一用黄色封面，俗称“黄皮书”。这批内部书主要介绍当时有影响的苏联东欧的文学、理论书籍，但其中也包括被我国评论界大批特批的美国“垮掉一代”和英国“愤怒的青年”的名作，如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及《往上爬》和《愤怒回顾》等。后来，在“文革”期间在70年代初，有关部门再次出版了一批类似的内部读物，用的是白皮或灰皮。

这类“皮”书大多印数甚少，不足千册。但看过的人却不算很少。有不少在当今学界（也许还可以加上商界和政界）有影响的“领军”人物，如北大的李零和复旦的葛兆光，近时都曾著文回忆70年代的读书岁月，包括接触“皮书”的经历，而后者是在边远的西南地区读到这些“禁书”的。

应该说，这些书和其他“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在这期间的“地下流通”速率之高，或许是空前绝后的。一本书常能在短短几年内经过几十甚至上百人转手阅读，对许多年轻人的思想和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一时期，一些年轻人对西方语言西方文化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兴趣，开始了自发的，刻苦的学习和追求。大家失了学，才有了自己的“学”。这样的学习，不受家庭出身的限制，不由主管部门或教员摆布。给人以安慰消遣，激励人关心外部世界，思考自己生活和社会中的问题，外国文学的这种效用在“文革”之中甚于“文革”之前。“于无声处听惊雷”。在很大意义上应该说，“思想解放”或许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