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三 外国文学译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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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200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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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为我国带来了外国文学译介的第一个高潮。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外国文学价值的认识趋于深入，不仅把它当作张望异域世界的窗口，而且视之为思想启蒙的载体、精神沟通的桥梁、救治传统文学观念弊病的良药、新文学建设的范型与别致的审美对象。外国文学的选择，既切合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又对新文学有所增益。外国文学产生了积极的思想启蒙效应，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和艺术天地，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在诸多层面上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乃至历史进程。因此，翻译文学及其研究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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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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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新文学 五四时期 外国文学 现代文学 译著 民族 文学史 作品 丛书 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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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国文学译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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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启蒙思潮波澜壮阔，因而表现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社会批判的外国文学作品引起普遍共鸣，翻译的数量最大。周作人在《〈点滴〉序》里说，这部集子所收译作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注]考虑到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把人道主义界定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那么，《点滴》的主旨就涉及了通常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岂止一部《点滴》，整个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都表现出这种倾向。“易卜生热”、“泰戈尔热”、“拜伦热”与“俄罗斯文学热”均源于此。儿童文学翻译盛况空前，安徒生、格林、王尔德、小川未明等人的童话，拉封丹、莱辛、克雷洛夫等人的寓言，卡洛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等儿童文学名著等大批地译介进来，也是因为由“人”的发现而意识到了“儿童”的独特性。
鸦片战争以来愈益加重的民族危机，逐渐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尤其是甲午战争败于从前的学生日本手下，中国人在品尝了巨大的耻辱之后对民族压迫的话题分外敏感，开始注意到《黑奴吁天录》这样的反抗民族压迫的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中国所参加的协约国的胜利告终，但并没有改变中国饱受列强侵夺的地位，于是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而后又由一系列惨案激起“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在这种背景下，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五四时期翻译界的热切关注。
周作人曾与鲁迅一道通过《域外小说集》译介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五四时期这方面的翻译更多，译有波兰、南非、新希腊、犹太、保加利亚、芬兰等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作品。周作人对显克微支十分推重，曾经译过他的《炭画》、《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酋长》等。不少译坛健将都在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方面投入精力。如沈雁冰就译过爱尔兰、乌克兰、匈牙利、波兰、捷克、克罗地亚、阿根廷、尼加拉瓜、亚美尼亚、保加利亚、巴西、土耳其、埃及、黎巴嫩、智利等国的作品。译坛新人也不甘落后，王鲁彦1926年出版了译著《犹太小说集》，1928年又结集出版了《显克微支小说集》与所收多为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等国作品的《世界短篇小说集》。
伴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呈上升趋势。1915年10月《新青年》第1卷第2号刊出泰戈尔的《赞歌》之后，隔了两年多，自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起，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多了起来，所属有印度、挪威、芬兰、丹麦、波兰、犹太、亚美尼亚、爱尔兰等。《小说月报》全面改革以后，有意识地加强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沈雁冰在第12卷第6号《最后一页》中表示：“我们从第七期起欲特别注意于被屈辱民族的新兴文学和小民族的文学；每期至少有新犹太、波兰、爱尔兰、捷克等民族的文学译品一篇，还拟多介绍他们的文学史实。”《小说月报》实践了这一计划，翻译的作品来自波兰、挪威、匈牙利、印度、犹太、亚美尼亚、阿富汗、捷克（波西米亚）、乔具亚（格鲁吉亚）、新希腊、芬兰、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乌克兰、智利、巴西、安南（越南）等。1921年10月10日出刊的第12卷第10号特辟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集中推出一批成果，更是表现出新文学阵营的鲜明态度。这一期出版以后，在读者中引起热烈的反响。1921年11月9日《时事新报·学灯》发表署名C的《介绍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文章说：“人类本是绝对平等的。谁也不是谁的奴隶。一个民族压伏在别一个民族的足下，实较劳动者压伏于资本家的座下的境遇，尤为可悲。凡是听他们的哀诉的，虽是极强暴的人，也要心肝为摧罢！何况我们也是屡受损害的民族呢？”“我们看见他们的精神的向上奋斗，与慷慨激昂的歌声，觉得自己应该惭愧万分！我们之受压迫，也已甚了，但是精神的堕落依然，血和泪的文学犹绝对的不曾产生。”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时期大力译介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实在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爱尔兰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致力于创建爱尔兰民族戏剧，作品多有反抗外来统治、主张民族独立的内涵。独幕剧《月出》作于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的1907年，写一名当时隶属于英国政府的爱尔兰警官在码头识破扮作流浪艺人的越狱者（抵抗运动领导人）身份，抓捕越狱者的官方职责与民族同情心、民族独立意志发生冲突，警官最后放弃了逮捕。这个剧本引起中国翻译界与戏剧界的注意，五四时期有爽轩据此改编的《月出时》，收入凌梦痕编著《绿湖》第一集（民智书局1924年版），后来又有黄药眠译本《月之初升》（上海文献书房1929年版）、陈鲤庭编译、陈治策改编的《月亮上升》（北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5年版）等版本问世。抗战时期，舒强、何茵、吕复、王逸据此改编的《三江好》（武汉战争丛刊社1938年版）广为传播，演出反响强烈。[※注]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旨是反帝反封建，实际上，表现在创作方面主要是以个性解放、人性解放与女性解放来反抗封建礼教与专制社会，而翻译则是反帝反封建并重，换言之，反帝的主旨主要体现在翻译方面，即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方面，借他人之酒杯浇我中华民族饱受压迫与屈辱之块垒。说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根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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