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期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分支学科，英语文学教育和科研都极为活跃，成果也非常突出。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成立的美国文学研究会是外国文学界较早成立的专业性学会之一。随着对外交流渠道陆续建立，1984年10月间举行了中美第二次作家会议，美国著名作家艾伦·金斯堡、加里·史耐德和托妮·莫里森等到访。1985年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英国文学专家玛丽·雷诺治、美国著名批评家弗·詹姆逊、加拿大诗人杰地斯等人来访，都产生了很大的文化冲击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从80年代前期开始，国内很多资深或中年的教授和研究人员陆续出国开会、访学或进修，对国外学界近三十年发展的了解迅速加深并拓展。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公派或自费）也一批批走出国门。他们中的归国人员后来成为本学科的主力之一。

这一时期，外国文学作品大量引入，除了新版和再版的经典名著之外，美国通俗小说以惊人的数量涌入中国外国文学的图书市场。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由施咸荣、萧乾、朱海观、王央乐等著名翻译家翻译，“文革”后期曾作为“皮书”内部出版，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第一版发行量高达四十万册；80年代中期，美国通俗作家谢尔顿、阿瑟·黑利等都是中国图书市场上的最畅销作家。谢尔顿的《假若明天来临》第一版仅漓江版（后陆续出版的重译达七个版本之多）就印行四十万册，2007年7月，南京译林出版社接着发行了第二版，到2009年4月，又已经印刷了八次；黑利的《最后诊断》、《大饭店》、《航空港》、《超载》等都十分畅销。这些美国通俗小说的畅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国人了解国外世界的迫切心态，而外国文学作品也的确成为当时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也陆续问世，如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册修订再版，下册初次出版，新问世的有董衡巽、朱虹、施咸荣、郑土生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上下册，刘炳善编写的英文版《英国文学简史》，以及老一辈专家杨绛的文学论文集《春泥集》，范存忠的《英国文学史纲》和《英国文学论集》，杨周翰的《17世纪英国文学》，索天章的《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和时代》，贺祥麟的《莎士比亚研究文集》（1982），陈嘉的中、英文版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读本（三卷），等等。苏联研究单位撰写的在我国影响很大的英国文学史的译本也得到再版。这些专著在教学和研究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朱虹（《英美文学散论》）、陈焜（《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等一批当时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推出一系列介绍评议文章。这些论文提出了一系列外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典型问题、文学的源与流的问题、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评论如何突破公式化的问题。杨周翰、王佐良等人就《美国文学简史》发表了书评，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还探讨了文学史的规律以及美国文学发展的一些问题。另外像《外国名作家传》等丛书，也适时为广大读者介绍了英美著名作家。

与此同时，大量讨论具体作品的文章也陆续出现，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别属于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范畴。如孙家琇的《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和杨周翰的《威廉·莎士比亚》等。方平的论文《谈〈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和《论夏洛克》对莎剧人物如福斯塔夫、夏洛克的阶级本质进行了探讨。也有人对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尤其表现在对《威尼斯商人》的争论上。如阮坤在《〈威尼斯商人〉简论》中对有些评论中认为安东尼与夏洛克的冲突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之间的矛盾的论点提出异议，指出“作者主观上绝不是要反映阶级斗争或剥削阶级的内部斗争”。方平的文章则从阶级本质指出，代表商业资本的安东尼与代表高利贷资本的夏洛克是一丘之貉。

对英国18、19世纪作家作品的评论十分活跃。如赵萝蕤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家狄更斯》、王佐良的《雪莱诗一瞥》，再如朱虹的《〈简·爱〉——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施咸荣为司各特的《艾凡赫》所作的序言、濮阳翔的《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作家菲尔丁》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张中载的《托马斯·哈代：思想与创作》等。对美国文学名著的评论也日见增多，如荒芜的《漫谈惠特曼》，董衡巽为辛克莱的《屠场》所作的序言，朱虹关于霍桑的浪漫主义小说的评论《略谈霍桑的浪漫主义》等。

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取得的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对西方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对过去否定得最多的现代派文学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较早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展开了一系列有启发意义的讨论。其中评述性文章包括袁可嘉的《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等一组文章，陆凡的关于美国当代文学的一系列文章，李文俊的《“从海洋到闪烁的海洋”——战后的美国文学》，梅绍武的《当代美国文学一瞥》，朱虹的《荒诞派戏剧述评》，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梦魇》、《索尔·贝娄——当代美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和《“黑色幽默”，当代美国文学的奇观》，董衡巽的《美国现代文学述评：1914—1945》，杨熙龄的《美国现代诗歌举隅》，以及王文彬等论述存在主义、黑色幽默和著名当代作家的一组文章。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共四册八本）于1980—1985年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印数累至十五万册，影响巨大，不少文学青年由此走上创作之路。

上述文章和译作从各个角度对现代当代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文学作了新的、较为实事求是的介绍和评说。有的文章论述了现代派文学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指出它们的产生有着时代的必然性和流派的承续性。有的文章分析了现代派文学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对现代派文学的各个流派提出了比较中肯的看法。如对作为现代派文艺的开端的象征派诗歌，有的文章指出了它曲折地反映现实的一面，认为不能简单地用贵族主义和神秘主义一笔勾销。对荒诞派戏剧，有的文章指出，荒诞的表面现象内含社会矛盾，“非人化”了的形象恰恰提出了恢复人的价值的问题。有的文章认为黑色幽默表达了由绝望转化成的幽默、恐怖中的滑稽，它强调了世界的荒谬和社会的疯狂，是当代西方社会危机的一种反映。

这些著述和译作伴随思想解放和“文化热”时潮，打破了此前的文化禁区，多年来第一次向中国公众介绍了当代西方和美国的文学状况，使现代主义、人道主义、历史中的“恶”、先锋艺术、意识流手法等新鲜议题高调登场，在广大读者特别是文学青年中备受关注，对中国作家的后续创作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董衡巽、朱虹、李文俊、施咸荣共同完成的《美国文学简史》属于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早独立撰写的外国文学史，对现当代文学和通俗文学给予了必要的重视。郑敏的《英美诗歌戏剧研究》、瞿世镜的《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和钱满素主编的《美国当代小说家论》于80年代中后期推出，是当时尚不多见的比较深入的作家作品研究。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外文所还组织编纂了一系列经典作家的研究资料集，以分别由杨周翰、朱虹主编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两卷）和《奥斯丁研究》等为代表。此项打基础的学术工作后来延续到90年代。其中，袁可嘉主持编纂的《现代主义研究》（两卷）比较系统地收集了国外的有关资料和评论，内容不限于英美甚至不限于文学，但编译力量以英文工作者为主。此外，80年代后期还有数种英国人撰写的英国文学史出版。

80年代里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件不能忽略的大事是《读书》杂志的创办（1979年4月）。创刊伊始，《读书》就十分注重介绍外国文学文化，范围之广，读者之多，前所未有。这种媒介做到了一切专业期刊做不到的事情，使文化走向更多的群众，而且开创了新路。新，在于所谈的书和事情，很多专业人员未见得知道，还在于文字清楚流畅，采用以往专业文章所没有的文风。

进入80年代以后，国内关心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人日见增多。社科院关注这个问题最早，当时尚为北大西语系研究生的张隆溪受钱锺书委托开始深入研读、撰写文章，并且自1983年4月起在《读书》杂志连载了十一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西方文论，后于1984年结集出版。张著和其他有关文论思想的著述（比如赵毅衡论新批评），特别是其中一些新鲜的观念、文辞和话语，在那个思想骚动的时期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和好奇。文学讨论的视野得到了很大扩展，读者和评者开始把不同时期不同语言的作品联系起来，还能把文学和历史、政治、美术、心理学、语言学联系起来。这场“理论热”延续到90年代，其影响绵延至今。当然，也应看到，在这一阶段，国内出现的“理论”文章多是转述国外的综论和介绍，不少作者来不及系统读理论原著，更来不及确立自己的理论立场。也有些跟风的年轻人把“理论”当作是一种时髦捷径，以此替代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理解。

80年代的外国文学研究，除了理论倾向比较突出，还有一个新发展，即比较研究的开始。原因似有两个：一是钱锺书逐渐为人所知，有人开始宣传和模仿他的文章和方法。另一个原因，是各个大学的中文系都有现代文学专业，其中的教员对外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感兴趣，同时不满于原来讲课的框框，要谋新出路。就英美文学而言，比较研究也容易出新意。

总的看来，这十余年英语文学界忙于破除思想禁忌，填补文化空白，开拓精神视野，倾心投入，干劲冲天，社会反响也特别大，不仅做了文学译介评论的工作，甚至扮演了整个思想解放思潮的马前卒角色。这一段工作为此后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就学术研究和文化思辨而言，这尚为起步阶段，英语文学乃至外国文学介绍和评论几乎不是作为文学欣赏或专业学术而是作为一种大众思想文化运动出场的。另一方面，80年代的英语文学界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都存在某种浮躁的崇洋、崇“新”的情绪，这对国家的思想生活甚至政治生活都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

进入90年代以后，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版图”已初步形成。其中，上海译文和江苏译林是两家“专营”社，北方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也属主力阵营，有突出的作用，甚至主办了我国自己的年度最佳外国文学作品奖的评选。第二梯队的成员有时有所变化，比如漓江在80—90年代很突出，后来重要性相对下降，而浙江文艺等近时的表现则有引人注目之处。北京外研社和上海外教社等更是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开始批量推出英语文学和学术作品的原著。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专业刊物和外国文学论丛（如《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这一阶段，出版的政治“禁区”渐渐淡出。不仅传统“经典”作家的作品的翻译出版已经常态化，对英语文学当代新作的译介也日益与国外同步。2000年以后十年的发展则更为鲜明地呈现了某些新特点，更触目地标示了当前现状和今后的趋势。

在这方面，目前最重要的现实是，我国出版业的商业化转型已基本完成。其表现之一是：在出版选题的过程中，主要制约因素不再是政治禁忌或道德规约，而是对销量的预期。此外，出版社已经能和媒体彼此呼应，熟练运用“包装”手法运作发行，这在对当代畅销书的推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惊悚、推理、匪警、科幻或魔幻类图书出得多且快。如新星出版社的推理小说系列，2009年1月版到3月即能第二次印刷。斯蒂芬·金的作品《劫梦惊魂》（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首印达两万册；上海译文社出托尔金、罗佛兰登的书一般首印超万册；人民文学社2008年推出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首印两万册；美国梅尔（Stephenie Meyer）的新吸血鬼故事《暮光之城》也一版再版，印数达数十万。哈里·波特系列中译本印数已突破千万；《达·芬奇密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到2008年8月已经印刷五十七次，销量达两百余万册，作者丹·布朗的其他小说也已经或预定出版。耐人寻味的是，后两位超级畅销作家作品的独家引进出版均是由老牌国家队人民文学出版社操办的。追随畅销读物“搭车”出书的现象亦可观，凸显出版业商业嗅觉的敏锐和成熟。

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都成为我国的出版盛事之一，常常是在获奖人/作品揭晓前后即有媒体地毯式轰炸般连篇累牍报道，握有版权和译本的出版社毫不延误地迅速出书或重印，尚无版权的出版社酌情快速跟进。近年获奖的奈保尔、库切和多丽丝·莱辛都造就了一时热销。其中前两位的大部分作品都已出版并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莱辛的作品也有多种经出版社筛选引进，或新译或再版。出人意料的是，品特2005年获得诺贝尔奖在中国没有引发多少出版冲动，个中缘由值得深究。英国布克奖获得者中，阿特伍德、凯里和德赛等有多部作品翻译面市。引人注意的是，他们都是英、美以外的英语国家作家，这似乎既反映了布克奖的某种取向，也反映了中国读者视野的变化。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里英语文学类作品出版涉及的英美作家超过三百五十名，可以说覆盖面相当宽泛，其中美国人数大大超过英国，几乎是两倍，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美国在通俗文化领域中的霸主地位。其他英语国家有三十余名作家的作品得到译介，相对来说显得不足。除了对来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作品近年介绍有增多，爱尔兰文学仍基本限于乔伊斯、叶芝、王尔德等几位经典作家和当代诗人谢默斯·希尼等，近年里极活跃的南非、印度、加勒比海等地区的英语文学只有戈迪默、库切、泰戈尔、奈保尔、沃尔科特和德赛等极少数人跻身出版名录，其他非洲作家似乎只有尼日利亚的渥里·索因卡、钦·阿契贝得到译介。有关英语文学的史论和学术著述有数十种翻译问世，包括八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萨·伯科维奇主编、杨仁敬等主译）和哈·布鲁姆的《西方正典》等。

传统经典是常销书。有十余家出版社推出了经典丛书系列。另外，河北教育等社从90年代开始推出作家全集或作家系列，积累多年，成就斐然。这些重点社选题比较认真，翻译和编辑工作的质量也较高。

就近十年情况看，有少数经典作家和作品在我国特别受青睐，“火”的程度和畅销书有一比。“永不谢幕”的莎士比亚自然首当其冲。十年里有约六十家出版社参与莎剧、莎诗等的出版，涉及的译者近二十位，但多数是用朱生豪译本。种类有全集、单本剧和选集（还有故事集），等等。众社云集抢滩现象的根源固然在于莎翁的成就和名气，但也与朱译本身过了版权期、人人可用有很大关系。单部作品中，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似占鳌头：约有四十三家出版社出了近四十种译本，2009年夏天我国根据该小说自主改编的话剧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引起很大反响，是该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力的证据之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分别有近三十五家出版社出了约三十种译本；参与出版马克·吐温作品的也超过三十家，其中《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汤姆·索耶历险记》的译本均超过十种；而狄更斯、哈代等名家却远没有这么“幸运”。20世纪作家中劳伦斯的作品出了三十五种以上（短篇和散文集常由不同编者选编，用不同书名），其中《恋爱中的女人》有约十七家出版社、《儿子与情人》有二十二家出版社参与翻译出版；有约二十家出版了二十余种纳博科夫作品，其中《洛丽塔》有六种译本；约二十家出版社参与出版海明威作品，对福克纳的反应则平淡得多；问津欧·亨利短篇小说的也超二十家。其他，如培根的随笔，有十四家出版社出了十余种译本。

上述作品或比较符合青少年口味，或为一时世风所推举，或在中国读者中知名度和美誉度较高，加上大多没有原著版权限制，诸多出版社就各自推出译本，以在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我国青少年阅读外国文学作品选目相对集中、狭隘，也是出版选题重复的原因之一。由于扎堆重译，也造成译本质量参差的问题，侵权问题也不时发生。此外，《洛丽塔》之类图书几乎跻身最受追捧的外国“名著”，对于民族文化建设来说是否幸事，还待评说。

当然，也有不少立意“严肃”的新作家新作品得到了成功译介。译文社对苏珊·桑塔格、浙江文艺对库切的引进出版都在此列。

网络作为新媒体对于纸质读物的冲击非常大。但是对阅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冲击，也有促进，但总的来说似有促使阅读快餐化的倾向，将影响一代年轻人的阅读趣味。这方面的情况有待细致调查研究。

与此同时，1990年以来随着我国大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进一步正规化专业化，随着学术交流的加强与学术规范的建设，随着我国自己培养的和留学归国的研究生陆续进入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第一线，英语文学研究评论呈现逐渐回归学术、繁荣发展的态势。

首先，出版了大批水平较高的文学史类或系统性研究著述。其中包括陆续面世的由王佐良、何其莘、周珏良等编/写的多卷本英国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朱虹、文美惠、黄梅和陆建德分别编/写的四卷本英国小说研究论集（《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超越传统的新起点》、《现代主义浪潮下》和《现代主义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侯维瑞的《英国文学通史》（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中载的《当代英国文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版），瞿世镜等的《当代英国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李文俊、董衡巽和薛鸿时分别撰写的福克纳、海明威和狄更斯的传记，黄仲文、张锡麟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郭继德的《加拿大文学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黄源深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桂杨清和郝振益等的《英国戏剧史》、张子清的《20世纪英美诗歌史》、王长荣的《现代美国小说史》、金莉和秦亚青合著的《美国文学》、傅浩的《英国运动派诗学》、殷企平的《小说艺术管窥》、鲍屡平的《乔叟诗篇研究》、赵彦秋的《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阮炜的《社会语境中的文本：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蒋洪新的《走向四个四重奏》、石坚的《美国印第安神话与文学》，等等。此外还有刘意青、韩加明关于理查逊和菲尔丁的英文论著等。王佐良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代表了一代中国学者的成就，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把握英国诗歌发展历史脉络的努力，另一方面书中选诗译诗考究、品评精当，又表达了独到的个人体验和透辟理解，体现了作者深湛的中英语文学养及沟通中西文化的自觉努力。

这十年间随着种种西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流派和思潮陆续被引入、介绍，理论热持续升温，人人争说，一时蔚为风气。此外，学术随笔的繁荣也在继续。这类文章的特点是既重思想性也重趣味性，既有学术含量又相对通俗易懂。赵一凡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引起颇大反响，后多收入《美国文化批评集》等。陆建德、钱满素、申慧辉、黄梅等也都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随笔散文，后来结集为《麻雀啁啾》、《飞出笼子去唱》、《世界文坛潮汐录》、《女人和小说》及《不肯进取》等。它们眼界开阔，思想犀利，文字考究，富于反讽。总之，伴随读书类杂志的成长，一批有功底的学者成为比较善于面对更广大读者群的成熟散文写手。

2000年以后，论文、专著及学术散文等不仅数量大幅增加，其广度和深度都有明显拓展。在传统的研究视阈之外，更出现了诸多更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对象，如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后殖民文学研究、叙事学、文体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生态文学、学术史研究以及中外文学交流等。这里拟从五个方面作些归纳。

（一）对英语作家及作品的研究日渐深入、多样，而且涵盖了从远古至当代的诸多体裁和文类，探讨的视角和方法路径百花齐放。

以莎士比亚为例。莎作在中国被接受、理解的重要环节是戏剧演出，这是其他多数文学作品所不能比拟的。近年里莎剧被以话剧（林兆华导演濮存昕主演的《哈姆雷特》）以及京剧、昆曲、川剧、越剧等其他传统剧戏曲形式来搬上舞台，以中国人的特殊方式和角度演绎并阐发了西方经典。此外，北大、复旦、北京外经贸、四川大学和四川外语学院等诸多院校都曾举办英语原版演出。在有关研究和评论中新理念、新角度、新解说纷纷出现：有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讨论莎翁笔下女性人物形象；有受解构思潮影响论证莎剧其实并非以所谓人文主义为中心；过去中国人较少涉及的莎作与基督教和《圣经》、与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历史的关系等问题得到了关注，种族、性别、他者等关键词，加冕、脱冕、狂欢等理论概念不时亮相。还有的学者从语言和翻译的角度展开讨论（如徐鹏的《莎士比亚的修辞手段》和桂扬清的《莎翁作品译文探讨》等）。此外，随着最早的莎剧译本即由传教士亮乐月（Laura M. White）翻译的《剜肉记》被重新发现并引起热议，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讨论也高潮时起；专注于比较研究的学人还对比汤显祖、关汉卿、李渔、纪君祥和曹雪芹等中国作家来讨论莎士比亚。就讨论的多样性而言确有百家争鸣的气象，出版有关专著就不下七十余部，有工程浩大的词典（刘炳善编《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和张泗洋主编的《莎士比亚大辞典》），有陆谷孙、裘克安等资深专家的评论赏析，也有相当数量的博士毕业论文；还有二十多种外国著述（翻译或原文），更不必提大量的论文。

总的说来，有关英国文学的专著包括外研社20世纪90年代陆续推出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李赋宁、王佐良、何其莘、刘意青、钱青等撰写或主编，2006年出了第二版），王守仁、何宁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阮炜的《20世纪英国小说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高继海的《英国小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丁宏为的《理念与悲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黄梅的《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三联书店2003年版），张和龙的《战后英国小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和《威廉·戈尔丁》（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张旭春的《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章燕的《多元·融合·跨越：英国当代诗歌及其研究》（三联书店2003年版），以及王岚和陈红薇合著的《当代英国戏剧史》、陶家俊的《文化身份的嬗变：E.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魏颖超的《英国荒岛文学》、李建波的《福斯特小说的互文性研究》、李正栓的《陌生化：约翰·邓恩的诗歌艺术》、卞昭慈的《天路·人路：英国近代文学与基督教思想》、傅俊的《渊源·流变·跨越：跨文化语境下的英语文学》、胡振明的《对话中的道德建构：18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对话性》、廖昌胤的《悖论叙事：乔治·爱略特后期三部小说中的政治现代化悖论》、袁德成的《从莎士比亚到品特》、杜平的《想象东方：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和东方形象》、聂珍钊（等）的《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等。此外还有王丽丽关于多·莱辛、欧荣关于戴维·洛奇的论作，张玲、朱炯强、方丽青、颜学军等人有关哈代的专著，以及葛桂录的《雾外的远音》，等等；有关美国文学的包括有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四卷本，已出两卷），王誉公的《埃米莉·迪金森诗歌的分类和声韵研究》，黄铁池的《当代美国小说研究》，张剑的《T.S.艾略特》，刘进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诗学研究》，钟玲的《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张晔等《北美女性文学研究》，蒋道超《德莱塞研究》，姚伟君《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杨金才《赫尔曼·麦尔维尔与帝国主义》，廖可兑主编《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崔少元《亨利·詹姆斯国际题材小说的欧美文化差异》，童明（Toming）著的《美国文学史》，王文彬的《学海泛舟》，陶洁《灯下西窗》，虞建华等著的《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等。近年学术出版物呈现出多样性趋势。比如，李小路的《〈克拉丽莎〉的狂欢化特点研究》是近年里诸多以专著形式出版的博士论文之一；而陶洁《灯下西窗》和区钅共的《西窗琐语》则是资深学者的短文和随笔的结集。

论文的数量继续增长，每年英美各约有四百篇，其丰富性多样性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有不少选题过去在我国是被忽视的，如胡家峦的从古典文学和基督教文化角度，结合神话和寓言探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中出现的意象；肖明翰、金朝霞和王继辉等对英国古代作品《贝奥武甫》进行研究；还有多位学者论及哥特式小说等。一些重要领域，如英国浪漫派诗歌和19世纪小说，则百家争鸣的局面则更进一步。如，讨论英国浪漫派诗歌的论文就有丁宏为《政治解构与诗意重复——〈序曲〉中的诗意逆流》、张旭春《“时间性的修辞”》、吕佩爱的《马修·阿诺德的“人生批评”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赵光旭的《华兹华斯“瞬间”诗说观念的现代性特征》和罗益民《完形理论与“消极能力说”》等数十篇。有的中国学者尝试对西方权威学者提出一些商榷意见，如王海颖的《一场辛苦而糊涂的意识形态之战：谈玛丽琳·芭特拉的奥斯丁研究》、陆建德的《意识形态的颜色》等论文针对国内外有影响的获奖作品提出了自己的解读，凸显了不盲从西方主流意见的态度。有的论文侧重细读和赏析，如傅浩的《〈当你年老时〉：五种读法》等。现代派作家仍是关注重点，如有关伍尔夫就有盛宁的《关于伍尔夫的“1910年12月”》以及李娟、朱丹亚等多人的文章。有的关注经典作家福克纳、康拉德、劳伦斯、艾略特、庞德和亨利·詹姆斯等（如姚乃强、高继海、殷企平、宁一中、刘心莲、陈平、代显梅等）。有的学者着眼当代的拜厄特、纳博科夫（如曹莉、王卫东、张鹤和黄铁池等）。有的瞩目20世纪美国诗歌：如陶洁论20世纪晚期美国诗歌，张跃军注意威·卡·威廉斯的“地方主义”诗学，王新球剖析弗洛斯特的寓言诗，张子清论证说后垮掉派诗人鲍·霍尔曼乃美国诗歌传播形式革命的先行者，文楚安纵论金斯伯格的理性和诗性，等等。在对美国小说研究中，戚涛的《霍桑对爱默生超验主义的解构》、林斌的《文本“过度阐释”及其历史语境分析——从〈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反犹倾向”谈起》等立意不俗。另有一些研究显露了跨学科和比较文学研究特征：比如刘海平和沈艳枝的《赛珍珠传记作品与西方在华基督教传教运动》、张北的《纳博科夫与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精神》、心莲的《理解抑或误解？——美国诗人庞德与中国关系的重新思考》等。

在大量的论作中可以看出过去十余年的“理论热”对文本解读和作家研究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其中触目的现象之一是后殖民理论引起层层涟漪：从任一鸣与瞿世镜合著《英语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陶家俊的《启蒙理性的黑色絮语——从〈印度之行〉论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意识》、张德明的《玄学派诗人的男权意识与殖民话语》、段方的《普洛斯彼罗的魔法和凯列班的诉求——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暴风雨〉》、任一鸣的《“流放”与“寻根”》、罗世平《战后英国小说：后殖民实验主义》等可以看出这个研究思路已经渗透到英语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不过，也有学者拒绝过于简单的殖民/被殖民标签，韩敏中的《黑奴暴动和“黑修士”——在后殖民语境中读麦尔维尔的〈贝尼托·塞莱诺〉》认为小说中的黑人既是起义者也是白人阴谋家，以此入手阐发作品的内在矛盾，并对当下的过度政治化的阅读提出异议。与此相关联，在英语文学讨论中族裔话题极为“火爆”。例如，仅在2007年出版的专著中就有不下八部聚焦族裔文化（不少同时涉及女性写作）：《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的“她”写作》、《认同与疏离》、《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的黑人形象研究（1877—1914年）》、《美国华裔文学之文化研究》、《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等，所占比重非常大。此前几年还有张弘、胡勇、程爱民等发表的相关论著。此外还有诸多论文，如王晓路的《表征理论与美国少数族裔书写》、张子清的《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美国少数民族诗歌及其研究》、江宁康的《当代美国小说与族裔文化身份阐释》；还有乔国强、杨卫东论说美国犹太裔作家，朱刚、应雁从各自角度评议华裔作品，石平萍分析美国墨西哥裔新秀女作家西斯内罗斯，焦小婷、吴康茹解读托妮·莫里森，袁霁评介佐·尼·赫斯顿，凌建娥分析艾丽斯·沃克，赵白生、许德金从不同方面讨论弗·道格拉斯自述，等等。探讨英国移民作家的论作也不少，如王岚、唐岫敏对石黑一雄的研究，空草、石海军、熊朝晖、刘雪岚对拉什迪的解读，以及对诺贝尔获奖者奈保尔的介绍和评论等。

时下的另一个“热”词是“后现代”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这在论作标题中表现得很明显：既有杨仁敬《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新模式和新话语》、王守仁《谈后现代主义小说》和《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及王卓和孙筱珍《美国后现代诗歌的发展与美学特征》等综合概论；也有研究具体作家作品的，如白爱宏的《后现代寓言：马丁·艾米斯的〈时间之箭〉》、谷红丽的《深受道教影响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女作家厄秀拉·勒·魁恩》、方成的《后现代小说中自然主义的传承与塑型：唐·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阳雯的《叙述的谎言——〈洛丽塔〉的元小说特征》、萨晓阳的《一位力图摆脱语言羁绊的后现代派小说家——威廉·巴勒斯》、徐凯的《一场后现代的盛宴——论约翰·巴斯的〈迷失在游乐场〉》、孙万军的《后现代叙事对元叙事的质疑——解读后现代主义经典小说〈万有引力之虹〉》，等等。

不必说，自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的渗透就很广泛很深入，几乎所有文学研究和评论都自觉不自觉受到影响，可以说已经日渐纳入主流，成为常态。专以女性为主题的研究数量可观，许多著名女作家如奥斯丁、伍尔夫、勃朗特姐妹、凯特·肖邦等都成了学者们的热门选题，过去受到忽视的伯尼、赫斯顿等也开始有相关论文和专著问世。而在其他讨论中女性问题可能占据非常主要的一席之地，从前边族裔研究的论作题名就可略见一斑，这里不再一一详述。生态文学是另一个正越来越得到重视的领域：孙宏等学者在这方面已发表了一系列著述，估计两三年内这方面成果数量会成倍大增。

（二）英美以外的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学受到更大重视。

其中爱尔兰文学受到关注最多。部分原因是一些过去被归入英国文学的经典作家如乔伊斯、叶芝和王尔德等，如今常被列为爱尔兰作家得到深入研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竟有三种不同译本推出，一时议论纷纷，成为一种文化事件。值得注意的还有陈恕的专著《爱尔兰文学史》，傅浩对叶芝和乔伊斯诗作的系统翻译和研讨以及王尔德全集的出版（陆建德作序）。论文数量也比较客观，包括戴从容讨论乔伊斯的文章，丁宏为、杜平、申富英等人对叶芝诗歌的研究，以及张介明等对王尔德的关注，等等。

有关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文学的研究以澳大利亚作家乔莉和凯里为主要对象。重要论文有的倚重后殖民理论，如王腊宝的《从结构到交换——评伊恩·里德的后殖民叙事交换理论》和彭青龙的《写回帝国中心，建构文化身份的彼得·凯里》，有的侧重妇女写作，如王丽萍的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小说述评和方红的论澳大利亚土著女性传记的文章。我国对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研究聚集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评论和论文都不少。印度、南非和西印度群岛各国的英语文学也开始受到关注，比如有论文讨论拉贾·拉奥的政治取向的论文。对南非的讨论目前尚局限于少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切和戈迪默，随着他们的作品陆续翻译出版，以他们的作品为论题的已有数十篇文章和一些硕士博士论文。

由于这些国家大抵都曾是英国殖民地或美国附属，所以讨论它们的文学必然和英美帝国历史、文化研究以及后殖民理论密切相关。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刚刚开始，将来必会有大发展。

（三）部分研究工作与出版安排、市场走向以及广大读者需求的关联度有所加强。

近十年中国出版业的产业化商业运作基本成型。诸多英语文学研究者或主动或被动被纳入这个过程。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都成为介绍评价热点。比如，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关他的文章骤然增加，先后有尹锡南、梅晓云等多人撰文，其中有些文章，如《河湾》译林译本的序言不取盲目捧场的态度，也没有随波逐流用英美流行的“无根”、“流亡”等概念来评价，而是强调了诺贝尔奖的英国视角，同时也指出奈保尔所揭示的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后面临的问题对中国有很大的警示意义。这类文字表明至少有部分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是相当自觉的，不盲目被动地跟随，而是借助知识积累和独立思考与读者积极对话。同样的“诺贝尔奖热”出现在南非作家库切等获奖之后。在畅销排行榜上居高位的哈里·波特系列和《魔戒》等“魔法小说”及《达·芬奇密码》之类悬念故事也成为学人的研究对象。

另一方面，与主要发表于大学学报、专业杂志的学术论文不同，以各读书报、《读书》、《中国图书评论》、《书城》、《万象》、《文景》等刊物为基地的散文随笔写作仍在继续。此外国内出版英文原著和译著的出版社大都比较重视延请知名学者为这些作品撰写了深入浅出的前言或导读，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如，陆建德为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汉译五卷文集写了总序，指出我国过去只把乔姆斯基视为语言学家和专业人士是片面的，他其实是美国乃至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代表，一直在知识界发出独立的声音，曾就美国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外交政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并持尖锐批评态度，对从越战到“9·11”的一系列问题都发表了鞭辟入里的见解，其分析阐述经得起有关领域任何专家的反诘，其声音和著作值得我国知识界和外交界等充分重视。

（四）英语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表现之一是对“理论”本身的关心、理解和探讨开始深入。

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受英美潮流影响，热衷理论，却多流于泛泛绍介；其中不少二手三手转述。近年来情况有了改变。首先，如前所说，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有了不少受到理论启发并较好运用理论的成功例子。同时，对“新”理论的介绍还在继续：如赵国新评佩里·安德森及其后现代观念，黄晖谈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理论。另一方面，有不少业内学者不限于时髦新“主义”，多角度探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里具体作家的写作理念和思想，如戴维·洛奇理论、布鲁姆诗歌理论、卢伯克小说理论和英国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理论，等等。

此外，关于流行的思想和理论本身、对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事实的讨论逐渐深入。陆建德的《萨伊德与东方主义》是一例。吕大年的《人文主义二三事》等文是另一例。后者使用大量的原始材料，包括15、16世纪意大利社会对人文主义的议论，早期人文主义的文章，还有他们之间的通信，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与“人文学”等相关概念作了细致的辨析，在不露声色、朴实无华的陈述中体现出严谨的学术立场。盛宁的《“理论热”的消退之后文学理论研究的出路》对我国外国文学文化理论介绍、评价和研究使用的现状做了高屋建瓴的讨论，有一定指导意义，因而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13期）全文转载。他讨论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论文《穿行于文本之间》指出了国内该书的误读和误译，还详细分析了德里达如何将文学文本含义挪移到政治话语的层面、借以表达他对当代政治问题看法这样一种“既解析、又建构”的特殊言说策略。文章不再着重于介绍传播名词、观念，而是探察其方法和目的，可以说标志了我国学者对待国外理论大家的某种“平视”的研究态度的出现。其《“认同”还是虚构？——结构、解构的中国梦再剖析》针对当下一种常见的说法，即把西方近现代的一些思想家，特别是后结构主义文论家在论著中提及中国或把对中国表示出的某种兴趣视为与中国“认同”。文章对目前国内学界提及最多的福柯《词与物》及德里达《论文字学》中涉及中国的内容作了仔细辨析，深刻反思并质疑，对西方结（解）构主义学说中所包含的欧洲中心论、民族中心论的思维定式进行了揭示和批评。周颖关于美国解构主义思潮的系列论文力图通过对德里达、德曼等人著作的仔细阅读，梳理他们的理论和方法论并理性地评价其得失。在国内，此类以辩证地理解西方理论为目的的深入细读才刚刚显露头角。袁伟辨析本雅明译本的努力也是这类正本清源的尝试。

（五）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势是文化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文学研究由此而呈现出了十分广阔而别致的景象。这一方面比较成功的著述有周小仪的颇具思想深度的论著《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其间，虽然对英国作家的分析和讨论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但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却超出了英国文学的范畴。程巍讨论美国60年代文学文化的专著《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做到了深入探究且见解独到。他的一些论文也令人耳目一新：《霍尔顿与脏话政治学》一文指出，《麦田守望者》中脏话连篇，不过是社会批评能量从现实领域移向象征领域的无害姿态，《“波希米亚人”与“驻校作家”》则从美国作家身份的演变探讨现代社会中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周和程的文字都兼顾了思想和文采。

钱满素的《爱默生与中国》、《美国文明》、《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等一系列著述也应归于文化历史研究。钱著一反国内学界空谈主义概念的毛病，把自由主义放在其生成和发展的具体社会现实中加以考察，不仅厘清了概念，而且生动地展现了自由主义的实践、成就及其问题。吕大年主持翻译并审定的《牛津英美文化词典》由于工作严谨、质量较高，得到读者好评。他的有关人文主义的论文虽然旨在廓清概念，但其内容更侧重历史文化，或也应归入文化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有一些年轻学者开始关心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并写出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如于东云对在特定历史氛围下文化工业如何制造了“明星”海明威的探究，周郁蓓对美国欧普拉读书俱乐部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有张月对文学消费和美国大众文学的观照，黄禄善的《美国通俗小说史》，等等，都意在开辟值得深入研究的新界域。江宁康的《论当代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之争》说明文化研究的兴起作为一个现象其自身也引起了社会关注。

总的说来，在目前商业文化和新媒体扩张大势已成的现状下，外国文学及一般的广义的文学领域都出现了两极化趋势。一方面是出版业的日趋商业化，另一方面是近年来（英美）文学研究日趋经院化规范化，成果数量不断上升，质量也有提高；一方面是各类读物即广义文学作品的数量急剧增多，另一方面作品追求销量有低俗化趋向，在社会生活中也似乎相对边缘化。特别在近几年由于高校考核制度和科研项目津贴制度引导，学术写作积极性大增，水平有所提高，研究的领域得到拓展和深化；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平庸著作得到资助纷纷出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出版多而读者少的情况，甚至造成学术垃圾。社会影响当然更是难以无法与80年代比肩。形势让人喜忧参半。最大的担忧是形成以津贴补助出版、以出版获取更多津贴的恶性循环机制，学术出版泡沫化，质量失控并彻底失去读者。

也许这是“正常”成熟社会应有的常态，至少，这是我们在现今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所必须面对的情势。对于在这一领域从业的人员来说，重要的是应该面对现实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应该说，外国文学研究最具价值的成果应该不仅代表当前我国的专业水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外国文学研究的终极意义，体现文学研究与思想史、社会史以及政治和生活现实的结合。这些年里有不少著述和大量（比如关注伦理话题的）博士论文都包含了这方面的关怀。陆建德主持的社科院A类重点项目《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以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学为研究对象，探讨文学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和演变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力图比较深刻地揭示文学与社会的紧密关系，并借此呼吁世人关注文学的批判与建设的功能。该项目（基本完成）虽尚未正式出版，但从其中一些已经发表的阶段性成果，如殷企平有关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系列论文，对“进步”观念和“机械时代”等问题的深入讨论，已经可以体会项目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