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伊始，以冯至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基本上主导着这一时期的学科发展。当然也值得提出的是，其弟子辈的第三代学人几乎占据了此期学术场域的所有重要位置。这既包括了社科院系统的德文学者，如张黎的布莱希特研究、叶廷芳的卡夫卡研究、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还有章国锋、陈恕林、宁瑛、张佩芬等，外文所的德文学科几乎是荟萃了本学科的“半壁江山”。冯至的受业弟子也包括留教大学的范大灿、张玉书、余匡复、杨武能等。此外，张威廉、董问樵也都是必须提及的德语前辈。

复旦大学经复建德文专业后的发展却不容忽视，其中最值得提及的一位学者乃是暮年变法的董问樵，他连续奉献出两部大著，即《席勒》与《〈浮士德〉研究》，这对本学科来说是有重要贡献的。在第三代学者中，值得提及的还有北京大学的严宝瑜、范大灿、张玉书等，南京大学则有叶逢植等，但明显相对凋零，不符合所谓“南北大学”的期待，倒是一些外语院校涌现出一批人才，就学术研究论，则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余匡复、川外的杨武能显得很突出，此外还有其他院校如北外的谢莹莹等。总体看，在复原的思路下，大学的发展还算是比较循序渐进，尤其是外语院校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而在80年代，第四代学者尚未开始扮演主角。

有关机构在总结这段学科状况时曾指出，90年代中期，“随着冯至先生的去世，以及一批研究人员几乎在同时先后退休，德语文学研究突然面临人才断档、青黄不接的危机，一度走入低谷”。[※注]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到了一个积量冲刺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高等教育也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这使得德语教育和专业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势头。在高校层面，德文学科与德语专业有很大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社科院系统的德文学科发展则受到重大阻碍。一者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德文人才急需，愿意坐冷板凳的人少了；二者社科院的经济待遇过低，确实也影响了人才吸收，再加上此期一批学者到龄退休，社科院的德文学科一度出现断档现象。

应该说，这并非孤立现象。实际上这十七年来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受了考验，这种考验近乎双重，一是经济之困，一是经济之棒。也可以说，这十七年来的德文学科是三代学者共舞的时代，如果说第三代学者尚未淡出，第五代学者已然崭露头角。

第三代学者中最值得提出的是叶廷芳、杨武能、范大灿、张玉书、余匡复等人，他们在不同的方面对本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叶廷芳在卡夫卡研究领域继续推进并重视引导学科的发展；杨武能在歌德汉译与研究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范大灿主持完成了汉语学界最系统全面的一套《德国文学史》；张玉书则致力于中德之间搭建学术桥梁，以德语创办《文学之路》学刊；而余匡复以相当丰厚数量的专著贡献于学界。在90年代，这批人大多年在花甲前后，而以老骥伏枥之心，犹志在千里，纯属可嘉。

第四代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卫茂平、王炳钧、李永平、李伯杰、冯亚琳、陈良梅等。卫茂平的中德文学关系史研究、王炳钧对德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李永平对里尔克等、李伯杰对浪漫派作家的长期深度研究等均值得关注；而冯亚琳出版了《德语文学与文化》，陈良梅先后完成了《德国转折文学研究》、《当代德语叙事理论研究》等专著，[※注]对学界颇有贡献。他们的著述提供了我们观察第四代学人学术风格的一个窗口。

正在成长中的第五代学者多为1970年前后生人。他们一般都比较注重个案研究，强调问题意识，认识到整体语境的重要，相较前辈或有更为一致的学术眼光。他们或在专题史研究方面颇多发明；或以思想史研究为取向；或更重视翻译史、接受史、学术史等多重维度。总体来说，这代学者具有较为优良的学术训练，其中部分人具有一定的跨学科、跨文化背景，未来若能持之以恒，其发展则值得期待。

就德文学科发展来看，社科院不再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大学的不断增加，德文专业的不断增设，尤其是学术导向型教育政策的不断出台，使得多元发展的“百花齐放”成为主流。这一方面提供了本学科发展的大好基础，即参与者批量增加，尤其是外学科的涉猎者也常介入；但另一方面却也有“主流”难寻的感慨。当“南北大学”、“现代大学—科学院”的模式逐渐被彻底打破，德文学科的发展究竟会呈现出怎样一种态势，并将以怎样的面目贡献于正在发展之中的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学术”，深值关注。

就当下来看，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发展，而导致的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中国高等教育一方面对学生降低门槛，为中国民众的高等教育权利的满足提供了便利，使得高等教育普及化成为一种现实；但另一方面，它同时也导致了某种意义的“学术大跃进”的需求，使得高校教师有“全民皆学”的感慨，学术界也因此深受其苦。在这个过程中，专门性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的建立现象值得关注，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德语文学研究中心；其他大学，则颇多有成立综合性德国研究中心的举措，如北大、北外、中国人大、北师大等都有德国研究中心这类虚体机构，地方性大学如黑龙江大学等也建有德国文化研究所。

作为第一代学者，杨丙辰并非一个科班出身的职业学者，他的学养不错、志趣亦广，在翻译方面颇多贡献，可惜在学术研究方面建树不多；而宗白华则主要的学术兴趣不在文学方面，他所开辟的美学路径，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第二代学者乃是本学科的中坚力量，其贡献之巨大毋庸赘言。本学科的某些代际中坚，因政治等其他因素而不能参与到学科建设中去，譬如陈铨，这是相当遗憾的。总体来说，这代学者起到了承上启下之功，因缘际会且对中国主流学术、文化场域具有一定的反馈功用，值得特别关注；但总体而言，他们在学术上留下的东西不多。冯至之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董问樵，作为由外来学科转来的学者，他在晚年时连续完成两部著作，值得充分肯定。而如李长之、商承祖、张威廉、杨业治等人的学术贡献不多，而更多的在于他们在德语文学教育史上的“师长风范”。

第三代学者是较为尴尬的一代，也可以说是被耽误的一代。其中有一部分人因缘际会，得以在五六十年代前往东德，得以师从其时的专家如迈耶尔等，如张黎、安书祉等人都曾经在莱比锡大学留学，并且学到了一些“真东西”，如安书祉的中古高地德语等。其中的另一部分年龄较小或机会未便的学者，如杨武能、张玉书、叶廷芳等，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得有机会到德国进修。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这代学者往往不是与第四代学者（这代人往往直接赴德留学，以德国人为导师）发生关联，而是更直接与第五代学者发生某种亲密关系。从他们身上，后代学者学到不少东西。

第四代学者虽然与第三代学者有一定的师生关系，但说来不是“嫡系”，他们多半在80年代得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能有机会到德语国家留学，并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故此其学术因缘主要应归结为德国。但遗憾则在于，这代人中并未能产生如冯至那样众望所归的学术领袖型人物，这是比较遗憾的。这或许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市场化时代的以利益和效率为中心，本或就是一个要求权威解体的时代；尽管如此，相比较主流学界50年代生人的“累累硕果”，这代学者的生产力问题还是值得追问的。倒是个别旁逸的学者（如学德文出身的刘小枫）取得了相当骄人的成绩，这或许是本学科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一代学者几乎清一色地在德语国家获得博士学位归来，并在相当程度上占据且主导了中国德文学科的整体场域，可就整体的引导推动之功效而言，似乎并不彰显。这由西（主要是德国）而来之风，是怎样吹的呢？

第五代学者的主流路径，仍颇多沿袭了第四代学者的轨迹，但已有所不同，譬如其中颇多是在德国有过研修经历，而最后是在本国获得博士学位（譬如北大博士生的联合培养模式）。再加上兼容其他学科的背景，使得这代学者的构成颇为多元而复杂，并呈现出待以发展的可观态势。这一代学者现在年纪多半在四十上下，已经贡献出不少具有学术分量和思想冲击力的“预备期产品”；他们正处于黄金年华，若能假以时日，或可期待出现能别出手眼的著作和学人。而其中部分学者自觉的跨学科诉求、学术史自觉和思想史立场，都充分表现出本学科可以攀立的高度与境界。

就这六十年来的活动身影来看，虽然如杨丙辰等仍然健在，但他已基本因政治因素淡出学术场域；而宗白华、朱光潜等则主要在建制内的美学或哲学学科发挥影响。所以第二代学者在80年代还保持了一段学术生命。南方以董问樵为代表，暮年变法，而一举推出了《席勒》、《〈浮士德〉研究》两部著作，且有一定的学术分量，充分表现出一代学人的学术自觉；总体上则以冯至为代表，他占据了学科的权威主导性的地位，而这一地位往往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结，譬如冯至，从1949—1992年都是毫无疑义的学科领袖。这样的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压抑了第三代学者的长成，他们既要面对政治因素对学术的干扰和影响，又要面对既有权威的“近在咫尺”。尽管如此，第三代学者的杰出者，仍各有不凡的表现。第三代学者是被时代耽误的一代人，但他们仍然能“杀出重围”。第四代学者基本就是在80年代与第三代学者共同成长起来，他们幸运则在于能得改革开放春风之便，得以漂洋留德。

对于已然消逝在历史烟尘中的第二代学者，我们满怀“高山仰止”之情；对于仍在行进之中的第三、第四代学者，他们是承担起本学科三十年发展的主力军，我们报以深切的敬意；而对于逐渐崭露头角的第五代学人，其实与有重负。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发展而言，经由主流学者的开拓而成绩不俗，而“边缘学者”（此处意指以外国为研究对象）如何才能别出手眼、加入到这样一种宏大事业中去，乃是必须思考的重要命题。第五代学人在学术师承关系上，兼容第三、第四代学人为师，同时又有留德背景，当对此进程有所贡献。

相比较硬性的机构建制变迁，乃至空疏的学人历程梳理，就学论学，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拿出东西来”，以下便以专业著述为中心，[※注]对本学科这六十年来的学术实绩略做梳理。从根本上来看，学术本身是无法断裂的，即便因由客观外因（诸如政治）受到诸多限制，但那只能是暂时的。学术史内在的脉络如同“盘根错节”，也是斩不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讨论六十年来的成绩时，我们必须要有中国现代学术史与本学科的整体背景意识。就此而言，承继性无疑是第一位要讨论的内容。

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期相比较（指前三十年，可以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与建设德文系为开端，1917—1949），在已有的三大领域方面，[※注]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究竟是推进了，还是退步了？

应该说，要论及中国的歌德研究，则冯至无疑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但就德文学科的传统来说，杨丙辰已开其端绪，故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条学术史脉络的代际发展线索。即便是如此，在这六十年，几代学者薪火相传，将歌德研究推向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在第二代学者中，有代表性的是冯至、董问樵。冯至在旧著基础上增补为《论歌德》，将原有论述编为上卷，又新撰了下卷若干篇，包括《〈浮士德〉海伦娜悲剧的分析》、《歌德与杜甫》、《读歌德诗的几点体会》、《浅释歌德诗十三首》、《一首朴素的诗》、《歌德的格言诗》、《更多的光》、《歌德相册里的一个补白》，严格说来多数属于赏析性的文章，比较有学术分量的是前三篇，但冯至之文都带有他独特的思考痕迹，是“有我之作”。[※注]而董问樵撰《〈浮士德〉研究》，在时间上在80年代与《论歌德》几乎同时问世，但仍带有那代人做研究颇明显的资料转贩的痕迹，自家的学术思路不甚突出。此著分上、下两篇，前者所谓“从翻译到研究”，主要不外乎对《浮士德》的鉴赏评析；后者则主要是对“西方的《浮士德》研究”的介绍。[※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从席勒到歌德的研究对象迁变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作者学术思路的演进。董氏认为：“歌德原与席勒并称，但自席勒早逝以后，歌德即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古典文学的高峰，因为他得享高龄所以贡献特大，他哺育了德国后来继起的历代文学家。”[※注]虽然自家立论有限，但大体说来，董著问题意识清晰，考证相对谨严，虽然注释仍不够丰满，但循其轨迹仍可“顺藤摸瓜”，是具备较高的学术史意义的著作。

作为第三代歌德研究者的代表人物，杨武能在三个方面都将中国的歌德研究有所推进。一是《歌德与中国》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歌德与中国的关系，不管是歌德之认识中国，还是中国之接受歌德，在史料上颇提供了不少重要线索，这一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陈铨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思路。二是尝试在冯至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即通过文本分析加深对歌德的理解，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浮士德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表现在1999年出版的《走近歌德》上（另有一册《歌德抒情诗咀华》，已包含在此书中）。三是以德文撰作《歌德在中国》，使得德语学界有可能了解中国的歌德接受与研究状况。这些方面，可以说他是代表了这代学人的歌德研究成绩的。同代学者中值得提及的还有高中甫、余匡复等，余匡复的《〈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是研究浮士德与歌德关系的专著，选择这样的论题，相对比较好把握，此著将《浮士德》理解为歌德的精神自传，从三个方面建构论证：“歌德的精神发展史”、“《浮士德》主人公的精神发展史”、“《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这种路径，当然缺乏一种整体理论驾驭的气魄；[※注]不过作者标明自己的研究“不是学究式的，纯理论的，而是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其目的在于“富有较强的群众性”、“使难读难懂的《浮士德》变得易读易懂”。[※注]高中甫1981年著《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后又撰《歌德接受史1773—1945》，明显是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但以1773—1945年如此宏大的时间段为研究范围，且未采取个案研究的策略，显然决定了此书只能提供史的论述线索和材料，而很难在深度上有所阐发。但在汉语语境中首次系统探讨了德国的歌德接受史，仍是很有意义的。侯浚吉的《歌德传》只能算是普及之作，但中国人的传记显然注意了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在第四代学者中，以汉语撰作的歌德专著尚未之见，故只能选择一部德文论著，即王炳钧的Rezeptionsgeschichte des Romans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von Johann Wolfgang Goethe in Deutschland seit 1945（《歌德长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945年以来的德国接受史》），[※注]相对于上辈学者的研究模式而言，此书代表了80年代后赴德留学的那批学者的研究进路，值得细加品味。虽然是自1945年以来，大致是1945年至80年代的四十余年历史，要研究这一段，就必然要求研究者对此期的德国社会文化状况有相当深入的打探。应该说，这一著作的视角与方法，是对中国的歌德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因为它完全突破了原有的研究思路，学习了德国的文学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并将之用于文本分析。此著虽然出版于90年代初期，但无论是在接受史的研究上，还是在歌德研究领域，都有其新颖的视角。而在第五代学者中，也出现了关于歌德的专门研究。[※注]

在具体领域方面，则奥国文学领域则不但卡夫卡、茨威格等作家具有代表意义，而且是德文学科有所贡献于主流文化思想界的。而其中尤其以叶廷芳的《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等对卡夫卡的研究堪称佳作；[※注]张玉书以积年之功，完成了《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此外，他还有文集《海涅 席勒 茨威格》（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就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而言，如席勒、海涅、克莱斯特等经典作家研究方面，都有专著问世，明显显示了本学科的推进。就德文学科的席勒研究而言，董问樵的《席勒》（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篇幅不大，上篇为“生平·诗歌·美学观点”，以大部分篇幅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席勒的一生历史轨迹；下篇为“戏剧”，主要是对席勒已完成的九部原创戏剧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叶隽的《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席勒戏剧的思想史意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虽以剧本分析为入手策略，但试图从宏观上驾驭古典文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架构，较之前人略进一步。赵蕾莲的《论克莱斯特戏剧的现代性》（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比较系统的介绍了克莱斯特的主要戏剧，在汉语学界是第一次，但在研究范式上似显得比较单一。

就德国现当代文学而言，比较受到重视的是托马斯·曼、黑塞、布莱希特研究，黄燎宇、宁瑛的两部《托马斯·曼》基本上都是一般传记写法，[※注]并无明显的理论框架。张佩芬研究黑塞多年，《黑塞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代表了中国学界的水准，但独发之见并不很多，且材料征引不够精确；王滨滨的《黑塞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则比较简洁地以“生活篇”、“思想篇”概括叙述了黑塞的生平。在布莱希特研究领域，余匡复先后撰作《布莱希特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布莱希特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试图比较全面地把握布莱希特；张黎是布莱希特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虽无专著，但其所编译《布莱希特论戏剧》（合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具有重要意义，《德国文学随笔》中也有关于布莱希特的论文。[※注]

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在很多领域我们还处于空白状态，譬如在一些经典作家领域，我们尚无一部研究性的专著，且不说德国中古文学等我们极少有人问津；就是德国古典文学中很热门的大家如莱辛、海涅、荷尔德林等，也都还有待专著出现；而对浪漫派的研究，更应当分点深入，就其最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来说，如蒂克、施莱格尔、艾辛多夫等人都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专著出现。在现当代领域，也有很多缺门，如奥国文学的穆齐尔、霍夫曼斯塔尔、特拉克尔、施尼茨勒等，德国文学如亨利希·曼、德布林、孚希特万格、凯泽、托勒尔等，瑞士德语文学如迪伦马特、弗里施等都是。但总体来说，在本领域，我们这六十年既取得从质量到数量的明显成绩，也仍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需要。

有论者总结中国的“中德文学关系研究”状况，举两书为代表。论当代则举卫茂平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溯历史则举陈铨之《中德文学研究》（1936）。认为其长进在研究范围之拓展、某些方面之深化；其不足，亦同样明晰可见，所谓“个人的学术锋芒、独特见解”所占比重不多。[※注]确实有一定道理。可从现代到当代的学术演进，有着更为深广的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百花齐放局面。我们不妨分为若干维度的拓进，即史料型、理论型、史思型。就史料型学者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是卫茂平、吴晓樵的工作。相比较卫茂平比较系统地梳理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德语文学的汉译史，吴晓樵则将工作放在了某个点上的问题深入上，他并未系统地作出相关研究，但确实也有不少收获。[※注]这类的学者还包括如马佳欣等。马佳欣博士论文讨论德语文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接受，基本不出其导师卫茂平的范围。[※注]理论型的代表如方维规、刘润芳、曹卫东、范劲、梁展等都是，[※注]曹卫东的《中国文学在德国》在整体结构上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德国汉学史角度、下篇从德国文学作品角度，分别梳理了中国文学在德国的发展。作者试图引入“‘异’的解释学研究”，[※注]用以建构下半部的文本解读框架。范劲也试图上升到理论层面来进行研究，提出了德语文学符码与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并且将研究范围延伸到当代文学。[※注]而梁展研究鲁迅前期思想与德国思想的关系，也很注重在理论层面进行阐发。[※注]史思型的，即既注重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强调文学史的材料收集，又并不以此为限，强调此乃“规定动作”，而在有比较规范的史学研究基础上力图在思的层面有所阐发。这方面，乐黛云虽非本学科学者，但却有一定示范意义。[※注]作为留德的博士论文，殷克琪与张芸都有不错的表现，殷克琪讨论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张芸则探究鲁迅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均能在注重材料的基础上努力达致一定程度的思考。[※注]叶隽在《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以一半篇幅讨论冯至、陈铨文学观念的德国背景时也体现了这种特点，即“以史致思”。

在这个领域，特别应提及的是中国留德学者的博士论文，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以此类题目为选题；而且，其他学科介入者也值得注意，如张辉讨论20世纪上半期德国美学的东渐问题，卢炜讨论布莱希特对中国新时期戏剧的影响等。[※注]而本学科学者中的跨学科背景也值得注意，如刘润芳、曹卫东、范劲、叶隽等人都有一重由中文学科介入德文学科的背景，或则由德文而中文，或则反之，都值得关注。相比较民国时代该领域陈铨著作的“一花独放”，本领域这六十年来取得的成绩应该说是长足的。

在作为集大成领域的文学史写作方面，则先后有三部重要著作，即冯至主持的《德国文学简史》、余匡复独著的《德国文学史》、范大灿主编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

冯至主持的《德国文学简史》（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分上、下两册，三十万字。上册由冯先生独著，下册的作者还包括当时的教师和学生：田德望、张玉书、孙凤城、李淑、杜文堂。[※注]全书虽然区分上、下两册，但仍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除绪言、结束语之外，共分五编，分别讨论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学、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文学、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时期的文学、帝国主义时期的文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显而易见，这样一种划分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基本上按照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是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思维模式来条理德国文学史。虽然这是冯至先生生前最不愿提及的著作之一，但这仍是一本值得关注的著作。因为从冯至为《德国文学简史》所撰前言来看，他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五条德国文学史撰作的原则，反映了他的德国文学史观。[※注]而全书所列出的参考文献、索引、勘误表，都在在显示出学者严谨求实的态度和曾经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痕迹。

余匡复独著《德国文学史》较之冯至50年代主持的《德国文学简史》篇幅规模都超出前人，且注意德语原文的引用，应该说这是中国语境里的一部较为重要的著作。遗憾的是，如果以更高的“文学史家”标准去衡量的话，此书似乎并未能达到理想的高度。事实上，如作者所言：“这部《德国文学史》是作者在讲授德国文学史的讲稿基础上补充、加工、修改而成的。”且功能“既可作大专学生的德国文学史教科书，也可作其他读者了解德国文学史的入门书籍”，其定位是“面向大众的”。[※注]

到了范大灿主编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译林出版社2006—2008年版），不但在规模上又拓展不止一倍，而且在学思层面有所递进。其中尤以第一卷用著作的形式讨论了从中古至17世纪的古代日耳曼文学，填补了汉语学界的空白。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总序》中努力提出的几点事关宏观的文学史叙述的总体思考，关系到学理问题，值得学界关注。

当然，在具体的断代史、国别史等领域，也还有不少著作。譬如说余匡复撰作的《当代德国文学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战后瑞士德语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等，高中甫、宁瑛合著的《20世纪德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韩瑞祥、马文韬合著的《20世纪奥地利、瑞士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都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但总体来说，我们的文学史写作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基本上属于一种文学史线索和材料的叙述。这里特别应当提出表彰的是由范大灿自撰的《德国文学史》第二卷，充分表现出第三代学者的积年之功与理解深度，达到了一定的学术与思想高度。

令人欣喜的是，这六十年来的德文学科，不仅在守成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在民国时代开创的三大领域中继续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在领域开拓和创新方面，也同样都有进展，充分展现了近六十年来中国当代学术的成熟与进步。

虽然翻译史可以涵盖在中德比较文学的整体框架下，但专门提出仍具有特别意义。在这方面，卫茂平系统梳理德语文学汉译史的工作值得称赞，其专著的出现也引起学界的关注。[※注]同样，如吴晓樵等也多少涉及翻译史的研究。但总体而言，具有学术与思想冲击力的翻译史研究，仍有待来者。

就德国学术本身发展而言，姚斯的接受理论的发明乃是很重要的学术史事件。王炳钧在德国留学时师从曼德尔科夫，并以接受史为题做了博士论文（同前不赘），但他在汉语语境中这方面所做推动不多，论文亦未多见，有些可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在汉语语境无疑更有影响（同前不赘）。但接受史的研究如何才能做得“别出手眼”，恐怕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在这方面，外国文学出身的学者做的出彩者似乎不多，钱理群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无疑值得关注和借鉴。

在这个领域，谷裕的工作值得肯定。她先后撰作《现代市民史诗——19世纪德语小说研究》（上海书店2007年版）、《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既尝试文学解释学兼及其他方法，同时将基督教的维度引入，丰富了汉语学界德语文学研究的思路。谢芳的《20世纪德语戏剧的美学特征——以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为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也努力将文本分析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还有陈良梅的《当代德语叙事理论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它凸显了叙事理论的德国视角等。总体而言，包括断代史、思潮史、文体史等多种体裁在内的分类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在文学的断代史方面，我们有了一些著作（如前不赘），但在思潮史、文体史等领域，我们基本还是空白。

在这方面，杨武能可能是本学科较早提出这一问题的，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撰写相关文章，[※注]而且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重视对中国日耳曼学学科史的研究。莫光华则系统梳理过改革以来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状况。[※注]而《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的出版，[※注]则比较系统地对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德文学科的学科史进行了学术史研究，这意味着这一思路得以在实践层面落实。也有学者从理论层面进行关注，如王炳钧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国文学理论史》等。

德语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诗思互渗”性质，所以强调其思想史维度，可以说抓住了其中的灵魂。前辈学者如杨丙辰、冯至、叶廷芳、杨武能、范大灿等都对其与哲学的互动维度有比较深刻的认知。在这个方面，李永平、叶隽的研究有一定代表性，前者涉猎到莱辛、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人，后者先后完成的关于席勒、歌德的研究，都是从这样一个路径出发的，被认为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

这里必须意识到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梳理历史本身。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既反映了学人承继学统的学术伦理自觉，也意味着学院知识人寻求精神突围的一种选择可能。[※注]作为学者，不管外界条件如何剧烈动荡，仍当以学术为天职，以求知为根本。即便在20世纪的中国，战争的无情破坏、政治与社会的动荡都未能毁灭学人的求知路向；那么在当代市场与利益带来极大冲击的背景下，也不可能在终极层面影响到学术的演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