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研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中断。罗大冈先生于1973年返京治疗，在此期间写出了专著《论罗曼·罗兰》（出版于1979年）。这部写作于十年动乱期间的专著，显然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封面上的副标题《兼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就是明证。正因为如此，在思想解放之风初起之时，他受到了许多读者的批评。1979年9月12日，他在学术报告中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罗曼·罗兰否定太多，批判批判再批判，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文革”后他已年老力衰，但他还是在听取读者意见的基础上，将这部专著认真修订后于1984年再版。罗先生为了查阅罗曼·罗兰的政论集《战斗的十五年》，曾两次致信罗曼·罗兰夫人借阅，由于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借了还，还了又借，并在“文革”中冒险藏匿，到十年动乱结束后访法时才郑重归还。他在写作时如此注重原著，所以《论罗曼·罗兰》一书资料丰富翔实，对于后人是非常有益的参考。

然而，法国文学研究的春天却始自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各地纷纷成立法国文学的研究机构，例如南京大学在1979年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在1983年成立了法国问题研究所，创办了全国唯一的中文和法文双语杂志《法国研究》，迄今为止共发表法国文学研究论文约六百余篇，几乎囊括了法国从古至今的所有重要作家作品、文论和思潮流派。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法国文学研究会也于1982年成立，出版了不少研究法国文学的专著和资料，90年代以来每两年召开一次关于法国作家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推动了国内的法国文学研究。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先后设立了五个法国语言文学博士点。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柳鸣九编著的《法国文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81、1991年版）、《超越荒诞：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二十世纪初——抵抗文学）》和《从选择到反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五十年代——新寓言派）》（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张容的《当代法国文学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郑克鲁的《法国诗歌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现代法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及《法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泽乾、周家树、车槿山的《20世纪法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郭麟阁著、刘自强校订的《法国文学简史》（法文版，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吴岳添的《法国小说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法国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和《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湘潭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二）思潮流派研究方面的成果有丁子春的《法国小说与思潮流派》（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张容的《荒诞、怪异、离奇——法国荒诞派戏剧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吴岳添的《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老高放的《超现实主义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史忠义的《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徐真华的《理性与非理性——20世纪法国文学主流》（与黄建华合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刘成富的《20世纪法国“反文学”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等。

（三）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罗大冈的《论罗曼·罗兰》（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1984年修订再版），冯汉津、关鹏的《乔治·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刘扳盛的《法国文学名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英伦的《莫泊桑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雨果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柳鸣九的《自然主义大师左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江伙生等的《法国小说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钱林森的《法国作家与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吴岳添的《法朗士——人道主义斗士》（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张容的《加缪》（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及《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唐珍的《神秘的漂亮朋友莫泊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杜青钢的《米修与中国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王钦峰的《福楼拜与现代思想》（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和《福楼拜与现代思想续论》（黄山书社2008年版），杨昌龙的《存在主义的艺术人学——论文学家萨特》（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萨特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涂卫群的《普鲁斯特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及《从普鲁斯特出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柳鸣九的《走近雨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吴岳添的《卢梭》（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张唯嘉的《罗伯-格里耶新小说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吴岳添的《萨特传》（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秦海鹰的Segalen et la Chine-écriture intertextuelle et transculturelle（Paris，L’Harmattan，2003），钱林森的《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再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四）文学研究资料有柳鸣九、罗新璋主编的《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十种）。包括《萨特研究》（柳鸣九、罗新璋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马尔罗研究》（柳鸣九、罗新璋编选，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新小说派研究》（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阿拉贡研究》（沈志明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尤瑟纳尔研究》（柳鸣九编选，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金德全、李清安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马丁·杜加尔研究》（吴岳添编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

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国外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被译介过来，其中最主要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是法国“二战”以后兴起、在50年代达到鼎盛的思潮，是在人们对美国和苏联都感到失望、对前景失去信心的时期广为流行的，这种背景与“文革”动乱后的中国非常相似。正因为如此，当萨特在1980年去世、柳鸣九主编了《萨特研究》（1981年10月）之后，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了一阵萨特热，以及一场规模不小的争论。

一些人对萨特予以高度的评价，正如柳鸣九在《萨特研究》的前言中宣称的那样：“当人们回顾人类20世纪思想发展道路的时候，将不得不承认，萨特毕竟是这道路上的一个高耸着的里程牌。”另一些人对此持有异议，冯汉津先后发表了《萨特和存在主义》（《当代外国文学》，1980年第4期）和《评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红旗》1984年第10期），指出了存在主义对于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价值和局限性。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陈燊的《也谈萨特》等。

在1983年开展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大讨论的背景下，这场争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以致使萨特的存在主义也一度成为“反对精神污染”运动的对象。实际上引起萨特热的原因并非人们对萨特及其哲学有深入的研究，而是萨特带来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他人即地狱”等与我们的惯性思维截然不同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萨特研究》于1985年再版，萨特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译介到中国，有的戏剧被搬上了舞台。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沈志明、艾珉主编的七卷本的《萨特文集》，为译介萨特画上了一个句号。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研究萨特的著作，例如杨昌龙的《存在主义的艺术人学——论文学家萨特》和《萨特评传》，吴岳添的《萨特传》等。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相关资料的问世，人们开始用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对萨特的哲学思想以及他与波伏瓦的生活方式。

除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外，各种文学批评理论也纷至沓来，促使我国的文论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1981年成立了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室，进行多语种多区域的文艺理论研究。法国文论方面的成果有郭宏安的《从阅读到批评——日内瓦学派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和史忠义的《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修订版，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新批评理论大量涌入中国，90年代出现了大量翻译和过分宣扬后现代主义的潮流，造成了理论热膨胀、新名词泛滥等后果，近几年来已逐渐归于平静，对出自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不再盲目推崇。对西方现代文论的译介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文论研究，但这种往往只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未能真正做到洋为中用。迄今为止，只有法国法兰西学士院第一位华裔院士程抱一先生弥补了这个缺憾。他的《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涂卫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诗歌和绘画，为我们提供了运用西方文论来评析中国作品的典范。

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市场需要、出版界的变化和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等种种原因，出现了翻译和重译经典名著的热潮，例如《红与黑》竟有二十多个译本。许钧为此组织了专门的讨论，出版了由他主编的《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与此同时，在翻译理论的研究方面也有所进展，除了许钧、袁筱一编著的《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许钧等著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以外，许渊冲也在《文学与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翻译的艺术》（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作里，提出了“文学翻译就是‘美化之艺术’”等一整套翻译理论。

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研究往往受到西方批评界的影响，未能提出中国学者的独特见解。这一局面在21世纪之初有了可喜的转变，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在2002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各语种分会联合成立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每年对上一年度出版的外国小说进行评选，并对入选的作品及时进行翻译和出版，在年末举行颁奖典礼，向获奖的外国作家授奖。对外国小说进行评选和授奖，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也就是说，我们对外国小说不再仅仅满足于翻译和介绍，而是要以中国学者的眼光来予以判断和评价了。

由吴岳添、谭立德、李玉民、余中先和车槿山五人组成的法国文学评选委员会，历年来选出的法国年度最佳小说是（按原著出版的年份排列）：彼埃蕾特·弗朗狄奥的《要短句，亲爱的》（2001）、马尔克·杜甘的《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2002）、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夜半撞车》（2003）、弗朗兹-奥利维埃·吉斯贝尔的《美国佬》（2004）、皮埃尔·贝茹的《妖魔的狂笑》（2005）、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2006）、皮埃尔-让·雷米的《大师之死》（2007）、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2008）。这八部优秀作品是21世纪法国小说创作的主流，反映了法国小说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最主要的特色是继承和发展了反战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吸取了现代派小说的创作手法，以独特的风格和创新的体裁孕育着新文学的萌芽。这些优秀作品不仅能使中国读者及时了解法国小说创作的最新动态和趋势，而且对于我国的文学创作也是极为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这一评选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弗朗狄奥、杜甘和勒克莱齐奥先后来京受奖。特别是以小说《乌拉尼亚》（2006）获得2007年度最佳小说奖的勒克莱齐奥，在2008年初来京出席颁奖典礼之后，当年又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评选活动的前瞻性和权威性。它尤其使法国作家进一步了解中国，认识了中国学者对于法国文学的观点和评价，从而更加有利于扩大和加强中法的文化交流。

与此同时，国内外举行的各种学术会议,对于促进法国文学研究和中法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90年代以来，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关于法国作家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推动了国内的法国文学研究。积极参与和资助这一活动的单位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武汉大学外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

北京大学法语语言文学学科近来年举办的主要学术会议有“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纪念会”、“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法文化年学术活动之一）等。

南京大学法语系组织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主要有“20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10月4—8日）、“纪念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8年11月10—13日）等。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的《法国研究》杂志与法国文学杂志《文学与民族》期刊成功合作，每两年合办一期。《法国研究》主编罗国祥和杜青钢等分别在北京、日本和法国参加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其论文及分别在中国、法国和日本出版。杜青钢的法文小说《毛主席逝世了》一书在法国出版并为此召开学术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