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印地语、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的作品都很丰富。因此，在这部分的综述中也包含了巴基斯坦（乌尔都语）和孟加拉的重要文学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中国对印度文学的引介最早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佛经翻译，然而大规模地译介和系统地研究佛经以外的印度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1949—1966年，梵语文学翻译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季羡林译《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金克木译《云使》（1956）、吴晓铃译《龙喜记》（1956）和《小泥车》（1957）。另外，唐季雍译《摩诃婆罗多的故事》（1958）、孙用译《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1962）是转译的节选本。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1964）是国内学者关于印度梵语文学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20世纪初国内掀起了译介泰戈尔作品的热潮，包括郑振铎、徐志摩、冰心在内许多译者翻译了大量的泰戈尔作品，但主要是从英文转译的，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作品集》集合了这一时期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成果。普列姆昌德是印地语作家，在印度现代文学史上有“小说之王”的美誉，他被翻译的作品主要有正秋译《变心的人》（1956）、懿敏等译《一把小麦》（1958）、严绍端译《戈丹》（1958）、索纳译《妮摩拉》（1959）。孟加拉语作家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的小说有石真译《嫁不出去的女儿》（1956）。乌尔都语作家克里山·钱达尔的作品主要有冯金辛译《火焰与花》（1954）、《钱达尔短篇小说选》（1955）、《我不能死》（1958）等。另外，印度现代文学选集主要有《印度短篇小说选》（1953）。在东方文学领域内，这一阶段国内学界对印度文学的翻译介绍远远兴盛于对东方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介绍，这与季羡林、金克木等老一代学者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

1978—1989年，印度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从“文革”的劫难之后开始复兴。两大史诗的节译本有董友忱译《摩诃婆罗多》（1984）和黄志坤译《罗摩衍那》（1984）。季羡林译《罗摩衍那》（1980—1984年出版）是直接译自梵文的全本。金克木等译《摩诃婆罗多插话选》（1987）、张保胜译《薄伽梵歌》（1989）都是《摩诃婆罗多》的节选译作。徐梵澄译《五十奥义书》（1984）是奥义书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中文译本。梵语诗歌及戏剧的翻译成果主要有季羡林译《五卷书》（1981）、金克木译《伐致呵利三百咏》（1982）、韩廷杰译《惊梦记》（1982）、金克木等译《印度古诗选》（1984）。此外，金克木译《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1980）选译自五种经典的梵语诗学名著，是印度古代文艺理论翻译的奠基之作。

这时期，巴利语的翻译作品主要有郭良鋆、黄宝生译《佛本生故事选》（1985）。印地语古典文学作品有金鼎汉译《罗摩功行之湖》（1988）。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主要有庄重译《舞台》（1980）、《一串项链》（1983），周志宽等译《仁爱道院》（1983），刘安武译《新婚》（1982）、《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集》（1984）等。孟加拉语作家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作品有石真译《毒树》（1988）等。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的小说有石真译《斯里甘特》（1981）、刘安武译《秘密组织——道路社》（1985）等。黄宝生、石真译《伊斯拉姆诗选》选译了诗人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部分诗作。乌尔都语作家克里山·钱达尔的作品主要有伍蔚典译《一个少女和一千个追求者》（1981）（另一译本为庄重、荣炯译，1982）等。小说集主要有黄宝生等译《印度现代短篇小说集》（1978）、《印度现代文学》（1981）、《印度短篇小说选》（1983）等。

在研究方面，古典文学的论文有金克木《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楔子剖析》（1979）、季羡林《论〈五卷书〉》（1981）、黄宝生《古印度故事的框架结构》（1984）等，专著主要有季羡林《罗摩衍那初探》（1979），季羡林、刘安武编选《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1984）。此外，黄宝生的《印度古代文学》（1988）系统论述了古代和中古印度梵语和俗语文学的作品和作家。其他语种的印度文学研究著作主要有刘安武编选《印度现代文学研究》（印地语文学）（1980）和刘安武著《印度印地语文学史》（1987）。泰戈尔的生平及其作品如《吉檀迦利》、《新月集》等是外国文学研究的焦点，研究论文和专著成果丰富。论文如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与创作》（1981）、金克木《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1981），专著有何乃英编著《泰戈尔传略》（1983）等。

这个时期关于佛教文学及中印比较文学的论文和专著数量较多，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如钱仲联《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联系》（1980），郭良鋆《印度巴利文佛教文学概述》（1982）、《梵语佛教文学概述》（1988）等。重要专著主要有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1984）、王邦维编译《佛经故事选》（1985）、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1988）等。

1990—2009年，印度文学翻译和研究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梵语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东方文学研究室学者黄宝生为主要领军人物，他相继翻译了《摩诃婆罗多——毗湿摩篇》（1999）、《惊梦记》（1999）、《故事海选》（2001）等。2005年在两代学人历经十多年的努力，并最终由黄宝生主持翻译的《摩诃婆罗多》出版并获首届政府图书奖。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摩诃婆罗多》梵语精校本唯一的全译本，是我国印度文学译介的又一座丰碑，对于印度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印度文艺理论方面，黄宝生著《印度古典诗学》（1993）是国内根据梵语原典系统研究印度古代诗学的重要学术专著。黄宝生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2008）翻译了印度10部最主要的梵语诗学论著，为印度文艺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源泉。

巴利语译作主要有郭良鋆译《经集》（1990）、邓殿臣译《长老偈·长老尼偈》（1997）。印地语作品主要有刘安武译《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1996）。刘安武等主编的二十四卷《泰戈尔全集》（2000）从孟加拉语或印地语直接翻译，几乎涵盖了泰戈尔的全部作品。乌尔都语作品主要有刘曙雄翻译的伊克巴尔的长篇诗歌著作《自我的秘密》（1999）。印度英语文学作品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室利·奥罗宾多的作品主要是由徐梵澄译介，收于《徐梵澄文集》（2006）。安纳德、纳拉杨、拉迦·拉奥，以及奈保尔等人的作品在国内也多有译本和介绍。

在这个时期，国内学界对印度文学的研究深入发展，产生了不少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如黄宝生《印度戏剧的起源》（1990）、《梵语文学修辞例释》（1991）。重要专著如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1991）全面评介了印度梵语、印地语、泰米尔语等主要语种的古代文学。刘安武《印度两大史诗评说》（2001）、《印度两大史诗研究》（2001）和黄宝生《〈摩诃婆罗多〉导读》（2005）等是有关两大史诗研究的著作。其他语种文学的专著主要有刘安武《普列姆昌德和他的小说》（1992）和《普列姆昌德评传》（1995），山蕴编译《乌尔都文学史》（1993），刘曙雄《穆斯林诗人哲学家伊克巴尔》（2006），石海峻《20世纪印度文学史》（1998）、《印度文学大花园》（2007）和《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2008），姜景奎《印地语戏剧文学》（2002）等。

1989年以后印度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蔚然兴起。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如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文论》（1991）、《禅和韵——中印诗学比较之一》（1993）、《书写材料与中印文学传统》（1999）、《神话和历史——中印古代文化传统比较》（2006），郭良鋆《轮回转生和化身下凡：中印故事母题探讨》（1992）等，重要专著主要有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1991），唐仁虎等主编《印度文学文化论》（2000），郁龙余《中印文学关系源流》（1987）、《中国印度文学比较》（2001）、《中国印度诗学比较》（2006），薛克翘《中印文学比较》（2003），刘安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2005），唐仁虎、魏丽明等著《中印文学专题比较研究》（2007）等。

与佛教文学相关的研究成果数量极丰，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如陈允吉《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偈颂翻译》（1993）、黄宝生《佛经翻译文质论》（1994）、孙昌武《关于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2000）等。重要专著主要有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1990）、金克木《梵佛探》（1996）、王立《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2006）等。

此外，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于1982年成立，至2009年5月已举办了12届学术研讨会，结集出版《印度文学研究集刊》（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表论文近一百五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