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对于叙事结构和技巧的研究均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在采用结构主义方法的经典叙事学（叙述学）诞生之前，[※注]对叙事结构技巧的研究一直从属于文学批评、美学或修辞学，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当代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其他国家，成为一股独领风骚的国际性叙事研究潮流。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投向文本内部和互文关系，着力探讨叙事作品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使叙事研究趋于科学化和系统化，深化了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叙事艺术的水平。

就经典叙事学而言，国内的研究与西方呈现出不同走向。西方经典叙事学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但70年代末至90年代，众多西方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了意识形态，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少学者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反对形式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这对经典叙事学造成了强烈冲击。[※注]诚然，跟新批评一样，经典叙事学批评隔断文本与语境的关联，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但这些形式主义流派对文本的结构技巧、遣词造句加以仔细考察的做法则很有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典叙事诗学（叙事语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像普通语法一样，叙事诗学是对抽象出来的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和结构技巧的研究，无须考虑千变万化的语境。然而，在西方学术界，虽然经典叙事诗学的模式和概念一直在以不同方式得到应用，但由于没有对批评和诗学加以区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学者纷纷宣告经典叙事学的过时和死亡。[※注]

由于“文革”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经典叙事学才开始引起国内部分学者的关注，出现了一些评介论文[※注]和王泰来编译的《叙事美学》（1987）和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1989）等译著。在西方经典叙事学处于低谷的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经典叙事学翻译和研究则形成了第一个高潮。西方叙事学家著于七八十年代的书不断以译著的形式在中国的90年代出现，这些译著包括1990年面世的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1972/1983）和马丁的《当代叙事学》（1986）、1991年面世的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1983）、1995年面世的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1977）等。与此同期，国内学者经典叙事学方面的研究论著纷纷问世，出版的专著包括徐岱的《小说叙事学》（1992）、傅延修的《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1993）、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胡亚敏的《叙事学》（1994）、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1997）、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1998）等。采用经典叙事学来研究文学作品的博士和硕士论文也明显增多。

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以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为代表的本土叙事研究的热潮，旨在建构既借鉴西方模式，又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或将西方的理论概念运用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分析。[※注]学者们将西方的经典叙事学与我国的叙事研究传统相结合，取得了不少成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普安迪在北大的学术演讲集《中国叙事学》（1994）和旅英学者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1991）在国内出版后，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就经典叙事学而言，中国学术界之所以会出现跟西方相反的研究走向，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1）政治文化氛围的不同：与西方学界经历了长期形式主义批评之后转而进行政治文化批评的发展轨道相反，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是在经历了多年政治批评之后，才转而进行形式审美研究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欢迎客观性和科学性，为新批评、经典叙事学、文学文体学等各种形式批评学派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土壤。如果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形式审美研究被视为保守反动的话，在经历了长期政治批评的中国，形式审美研究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思想的解放。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在文学评论领域，尽管90年代以来在西方批评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社会历史语境，但真正从政治上反对形式审美研究的中国学者却寥寥无几，与西方学术界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社会历史语境的兴趣往往可归结于希望跟上当今国际潮流，对文本做出更为全面和富有新意的阐释，而不是像很多西方学者那样是出于狭隘的政治目的。1980年前后，形式审美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曾一度占据了更为“合法”的地位，后又与文化研究同步发展。这可以说明，文学批评理论究竟是否“合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大环境和历史发展的轨道。（2）形式主义带有理想化的普世真理的色彩，像经典叙事诗学这样的形式主义研究迎合了“文革”后有的中国学者在幻灭之后，再度对普世真理的追求。（3）在实用的层面上，叙事学的分析模式可操作性强，容易掌握，对于教学与研究有较大的实际意义。（4）从政治和社会学批评转向形式审美研究，为对作品做出富有新意的阐释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途径。

在20世纪90年代，不仅国内的经典叙事学研究之热与西方经典叙事学的被冷落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就后经典叙事学而言，国内的研究也与西方的研究出现了另一种不同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诞生了既关注作品的形式结构又考虑语境和读者的各种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这些后经典流派90年代以来发展势头强劲，到90年代中后期合力构成了叙事学研究的复兴。但在国内直至世纪之交，无论是译著还是与西方叙事学有关的论著，一般都局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忽略了西方的后经典叙事学。[※注]诚然，对于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应当以对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为基础。以前，在国内对于经典叙事学尚未达到较好了解和把握的情况下，集中翻译和研究经典叙事学无疑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完全忽略西方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则令人感到遗憾。这种忽略主要可归结于信息的闭塞，对国外的发展缺乏了解。

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开始推出“新叙事理论译丛”，所翻译的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作：苏珊·兰瑟的《虚构的权威》（1992），修辞性叙事学的代表作：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1996），多种跨学科叙事学的代表作：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Narratologies）[※注]（1999），后现代叙事理论的代表作：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1998），以及费伦和拉宾诺维兹合编的全面反映叙事学研究新进展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2005）。[※注]这套译丛的出版对于我国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后经典叙事学起了较大促进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展开后经典叙事学的翻译、研究和应用，逐渐形成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势态。不少中国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了文本与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但与此同时，形式审美研究仍然很受重视。

2004年12月，由漳州师范学院、《文艺报》报社、《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在福建东南花都召开，会上的议题之一是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不少代表就如何促进后经典叙事学在国内的发展交流了看法，一方面认识到从事结构模式研究的经典叙事诗学并没有过时；另一方面认为在阐释具体作品时应注意摆脱经典叙事学的局限性，注意借鉴后经典叙事学的开阔视野和丰硕成果，这对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在我国的携手并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会议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次研讨会为我国叙事研究者的定期聚会交流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2005年11月，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了“第二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成立大会”，会上成立了叙事研究者期盼已久的全国性叙事学研究组织，会议论文集2006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2007年10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了“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多位国际知名后经典叙事学的代表人物到会作了主题发言，会议论文集2008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叙事学在国内外的建设与发展、叙事学前沿理论、中国传统叙事理论、东西方叙事理论比较研究、跨学科叙事学研究、中外叙事作品分析、非文字媒介的叙事研究、叙事理论和叙事形式的发展史、全球化语境中的叙事学研究等，既有对中国叙事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对西方叙事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审视，体现了我国叙事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些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对于推动叙事学研究与教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叙事学分会成立后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更是有力推进了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与国际接轨。2009年10月叙事学分会将主办“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第二届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由四川外语学院承办），已有美国、德国、加拿大、挪威和国内的一百多名学者接受邀请、报名参会。值得一提的是，《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10月在全国率先开辟了固定的“叙事学研究”专栏，每月一期连续登载叙事学的论文，现专栏已出版近三十期，这对叙事学研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主要表现在期刊论文的快速增长（博士和硕士论文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根据中国期刊网文史哲栏的统计，1994年至1999年共有七百多篇叙事研究方面的期刊论文面世，而2000年至2008年则快速增长至将六千八百多篇，2009年前四个月就已经有三百多篇。《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刊登了赵宪章的《2005—2006年中国文学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基于CSSCI中国文学研究关键词的分析》，该文统计了2005—2006年间CSSCI论文在“文学理论”这一领域中的关键词，“文学理论”这一笼统的关键词自然排第一位，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文学叙事”。赵宪章在质疑了“文学理论”这一关键词的大而化之之后，这样写道：“令人欣喜的是，这一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也十分显著，这就是位居第二的是‘文学叙事’，如果将同‘叙事’相关的关键词［‘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叙事结构’、‘叙事艺术’等］合为一体，则达到了一百三十五篇次,超过总篇次的10%,其研究热度相当可观。”毫无疑问，叙事学研究已经发展成国内的一门显学，而且跟国际接轨的程度越来越高。

当前，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1）中国叙事诗学的建构；（2）西方叙事理论的评介，尤为关注后经典叙事理论；（3）中国叙事理论和西方叙事理论的比较研究；（4）将叙事理论运用于对叙事作品的阐释；（5）中外叙事作品的比较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主流）叙事文学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关注非文字媒介叙事和非主流叙事，包括影视叙事、图像叙事、网络叙事、广告叙事、新闻叙事、日常叙事、少数民族叙事，如此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论界，有不少学者对西方文论称霸的局面进行了反思。在叙事研究界，有学者提出要完全搞中国自己的叙事学，不要受西方的影响。我们不妨从研究对象入手，来看看这一问题。就文学而言，我国的叙事学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研究对象：（1）中国古典叙事文学；（2）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3）外国叙事文学。中国古典叙事文学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要较好地研究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就需要建立从中国文化出发的中国叙事学。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借鉴了很多西方的叙事结构和技巧，西方叙事学的研究模式在这一范畴中也就有了较大的相关性和适用性。在研究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特色，建立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的模式；另一方面也可充分借鉴西方有关叙事学研究模式。在我国叙事学研究领域，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外语院系或外国文学研究单位的学者。如果研究的是西方叙事文学，最适用的研究模式则是西方叙事学。但中国的叙事理论对于西方叙事文学的研究来说，也具有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尽管古今中外的叙事文学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和表现形式，但不少结构技巧是相连相通的，譬如“视角”的应用在古今中外的叙事文学中就有较大的相通性，这为中外叙事学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沟通提供了一个平台。现有的中国叙事学就是在对西方叙事学有选择、有批评的借鉴中发展起来的。譬如，对西方叙述视角理论的借鉴，大大丰富了中国学者对叙述角度的研究，包括对富有文化特性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叙述角度的探讨。值得庆幸的是，持闭关自守观点的学者毕竟为数不多。总体而言，中国学者近年来一方面有了更强的民族意识和批评意识，努力保持和重构中国文论的特性和主体性，但另一方面也依然注重有选择、有改造地借鉴西方不断发展的文论。这有利于在保持民族主体性的前提下，借助西方学者的研究来开拓视野，改革创新，发展中国叙事学。当然，也希望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多地通过翻译介绍走向世界。

进入新世纪以来，叙事学研究在中国和西方均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在某种意义上证实了美国学者理查森于世纪之交在美国《文体》期刊上发表的论断：“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范式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模式正在奋力兴起，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注]但取代并非理想，是否处于中心也并非重要。任何一种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在关注面上，都有其重点和盲点，文学研究的发展呼唤互补互惠、多元共存。[※注]西方叙事学的“盛—衰—盛”发展史从一个侧面表明，尽管西方每一个时期几乎都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方唱罢我方登台”的替代史。值得注意也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学术风头的转向，有的被打入冷宫的批评方法，可能又会以某种形式回归前台。世纪之交，不少西方学者认识到了一味进行政治文化批评的局限性，开始重新关注文学的形式研究，不仅经典叙事诗学在逐渐恢复其合法地位，新批评的“细读”方法也在西方以“新形式主义”的面貌逐渐复兴。有趣的是，在带头宣称“理论的终结”的伊格尔顿的网页上，登载了如下文字：“‘纯粹的’文学理论，如形式主义、符号学、阐释学（解释学）、叙事学、精神分析、接受理论、现象学等，近来备受冷落，因为人们的兴趣集中到了一些更为狭窄的理论范畴上，我们将乐意看到对这些领域之兴趣的回归（it would be agreeable to see a resurgence of interest in these regions）。”[※注]这些文字体现了一位理论大师的辽阔视野和宽阔胸襟。身为曼彻斯特大学文化理论教授的伊格尔顿毫无门户之见，不赶潮流，能看到被冷落的流派之价值。虽然他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对越来越抽象玄虚的理论进行了强烈抨击，[※注]但他对较为贴近文本的老派理论则表现出某种怀念之情。[※注]然而，就叙事学而言，伊格尔顿在今天给它的定位似乎在两个方面失之偏颇。其一，看法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经典）叙事学受到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大潮的夹击，研究势头大幅度回落，不少人纷纷宣告叙事学的“死亡”。但8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后经典叙事学（其中包含了不少经典叙事诗学的成分）却在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美通过各种跨学科的途径不断向前发展，得以复兴。身处英国的伊格尔顿似乎对叙事学在北美等地的新近发展不甚了了。其二，叙事学批评早已不再“纯粹”，早已从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拓展为将形式结构与读者和社会语境相连的批评方法。此外，叙事学越来越注重非文字媒介、大众文学或非文学话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这种“杂糅性”使叙事学在西方新的历史语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就叙事学在国内的下一步发展来说，我们不妨分理论和批评这两个范畴分别提出一些建议。就理论探讨而言，我们或许可以注意以下几点：（1）认识到早期的叙事语法和叙述诗学的局限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典叙事学家以神话、民间故事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叙事语法难以描述不同文类中一些更为复杂的故事结构，要求建构出新的模式。在研究叙事语法时，对新的文学体裁和其他种类、其他媒介的叙事可予以充分关注。就表达层面而言，不同种类的叙事也有不同的叙述技巧，可不断挖掘，以丰富叙述诗学。此外，要充分关注文学作品中偏离规约的结构技巧，这是提出新的概念和模式的一条良好途径。最近，有的中国学者提出叙事作品中非理性的文学现象使以理性为基础的叙事学研究遭遇了危机。实际上，在西方，已经有一些叙事学家对非理性的叙事现象展开了富有成果的理论探讨。美国叙事学家理查森2006年出版的《不自然的声音：现当代小说中的极端叙事》就聚焦于“非理性”叙事。[※注]在国际叙事文学研究协会的年会上，这部著作获得了2006年度最佳叙事研究著作奖。可以说，非理性叙事给叙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余地，值得积极探索。（2）通过跨学科研究来丰富现有理论，以拓展研究范畴，争取新的发展空间。（3）可以结合社会语境的变迁来探讨叙事结构的历史嬗变，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4）叙事学现有的名词术语、范畴概念和分析模式中存在各种混乱和问题，中文和外文之间的不对应也加重了混乱，对此可加以审视和修正。

就叙事学批评而言，我们或许可注意以下几点：（1）关注如何对经典作品做出富有新意的阐释。从叙事结构和技巧的角度切入作品，加以仔细考察，常常能发现为表面文本所掩盖的潜藏文本，帮助揭示作品的深层内涵。著名美国文评家希利斯·米勒指出：“尽管有时叙事学家更喜欢对‘聚焦’的各种形式进行细致的区分，而不去说明这些形式特征与作品意义的关联，但大部分叙事学家都明白结构区分本身并无用处。叙事学的模式只有帮助更好地理解或讲授文学作品，才会真正有价值。”[※注]以往有不少叙事学论著只是将作品加以叙事“模式化”，进行一种“为结构而结构”的分析，不求读出新意，这很难真正发挥叙事学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作用。只有通过采用叙事学方法对作品进行更深和更新的阐释，才能说明叙事学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实用价值。（2）就作品的表达层而言，在批评实践中，可注重将叙事学的方法与文体学的方法相结合，以避免片面性。（3）注重跨学科的叙事学阐释，以克服叙事学在视野上的局限性。（4）注重对作品结构技巧的多角度、多层面解读。可采用多种跨学科的方法来解读同一作品，揭示作品的不同层面如何相互作用，产生主题意义。（5）更为关注文字以外的媒介，进行同一叙事之不同媒介文本的比较研究，譬如对同一叙事的小说、戏剧、电影（视）文本加以比较，以丰富对主题意义和艺术表达的阐释。此外，在文学艺术以外的领域，也可更多地进行叙事方面的解读。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一个文化产物、一个日常现象、一个社会活动等，这也许可以获得对文化、历史、人生等方面的新的理解。

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批评实践，我国的叙事学研究都在拓展广度和深度，而且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叙事学方面的课程。对于我国长期以来忽略叙事形式的“内容批评”来说，叙事学研究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批评理论在这一方面的扩展、深化和更新也会对我国的叙事作品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