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80年代至90年代初和新世纪前后。

20世纪50年代以引进前苏联文学理论教材为主，如阿伯拉莫维奇等的《文艺理论教学大纲》（曲秉诚、蒋锡金译，沈阳东北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维诺格拉多夫著《新文学教程》（以群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査良铮译，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涅陀希文的《艺术概论》（杨成寅译，朝花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罗叶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还有两位苏联来华执教的专家的讲稿——毕达可夫1954年春至1955年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为文艺理论研究生讲授的《文艺学引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柯尔尊1956年至1957年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讲授的《文艺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也先后被翻译整理出版。

其中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最有代表性。季摩菲耶夫当时是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教授，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教育科学院院士，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学组组长，在苏联文艺理论界具有权威性地位，他于30年代写成、1948年再版的这部《文学原理》自然成了中国读者学习文学理论的范本，各高校纷纷以此为文学理论教材，或文学理论课程的参考书。该书包括《文学概论》、《文学发展过程》、《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几部分，即把文学理论分为文学原理、文学史、文学批评三大板块。在第一部文学概论部分，作者从思维性、形象性、艺术性三个方面来界定文学。谈到文学的思维性时，作者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看待文学，认为文学具有知识意义，“是依照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而或多或少地反映着生活的真理”。而形象是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是人生的具体化的表现，“典型是显示社会关系的法则和基本特征的东西”。[※注]文学的艺术性包括综合的真理性、描写的生动性和人民性等。在第二部文学发展过程部分确立了现实主义正统，“凡是企图在形象中最充分地表达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的创作，我们就把它叫做现实主义的创作”。“现实主义是把真实的内容转入艺术创作的最明显和最自然的形式。因此，现实主义是文学史上最高度发展和最有意义的艺术方法，从这里产生了最有意义的文学作品。”[※注]这种从哲学认识论角度理解文学，现实主义正统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大板块的划分，甚至从马、恩、列、斯等革命领袖和高尔基等革命作家征引语录为引证的做法，对我国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如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本期翻译出版的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虽然是一部文学史著作，但它视文学为社会诸阶级和集团的意识形态的形象化的表现，把文学的功能定位为阶级倾向的最普及、方便、简单的宣传手段，以及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划分，对我国建国后的文学观念及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影响很大。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另一个高峰。期间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理论教材20多种，具体包括五种类型：（1）文学原理类：主要有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王忠琪等译，三联书店1985年版）、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陈秋峰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桑原武夫《文学序说》（孙歌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等。（2）文学批评通史或断代文论史、国别文论史类：主要有卫姆塞特、布鲁克斯《西洋文学批评史》（颜元叔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佛朗·霍尔《西方文学批评简史》（张月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佛克马、易布思《20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等《西方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陈昭全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罗里·赖安等《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李敏儒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尼古拉耶夫《俄国文艺学史》（刘保端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田守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也具有文论通史或断代文论史教材的性质。（3）读本类：主要有戴维·洛奇编《20世纪文学评论》（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4）作品分析类：主要有布鲁克斯、沃论《小说鉴赏》［英文原名《理解小说》（Understanding Fiction，1959），主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等。（5）比较文学理论类：主要有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弗朗西斯·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廖鸿钧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皮埃尔·布律内尔《何谓比较文学》（黄慧珍、王道南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等。

从来源或国别上看，这一时期翻译的特点是以引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为主，其中光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引论》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中译本。[※注]苏联教材已经退居比较次要的地位，日本、欧洲大陆的也占了一定比例。在学术观念上，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对我国文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比如新批评后期代表人物韦勒克的《文学理论》区分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和对文学内部研究的重视、对文本语义层次的划分，对中国80年代之后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突出文学的审美属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有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以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读者）四要素描述文学存在方式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图式，经过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75）中的修正完善，成为中国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主要参照。本时期翻译的日本学者浜田正秀的《文艺学概论》也很有特色，因为它很重视文学研究方法论，把传记研究、文献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并列地加以平等介绍，这种兼容并包的气度无疑对我国单一的认识论思维模式主宰下的社会政治批评有借鉴意义。其实本时期引进的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也是一部有明显特色的教材。作者坚持文学的“内在形式论”，认为生物界、人类社会存在，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形式，艺术发展也有自己的形式，形式从哲学上也就是内容。但因为该书也把文学视为一种认识生活的形式，与先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教材在大的方面没有突破，所以在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新世纪前后是另一个引进外国文学理论教材的高潮。除了卡勒的《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拉曼·塞尔登编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让-伊夫·塔迪埃的《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等单本著述以外，周启超主编了一套大型“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首辑包括哈利泽夫的《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等译）、拉曼·塞尔登等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迈克尔·莱恩的《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赵炎秋译）、彼得·威德森的《西方文学观念发展史》（钱竞、张欣译），史忠义主编的《新世纪人文译丛》中的一些书目也具有教材性质，如马克·昂热诺等的《问题与观点》（史忠义、田庆生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让·贝西埃等的《诗学史》（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罗杰·法约尔的《批评：方法与历史》（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等。以上大都是晚近在国外多次再版、颇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教材。其中哈利泽夫的《文学学导论》是原理类教材，拉曼·塞尔登编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属于读本类的教材，马克·昂热诺等的《问题与观点》、让·贝西埃等的《诗学史》属于以专题方式写作的断代文论史或文论通史类教材，让-伊夫·塔迪埃的《20世纪的文学批评》、拉曼·塞尔登等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A Reader’s Guide to Com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1985）属于20世纪断代流派理论史教材，迈克尔·莱恩的《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原名为《文学理论：实用性的导论》（Literary Theory:A Practical Introduction，1999）表面上看也是20世纪断代流派理论史教材，但它选取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亨利·詹姆斯的《艾斯朋遗稿》、托尼·莫里森的《蓝眼睛》、伊丽莎白·毕晓普的诗作等几个经典文本，通过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等不同视角的解读，展现多样化的阅读效果，强化了文学理论的实践功能，也具有作品分析类教材的性质。值得提出的是，本期引进了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新模式——核心概念、问题或关键词模式。彼得·威德森的《西方文学观念发展史》原名《文学》（Literature，1999）是以核心概念或问题“文学”为对象，考察西方“文学”观念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怎样向“文学性”变化。卡勒的《文学理论》原名《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1997），和彼得·威德森的书一样属于核心概念或问题类教材。该书系由作者在康奈尔大学讲授文学理论课的讲稿加工而成。卡勒在介绍该书的写作思路时说：“我更倾向于选择几个题目，集中介绍关于它们的重要议题和辩论，并且谈一谈我认为从中已经学到的东西。”[※注]因此该书是以文学活动中的八个比较宏观的基本问题如“理论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与文化研究”、“语言、意义和解释”、“修辞、诗学和诗歌”、“叙述”、“述行语言”、“属性、认同和主体”结构全书。当然，这类教材的代表作应该算是本尼特、罗伊尔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该书原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Criticism and Theory，2004），它选择了文学活动中涵盖面较广、具有较大学术容量的三十二个核心范畴或关键词，吸纳了很多鲜活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经验，勾画出文学活动的丰富多彩的面貌，涉及了文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它既论述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问题如文本与世界、人物、悲剧等，又探讨了神秘、幽灵、自我认同、战争、怪异、动态的画面、述行语言、悬念、变异、种族差异、性别差异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题。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期的国外文论教材翻译首要特点是多样化、成系列；其次是视野比较开阔，注重时效。本期对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引进打破了以文学为中心的学科壁垒，文化研究、美学理论都纳入引进视野。如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是国外流行的文化研究教材，彼得·基维编的《美学指南》（彭锋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托比·米勒编的《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都是国外21世纪之初刚出现的读本类教材，国内很快便加以引进；三是本期首次出现了原版教材引进。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与美国汤姆生学习公司联手，2002年几乎在国内同步原版出版了沃坦恩格伯编选的《艺术哲学经典选读》（The Nature of Art An Anthology,2001）和汤森德编选的《美学经典选读》（Aesthetics Classic Readings from Western Tradition,2001），这说明我国学者文学理论与美学教学理念进一步开放，体现了我国外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国际化。

如果说翻译属于引进的话，编写属于自主建设，它有一个消化吸收、酝酿写作的周期，明显滞后于翻译。“文革”前我国有一些大学曾经开设过类似外国文论或文学批评的课程，如北京大学外文系李赋宁教授即开设过“西方文学批评”课程，在60年代初，伍蠡甫牵头编辑了两卷本《西方文论选》（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64年版），选文包括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创作经验、美学的代表性著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现的读本类外国文学理论教材。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我国学者自己并没有编撰出严格意义上的通史类或著述类西方文学理论教材。如果要算的话，也许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勉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朱先生的外国文学研究背景，加之他认为“美学必然主要地成为文艺理论或‘艺术哲学’”。[※注]所以他的《西方美学史》上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经但丁、达·芬奇、布瓦罗、莱辛、歌德、德国古典美学，下至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留波夫，实际上主要研究的是偏重于文学艺术的那部分美学家的思想，或者美学家思想中偏于艺术哲学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我国第一部冠名“西方美学史”的西方文学理论史。“文革”后我国不少高校也的确把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作为西方文学理论课程的教材来使用。

新时期以来，我国西方文学理论教材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粗略考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世纪前后。80年代，伍蠡甫在我国自行编写国外文论教材中贡献最大。1979年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1981年，伍蠡甫主编的《西方现代文论选》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其后伍蠡甫又主编了《西方古今文论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并出版了《欧洲文论简史——古希腊罗马至19世纪末》（与翁义钦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后者是我国学者最早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通史类外国“文论史”教材。全书以时代背景为经，以批评家为纬，列举较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理论，阐述主要论点的源流及演变，揭示批评流派之间的联系。1987年伍蠡甫、胡经之又主编了大型选本类教材《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中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选文上卷为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美学，中卷为19世纪，下卷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胡经之是外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代表。他主编了两卷本《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989年版），选择从柏拉图到本雅明共计四十三人的文论名篇，结合本人思想和著作的全体加以评析，在80年代影响较大。其后胡经之、张首映还按照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文学活动四要素，分作者系统、作品系统、读者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编选了四卷本读本类教材《20世纪西方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这一当时最大型的读本类教材。

需要说明的一个情况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中文系、外文系普遍开设西方文论课程，而美学二级学科又横跨中文、哲学两个一级学科门类，西方美学史常常是研究生课程之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个人编写的外国文学理论教材或外国美学史教材数量增多，大部分为中文系教师编著，少数为哲学系、外文系教师编著，如杨恩寰《西方美学思想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刘庆璋《西方近代文学理论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刘鹤龄《西方美学简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邹英《西方古典美学导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刘宁和程正民《俄苏文学批评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李醒尘《西方美学简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著述偏于宏观把握，多数带有介绍、评述性质，不太追求个性色彩。

新世纪前后外国文学理论（西方美学）教材编写迎来了一个高峰，类型也更加多样化，断代文论史或国别文论史、文论通史、读本文选、工具书都有出现。其中断代文论史或国别文论史类的主要有：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朱刚《20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宁主编《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张杰和汪介之《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等。通史类的主要有：董学文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章安祺等著《西方文艺理论史——从柏拉图到尼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一川主编《西方文论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朱志荣《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玉能《西方美学思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张玉能《西方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朱志荣《古近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毛宣国《西方美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单世联《西方美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读本类的主要有：朱刚编《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姚乃强编《西方经典文论选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朱立元主编《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章安祺编《西方文艺理论史精读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路编《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朱志荣编《西方文论选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工具书类主要有：赵宪章主编《20世纪外国美学文艺学名著精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本期外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国际化色彩增强。新世纪以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从英文原著编选的由戴炜栋主编的“高等院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丛书按照国际通行规范编写，其中朱刚编《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姚乃强编《西方经典文论选读》是与外国文学理论有关的两部。二是个性化色彩增强。周宪的《20世纪西方美学》抓住20世纪西方美学的语言学转向和批判理论转向两个转向来梳理20世纪西方美学发展的脉络。王一川主编的《西方文论史教程》将西方文论“知识型”的演变概括为五次“转向”：人学转向、神学转向、认识论转向、语言论转向、文化论转向，认为这五次“转向”支配着文论“范式”即具体的文论流派或思潮的转换。在写作上略古详今，以论现史，突出个案，教学优先。三是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与国内文学理论研究互动性增强。王晓路编选的《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和前面提到的陶东风翻译的阿雷恩·鲍尔德温等的《文化研究导论》一为读本一为专书，说明外国文学理论研究者明显地在借助外来资源呼应国内文化研究的语境，给国内文学理论研究者提供理论支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向苏联学习，文学理论教材翻译和编写也是如此，除了苏联的成果，我们常常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理论研究（包括教材）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否定。“文革”前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与1979年出版的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都从唯物主义的哲学认识论出发，视文学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倡导文学的认识、教育作用，突出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带有苏式教材的明显印记。以至于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中有一种“苏联体系”在起作用。钱中文先生认为：“这种‘前苏联体系’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文学本质的阐释上，它的出发点是哲学认识论，即把文学视为一种认识、意识形态，把文学的根本功能首先界定为认识作用，依次推下去为教育作用，再转而引申为阶级斗争教育、阶级斗争工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学自身最具有本质性的审美特性，反而被视为从属性的东西。这一理论体系的关键词主要有：认识、形象、典型、意识形态、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斗争与阶级性、党性、人民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至于对其他因素的论述，不同学派的文学概论大同小异，只是深浅不同而已。80年代以后，我国文学理论在各种论争中一直在批判、清算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自然也包括这种‘前苏联体系’。”[※注]80年代之后，我国引进了不少苏联之外的文学理论教材，其中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的形式主义研究对我国教材编写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童庆炳90年代初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讨论文学作为一种人类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异同，彰显了文学的特殊审美性质。其后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有意识地吸收了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些优点。比如，童庆炳、赵勇的《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每一章在结构上都是由“经典文本阅读”和“相关问题概说”两个部分构成，以便于通过具体的经典文本的解读而导入有关文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吸收了外国读本与原理相结合的教材的做法，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则借鉴了外国关键词或基本问题类教材的写法。

回顾建国以来外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与编写，还存在着一些缺憾。从翻译上看，50年代只翻译苏联教材，过于单一化，80年代以来，我们注意到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多样化，原理类、通史或流派理论史类、读本类、基本问题类等都有涉及，但从国别上看，总体上偏于英美，对欧洲大陆德、法、俄等国的文学理论教材注意不多，而且一些比较好的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如美国学者查尔斯·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导论》（Literary Criticism：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1999）也没有引进。更重要的问题是，对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理念与教学理念的变化关注不够，因此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翻译与国内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互动仍然做得很不够。例如，近二十年来，国外文学理论教材不论属于何种编写类型，在学术思路方面以反本质主义倾向的居多，即不追求给文学下一个预设性的定义，而是平等地交代各家各派的观点，此外，强化文学理论的实践功能，重视“如何阐释文学作品”，重视附录和参考读物等，也是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特点。[※注]伊瑟尔认为，人文科学理论包括文学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后者是硬理论（hard-core theory），它提供一种模式将各种现象归入系统，用来进行预测；前者是软理论（soft theory）不能用于预测，主要用来进行勾勒（mapping）。文学理论作为软理论，不受法则的控制或凌驾于各种理论之上的某个观点的支配，“并不承担解决问题的任务。相反，它们最为关注的是获取了解，去评价语境间的相关性，去研究意义的功能，去鉴定艺术和文学，并且去回答为什么我们需要艺术和文学这一问题”。[※注]因为文学艺术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和期待，无法以某一种认知来把握，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每种理论都提供了普遍范畴的框架，对自己试图归类的问题进行抽象，但又存在着该理论无法涵盖的问题，因此既有自己的合理性，又有自身的局限性。文学理论教材作为文学的知识系统，需要对各种理论潜在的假定进行区分，对其假定、范畴和问题的文本适用性进行勘察。这是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编写日益走向开放的缘由。但是近年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仍然以从一个预设前提出发进行体系化理论推演的居多，国外文学理论教材晚近的特点与走向在我国本土教材编写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应。

从我国外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上看，存在的问题也不少。首先，在编写方法上还比较单一化，以时段、流派或人物为线索的线性描述法、孤立研究法还比较流行，缺乏对于国外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以基本问题为中心的外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模式。外国文学理论的演变，从根本上说是提问方式的变化、研究方法的推进和学术思想的创新，流行的通史类教材写作常常陷入琐碎的史实、文论家生平、写作背景的介绍和著作的评述中去，湮没了外国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和发展脉络。其次，在研究目标上，没有注意将阐释与创造相结合，以研究对象为依归的阐发式、评述性甚至转述式研究模式比较常见，有些教材明显带有讲稿、讲义性质，吸收人家的研究成果多，自己的独立见解少；二手文献多，从第一首文献扎扎实实做教材的少。再次，如何强化理论的实践功能，拓展学生学习容量，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把理论阐述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理论学习和学术探讨相结合，也是我国外国文论教材需要考虑的问题。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美国学者布雷斯勒的教材《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书在章节安排上并无特别之处，基本上是按照各个批评派别如新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来组织的，但在写法和体例上颇有创意：每一章包括了导论、历史发展、问题分析、范文、延展阅读、相关网站、学生论文、专家论文等部分，体现了师生互动的教学理念，使学生对文学理论的学习体现出知识了解、方法论训练、学术研究的阶段性与层次性跃迁。这对我国外国文论甚至文学概论教材编写无疑有启示价值。